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庄 · 2020-11-20 · 来源：八角楼上

那种主张在原则性问题上，敷衍调和，各退一步，各打五十大板，然后求得表面团结的行为，就是调和主义。调和主义换来的团结，只是虚假团结。调和主义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它还能打着正义、和平的旗号掩盖问题。

一

一般来讲，所有的争议都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原则性的，一种是非原则性的。

通常为了维护团结友好，那种非原则性的争议，双方各自调和一下，或者由第三方出面调和一下，还是有利于解决问题的。

比如：你和你老婆，吃火锅的时候，一个喜欢特辣的，一个喜欢清汤的，这就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那店家给你们整一个鸳鸯锅，其实就是一种调和手段。

可是原则性的问题却又大大不同了，原则性的争议是矛盾发展到对抗性阶段的一种表现，不采取激烈的斗争手段，就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那种主张在原则性问题上，敷衍调和，各退一步，各打五十大板，然后求得表面团结的行为，就是调和主义。

二

调和主义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个，调和主义换来的团结，只是虚假团结。

毛泽东在苏区早期写过这样一封信，信的内容是：

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去，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去。

这封信中所说的“陈毅主义”，其实就是调和主义。

这是1929年，毛泽东、朱德刚刚率领工农红军第四军下井冈山以后发生的事。

那时候朱德是军长，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双方争议的核心点是什么呢?

有两个，一个是红军的性质问题，也就是说红军到底是干什么的?

朱德认为，红军就是单纯打仗的，不要跟我扯什么群众工作，那不是红军应该负责的事情。

而毛泽东认为，红军不仅仅只是打仗，他们还担负着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建设工农政权等一系列工作。

另外一个争议点：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问题。

当时朱德、刘安恭认为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军委，由军委来全权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这样一来，其实就架空了党的指挥机构——前委的作用。

由此发展下去，将来就必然演变成枪指挥党，而不再是党指挥枪的局面。

这两个问题争来争去，谁都不服谁，陈毅一看，两个红四军的灵魂人物就这样一直争议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于是他就出来调和了。

白沙会议上，陈毅出来先把毛泽东、朱德各自赞扬了一番，随后又话锋一转，把这两个人都批评了一番，说来说去，净是些无关痛痒、不大不小的事，最后就是表明立场：你们两个要互相包容、互相退让，红四军现在需要的是团结、和睦。

你看，这话一说完就搞得毛泽东、朱德都不敢争论了，谁要是再争论，那谁就是不包容，不理解，是破坏团结、破坏和睦。

于是，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愤而辞职，离开了红四军。

毛泽东离开了，可是调和主义换来的团结，并不能掩盖住单纯军事化观点和枪指挥党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

极端民主化现象开始泛滥，单纯的红军游击行动，因为没有根据地作后方而屡屡受挫。

这个时候，大家明白了，当初争议的核心问题不解决，维持表面的虚假团结毫无意义。

当大家认识到这一点后，才又去请毛泽东回来。随后才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这是中央肯定毛泽东的主张以后，在毛泽东领导下开的一个重要会议。

会议确定了红军的性质，巩固了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还肃清了一系列红四军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军建军历史上是有着极大历史意义的。

所以，其实红军的成长和塑造，绝不是在一片和谐、友好的氛围中完成的，它是在一次次原则性问题的斗争中完成的。

若干年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合作初期，红军实际上才刚刚完成三大主力的会师，全部加起来也不过几万人。

但是毛泽东却可以骄傲的跟老蒋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今天，对于整个抗日战争，还只能起先锋队的作用，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起决定作用，但是它的一些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优点是足供全国友军采择的。这个军队也不是一开始就像现在的情形，它也曾经经过许多的改造工作。”——《毛选第二卷，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谁能试想，如果每次原则性的争论，全部都被虚假团结所掩盖，若干年后的毛泽东，哪里会有底气跟老蒋说：虽然我们人少，可是非常值得你学习和借鉴哟。

二

有了“虚假团结”的特点，其实也就决定了它的第二个特点：永远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调和主义者也主张用辩证法，也主张一分为二的看问题，可是他们的辩证法不是分析事物矛盾的方方面面，而是简单地将事物一分为二。

比如两个人有争执，他们不是问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以求得实质性的解决，而是要求双方各自折中退让一步，以求得我们上面所说的“虚假和平”。

一旦采取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其实就是让真理的一方白挨了五十大板，他要是敢反对，那么不好意思，“不懂团结”的帽子先给你扣上一顶。

以前在苏区，就以毛泽东和博古为代表，各自有一条革命路线，而路线问题是绝不可能调和的。

它就像上面所说的红军性质问题，党指挥枪的问题一样，这些问题你怎么调和?

两条路线你必须执行一条嘛，不是党指挥枪，就是枪指挥了党，这中间没有第三种选择。

这就是我们说的原则性的争论了，什么是原则性的争论?

所谓原则，就是规范我们整个思想、理论、方法的基本秩序，这种秩序一旦破坏，则意味着我们的整个世界观会被撕裂甚至崩塌。

就好像博古的进攻路线，和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思想、理论和方法。

你现在要我进攻中心城市，打阵地战，不好意思，这种策略方法，完全违背了我的整套思想体系，那么我就会认为这是原则性问题的争论了。

用革命时期的话说，这是路线问题了，而不是简单的策略、观点的不同。

但凡路线问题，调和不了，为什么呢?

因为调和主义不触及事物的根本矛盾，不分析矛盾的方方面面，完全是建立在主观主义上的一厢情愿。

你比如宁都会议，我们从周恩来的角度去看，那就是调和主义，一方面你要求毛泽东留下来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另一方面呢?你又要他执行与他思想相违背的“进攻路线”的军事方针。

这事儿你让他怎么办?实在是不好办。最后吃了亏，受了伤，人家还说他脾气不好。

三

我们从调和主义的特点来看，就能明白调和主义者的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第一种，他们对这件事没有自己的客观标准，是非原则。

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无法判断原则性的争论中，到底谁的意见是对的，谁的意见是错的。

从争论的表象去看，往往是双方都有错，甚至你争论的时候声音大了些，也成了一种错误。

既然无法识别和分辨，那就只能采取各打五十大板，以求得表面的和平了。

第二种，他们无法用辩证法把事情分析清楚。

辩证法，本质上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衍生出来的一种方法论。

所以它的核心在于分析出矛盾的方方面面，而不是简单的一分为二。

土地革命时期分析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的矛盾，那就是分析地主和农民这两个方面，从而去观察他们的矛盾运动和发展。

这种矛盾就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分裂，军阀的割据，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将使得农民日益没有出路，帝国主义之间、军阀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所以最后必然出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局面。

但是你如果按照调和主义的方法，那就是地主剥削和压迫有错，但是农民起来暴力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也有错，最后各打五十大板，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各自回家，岁月静好。

所以，调和主义可怕在哪?

就在于，它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它还能打着正义、和平的旗号掩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