寒竹2020-11-04来源：观察者网

导读：战后，社会主义的兴起和两大阵营的对峙和均势，苏东崩溃后世界多极力量的博弈和均势是都跟70年前的朝鲜战争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中国当年没有出兵朝鲜，就很难想象社会主义在印度支那半岛上的迅猛发展；如果中国当年没有出兵朝鲜，也很难想象中国能够摆脱苏联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成为第三世界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寒竹 | 旅美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力》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寒竹】

朝鲜战争是二战后各国学界和政界关注的一个重点。

经过近70年的研究，人们对这场战争的客观进程和所有战役都有了相当详细的分析，对参加这场战争的四方（朝鲜、韩国、美国及中国）派出的军队数量和伤亡人数也有了相当准确的统计。

目前，各国学界关于这场战争的分歧主要在于政治层面。参战的四方在战争中究竟得到了什么？四方在战争中的利弊得失如何？由于这些问题涉及到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各方观点并不一致。对于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得失，笔者在过去做过详细的分析，本文不打算再做分析。

但是，朝鲜战争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朝鲜半岛。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亚洲的战略态势，同时也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通常，人们谈到的战后国际秩序，是指二战结束时由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起来的集体安全体系，联合国是这个国际安全体系的核心，跟WTO（前身关贸总协定）、WH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教科文组织等政府间国际组织共同构成了战后国际的基本秩序。

人们常常以为，战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集体安全体系防止了世界性的大战爆发，维系了世界的基本和平。其实，这个说法过于表面化，而且也不够准确。

事实上，战后国际秩序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浅表层，这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一系列政府间国际组织，是一个伪装的集体安全体系；另一个则是深层次的战略均势，主要表现为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包括美苏两大集团在冷战中的对峙和逐渐形成的中美苏三足鼎立的力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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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均势分析

笔者以前多次谈到，抗美援朝只是朝鲜战争中的一部分，尽管从军事上看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中国以抗美援朝为口号参加的这场战争，既与输出革命无关，也与朝鲜半岛的统一无关。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8月23日北朝鲜军队发动“釜山战役”，接近统一朝鲜半岛时，中国只是作为朝鲜半岛的近邻高度关注。

1950年7月2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对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谈话时讲到：中国出兵的条件是北朝鲜战败，美军跨过三八线。10月7日，美军正式越过“三八线”，大举向北进攻，到了10月中旬，战火已经烧到鸭绿江边，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为了保家卫国，中国军队于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朝鲜战争转变为抗美援朝战争。经过五次战役，中国与“联合国军”胶着在三八线一带，双方边打边谈，最后在1953年7月27日，中国、朝鲜和美国的代表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

从抗美援朝战争来看，中国是胜利者，美国是失败者。因为中国的战略目标是打击侵略者，保家卫国，而非统一朝鲜半岛。中国的战略目标显然达到了。而美国越过三八线后改变了初始的战略，试图帮助韩国统一朝鲜半岛，这个战略目标显然没有达到。

对于1950年10月下旬开始交战的中美双方来说，战争的开始是在鸭绿江边，停战时是在三八线，中国军队把美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这是评判中国获得战争胜利最主要的根据。后来，时任“联合国军”司令官的克拉克上将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

朝鲜战争的这个结局震动了整个世界。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军队竟然没有能够战胜装备简陋的中国志愿军。中国经此一战，迅速地走上了国际舞台，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国际关系学界的普遍认知不同，笔者认为1945年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联合国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国际安全体系。这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在本质上与国联一样，并没有强制性的执行力。

为了防止联合国像国联一样因为大国的退出而崩溃，联合国在成立之日就赋予了五大国在安理会中的否决权。但五大国的否决权保证了联合国的存在，同时也使得安理会的决议在很多时候难以达到五大国的一致同意，从而使得联合国难以成为有效的集体安全机构。

所以，战后的联合国体系保障了战后70多年的和平，这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尽管威尔逊当年试图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理由，是欧洲各国的战略均势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二战后的世界和平仍然还是靠战略均势而不是靠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系。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对峙的战略均势，后来美苏中三足鼎立的战略均势基本上防止了世界性的大规模战争。

1946年2月，美国驻苏联外交使团代办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八千字长文的电报，详述了战后苏联的战略意图和做法，并主张美国政府采取非军事手段加以遏制。

1946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城发表演说，公开指责社会主义苏联，宣称欧洲“铁幕”已经落下，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一年后的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美国把遏制共产主义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

这是人们谈论冷战形成过程时的普遍叙事。但是，这种叙事注重的都是西方单方面的电报和演讲，而没有谈及东西方在事实上的冲突。

人们往往忽略了《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和两大阵营的对峙正式形成是在1955年，而发生在1950年到1953年的朝鲜战争对亚洲战略格局的改变、对两大阵营的对峙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朝鲜战争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面对的不再仅仅是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而是面对欧洲与亚洲的社会主义联盟。

从战后两大阵营的对峙看，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胜利极大地推动了亚洲社会主义的成长和民族解放运动，形成了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互为犄角对抗西方国家态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东西方的这种对峙虽然时有变化，但基本能够维持战略均势。

1954年3月到5月，中国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军总部组织指挥奠边府战役，取得全歼法国占领军精锐部队及伪军1.6万余人的重大胜利，迫使法国于1954年7月在《印度支那停战协议》上签字并从越南撤出全部军队，越南北方获得独立解放。社会主义力量在印度支那开始迅速发展。

1960年12月，以推翻南越政权为目标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美国再度卷入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战争。毫无疑问，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东西方对峙的战略均势向苏东集团倾斜，而此时的中国早已退出了苏东集团联盟，美国被迫从印度支那撤退，战后的战略均势面临失衡的风险。

但此时的中国已经逐渐成长为战后世界秩序的一极。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在对抗苏联霸权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点。美国在全球战略中借助中国的力量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世界舞台上重新强大起来，最后击败苏东集团。

所以，战后国际秩序的形成过程绝非是联合国和一系列政府间国际组织成立这么简单，而是在局部战争和国家间博弈中逐渐形成的，而朝鲜战争在战后国际秩序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正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胜利，直接把中国推向了世界政治舞台，中国开始以社会主义国家面貌和第三世界的重要代表这样的双重身份参与全球政治。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联合国的四个常任理事国美苏英法决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一致同意邀请中国参加，因为中国是朝鲜战争的重要参加者。中国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参加。

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战后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非凡。当时的中国尚未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由于中国在朝鲜战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所以，中国成了日内瓦会议中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如果当年没有这场抗美援朝战争，很难想象中国能够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这次日内瓦会议。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亚非会议。这是亚非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会议主要是讨论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等问题。主要目的是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共同抵制美国与苏联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活动。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出席了万隆会议并在会上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万隆会议是战后国际秩序形成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此之前，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已经形成了冷战的局面。而此时的中国虽然还是苏东阵营的一员，但中苏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分歧已经出现。

这次会议提出的共同抵制美国与苏联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标志着独立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不选边结盟的第三世界国家力量开始形成，而中国则是这些新兴国家的重要代表。同时，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也标志着新中国外交摒弃了意识形态的局限，是一切爱好和平、愿意和平共处国家的朋友。

万隆会议预示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将以不结盟的方式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世界政治格局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万隆会议之后，毛泽东在1962年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把当时全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亚非拉地区的众多国家称之为“中间地带”。中国应当率先在“中间地带”打开局面，获得两大阵营之外众多国家的承认和支持，最后以世界大势的变化来迫使美国改变对华战略。

“中间地带理论”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是一个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世界在战后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中国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也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成员。但是，这种依照意识形态划分的两大阵营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毛泽东最早看到了这一点，世界政治的格局必须要突破两大阵营的框架，中国一定要以独立自主的身份走上国际舞台跟世界各国进行广泛交往。

1963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第一个中间地带是亚、非、拉地区的国家；第二个中间地带是欧洲，毛泽东希望把这两个中间地带作为中国突破封锁的前沿阵地。

六十年代中期，“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初步奏效。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得以突破，这个消息在当时震惊了全世界。

1964年中法建交后，毛泽东进一步扩大了“第二中间地带的范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中间地带, 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这个理论事实上把美苏之外的其它地区都纳入了可以争取的中间地带。

到了七十年代初，毛泽东把中间地带理论进一步发展为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

结语

显而易见，战后国际秩序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绝非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成立那么简单。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集体安全体系只是一个大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的战略均势才是决定国际秩序的根本力量。

战后，社会主义的兴起和两大阵营的对峙和均势，苏东崩溃后世界多极力量的博弈和均势是都跟70年前的朝鲜战争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中国当年没有出兵朝鲜，没有把当时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军队从鸭绿江边推回到三八线，就很难想象社会主义在印度支那半岛上的迅猛发展，东西两大阵营的对峙就可能失去平衡；

如果中国当年没有出兵朝鲜，也很难想象中国能够摆脱苏联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成为第三世界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最终形成世界的多极力量的战略平衡。

在抗美援朝战争后的70年，仅以此文纪念这场对形成战后国际秩序产生过重要作用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