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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作者：乔纳森·斯蒂尔（Jonathan Steele）

译者：郑姝妍

法意导言

本文作者从强大苏联帝国的陨落入手，认为是失败体系中的结构缺陷导致了政权的更迭。其主要因素是精英阶层合法性的丧失，精英们不再支持苏联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管理。苏联内部从上至下开始寻求一个改革者，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采取了激进的改革行动，试图通过“新思维”使苏联重组和开放。同时在外交上，苏联认为维持帝国的经济成本过于高昂，拒绝了波兰盟国的军事干预请求。这一切最终导致苏联的专制制度崩溃。

本文写于COVID-19大流行后的美国，作者认为当今的美国与曾经的苏联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美国人民对整个体系失去了尊重，政治精英面对结构性失业和收入不平等之问题无法、也不愿进行纠正。政治体系日趋失灵，美国的传统意识形态也遭受着巨大挑战。外交方面，美国人也开始质疑花费在维护帝国上的军事成本是否明智。作者同样在美国大选中看到了苏联老人政治的影子，却没有看到一个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者。他认为，对已经瘫痪的系统进行改造，需要从下而上，积以跬步。

本文于2020年11月9日发表于《雅各宾》杂志（Jacobin），作者为英国记者乔纳森·斯蒂尔（Jonathan Steele），《卫报》专栏作家，于1988年至1994年担任《卫报》在莫斯科的负责人，曾著《永恒的俄罗斯；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和民主幻影》。

今天的美国，并非处在苏联式崩溃的边缘，但是最高层也没有任何意愿或能力来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

自苏联在一夜之间消失以来，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这是一代人的时间。

随之而逝的是苏联帝国。二战结束之后，一直是莫斯科附庸的东欧国家变得独立和自由。几十年前，在英国、法国和葡萄牙以残酷的战斗抵抗民族主义解放力量之后，其他欧洲帝国才宣告灭亡。相反，俄国精英们没有发出一声枪响，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放弃了殖民地。华沙条约——也就是苏联与东欧国家军事同盟——就这样简单地解散了。

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下的民族主义热情，在苏联内部横扫了十五个联邦共和国，到1991年，它们也全部独立了。独留下萎缩的俄罗斯，被剥夺了沿海地区的广阔土地，甚至在政治上也与它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斯拉夫表亲们分离开来。

这个西方的头号敌人，一个拥有令人畏惧的核武器库、并宣称要埋葬资本主义的超级大国，就这么突然消失了。苏联的存在曾被美国的军工业综合体用来正当化不断增加的军备竞赛并使冷战永存，但现在出现了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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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料之外的陨落

西方的克里姆林学家和政府分析家对此感到惊讶。尽管许多人吹嘘他们一直声称苏联是脆弱的并随时可能崩溃，但是没人能预见到，触发他们所希望发生的崩溃的机制有一日真的出现。

1960年代和70年代的俄罗斯内部，许多政见不同者冒着生命危险谴责镇压并要求改革。然而到了80年代中期，由于移民、监禁和绝望的沉默，当改变真的发生时，政见不同的运动实际上已经销声匿迹。

那么，苏联怎么会灭亡呢？世界上剩下的超级大国的未来命运是否与之有相似之处？一方面，尽管美国与苏联的专制政治结构和其国有经济之间具有差异；但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民主的混乱与不和谐，那么美国是否也会向内崩溃？

许多因素定义了失败的国家：政府对暴力行为垄断的丧失，以及导致内战的民兵、雇佣军和军阀的崛起；公众接受的税收和福利制度的崩溃，以及各级经济普遍腐败的加剧；法治的崩溃，导致公民对社会司法制度失去信心，转向寻求报复和私人执法者；独立和诚实的媒体衰落，有利于心胸狭窄而自私的新闻大亨兜售愤世嫉俗的谎言。

苏联具有部分上述的现象，特别是广泛的腐败和受到严格审查的媒体，但是它并没有因为成为失败的国家而走向灭亡——是失败体系中的结构缺陷导致了政权的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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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合法性

导致失败的基本要素是精英阶层的合法性丧失。这种丧失围绕着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管理。苏联是只有一个政党，即共产党（苏联共产党）的独裁体系。苏联的日常，就是由十二名左右被称为“政治局”的决策者进行国家管理，他们的建议来源于苏共中央的专家、学者、技术专家和其他官员。

到了1985年，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出任该政治金字塔顶端的总书记时，许多上述顾问对这一制度的有效性失去了信心。他们希望进行某种形式的改革，但是由于苏联严格的审查制度阻止了自由讨论，即使在私人会议中，他们也害怕公开清楚表达自己的观点。

某些主题完全是禁忌。例如，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透露，即使当上总书记，他也不敢向安全部门索要有关他祖父的文件。尽管他从家庭谈话中得知，他的祖父曾在约瑟夫·斯大林统治期间作为“人民的敌人”入狱。

然而，到了1980年代中期，内部政策文件暗示需要进行改变。曾因公务到西方旅行或曾以外交官身份在西方国家居住过（苏联公民不能到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私人旅行）的顾问可能会看到，苏联无法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相竞争，也无法与它们的科学技术发展相提并论。他们认为苏联宣称要赶超西方经济的说法是无力的。

他们不再支持世界发展是资本主义与国际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思想主张。他们还否认了曾经为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辩护的分析的关键要素，即不应允许“社会主义取向”的国家抗拒历史的步伐并重新陷入封建制度。相反，他们认为世界是国家和社会的复杂混合物，包含种族、宗教、语言和文化传统等多个内部压力点。

最后，这批顾问团认识到与美国军备竞赛带来的巨大经济负担。尽管政治局致力于和美国以武器针锋相对，但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与罗纳德·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或“星球大战”相抗衡，因为这永远不可能实现——他们知道苏联庞大的国防军库的成本正在使投资从国内经济中转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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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到下

苏联的政策制定精英们越来越不满，但是他们的信仰丧失是否与普通苏联公民的思想相一致？在没有任何民意测验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无关紧要的：苏联民主的缺乏，意味着苏联公民的意见从未被纳入考量。苏联没有让公民意见被决策者听取的传统，更不用说考虑这些意见了。

总体而言，我们知道他们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他们为赢得对纳粹德国战争而感到感激和自豪。在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后，他们欢迎独裁者野蛮恐怖统治的终结，这场恐怖已经杀死了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并将数百万人安置在劳改营中。

在斯大林的继任者的领导下，他们取得了一些经济上的进步，并希望取得更多进步，但是他们所感到的任何失望只能在家中厨房的私密空间中表现出来。换句话说，苏联公民被剥夺了公民权。他们没有任何法律途径来要求改变，无论是通过个人行动，还是通过与他们持有相同观点的人们的集体行动。

重要的是党的政治精英们的观点。他们希望有一位倡导改革的领导人，这将为他们开启绿灯，让他们在改革建议中变得更大胆。戈尔巴乔夫就是那个合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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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的选择

戈尔巴乔夫的一些前任，尤其是尼基塔·赫鲁晓夫和总理阿列克谢·科西金，曾试图改革经济，但他们发现自己在1960到1970年间被政治局的同事阻拦。最初，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的努力是谨慎的，其中包括加大对农业和技术的国家投资，以及制止过度饮酒的运动。他还解雇了过于保守者，并以改革者取代了他们，从而改变了经济和政治管理体系。

但当这一切都没有带来巨大改变时，戈尔巴乔夫采取了更激进的行动。他认为苏联共产党需要从政治竞争中冷静一下。在1988年，他在执政三年后说服中央委员会，同意建立一个新的苏维埃议会（称为人民代表大会）的提议，并在竞争中选出候选人。

七十年来，苏联共产党的官员在首次公开会议上遭到批评和反对。为了进行真正的竞争，必须取消禁止言论自由和集会的规则。突然，整个自上而下的专制制度崩溃了。我们中作为记者参加这些会议的人像俄罗斯人一样惊奇。

戈尔巴乔夫认为政治改革必须先于经济改革。后来许多他的批评家，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声称这是一个重要错误。他们认为，他本来应该反过来做。

甚至在1988年作出允许政治多元化的决定之前，戈尔巴乔夫就放宽了对媒体的审查制度。以前的禁忌话题可以公开讨论，范围涵盖苏联历史的各个方面，例如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或尼古拉·布哈林在1920年代的争论，以及当代俄罗斯的问题：毒品使用、家庭暴力和工业事故，例如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爆炸。

戈尔巴乔夫有着双重动机。他认为将诚实纳入公开辩论是道德上的必要。他还希望通过允许开放，可以帮助改革者批评保守派并动员反对派。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所说的“perestroika”和“glasnost”的本质：重组和开放；或者用他的另一句口头禅：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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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相似

这与2020年的美国有何关系？显然，当今的美国与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之间有着很大差异，但是也有相似之处。不论左翼还是右翼，美国大部分人不仅对美国经济管理的各个方面都失去了尊重，对整个体系也失去了尊重。

得益于经济新自由主义的30年，再加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人们看到结构性失业的持续增长以及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他们还看到政治精英似乎无法或不愿意纠正问题，并且政治体系日趋失灵。

选举制度因资本对竞选活动的支持和购买更昂贵的媒体广告而扭曲。社交媒体的兴起已经开始入侵旧体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走向权力”和“权力走向资本”的事实。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制度正失去合法性。

右派的对策是猛烈打击移民，将其他种族和少数群体作为替罪羊，并寻找神话般的强大领导者。而在左派中，特别是在具有政治意识的年轻一代中，相当多的人愿意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支持或欣赏苏联的中央集权经济或其专制政治，而是希望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民主的方式控制盈利、重新分配财富、建立国民健康服务（免费为每个公民的分娩提供服务），并发展其他机制以确保社会公正。

美国的传统意识形态前提，尤其是每个公民都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和精明的企业家精神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观念，也正在失去支持。个人志向的确立被社会和代际团结的观念所取代；气候危机加剧了现行制度的合法性；无意识的消费主义和无限增长的价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更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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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纠缠

苏维埃体制的失败并非仅仅以其国内合法性的丧失为前提。精英阶层认为，外交政策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戈尔巴乔夫的主要顾问之一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在回忆录中回忆道，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后，曾在一张纸上列明了自己的优先事项：“停止军备竞赛，从阿富汗撤军，改变与美国的关系，恢复与中国的合作”。

他后来又添加了另一个要素：与东欧国家建立新的关系。东欧国家是被称为“经济互助委员会”和苏维埃领导的“华沙条约组织”的经济组织的成员。

戈尔巴乔夫认为维持帝国的经济成本高得令人难以接受。长期以来，卫星国家一直被允许为苏联的石油和天然气支付有补贴的低价，而莫斯科本来可以通过卖给硬通货的西方国家获取更高利益。为了结束这种做法，戈尔巴乔夫于1986年提出，应在实际市场条件下建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内部的经济关系。

几个月后，他走得更远，宣布“新思维”哲学的基本宗旨是国际关系和国内治理中的“选择自由”。这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所谓的苏联式社会主义的选择是可逆的。

戈尔巴乔夫最后一位发言人安德烈·格拉切夫这样说：“社会主义的‘选择’，在此之前被认为是历史命运的‘实现’，如今被降格为常规的政治问题……这个决定被委托给普通百姓做出。”

戈尔巴乔夫仍在掌权时，从未公开阐明在“选择自由”下东欧可能发生的状况。他希望华沙公约各国的人民能够自由选举出地方共产党，从而通过民主授权使他们继续执政。戈尔巴乔夫对政治局说：“我们保持主动而不依靠武力，而要依靠我们的智力活动，以及相互促进的同志间对话。”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卫星国家投票赞成非共产党和反共政党执政。华沙条约解散了，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的许多批评家随后指责他通过最佳的幼稚和最差的背叛破坏了莫斯科的战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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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的逻辑

西方或苏联都没有人预料到戈尔巴乔夫会做出如此激进的决定，任何预料到这一点的分析师都会被嘲笑。实际上，从苏联解体以来公开的政治局谈话记录中，我们现在知道，戈尔巴乔夫的一些前任也曾担忧维护苏联东欧帝国地位的所付出的政治和经济代价。

在1981年12月的波兰危机中，当团结运动工会以街头抗议和工业罢工挑战共产党的统治时，政治局拒绝了波兰盟国的军事干预要求。苏军已经陷入阿富汗泥潭，发动第二次热战将是过分的决定。

克格勃负责人尤里·安德罗波夫告诉他的政治局同事，苏联不能冒险派兵：“我不知道波兰的情况如何，但是就算最后波兰处于团结运动工会的控制之下，它也将会是这样。我们必须首要关注我们自己的国家，注重加强苏联的力量。”

美国最近的辩论引起了激烈反响。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曾质疑向外国战争派兵是否明智。帝国的概念，以及在亚洲和中东维护北约和维持驻军所需的成本，都遭受着考验。

批评家可能会说这是由于美国古老的孤立主义本能，但是新的反帝国主义，至少在左派中，与1930年代的“美国第一”路线和特朗普主义有很大的区别。它基于国际主义和对例外主义意识形态的拒绝，后者认为美国具有独特的仁慈外交政策和领导世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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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之路

苏联在1980年代的经历和今天的美国之间的一个很大差异，就是每种系统的比较刚性。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体制似乎是静止的。那些试图预测其解体的人认为，最终的诱因可能是骚乱和游行的持续爆发，或是苏维埃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起义。他们从未想象过最高层的人会发动革命。

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冒险主张进行彻底改革，或者他的政治局同事允许他在这种主张下继续执政，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克里姆林宫的学者们记住了赫鲁晓夫和科西金的先例。但是戈尔巴乔夫的确冒了这个风险，而当保守派试图在1991年8月通过政变推翻他时，苏联的政治变革和公众动员对其的支持已经不能停止。

相比之下，美国有着比苏联更松散的中央集权体系。美国总统比苏联总书记的权力要小得多，美国总统必须通过国会才能采取行动，而国会在捍卫财富和大型公司的既得利益以及阻止逐步改革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

变革必须通过持续的斗争来实现，才能在市和州以及国会中将不同的想法置于首位，而不仅仅是通过改变白宫的面貌。同时，停滞和僵局仍将根深蒂固。

展开在两个七十多岁男人的之间的总统大选，与曾经的苏联老人政治相呼应。美国对COVID-19大流行的管理不善，如同阴影中的切尔诺贝利。但是，没有一个美国戈尔巴乔夫在一旁等待。如果要对使大量人口瘫痪的系统进行改造或拆除，则必须从下面开始——一步一足，一砖一瓦。

文章来源

翻译文章：Jonathan Steele, Where’s Our Gorbachev?, Jacobin, Nov. 09, 2020.

网络链接：https://jacobinmag.com/2020/11/wheres-our-gorbache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