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民仲平  摆摊论江湖

导读：我想童道驰在回顾一生的时候，或许也搞不明白，他怎么就从一个擅长于国家安全事务研究咨询的美国智囊机构的研究员，成了中国的副部级地方大员。是他的学历？是他的经验？还是他一路上遇到的这些人？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

1

“我在美国的时候····┄”

这是童道驰在上市公司老总们组织的饭局上的经典开场白，只要这句话说完，后面就是童道驰的表演时刻了。

在21世纪初的中国，会讲英语的马云们还在艰苦创业，那时候上市公司的老总，大部分都是没喝过洋墨水的，他们对洋博士童道驰充满着各种敬意。

这些上市公司老总们大概不知道《围城》里也有这么个人物。钱钟书先生的笔下，塑造过一个喜欢炫耀自己留学经历的教育部督导，他的经典开场白就是“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

作为海归，讲话掺杂几个英文单词也是必要的，自民国以降，这几乎成了中国留学生的惯例。

童道驰也不例外，这个毛病在他当了证监会司局级领导干部以后也没有改掉。一次，童道驰在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时发言，他一会一句英文，让在坐的几位领导大员听的云山雾罩。

事后有人将这件事报告给了童的领导，领导哈哈一笑：

“看来我们的国际部主任还需要继续加强中国化嘛”

就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不过领导只说对了一半，童道驰在语言风格和部分工作风格上的确有些西方化，但是他在有些方面却很中国化，比如，善于钻营、搞高层关系。

可以说，这是一位练达西学，同时又深谙本土官场规则的中西结合式官僚。

2

为了让我们的叙事更具有历史穿透力，我们这里要先讲一个小故事。民仲平特此声明，该故事纯属虚构，毫无可信之处：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地接长沙。在风起云涌的清末民初，以长沙为中心的湘北地区，是革命者的摇篮，这里走出的青年，主导了20世纪的中国。

李钝，就是来自于平江县的革命者，而且还是个“革二代”。其父光绪年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留学，与宋教仁同班，而且也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被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员。

不过和父亲不同的是，李钝选择的革命道路是马列主义。

自武汉大学中途肄业后，李钝来到了圣地延安。在这里，他与某位大学同学的老公北先生相识。

北先生是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的高材生，在当时干部学历水平普遍不高的延安，是标准的少数，因此他与武汉大学机械系毕业的李钝很是聊得来。

抗战结束后，两人又一同来到东北，参与东北民主政权的搭建，北先生在工业口工作，而李钝成了东北分管经济口领导的秘书。自此，两人成为了挚友、死党。谁能想见，他们的这段金兰之谊，日后将会静悄悄的影响着中国历史进程。

时间到了1980年初期，文革席卷过的大地，百废待兴。国之要事，首在选材，干部“年轻化、专业化”被提了出来。当年在东北分管经济口的领导已成为大员，大员建议在组织部成立青年干部局，负责选拔、培养青年干部。

李钝作为曾经的秘书，自然被大员提议出任局长。李局长到任后，紧接着就参加了十二大人事筹备小组，因为十二大强调要补充进知识化同专业化相结合的中青年领导干部。

这时候，已在机械口担任负责人的北先生，举贤不避亲，向李钝推荐了自己的一位爱讲英语的下属，这位下属同时也是自己的老乡、师弟。李钝出于对好友的无比信任，以及对高学历青年干部的青睐，决定予以照顾。

随后，这位下属高升。仕途之路一顺再顺。

北先生或许不会想那么远——这次玉成他人之举，将会给自己的家人带来意想不到的运气。

北先生的儿子大河，在机械口一个下属研究院搞了个研究生学历，然后留在研究院当工程师。

八十年代，商品经济方兴未艾，所有高干子弟都是一脑门子的生意经，都想和时髦的经济沾上边。大河也不例外，工程师是不想干了，就协调了个经济口的位子。但后来的大河在相当长时间内，连个正局级实职也没有解决，心中难免有了不少抑郁之气。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后来，北先生当年提携的那位下属，阴差阳错，成了可以帮助大河的贵人。大河迅速转战金融口，开启了自己在金融江湖的快意人生。正所谓：

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

3

就在北先生向李钝举贤时，一位李钝的平江县小老乡，正在中学逼仄的教室里奋笔疾书。这位名叫童道驰的中学生没有什么革命的信念，他只想鲤鱼跳龙门，离开这小县城。

1984年，一张简单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平江县一户童姓人家。录取通知书落款是北京大学，抬头正是童道驰。

他真应该感谢1984年，因为这一年，英语正式成为高考科目，而他的强项就是英语。有趣的是，日后很多同僚、下属等和他打过交道的人，对他的第一印象多是这个领导很喜欢讲英语。

江西移民后代的童家，极重视家族传承，童道驰的父亲迅速去破旧的宗祠报告了这个喜讯。近30年后，仍有不少人还记得这段往事。毕竟，童道驰是平江童氏走出的最大的官。

这一年的夏天，个头矮小的童道驰，背着行囊，来到了北京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1985年改叫经济管理系），现在这个经济管理系有个更为响亮的名号——光华管理学院。

在同学的回忆里，童道驰的大学时光很平淡。没有什么时髦的爱好，没有特别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对八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也不怎么关心。唯一可以看做亮点的是他很喜欢学英语，这是那个年代北大学生，乃至在全国大学生中极为流行的活动。要知道，八十年代北大的英语角，可是走出过不少国家领导人与省部级领导人的。

大学毕业之际，21岁的童道驰幻想着能够赴海外深造。奈何强手如云，他没有考取公派留学的资格。

得知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在1988年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联合招收中国第一届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时，他发现了曲线救国的路径。

最后，他很顺利的成为了29位中国第一届行政管理硕士的其中之一，算得上是今天MPA（公共管理硕士）的开山大师兄了。

三年后，硕士毕业的童道驰被分配到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所。而这一年对大河来说也很重要，他成功的从正局级，转成了金融口第一实权单位的副部级。不过这时候，二人还没有发生交集，毕竟一个副部级干部，和一个清水衙门的助理研究员，层次差距太大。

工作后的童道驰留洋之心不死，一年后，他利用加拿大卡尔顿大学与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的合作关系，前往卡尔顿大学留学。这一步难度极大，因为由于八十年末的一场风波，赴北美留学几乎成了死路。童道驰如何完成的这一步操作，后人已不得而知，但想必他出色的英语是个很大原因吧。

1994年在卡尔顿大学硕士毕业后，童道驰进入美国知名智库机构、兰德公司的研究生院政策分析专业在职学习，并获政策分析博士学位。这期间，他还在兰德公司国际部亚太研究中心担任了四年研究员。

兰德公司在其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之后逐步扩展，为其他政府以及盈利性团体提供服务。包括弗朗西斯·福山、冯·诺依曼、约翰·纳什等知名学者都曾参与公司的研究。

兰德公司也是弗里德里克帕蒂（Frederick S. Pardee）兰德研究生院的所在地，该院是最早有关公共政策的研究生项目之一，同时也是第一家授予相关博士学位的院校。

更值得一提的是，童道驰可能是当时在兰德公司工作仅有的几位中国大陆人。也有传言，不是“仅有的几位”，而是唯一。

再后来，32岁时童道驰又加入世界银行总部。

纵观童道驰的一生，自他走出平江县后，他几乎是神一般的简历。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中国第一届行政管理硕士、中国社科院、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兰德公司、世界银行，这样的工作履历，在中国官场极为罕见，在省委常委这个圈子里更是独一份。

这是一个典型的国际精英成长路线，如果童道驰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他或许会是华尔街的金融巨鳄，他或许会是跨国巨头的大中华区负责人·····。

可是命运给了童道驰一个机会，或者说，是给他开了一个玩笑。

4

时间到了21世纪。

在铁血总理大刀阔斧的改革下，中国金融业挺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并且继续了他在任常务副总理时便已经开始的市场化改革。为了加强对日渐繁荣的证券市场的监管，铁血总理组建了新的证监会。

这时候的大河，可以说是风华正茂，父辈为他载下的大树，正在为他提供着最好的阴凉。

就这样，大河成为了新证监会的领导。

铁血总理对新证监会自然有新的要求。在巨大的金融危机前，老证监会暴露出了不少问题，这让人们开始相信，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一个正规、专业、高效的监管机构。

而证券监管这种技术性极强的业务，对绝大部分国内干部来说是极为陌生的。为此，必须以更大的决策勇气，打开大门引进人才。

铁血总理先后聘任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梁定邦以及前副主席吴伟骢作为顾问，更将已派驻香港中银国际的“海归派”高西庆调回北京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又引荐史美伦当副主席，与他并肩作战。

让香港人当了决策顾问和副部级干部，这样的开放决心，让大河这位新领导有了底气去开门纳贤。

他们寻贤的目光，集中在了在留美高材生身上。作为留美精英的童道驰，自然进入了视野。

“加入WTO”“金融体制改革”“高速发展的经济”“副局级待遇”“重点培养对象”“金融决策的高参”······一个个大饼，在童道驰眼前画着。

童道驰显然比马云对中国的金融体系有信心——他选择了回国。33岁的童道驰，自此职业成长速度开始慢了下来，毕竟体制内爬格子，不同于在美国混金融。

5

刚回国的头两年，是童道驰最幸福的两年，大河十分重视这帮新海归，也乐于听取他们的意见，把他们当做了证监改革的参谋。童道驰也在此期间，担任了第一个实职——发行监管部副主任。

可是到了2002年，有两个人事调动改变了这一切。

大河调走了。这是迟早会发生，而且也是可以预料到的事，一个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的证监会，岂能让大河留恋太久呢？

另外一个人事调动，却是童道驰做梦也想不到的——国泰君安证券公司总经理姚刚调任发行监管部主任。

姚刚异常强势。93年便成为证监会部门负责人的姚刚，自认为是证券监管的元老，是证券监管的专家，以至于后来被市场称为“发行审批沙皇”，他从来不把童道驰这个副主任专家放在眼里，不喜欢童道驰张口闭口的“美国如何如何”，更不喜欢话中夹杂英语。

没有了高层赏识，直属领导又是“沙皇”式人物，童道驰第一次品尝到了官场的残酷。五年的沉寂期，是他职业生涯的灰色时刻。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期间也是他进行中西结合的重要时刻。

一步到位副局级的他，此时慢慢补足了官场知识，理解了官场规则，他逐渐学习，成为了一个在中国话语体系下“高情商”“会来事”的干部。

不过在此期间，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荣誉，他倒是拿了不少。比如2005年，他与银监会办公厅主任赖小民，作为金融系统代表，携手当选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十届委员会委员。

在发行监管部待的快发霉的童道驰，终于要迎来转折点。

2005年后，证券市场国际化探索的大幕开启。国际化的业务自然需要国际化的人才，作为有着丰富国际经验，而且已经世故了不少的童道驰，于2007年被启用为国际部主任。

当时主管金融的王副总理与美国财长达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允许外资企业上市的协议。童道驰成为负责具体落实这项决议的工作小组负责人。

这种棘手问题，恰恰给了童道驰以尽情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法律、政策、会计、发行、上市、交易、登记结算，无不需要他们去研究，各大部委的态度、工作也需要他们去协调，市场中各种机构的意见和实际情况也需要他们去调研。

更关键的是，这次才华的展现，是一次可以让高层看得见的表演。

表演，不仅需要演员自身演技到位，更需要优秀、识货的观众。

最后，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探索，在2012年因为市场的一次巨大波动而不幸夭折。但童道驰的仕途，却不再灰色。

6

2014年，作为金融专家，高超的技术型官员。他被调任商务部部长助理，进入副部级行列。巧合的是，28年前，大河正是商务部的前身对外经贸部的部长助理。

此时的童道驰，已经回国十四年，年近五十。他不再是北大英语角里死啃词典的大学生，不再是兰德公司那个来自中国的年轻研究员，不再是带着留美博士光环的副局级青年。

他身上虽然偶尔还会流露出一些傲气，口中不时蹦出几个英文单词，但他在骨子里已经是一个典型的官僚了，不仅和领导相处的不错，而且对服务对象和下属也能和颜悦色，是一个标准的“会来事”的人。同时，他还和一些金融市场的商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其中正有最近几年身陷囹圄的资本大佬。

到这时，童道驰还只能算是一个出色的技术型官员。

在官场，技术型官员很难说的上是一个纯正的褒义词，因为这在肯定一个人的专业性的同时，话外之音则否定了这个人的综合协调、处突然应急、全面掌控能力，而这都是主政一方、开府千里的必备条件。

无非时势造英雄，亿万原因一果中。2016年，为了应对潜在的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为了落实中共中央金融改革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中央开始向地方选派金融口出身的副省长。

中投公司副总经理刘桂平在这一年的6月，赴任重庆市副市长，打响了这场人事调整运动的第一枪。12月，童道驰即作为第三位金融副省长，调任湖北省。

巧合的是，两个月前，同样是金融领域专家，蒋超良从吉林省长的职位调任湖北省委书记。一个土秀才，一个洋博士，不知道二人见面时候会聊些什么呢？

相比于在2002年到2004年间就做过湖北副省长的蒋超良，童道驰还是第一次出任地方。这是他自17岁离开家乡远赴北大燕园之后，第一次在非一线城市工作。

虽然是金融副省长，但是他分管的领域却极为广泛。住建厅、商务厅、外侨办 （省港澳办）、台办、粮食局、金融办、供销社、贸促会都在他分管之下，同时还要协管、联系一大堆机构或企业。

或许是初次需要面对如此之多的庞杂事务，或许是不太适应地方政府的办事风格，或许是失去了在证监会、商务部时高素质、专业化的下属，童道驰在武汉的生活并不是舒服，一些工作开展的难谈顺利，甚至还给人留下了傲气、不好接触的印象。

但在一个人眼中，童道驰的印象却是满分的。这个人就是蒋超良。

同样的出身，让蒋超良对童道驰另眼相看。美国博士、金融专家、证监出身，这些都让他在蒋超良那里得到了特殊的青睐。

作为第一位金融口出身的省委书记，蒋超良当时颇有抱负，湖北金融事业的发展自然是他想要的，而纵观当时湖北的副省级领导群体，只有童道驰懂金融。或许在很多湖北干部看来这位童副省长不怎么接地气，但是在蒋超良看来，这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两年后，当组织部门考察这些选任地方的金融副省长时，蒋超良大力举荐童道驰。一把手的态度，往往是组织部门需要重点考虑的。有了蒋超良的背书，以及其他一些背景，童道驰仕途更进一步，成为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

在中国的金融副省长中，尤其是童道驰的“同届”中，主流成长路线是回归金融系统当高管，或者继续留任管金融经济，而成为重要城市一把手的，只有他一人。

在天涯海角，初次当封疆大吏的童道驰放飞自我了。

如果让民仲平概括下童道驰两年整的三亚市委书记生涯中的亮点，我觉得用三个词可以概括：招商引资、英语演讲、高歌一曲。

童道驰的招商引资，还真有些不同之处。简单地说，他引来的项目都听着挺洋气的。

比如，首家辐射亚太、服务全球的国际化创新试验示范基地——普华永道大学。

英语演讲更不用说了，在各种场合，只要不是必须得用中文的，他都喜欢用英语发表讲话。

我相信，童道驰在位的两年，是三亚市委办和政研室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两年。原先用中国式官僚语言组织材料的传统套路不管用了，他们是市委书记有大量的场合需要英语讲话。领导讲话稿也变得如此难以整理——全部需要英译汉一遍。

2018年12月7日，童道驰在海棠湾会见出席三亚财经国际论坛的嘉宾代表时，全程用英文向参会嘉宾介绍三亚。

2018年12月11日，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童道驰全程用英文致辞。

2019年2月1日，农历新年到来之际，童道驰录制了中英双语的新年贺词，欢迎海内外朋友来三亚投资兴业。

湖南产歌唱家啊，从祖英同志的《小背篓》到雷佳的《在希望的田野上》，都向世人展现着潇湘大地曼妙的歌喉。

童道驰也不例外，他也喜欢唱歌，而且喜欢唱特别爷们的歌。

新春联欢会上，登台讲话时，即兴与演员林永健来了首《鸿雁》，可能是因为舞美音响效果不行，童道驰紧接着在元宵联欢晚会上，与几十个祖国的花朵一同登台，演唱了一首《国家》。

相比于忙于利用三亚楼市捞钱的前前任市委书记张琦和市长王勇，童道驰在三亚倒是很轻松，玩的不亦乐乎。当然，此刻的他早已在资本大佬的帮助下实现了财富自由，确实不用再惦记着在三亚掘金了。

7

童道驰在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曾全程英文致辞，其中有一段他讲到：

“Life wa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 This classic line from the famous movie Forrest Gump reveals the chanciness and complexity of things in the world. People usually raise romantic questions like “what kind of life will you choose if there is an afterlife?”

翻译过来就是：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从不会知道你接下来会吃到什么口味的”这是《阿甘正传》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它揭示出了世事的偶然性和复杂性。人们时常喜欢做一些充满浪漫主义的发问，诸如“如果有来生，你会怎样选择人生？”

是啊，人生总是充满着偶然性和复杂性。一位老领导，他也始终想不明白自己的一次政治进步是怎么回事，曾这么感慨道：

“那么人呐，就都不知道（命运），自己就不可以预料。我绝对不知道我作为一个XX市委书记怎么把我选到北京去了。”

我想童道驰在回顾一生的时候，或许也搞不明白，他怎么就从一个擅长于国家安全事务研究咨询的美国智囊机构的研究员，成了中国的副部级地方大员。

是他的学历？是他的经验？还是他一路上遇到的这些人？

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那么我给童博士提个简单的问题吧——“what kind of life will you choose if there is an afterlife?”（“如果有来生，你会怎样选择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