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 · 2020-10-07 · 来源：淮左徐郎公众号

对于当时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经受了劳动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确实使得当年的不少干部、知识分子受益匪浅。

关于“文革”期间的“五七”干校，在习近平指导下，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是这样评价的：“他们(指干校学员--引者注)虽然经受了劳动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但长时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之外，使他们不能用所学专业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见该书第584页)由此可见，当年的“五七”干校还是有其积极的一面。

这个积极的一面，实际上源于毛泽东早就倡导的“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要成为一种永久制度”。其目的是防止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劳动、防止产生特权利益阶级、导致权力变味。

1949年10月，毛泽东在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中就指出：“干部要参加生产指挥和劳动。劳动可以改造思想，改造人。”1957年4月27日，毛泽东提出，“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4月28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指示稿。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对指示稿所作的修改是：……(三)“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

以1957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刊载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为标志，中共中央随后又下发了一系列的文件，把干部参加劳动作为一项制度正式确定下来。

毛泽东倡导的这项制度，党中央是一致拥护的。特别是中央主要领导人，对此都有深刻的认识和高度的评价。

1960年冬，中央国家机关万名干部下放基层劳动。对此，刘少奇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们实行政府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现在，风气已经变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不同了。群众看到干部和他们一起劳动，他们很高兴。虽然现在干部参加劳动还是短期的，一年一个星期或几个月，但这样做，不仅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而且使大家认识到领导干部也同样要会从事体力劳动。”

邓小平在1964年9月接见外宾时指出：“工业战线学大庆，农业战线学大寨……大寨、大庆最大的特点是干部与群众密切联系，直接参加劳动和革命干劲加科学精神。”“干部参加劳动，是我们搞社会主义的一个标准。劳动能改变人的思想。干部参加劳动，就不会变懒，就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去工作和斗争，与群众的关系就会更密切，对生产的领导就会更具体，实现领导与技术的结合，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干部有了劳动的习惯，就不会去贪污、浪费、侵占别人的劳动成果。”

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员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1966年初，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入了某些人手里。“文革”开始后，当黑龙江办起了第一个“五七”干校得时候，毛泽东立即给予肯定。很快，从中央到地方，各地纷纷仿效黑龙江的第一个“五七”干校，办起了许多“五七”干校。毛泽东把自己的女儿也送到中央办公厅办的“五七”干校去锻炼。

经历过“五七”干校生活的学员，实际上对“五七”干校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些还随着形势发展有所变化。有意思的是，据2012年《南方周末》一篇关于“五七”干校的文章的披露，在对当年的“五七”干校学员的调查中，持正面看法的达到了6成。这也可以说明，对于当时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经受了劳动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确实使得当年的不少干部、知识分子受益匪浅。特别是一些著名的老知识分子（他们大都兼有干部的身份），例如费孝通、俞平伯、钱钟书夫妇等，都对农村和农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五七“干校积极的一面。

我国著名诗人和作家臧克家，曾被世界诗人大会和世界艺术文化学院授予过荣誉人文学博士，获得过今世缘国际诗人笔会颁发的“中国当代诗魂”金奖。臧克家最著名的作品就包括歌颂五七干校生活，赞美农村劳动的《忆向阳》组诗，其中有的句子已经传为经典，例如“不待扬鞭自奋蹄”等。这组诗中，可发现不少可以信手掂来的字字珠玑的佳句，例如：““诗情错赏旧农夫，烟雨蓑衣稻满湖。泥腿而今塘水里，此身自喜入新图。”“斗室是天地，神衰躯体空。干校一千日，生命复葱茏。”等等。《忆向阳》是1978年出版的。出版后，欣赏者不少，反对者也有。但臧克家一直不改初衷，坚持讲真话，实事求是。

费孝通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是研究农村农民问题的大家。他在干校利用劳动之余，作了大量调研，和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93年5月，他还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红桥生产队，去看望他多年不见的农民朋友。费孝通终生难忘的是他当年的房东。费孝通的校友回忆：“大家感情上的贴近，很快成了朋友。尽管生活很苦，但老乡们想方设法为我们改善伙食。张万洲老人看到费先生年岁大，找我商量说：‘老费年岁大了，不能委屈他。再说你们来这里住也是短期的。他住的房子阴暗潮湿，还是换间向阳的房间吧!就搬到我儿子的新房住吧!’费先生知道后，执意不肯用主人家的新房，说：‘不能给老乡添麻烦。’再三劝说，也无济于事......”。费孝通还主动做那些处境不大好的学员的工作。他对一位有过轻生念头的学员说：“不要再想轻生的事，你想想共产党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中国发生了根本变化，没有帝国主义欺负了，这是谁人，哪个政党都没有做到的。我这个臭名远扬的人还要活着呢，你那么年轻，要珍惜呀!不搞清问题，糊里糊涂地离开人世，不是自己吃亏吗?”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经济学家顾准。在“五七”干校期间，他留下了一二十万字的日记。1971年元旦日记是这样写的：虽在运动中新年伙食极其丰盛。运来猪四头半，鱼恐在四百斤左右，集体伙食供三顿好菜，鱼、饺子、溜肉片。全天的劳动任务是绞饺子肉馅，这是五年来未干过的活。

当然，他更关心的是国家建设问题。关于三峡建设，他在1971年的日记里写到：昨闻三峡上马,晚间浮想联翩，不能入寐，……三峡电站若以450Kw输电半径计，达周边为汉中、西安、洛阳、九江、长沙、重庆。其年发电量若上500亿KW，以0.05元/KW计，每年收入达25亿元。这样，这个电站即使投资100亿元，也是划得来的。关于西部开发，他写道：东侧建设，无论工业或农业，都是事半功倍，西部建设，并不是没有必要，关中、河西、四川、以至京汉西侧的广大地区，资源现当开发，工业理应发展百年来偏枯局面当改变。东西并举，速度更快。但愿今后十年，我国工业能十倍于今日。

那些老知识分子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大都回到城市，回到了工作岗位。但他们很多人都没有忘记农村的父老乡亲。

著名学者俞平伯，在“五七”干校的一年零二个月时间，成了他晚年创作的高峰期，农舍茅屋、河塘竹林、杂乱的集市、泥泞的道路均成为素材。在此期间他们夫妇与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农民问字》一首：“昔年漫学屠龙技，讹谬流传逝水同。惭愧邻娃来问字，可留些子益贫农。”由于他们夫妻年纪大，受人尊重，劳动时一般安排较轻些的活干，“绩麻”是其劳动内容之一：“脱离劳动逾三世，来到农村学绩麻。鹅鸭池塘看新绿，依稀风景似归家。”

俞平伯一生当中，在“五七”干校的这段生活经历给老人留下的印象之深，不亚于他长期居住的北京和苏杭。在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后，俞平伯与房东之女顾兰芳保持书信往来，常勾起老人的思乡之情，他在《辛亥杂诗》里写到：“五七光辉指示看，中洲干校一年还。茅檐土壁青灯忆，新岁新居住永安。日日风寒已是春，农娃书信慰离人。却言昨梦还相见，回首天涯感比邻。雨中行路一趑趄，昏暮思归味所趋。自是人情乡里好，殷勤护我到茅庐。”

当然，不同的人经历同样的事往往有着不同的际遇和感受。那些“长时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之外，使他们不能用所学专业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学员，看法就不一样。例如，在离开“五七”干校四十年后，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原驻法国大使赵进军、原驻欧盟大使关呈远相约重返他们当年的“五七”干校。谈起往事，赵进军自称是幸运者，“我吃了点农民的苦，学会了与农民交流”。但他仍然认为，兴建五七干校是错误的，“我自己学会了一些东西，但那么多的干部，荒废了自己的主业”。

尽管“五七”干校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其积极的一面仍是值得发扬光大的。

党的十八大以后，干部下基层、参加劳动、劳动光荣声音多了起来。2013年4月，解放军总政治部下达《关于组织团以上领导和机关干部下连当兵、蹲连住班的规定》。一些地方党政机关出台文件，规定干部要下基层、参加劳动。上海市委还作出专门规定，规定市委市政府领导每周四下基层。

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干首先就要脚踏实地劳动。领导干部，承担着特殊的责任和使命，但不是说可以讲特殊、耍特权。相反，应该坚决拒绝空谈，更加崇尚实干，带头发扬劳模精神，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通过自己的带头发扬、带头实践、带头劳动、带头创造，让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带头发扬、带头实践、带头劳动、带头创造”可以说是“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要成为一种永久制度”在新时代的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