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2013年04月12日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虎气雄风、一世坚强，但往往忽略了他柔情似水、忧患如山的另一面。有人说，毛主席晚年是哭死的。此话可能有点偏颇，但也确实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心绪、心境和心结的一个侧面。顺手查查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2003年12月由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的记载及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毛泽东在其晚年确是常动感情，甚至痛哭失声。毛泽东晚年常在泪水中生活倒也是事实。

如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第二年4月，毛泽东复信说：“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这可能是促使毛泽东进一步了解到基层群众，特别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十分困难的生活状况和“文化大革命”对全国生产和人民生活影响的重要原因，这也可能是1975年11月6日毛泽东下决心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依据之一。

如1975年的一天，毛泽东在读了根据他的指示有关部门写出的详细叙述贺龙亲属及友好遭受残酷迫害情况的报告后，他“一会儿把报告放在胸脯上，一会儿眼睛望着卧室的顶棚。看完后，他非常难过地把报告放下，一句话也没有说，两行热泪滚落在枕头上……”可以说，这其中可能也有毛泽东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失误失察的认识和反思。

如1975年7月28日，即毛泽东刚刚做了白内障手术的第五天。亲自为毛泽东做手术的眼科大夫唐由之是这么叙述的：当时“房间里只有毛主席和我两个人，戴上眼镜的毛主席起先静静地读书，后来小声低吟着什么，继而突然嚎啕大哭，我看见他手捧着书本，哭得白发乱颤，哭声悲痛又感慨。事发突然，我既紧张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赶快走过去劝慰他，让他节制，别哭坏了眼睛。过了一会儿，毛主席渐渐平静一些，同时把书递给我看，原来是南宋著名思想家陈亮写的《念奴娇·登多景楼》”。陈亮力主抗金，曾多次上书南宋孝宗皇帝，反对“偏安定命”，痛斥秦桧等奸佞，倡言恢复中原完成国土统一大业。朝廷置之不理。出于爱国者的责任感，陈亮又于1178年一年之中，连续三次上书，由于奏疏直言不讳，大胆揭发了一班大臣退让求和、苟且求安和儒士们脱离实际的空谈之风等，即遭到了当道者们的忌恨。陈亮曾两次下狱，经受严重打击和排斥，但并未对恢复中原之志有所改变。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陈亮为驳斥投降派所谓“江南不易保”的谬论，亲自到京口、建康等地观察地形，并准备依据实际调查结论，再向孝宗皇帝上书，提出一系列经营南方，进取中原，统一国土的具体方略。多景楼，位于镇江北固山上甘露寺内，北临长江。陈亮登上多景楼，见景生情，心潮澎湃，挥笔作词，在词中直抒胸臆：“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毛泽东离我们而去已经36年多了。当年毛泽东内心深处的真实境况，很难准确揣度。但毛泽东此时的心境，无疑直通700多年前的陈亮。从目前已知的毛泽东晚年的哭声中，此次“嚎啕大哭”，可能最能窥见毛泽东晚年忧患百姓忧患党的心绪、心境和心结。正因如是，笔者在这里特用较多一点笔墨加以阐发。

有人认为陈亮的《念奴娇 ·登多景楼》是一首批判现实、积极进取、气宇轩昂、鼓舞斗志的抒情词。而笔者认为，陈亮此词无疑是借古论今、批判现实之作。此词下阕之中也不乏“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的气宇轩昂、鼓舞斗志之旋律，但陈亮深知，这仅是“应然”即“美好理想”，而“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和“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则是“实然”，即“无情现实”。多景楼已是座危楼，还是作者把南宋王朝比作“危楼”，亦可能兼而有之？笔者无从考证。但此词的主调却是作者抒发内心诸多的忧患、积愤、悲愤乃至无奈。在我国历史上，东晋和南宋两个政权，都被北方强敌击败流落江南，凭借长江天险，当权者却都不思收复失去的大片国土而偏安一隅。大凡读史，常常会引人共鸣。深谙我国历史的毛泽东，阅诵古文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沟通古今，古为今用，以推助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毛泽东在阅诵陈亮这首词时恸哭失声，我们对毛泽东此时强烈共鸣的内心世界如何较为准确地揣度、把握和诠释呢？笔者试谈如下三点陋见。

一是1975年的7月，毛泽东认为，他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已遇到极大的阻力，且极可能失败；中国党、国家和民族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而自己的身体却如西风残烛。此时的毛泽东还认为，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虽然正确且无任何私心，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更鲜有人坚定有力支持。环顾当时的天下大势：从国际上看，我国已经加入联合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三线”“小三线”建设，成功化解了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对我国进行的“核打击”，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的主权和神圣领土。加上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勒紧“裤腰带”，支持研发出“两弹一星一潜艇”，成功打破外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我国的严重封锁，真正跨入了大国的行列，并即将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总之，此时的国际形势对我十分有利。但从国内看，“文化大革命”虽已进入“收尾阶段”，却极不顺利。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无疑仍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但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在新中国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否定了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关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结论。在党的八大特别是反右斗争之后，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毛泽东一直强调阶级斗争的现实性、严重性和长期性，甚至在其晚年他还作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来一次”等石破天惊的结论来。在毛泽东看来，对自己的上述思想，包括与他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在内的相当多的各级干部不仅不理解、不接受、不支持，甚至反对者众；他所精心培养的一批批新人对他虽然支持但却很不得力、屡屡出错甚至严重干扰，直至把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推向另外一个极端，使自己亲手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已经处于失败的境地。联系到1969年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针对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突然袭击，毛泽东说，党的高级干部“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党的高级干部要读十几本马列的基本著作；联系到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对“四人帮”一系列的严肃批评，如“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联系到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报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请示报告上“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的批语；联系到1975年7月25日凌晨，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20多个小时还蒙着眼睛的毛泽东，在六张纸上“盲写”了对电影《创业》“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评价等种种复杂现实，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体味到毛泽东曾经叹喟“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的心境和此时深深的焦虑。当年陈亮的“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这一沉重悲壮的感叹自然会引发毛泽东的强烈共鸣。

二是毛泽东认为，党、国家和民族虽面临着如此险境，但有相当多的干部，却不察此危险，碌碌无为，得过且过，甚至“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即不少干部为了个人家庭蝇头私利而放弃党、国家和人民的大目标，满足于自己眼前利益而不顾党、国家和民族未来根本利益之风日盛，有的甚至恰如当年的王谢诸人，虽也曾跑到“多景楼”上登高望远，流下所谓的英雄慷慨悲歌之泪，即在公众场合发出为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并奋斗到底的誓言，但这仅仅是为掩饰图谋“门户私计”故作姿态而已，其结果只能是“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即任由普通百姓重受无际的“腥膻”之苦。这真令人悲叹。

三是此时的“文化大革命”已历时9年多，党内外忧心之事繁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已有明显的失控之势，中国共产党将来的前途如何？中国老百姓未来的命运何在？这正是对党、国家和民族有着极其强烈责任感并已达82岁高龄且疾病缠身的毛泽东所日夜深深牵扯挂念的。此时此刻的毛泽东，除了对资本主义复辟即“河洛腥膻无际”危险的深深忧虑之外，他对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只成门户私计”私心的顽疾，对党的干部队伍中真懂马列不多的现状，更是深深地忧虑。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和党的干部队伍中的私心、理论素养不高，这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党的干部队伍中的私心和理论素养不高同样是结伴而生、相辅相成的。私欲膨胀和理论素养不高发展的最终导向则必然是资产阶级的重新上台。捧读并浸入当年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这首词所渲染的悲壮的意境之中，毛泽东的忧患、无奈、悲伤、悲愤的强烈共鸣，自然会油然而生。此时的失声恸哭，则应是毛泽东忧患百姓忧患党的强烈责任心的集中迸发。

如1976年1月8日下午，工作人员为毛泽东读周恩来逝世的《讣告》，身在重病中的“毛泽东听着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眼睛。工作人员看到，不一会儿，从他闭着的眼里渐渐溢出两行泪水”。14日下午，工作人员为他念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稿。“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这其中无疑有对自己战友的深切怀念，同时也可能有他对党和国家未来命运的强烈关注和深深的隐忧。

如1976年前后，“毛泽东喜欢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愿意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一次，银幕上伴随着高昂雄壮的乐曲，出现人民解放军整队进入刚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的场面。渐渐地，毛泽东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失声大哭，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另据毛泽东身边卫士周福明回忆，当电影《红灯记》放映到李玉和搀扶李奶奶走向刑场时，主席难过地哭了，喃喃地讲：“敌人又要杀害我们的同志了。”以上两个例证可以作为毛泽东对身边护士长吴旭君所说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这一谈话的心灵的注释。

如1975年夏天，由于连降暴雨，河南省南部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造成河堤溃决，水库坍塌，驻马店、许昌、南阳等地区30多个县（市）严重受灾，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一天，工作人员给毛泽东读有关河南水灾的内部报道。当读到受灾某县仍有大批群众处于危难之中，解放军救援队伍赶到现场已有几十名群众丧生时，工作人员忽然听到抽泣声。这才发现，毛泽东眼中早已浸满泪水，面部表情极为伤感。为了避免术后的眼睛受到感染，工作人员用消毒毛巾为他擦拭眼睛。毛泽东自言自语道：“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的强烈地震，随后又出现多次余震。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人民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这时，毛泽东许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靠鼻饲生活。但他清醒时仍十分关心唐山震情。他身边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回忆道：“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伤亡达二十四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这体现着他把对党和国家根本命运的深切关注与千千万万基层百姓的根本利益及眼前安危冷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晚年毛泽东的眼睛里常常涌流泪水？因为他对我们这个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爱得无比浓烈和深沉。他与他的战友们，历经艰辛，指挥千军万马，用28年时间，率领亿万人民，用千千万万先烈的头颅与热血终于换来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建立后，党领导人民无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无比辉煌的成就，但新中国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脱胎而来的，绝不可能彻底摆脱旧中国遗留给我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遗产中各种腐朽梦魇的纠缠，加上面对比我们强大得多的西方世界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和政治文化侵蚀，以及我们对完全崭新道路、制度等探索中出现的失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使得我们党和政权内出现很多不尽如人意的腐败现象甚至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性，因此，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成了萦绕在毛泽东特别是其晚年心头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情结。毛泽东的理想信念、思想理论与客观历史现实以及他本人根本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的巨大反差，“文化大革命”中常常出现的连毛泽东本人也无法想象和掌控的局面，对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在整个党、国家、民族和人民中最终竟出现了“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的状况，使得晚年的他在思想理论及精神上常常处于忧虑、不安、孤独、孤寂、无助、无奈甚至是伤感、凄凉、内疚、悲愤、痛苦的集合之中。晚年的毛泽东深深认识到，自己发动的这个旨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如他自己估计的那样“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分明变成了现实。他在生命垂危之际，几次背诵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其中的“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便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此时的心境，而常常涌流的泪水则从另一个层面上反映出他“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对事物的发展进程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无奈之态。任何伟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这是被已有历史反复证明的铁则。我们决不能也决不应替毛泽东的错误辩护，但也应高度重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其进行具体分析，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进一步做好我们今后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应深刻认识到，放入历史的长河中，一些伟人所犯的错误与他的巨大功绩是无法相比的。仅把伟人所犯的错误与普通人所犯的错误相比，往往会造成伟人的错误至大至重，不可饶恕，普通人所犯的错误至小至微，可以略而不计。这就常常出现一些人往往对已故去的伟人随时随地拉出来毫不负责任地进行置评的现象。更须警惕的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国内外资本的操纵之下，更是对毛泽东等伟人公然进行无耻的谩骂、攻击甚至恶意的诽谤、造谣。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西化、分化我们的花钱最少而最有效、最直接、最便利的手段，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认真应对。另外，也有不少同志担心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事的沧桑，一些人所肆意歪曲、伪造的一些所谓历史细节将会永远成为“历史的铁案”，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所以笔者主张，了解历史特别是重大关键历史细节的同志，都有责任把历史特别是关键的细节真实地留给历史和人民。但从另外一方面说，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观其大略特别是把其放在“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和“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架天平上去衡量，常常无需繁多琐碎的历史细节。历史对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的所作所为以及各位“历史撰写者”所撰写的历史最终都会进行公正的审视，越是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功过是非，人民和历史最终将会对其辨析得清清楚楚。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毛泽东等伟人巍巍然如永远屹立的昆仑，而那些丝毫不顾事实、任意造谣攻击毛泽东等伟人的人，不过是毛泽东等伟人脚下的一抔黄土而已。还是让我们回到毛泽东晚年的泪水上来吧。无情未必真豪杰。毛泽东晚年常常涌流的泪水，不仅丝毫无损于我们领袖的辉煌，反而使我们平添了对他的无限敬仰之情。

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而奋斗的一生。尽管毛泽东晚年在探索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之中犯了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其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在我国当前特别是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及执政能力建设中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