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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无数的例子说明，这些互联网巨头，正以平台垄断为基础，编织起巨大的收租网，他们需要政府的强力监管，放任资本无限增值下去的后果就是出售绞死自己的绳子。这个世界不能把人分为韭菜和割韭菜的，否则，这就不叫按劳分配，而是按命分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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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拖鞋的老大爷，在城中村坐拥几栋楼，包里随时挂着一长串的钥匙。每天的工作除了喝茶吹水打麻将外，就是收租，从月头收到月尾，以打发无聊时间。

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故事，尽管它可能有不同的版本，无非是收租的地方与风格有所变化。

深圳可能换成了北京，穿拖鞋的可能换成了拿蒲扇的，南北中国，遍地收租人。

故事中的主人公，自然叫人暗暗羡慕。

收租是一门古老的生意，封建时代的收租人叫地主，巧取豪夺，兼并土地，把农民盘剥得干干净净。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新中国以雷霆手段推翻了三座大山，地主这一阶级早被扫进了历史尘埃。

然而，今天我们惊愕地发现，新时代的地主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再次对人民敲骨吸髓，他们就是互联网收租人。

2016年，有人问怎么看待马云提出的“新制造”、“新零售”等内容时，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这样回答：

“我认为除了新技术以外，其他都是胡说八道。他（马云）本身就不是（从事）实体经济制造什么东西。”

传统企业制造产品，收获价值，进而盈利。

但这样的方式，并不是互联网企业的盈利模式。

互联网企业的价值，是在信息、商品的流通中产生的，各类中介们搭建起平台，最初通过免费模式吸引了众多商家和用户入驻，等壮大之后，再慢慢向对方收取租金。

2013年，淘宝网几百名中小卖家，围聚杭州阿里巴巴总部，抗议淘宝以打击虚假交易的名义封杀他们的店铺。

淘宝上面的卖家分两种，分别是B店卖家即天猫商城卖家，以及C店卖家即集市卖家，B店卖家需持有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通过淘宝认证，加入就要缴纳1万6千元，此后每年都需交6000元。

开设C店不需交费，所以中小卖家几乎都是C店卖家。淘宝限制C店搜索流量上限，导致店铺商品无法被搜索到，成交量大幅下降，令许多中小卖家无法生存。

有人表示，淘宝是由中小卖家扶持起来的，但发展成熟、规模壮大后，却反而对中小卖家赶尽杀绝，逼迫他们花钱进驻天猫商城。

其实，收租本无可厚非，毕竟中介们也投入了人力和成本，进行研发和迭代。

但这个租金有一个限度，如果卖家累死累活拿到的微薄收入都交了租子，那实在打击小商家的积极性。

而商家们都表示，这些年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

商家要想在淘宝快速卖货，就要开通包括直通车、钻展、淘宝客以及活动广告位等一系列的收费项目。

商家利用直通车的竞价排名就占据了淘宝广告总收入的80％。

淘宝卖家不得不选择使用直通车功能向平台买流量，可是买来买去，卖家最后发现，买流量是一场没有尽头、没有希望的消耗战，它的成本远远高于刷单，中小卖家们根本无力承受。

在一些热门领域，单次点击的费用甚至超过了5元，也就是说，当你在淘宝漫无目的闲逛时，哪怕是不经意间点了几下商品，立刻就会有钱打到了平台上。

有人说，这样做会促使商家间加强竞争，对消费者不是更利好吗？

当然不是，淘宝虽然没有向买家收费，但是向卖家索取了，卖家的成本增加，在同样的价格下，商家愿意生产或销售的数量减少了。

一旦平台逐渐变成垄断平台，体量过大，商家除了他们别无选择的时候，那小商家也就不再是小商家了，而是地主家的长工。

据美国著名数据公司eMarketer的数据显示，BAT三家互联网公司控制着中国互联网广告总收入的69%，后起的巨头也在不断蚕食广告市场。

在2018年举行的财富全球论坛上，马化腾批评阿里："阿里巴巴运营着我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淘宝网，该网站在途径上向第三方卖家收取月费，就像地主相同收取租金，而我不做地主。"

马化腾批评的是阿里，但其实所有互联网企业往垄断平台发展后都有这个趋势。

2020年，一场忽如其来的疫情，令很多中小商业体雪上加霜。但与此同时，互联网平台的佣金却不降反升，引起巨大争议。

一时间，美团外卖高佣金难降、抖音“削藩”新政、微博小店佣金之困、网约车暴力抽佣等事件层出不穷。

美团第三季度财报：收入增近29%至354亿元，佣金183亿。

在广东中山市经营着一家重庆砂锅店王强说，“2018年的时候是18个点，同年就涨到23个点”。在2020年，由于自己拒绝签约独家，美团外卖佣金被进一步提高。

“有时候消费者一单付了30多元，到我们手只有十八九块。”王强表示。

如此高的佣金惹得天怒人怨，先是四川南冲，接着是湖北武汉，再是山东济南，各地的餐饮商户，相继爆发对美团高佣金不满的群体事件。

即便商户们纷纷质疑和讨伐，广东餐饮行业致联名交涉函，美团的反应始终不温不火，因为外卖佣金占据了美团75%的营收，属于支柱性收入。

网约车司机的日子也不好过，在滴滴快车不断提升佣金至25%、拼车单在50%以上后，滴滴司机的劳动强度，每天已经超过了10小时，纵然这样，也不过200元的收入。

其它的平台诸如抖音、微博、贝壳，也在八仙过海，都有类似的毛病。

国外何尝不是如此。

中国的出海企业，无论是跨境电商和游戏企业，很大程度上就是给Facebook和Google打工的，因为这两家公司占据美国在线广告市场近60%的份额。

拿Facebook来说，广告的平均每次点击费用（CPC）为1.86美元，每千次观看费用（CPM）为11.20美元。

如何高额的费用，难怪卖家会常常感慨，不烧广告等死，烧广告穷死。

业内广为熟知的 30%“苹果税”，更是被开发者和开发商们诟病已久。

所谓的“苹果税”，就是当你的APP在APP Store上架后，如果用户付费下载以及在应用内付费，都要拿30%的抽成给苹果。

这样霸道的收费方式，引起了众多厂商的不满，连著名的氪金巨头腾讯都惊呆了，由于微信赞赏功能的抽成和苹果没谈拢，一怒之下，宁愿取消IOS上的赞赏。

今天的互联网巨头们，无论他们的老板怎样侃侃而谈，各种新名词狂炫酷拽，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收租人。

而且，原本的收租人必须要用一个物理意义上的空间，比如房东的房子，平台的门面。

但自互联网革命后，空间的概念被重新定义了，理论上它可以无限延伸，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可怕的后果——垄断。

这种垄断比旧时代的土地兼并速度还要快上一大截。

10月20日，美国司法部提起了一桩反垄断案，指控谷歌通过反竞争手段，维护其在搜索引擎和线上广告领域的垄断地位。

诉状被递交至美国联邦法院，其中有一句写道：谷歌将竞争对手拒之门外，借此维持自己“互联网守门人”的地位。

就在这桩反垄断案的前几天，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长达449页的报告，详细记录了过去16个月对苹果、亚马逊、谷歌和Facebook的垄断调查。

他们发现，这些互联网巨头无一例外，都有着利用“致命收购”打压对手、收取过高费用和迫使小企业签订“压迫合约”的垄断行为。

报告提出了一些反垄断建议，比如迫使这些科技公司进行拆分。

要挨拳头了，巨头们就纷纷辩解，拒绝三连。

谷歌发声明，大讲自己是竞争是如何的公平，Facebook则开始上价值观，说自己是美国梦的代表，亚马逊甩数据，表示自己只占全球零售市场不到1%份额，苹果硬刚，老子就是反对。

巨头们的洗白，理虽不直，但声势却很壮。

虽然冷战后，美国号称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典范，但它对垄断从来没有过掉以轻心。

19世纪末，电力开始普及，电灯、电话、电车、无线电、发电机等等，被广泛使用，以冶金、采煤、机器制造等为代表的重工业部门崛起。

世界工业生产力迅速增长，经济随之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形成阶段。商业公司逐渐控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最基本的物价。

因此，在1890年，美国国会几乎全票通过了全球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法案》。

控制了美国95%香烟市场的美国烟草公司，由洛克菲勒创建、控制了全美90％炼油业的标准石油公司，这些托拉斯都被限制和打击。

当然，过程是曲折的。

直到1911年，最高法院才作出了标准石油非法垄断石油业的裁决，即判定标准石油公司的成功不是以公平手段获得的，标准石油公司被下令解散，拆成33家公司。

老罗斯福也因此获得“托拉斯打手”的称号。

如今，又有一批垄断资本家坐在审判席上了，只不过，他们不再是旧时的托拉斯，而是互联网科技巨头。

正如反垄断小组委员会主席大卫·西西里尼所说：“这几家企业中，任何一家公司采取的任何一个行动，都有可能深刻而持久地影响数以亿计的人。”

所以，对这些巨头的管控，必然要使用新的游戏规则，而且困难重重。

2018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立法提案，拟调整对大型互联网企业的征税规则。

依据这项提案，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均可对境内发生的互联网业务所产生的利润征税。按照现行规则，互联网企业只需在总部所在地一次性交税。

简单来说，就是要对互联网公司征收“数字税”。

到了这个时候，互联网巨头和美国又开始穿一条裤子了。作为互联网巨头扎堆的国家，美国表示强烈反对并威胁实施贸易制裁。

互联网巨头们也不会轻易妥协。

日前，谷歌宣布，将对谷歌和YouTube上提供的广告收取额外费用。谷歌发言人表示：“数字服务税增加了数字广告的成本。通常情况下，这类成本增加是由客户承担的。”

亚马逊也表示，将把2%的税转嫁给其平台上的卖家。

言外之意很明显，你要找我收税，就是从消费者身上割肉。这是赤裸裸的道德绑架。

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北欧国家态度暧昧，西欧国家投鼠忌器，数字服务税能否在全球框架下重启，前路并不明朗。

但是，征收数字税的风潮正在加速扩散，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国正在跟进征税队伍。连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也将征收数字服务税列入计划。目前，全球已有30多个国家加入征收数字税行列。

国内的进展也很快，2019年的上半年，就数字税问题，财政部与税务总局专门开展了一次闭门的研讨会，几乎国内大的电商平台都参加了。

数字税的问题尚需时日研究，而另一个问题，却已经迫在眉睫不能再搁置了。

今年，民间关于拆分某社交巨头、某电商巨头的声音，不绝于耳。

随着某人金融高峰论坛上的一声炮响，在双11的前夕，国家忽然出台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

接着，美团、京东、腾讯、阿里等公司，股价大跌。究竟剑指谁，已经不用多说了。

早在2017年，京东和阿里就“二选一”问题大战一场，最后都惊动了最高法院。

最近的蛋壳公寓事件，相信已经给飘零在外的租客，上了一堂生动的社会教育课。

无数的例子说明，这些互联网巨头，正以平台垄断为基础，编织起巨大的收租网，他们需要政府的强力监管，这是为了消费者好，也是为了他们自己好，希望某些人不要老有被迫害妄想症，放任资本无限增值下去的后果就是出售绞死自己的绳子。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诗经》直呼奴隶主剥削阶级为贪婪可憎的大老鼠。

今天的互联网收租人，看起来虽然体面，但内核却是相同。你不时刻敲打敲打，他们的底线就会不断下探。

古人说，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一个健康的市场需要各美其美，万物生长。

这个世界不能把人分为韭菜和割韭菜的，否则，这就不叫按劳分配，而是按命分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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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百度们，走向没落的互联网“收租婆”》南风窗

《佣金是互联网最失败的商业模式？》Tech星球

《垄断者 Google Chrome 若被迫分拆，谁将会接盘？》雷锋网

《经济学视角：我们为什么需要去中心化》财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