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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提示

面对已经全球化、科技驱动的21世纪，我们在贯彻罗斯福的执政原则与跟从林登的号召的同时，需要结合当下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机制、家庭生存模式与企业和政治力量的运作模式。我们还需要确定一个全新的任务。对罗斯福来说，对抗的是经济萧条。对约翰逊来说，敌人是贫困。今天，拯救和重建美国中产阶级将是我们必然的使命。

作者：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

译者：胡铭烨

法意导言

受经济与社会的双重影响，里根时代的“小政府”宣言成为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政治的重心。虽然民主党前有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与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的先例，但在里根时代的阴影下也不得不据此自我设限，而怯于如前人一般大刀阔斧地推行社会经济改革。2018年6月，曾任希拉里竞选高级政策顾问、当选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的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民主杂志》（Democracy Journal）上发表了《传统民主党的现代回归》（The New Old Democrats）一文，指出当前美国政治重心正在发生新的转变，这也为民主党派摆脱束缚实行大胆改革提供了最佳时机。同时，作者认为民主党人应当回归传统的民主党执政理念，依据现代世界与美国经济社会的最新状况，以为所有美国人创造一个人人平等、成果共享的环境为目标进行努力。

除了唐纳德·特朗普，政治评论家们的议论经常聚焦于民主党是如何左倾的。他们论调中的痛惜之情往往表露无遗，因为在他们看来，民主党已被激进的左翼操纵了。但这样的观点是否有可能忽视了现象背后的本质？最起码就经济政策而言，有无可能是由于美国的政治重心正在发生转移？换而言之，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不仅是一个政党发生了转变，而是美国全体选民开始支持更加主动的政府——直面缺乏政府监管的自由市场，并摒弃为人所熟悉的有限干预政策，来通过重大立法应对严峻的挑战？那么，这对民主党人将意味着什么？在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之前，一则历史轶事或许能对此有所启示。

在1971年，由于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的缘故，美国未能通过普惠育儿制度（Universal Child Care）。这项两党法案本可以资助建设全国性的托儿所网络，并为工人家庭提供收入补贴。参议院以四比一的优势通过了该法案。最初，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本有望签署这项法案，但由于后期来自右翼的压力，他便否决了该项法案。布坎南作为当时的白宫助手，起草了一份决定性的否决声明，抨击这项政府资助的育儿政策是社会主义政府的做法。尼克松总统最终不仅抹杀了该法案，还扼杀了整个想法。纵然近50年后，它也再未获得曾有的重视。盖尔·柯林斯（Gail Collins）等人详细报道了整个事件，这为我们确定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政治重心提供了有用的手段。该事件展示了当时人们对于政府与自由市场关系的普遍共识——包括政府的监管、再分配、公共投资和社会保障政策在促进社会公平、工作机会和经济增长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两党中决定性的大多数成员——民主党员和共和党员——支持了一项新的权益保障计划。虽然尼克松最终驳回了育儿法，但即使他批准了该法，也并不值得惊讶。毕竟，他坦然接受了一系列其他的大刀阔斧的政策，而这些措施在今天肯定会被定性为 "大政府"。他创建了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签署生效了《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和《平等就业机会法》（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Act），提出了类似于全民基本收入的 “负所得税”制度，在大幅扩大联邦食品券计划，还主张全民医保，包括强制雇主为雇员购买保险和针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

尼克松政府所遵循的政治重心最初是由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所建立的，而进一步为其后继者所强化，其中以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为最。他提出的 "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施政纲领在几乎所有的国内政策领域都推动了重要的新立法。当时，主流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有一个共识，即认为一个积极、雄心勃勃的政府是能够解决重大的全国性问题。但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到了1980年，经济停滞不前使得公众倍感失望，强调降低税率与减少管制的意识形态不断壮大，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狗哨政治（Dog-whistling）也日益激烈，以及企业通过组织大规模游说来反对管制并逐步废除社会保障政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顺势上台。创造一个以减少管制与干预的小政府也就成了共和党共同的目标，而这种小政府的设想则恰好有利于共和党内强大支持者的经济利益。

这样的社会趋势一直延续了30年，最终改变了美国的政治重心。从罗纳德·里根所谓的 "英语中最可怕的九个词是：我来自政府，我来帮你！” 到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宣告的 "大政府时代已经结束” ，一直到2012年大选，无一不证明了里根所塑造的政治共识占据着社会观念的高地。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虽然支持且贯彻进步的政策，却仍然是以里根的政治共识为界，这就意味着相较于林登和罗斯福时代，他们不得不控制自己追求的目标。与此同时，共和党总统则是不断积极地废除早期的进步政策。在这个过程中，贫富差距急剧增加，美国的中产阶级不断失势。

这篇文章认为，当前的美国已经到了另一个转折点。正如罗斯福新政前的保守派，虽然他们为了实现彻底的自由放任主义而不断在党派、法院中努力奋斗，但是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的出现使其信誉尽失。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暴露了政府的失职——由于政府金融监管失败而导致的市场膨胀，最终使得民众深受其害。虽然转变并未立刻出现，但人们不仅正逐渐看清金融危机是如何由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缺陷引起的，而且还看到了在2008年之前的数十年中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平等与陷入停滞的居民收入，以及在此之后不均衡的经济复苏。目前美国社会的政治重心正在不断地据此进行调整——社会的浪潮正在势不可挡地朝着另一方向前进。鉴于历史，此次的转向很可能会延续数十年。

事实上，对于政府在社会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共和党内部也存在争议，尽管该党的领导层所顽固坚持的施政纲领甚至会让里根感到羞愧难当。在2016年竞选的最后几个月，特朗普清楚地明白人们支持他的原因，所以他选择支持一系列与共和党正统理念大相径庭的议题。例如，对富人加税、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以及保护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险计划免被削减预算。他在竞选中甚至提出要解散最大的几家银行。不过不出所料，特朗普上任后，并没有据此施政。恰恰相反，他将自己的内政议程推给了国会的共和党领导层及其企业支持者，作为交换，他们不过问特朗普的任何言行举止。虽然2008年的危机又是一次教训，但保罗·瑞安（Paul Ryan）和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却仍是采取了与罗斯福新政前的保守派相似的举措。

相比之下，公众似乎已将这些教训铭记在心。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新闻节目和华尔街日报在一月份联合进行的全国调查显示，58%的注册选民认为政府应该为美国人民做更多的事情，而38%的人认为政府做得太多。（这创下了自1995年首次提出这个问题以来的新高。在当时的民调中，结果呈相反势态：62%的人认为政府做得太多，只有32%的人认为政府应该做得更多。）NBC对民调的分析指出，总体结果反映了 “人们普遍希望政府能更多地参与解决国家的问题”。当前的结果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共和党更希望联邦政府采取积极的行动，这是因为身为共和党人的特朗普掌控着白宫。但这似乎也反映了人们对于政府和政府项目的态度发生了本质上的转变，有关医疗保健和其他议题的民调中进一步证明了该判断。

在评估公众如何看待政府的职责时，要清楚地明白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的问题。里根时代所表现出对 "大政府 "的反感情绪根植在其对政府救助项目的反对声中。这样的观点里有着几乎毫不掩饰的种族歧视色彩，因为反对者经常将这些项目描述为过分向“不值得帮助”的少数族裔倾斜——是在救助“他们”而不是“我们”。尼克松与他煽动起来的南方战略（Southern Strategy）为这种叙事埋下了种子；里根则是收割了它们。毋庸置疑的是，这些人所激起的仇恨情绪尚活跃于一部分公众的心中。对此，特朗普最清楚不过。

然而，多亏了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对公共服务投入严重不足以及经济衰退产生的持续影响，甚至是共和党的基层成员也逐渐抛弃极具欺骗性的供给侧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理论，而选择相信经济公平才能够解决美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正是因为共和党提出的医改法案所试图削减的医疗补助预算，影响到了无数人的生计，所以导致其不得人心（在去年6月昆尼皮亚克大学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只有42%的共和党人和18%的无党派选民表示支持）。这也揭示了共和党的领导层为何一直无法向公众推销特朗普的减税政策（NBC新闻与华尔街日报的四月份民调显示其支持率为27%）——主要是由于该项政策明显地偏袒富人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西弗吉尼亚州、俄克拉荷马州和肯塔基州等传统意义上共和党的堡垒，能够看到众多教师选择激进主义做法，上街抗议游行——尽管人们对于一些教育改革措施意见不一，但无论是持有何种政治态度的人，都已经无法忍受政府继续任由公立教育体系陷入危机。

诚然，到目前为止，特朗普为了削弱基础卫生服务、安全与环保法规而进行的有条不紊的破坏活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持续阻碍（他确实邀请了企业说客进入政府，挑选他们想废除的法规）。但据我猜测，如果不是因为他在推特上狂轰滥炸式的人身攻击、挑衅和乱发脾气行为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那么他的那些行为将会更不得人心。民意调查显示，不同年龄段的人们都坚定地支持上述法规，包括奥巴马执政时期提出的限制发电厂碳排放的法规。

那么，这一切对民主党人意味着什么？面对特朗普，一些民主党人怯于采取大胆的经济政策，唯恐疏远那些可以帮助我们捍卫共同的国家制度、核心价值观与民主政体的无党派人士与温和的共和党人。当前的趋势表明，民主党人并不需要在支持国内政治重心与以强势政府介入来应对经济挑战之间做出选择，因为二者皆有可能。事实上，两者都是消除特朗普主义所导致的长期威胁的必要条件。最重要的是，当政治评论家批评民主党左倾时，民主党人不应该感到羞愧，也不应该太过在意。美国政治重心本身移动，而这是一件好事。在未来几年里，政府在管控自由市场的过度行为、支持工人和家庭方面的作用应当获得重新定义，而真正的问题则是在于如何界定政府的职责范围。

从历史中寻找原则，从未来中寻找解决方案

显然，我绝不是第一个看到这些趋势或提出这些观点的人，其他人已经对此展开过论述了。事实上，我不得不承认，在2016年竞选之初，我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进行彻底反思的必要性。我曾是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高级政策顾问，负责制定和提出从税收到银行监管的各种政策建议。更根本而言，作为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的亲历者，我深受当时的温和主义政治影响，而在竞选前的几年里，我一直从事着外交政策工作，通过周游世界来了解国外的状况，而不是接受国内所发生的一切。

不过，自从2015年我与希拉里开始合作后不久，我就逐渐更善于观察国内政治的状况。虽然我发现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提出的一些解决方案中存在不足，但他的竞选活动帮助我进一步细化了我的判断。希拉里作为毕业于历史系的学生，她远比外界所认为的更加支持改革。我的诸多思想也因此深受其影响。她的大部分提案——普及学前教育、带薪家庭假、终身学习——都是基于一个能够灵活应对21世纪家庭需求的政府而提出的。接下来的两年里我因竞选活动而走访全国，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发现全球化这股无形的力量并不是导致美国经济出现破碎的原因；相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几十年的国内政策制定所造成的——里根确定了政治的重心，两个党派都据此制定政策。

这并不是要指责90年代的新民主党人。一方面，克林顿政府虽存在不足，但却推动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发展，后人无人能出其右——工资全面上涨，弱势群体的收益尤其如此。另一个方面，当时的政治约束是客观存在的。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上台的同时提出了一项大胆的施政方案，但他的医保计划（希拉里医疗改革计划）的失败，以及1994年中期选举中受到的冲击，迫使他不得不收敛自己的雄心壮志，选择更加渐进式的方案来实现突破。不可置否的是，如今的经济系统与90年代已相去甚远。大卫·莱昂哈特（David Leonhardt）引用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的话说，在面对过去20年中 "日益扩大的不平等、金融危机、零利率、预期寿命和机会的不平等 “时，纵然是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经济学家也会选择左倾，因为他们自身对美国经济与社会做出的诊断所指向的必然结果。关键是，目前我们正处于一个有着全新机会的特殊节点。

2016年，我们的竞选活动未能很好地向民众传达这样的想法。在与桑德斯争论的过程中，我们的争辩焦点往往在于，他所提出的方案在根本上是无法实现的。当希拉里在拉斯维加斯的首次初选辩论中，自称是一个 "能把事情做好的改革派 “时，我为此感到雀跃。这虽然是辩论过程中的高光时刻，但是也创造了一个陷阱，而随着大选的推进，这个陷阱显得越发明显。我们给予公众的不是美好愿景，反倒是一道算术题：从预算角度，桑德斯的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犯下的错误在于，针对桑德斯的方案，有时我方确实应当警惕人们注意方案所需的预算规模过于庞大，但这绝不应该成为我们驳斥他的核心论点。整个竞选过程中，我们应当更加专注于希拉里本身，应当指出桑德斯提出的方案并非当时美国所需要的，而非强调其过于天马行空、不切实际。因为桑德斯的世界观根植于上世纪70年代，这决定了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基于过去世界的状况，而不是世界的现状与未来；面对不断变化的工作性质、不断变化的美国家庭特征或是已成为现实的全球化，他几乎是无话可说(例如，他的方案缺乏明确的计划来处理非正式雇佣关系的工人，或是那些因技术革新而流离失所的工人)。

作为民主党人，我们确实需要敢于接受大胆的政策方案。我们也需要听从罗斯福和林登的号召，前者要求我们将资本主义从其过分放纵的行为中拯救出来，后者要求我们敢于运用政府与政府项目来实现这一目的。但最关键的在于，我们需要将他们的理论应用于新的经济格局。最终，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推动“新的传统民主党人”的崛起。

传统的部分在于：在尊重自由市场的基础上，认识到仅靠自由市场是无法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而政府干预是制约由市场带来的滥用、腐败与过度不平等的必要手段。必要时刻，需要具有重新采取积极政府干预措施的意愿。罗斯福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而深受我崇敬的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也对此十分了解。社会不平等加剧与社会流动性的僵化不是由抽象的“市场失灵”所导致的，而是因为利己的行动者刻意地滥用市场，政府因失职而未能阻止问题的发生。罗斯福与休伯特都明白，这样的问题是公共政策能够应对的。

新的部分在于：面对已经全球化、科技驱动的21世纪，我们在贯彻罗斯福的执政原则与跟从林登的号召的同时，需要结合当下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机制、家庭生存模式与企业和政治力量的运作模式。

我们还需要确定一个全新的任务。对罗斯福来说，对抗的是经济萧条。对约翰逊来说，敌人是贫困。今天，拯救和重建美国中产阶级将是我们必然的使命。自1971年以来，国内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占比都在增加，而中间阶层仿佛被掏空——中产家庭占比从61%降低至50%以下。与此同时，同期中等收入家庭的总收入份额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要明确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扶贫。自“伟大的社会”时期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而当下我们更要完成这项任务——尤其是消除儿童贫困。但近年来，我国中产阶级明显遭受了严重损害。而我国的民族活力与民族团结已被这种空心化现象蚕食殆尽。正如我的前任老板乔·拜登（Joe Biden）经常说的那样，"中产阶级不是一组数字，而是价值观的体现。” 也就是说，一个充满活力的中产阶级反映了我们的国家价值观，两者之间相辅相成。这就是为什么中产阶级应受到我们的特殊关注。

最终，我们需要的是新的政策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重复前人的做法。当罗斯福开始”新政"、约翰逊提出 “伟大的社会”时，他们绝不是拘泥于前人之法而制定政策的。为了应对当时令人震惊的现实，他们所做的是制定全新的政策计划。他们举措正是罗斯福所谓的 “大胆的、坚持不懈的实验”。在当下，时代号召我们再度展开大刀阔斧的新创举。

民主党新政纲的四大核心支柱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将这样的设想付诸实践呢？将前几代民主党人的理念和价值观运用到新经济中，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我们需要认识到，人们以为是未来才需要替工作担心的事情，实际上是已经面临的现实了。

在如今的政界，人们热衷于讨论如何为即将到来的经济变革做准备——以先进的科技为核心的变革，诸如人工智能等。每周我都会收到一封新的电子邮件，提醒我参加会议或需要完成的报告。其实，所谓的未来早已融入我们的工作中了，而如今需要做的是确保人们能够从事有尊严、人性化的工作。这要从早期民主党的主张说起，即政府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确保自由市场为工人提供体面的工资、福利、良好的工作条件，以及通过集体谈判（以传统工会或其它形式）来捍卫自身利益的权利。但在践行该主张的过程中，新的传统民主党人所制定的政策需要以三大现实为根据。

首先，传统的劳资关系正不断地丧失其原有形式。到2030年，承包商与自由职业者将占据超过40%的工作岗位；也就是说，这些人因为并非全职、工薪员工，所以并不需要用到W-2收入税表[1]。正如经济学家所指出的，所谓的 “零工经济”只占这种趋势的一小部分。这种情况正发生在传统行业的大量工人身上，包括门卫和其他后勤人员。这些人在过去算是公司的正式员工，但今天却成了外包出去的承包商。所以，林登与罗斯福的执政理念需要处理一个全新的现实——人们会频繁更换工作、同时兼做多份工、以及雇主几乎不会向劳动者发放福利。在这种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下，社会保障政策必须承担起 “社会蹦床”的兜底作用，帮助人们应对经济困难并且尽快找到工作。政府对社会进行更多的干预，并非是保护“倒下的”人，而是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然后迅速重返劳动力市场。

对于这样的现实，《平价医保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为后续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因为当人们在换工作或辞职创业的时候，该法案能够为人们提供有效的医疗保障。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能够享受医疗保险或是类似的公共保险项目。除了医疗保险，政府还应该确保所有美国人——无论他们是全职还是兼职，一份工作做了10年或是换了5次工作——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险。仅是扩大社会保障是一些左派的最热衷的方式，却无法充分满足现实所提出的需求。这样的政策只能保障退休人士的生活，但对于仍在工作或失业的人却是无法发挥作用。我们所需要的是新的应对策略，包括新的规则与新的工具（如，工资保险与涉及到新兴工人的福利体系）。本刊一直致力于该领域的最前沿，为人们提供新兴的政策方案。对于不同的行业、辖区，解决方案也各不相同，但最根本的共同之处在于工人都是其方案的主要对象。换而言之，无论职业或行业，每个人都应有权利获得就业保障——能够享受到平等的薪酬待遇权、劳工赔偿权、不受歧视权以及组织权。或许在不同行业实现就业保障的方式不同，但内容是一致的。基于此主张，我们才能厘清推行方式，在促进创新的同时保护工人权益。如果要实现这些，就必然需要劳工组织起来，共同表达自身的权益。就如大卫·罗尔夫（David Rolf）所言，工人应通过新的集体协商机制来广泛行使权力，以改善数百万工人的生活状况。

其次，家庭的角色和责任发生了变化。现在的常态是父母双方都要工作。养育着未成年孩子的双亲家庭中有66%是双收入家庭。劳动力市场上单亲父母的占比已大幅增加，尤其是单亲母亲。同时，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在工作的同时照顾其父母。所有这些都使得人们难以兼顾家庭生活与工作，所以需要政府制定更为大胆的政策来处理。家庭对平价的儿童养育服务需求迫切，这也是尼克松时期的首要任务，尽管那时更多都是单收入家庭。而且，家庭要想维持稳定、健康并具有偿债能力，就需要为其制定全新的带薪休假制度，帮助他们减轻赡养老人的开支。在竞选过程中，成千上万的人向希拉里讲述了他们的生活中遭遇的困难，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因为难以兼顾各种责任而导致的。这些人并非是渴望不劳而获，而是希望通过参加工作与劳动能够享受到公平待遇。纵然希拉里在演讲中不断地提及这些问题，但是许多人觉得这只是简单的家庭问题，而非经济问题。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家庭的问题正是核心的经济问题。第三，约1.25亿美国劳动者在服务业工作，并不是工业或农业。然而，民主党人在考虑或讨论问题时，例如俄亥俄州，他们会直接面向制造业工人与炼钢工人，却忽视服务业占据了俄亥俄州经济的三分之二的事实。我记得在一次竞选集会上，我和一位从事家庭保健助理工作的妇女交谈时，她问我为什么政治广告和竞选宣言中，“工人”总是形象单一、局限于少数行业。为什么没有其他人的身影，例如儿童看护员、前台接待员、后台员工、亚马逊或沃尔玛的仓库工人，这些人都代表了零售业的未来？事实上，许多服务业岗位的薪水低于制造业岗位，而且服务业岗位的福利政策也与制造业不同。对我们的社区和经济也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应该提供一条通往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可行途径。鉴于3D打印等新技术的普及，即使是制造业工作，明天的外观和感觉也会与昨天不同。因此，民主党人需要重新制定其政策，以确保在看护行业、服务业、加工制造业的从业人员不仅能够获得体面的工作与更好的福利待遇，而且在工作中能够受到尊重。虽然我并不知道该如何实现这些设想，但在我看来，我们必须要将这些问题上升到全国性的政策对话中，对其进行讨论。

不过，一个壮大的中产阶级不仅是需要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作为基础，更需要有足够的机会实现阶级跃迁。新的传统民主党人需要重拾传统的改革承诺，让更多人能够享受到优质教育，从而给予每个人过上更好生活的机会。但是，在践行该项改革时，他们也必须认清一个可悲的现实，即当今美国的教育系统与以往的大不相同——整体设备落后、师资良莠不齐。麦肯锡（McKinsey）近期发布的分析指出，由于人工智能的崛起，到2030年将会有三分之一的工作岗位消失。因此，重点应该从学位和文凭转向技能和资历。相较于“免费高等教育”，我们更应该优先考虑无债务负担的终生学习：无论年龄，每一个美国人只要愿意满足基本要求，就应当有权利以合理的费用获得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并获得相应的工作。这种方法既能保证中产阶级家庭及其子女能够持续保有活力，也能为出身贫穷的孩子提供了进入中产阶级的道路。当人们谈及 "培训制 "和 "学徒制"，通常想到半心半意、半资助的活动，既不能提供技能也不能提供工作。但这些项目并非是必然会导向失败的结果。对此，欧洲的做法正值得我们借鉴。控制人口变量后，美国的学徒人数仅为英国的7%。在德国，通过稳健的学徒制，每年大约有50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而美国已有几个州模仿了德国的模式，根据一项调查显示，98%有相应学徒制的雇主都推荐该项制度。令人振奋的试点项目也在不断涌现，例如，马克尔基金会（Markle Foundation）、微软和领英引领了政府、社区学院和私营部门之间独特的合作项目，以确保培训能够提供企业需要的技能，并为参与培训的人提供实际的工作机会。如今的民主党人需要大范围推广的正是这些方法。

二、政府应该通过税收与垄断政策来应对当前的财富与权力集中问题，保证中产阶级与民主制度的良好运行。

早期的改革派人士与随后的“新政”民主党人曾努力争取前所未有的税收政策与反垄断政策，来应对当时所出现的财富与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现象。他们深刻地明白，这样的举措不仅能够增强经济，更能够壮大我们的民主制度。新的传统民主党人也应当如此，基于相同的理念治理全新的社会经济问题。

先从税收说起：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诞生于镀金时代所存在的极度社会不平等与贫富差距之中。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和其他进步人士通过不懈的努力推动了国家所得税制改革，最终促成了宪法第16条修正案和1913年《收入法》。今天，正如其他人所见证的那样，我们正生活在第二个镀金时代。倘若根据1%最富有人群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来衡量，美国的贫 富差距在20世纪中叶有所大幅下降后，如今又迅速回升到大萧条时期的水平。相较于1979年的7%，截至2012年，美国最高收入的0.1%的家庭已拥有全国22%的财富。

现行税收制度没有能力应对当前的问题。在通过个人工资与劳动收入征税获得公共财政收入方面，我们颇有成果，但在处理资本收益（即投资收入）和财富积累方面，税收制度却效率低下。然而，在当前这个时代，最富有的美国人更多的是通过投资生财。2013年，收入位列前1%的人群每赚10美元，其中只有不到1美元是纯劳动收入。这对于政策制定而言意味着什么？民主党人希望解决社会不平等与权力集中问题，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来实现经济改革方案。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跟着钱走，也就是采取更有效的方式向最富的人群征税。撤销共和党在2017年提出的税法正是我们需要做的第一步，因为该法律完全是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其旨在为大企业减税、为最富有的人创造偷税漏税的机会。但我们也需要新的解决方案，仅仅是提高最高边际税率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在竞选期间，在评估民主党提出的传统一揽子税收政策后，结果令我感到不满，而纵然是在桑德斯阐述自己的方案之后，我仍是感到不满。两次竞选都并未真正地“跟着钱走”。我便催促我们的税务专家，能否提供新的政策方案——当前的竞选漏了什么可行的好政策？不出所料的是，他们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例如，有一个方案是改变政府处理高收入纳税人资本收益（capital gains）的方式，如此就能够根据该类型收益的实时变动来进行征税。目前，最富有的纳税人只要没有出售资产就能够不用为其资产收益缴税，甚至可以通过永久保有资产而避免缴纳任何税款。通过采用 "按市价计征 “（market-to-market）的方法，即每年对收益进行计算并征税，从而防止上述情况发生，而且在未来10年内创造超过1万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另一个想法是直接对富人征税。在1999年，唯独特朗普提议，政府应该对最富有的人一次性征收14.25%的税，从而创造近6万亿美元的税收收入。虽然这项提议虽然并不现实，但是现在已有更严谨的模型，如何对顶层（如0.1%）富人的财产来筹措大量的税收收入。学术界对于累进税制的功效和合宪性都进行了长期而激烈的辩论。现在是时候让人们对此问题进行公开讨论了。一些改革派认为，即使存在一个有效的策略，能够让最富有的美国人缴纳那部分税额，那么"勇敢 "的民主党人也必须告诉中产家庭，他们的税率也要增加。我认为，现在尚非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像提高燃油税为已耗尽的公路信托基金（Highway Trust Fund）[2]提供经济支持这样的提案应该继续摆在桌面上讨论，但在我们开始认真讨论关于同时提高整体税率前，我们需要使中产阶级稳定下来，并建立起一个不负众望的公平税收制度。

对于垄断问题，我们可以向终结托拉斯（trust）的改革派与“新政”民主党人寻找灵感。如今，由于几十年自由放任主义的反垄断政策，企业权力集中已经成为前所未有的紧迫问题。一份又一份的报告显示，从金融到科技再到医疗保健，几乎每一个产业都在加速合并。经济也因此受到了扭曲性的影响——消费价格上涨、垄断租金上升、工资下降的压力；而民主制度本身也深受其害——企业通过向华盛顿派驻游说大军来影响国会立法，增强了其政治影响力。

民主党人有必要重新启用一系列反垄断战术，并根据全新的垄断权力进行调整与应用。在一些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占据垄断地位的大公司向消费者与工人施压。但是，随着市场结构的变化，衡量产业过度集中的标准也需要改变，而我们用来对抗该现象的工具也同时需要改变。相较于过往全国铁路系统与石油网络，如今占据主流的已是跨行业的全国性和国际性平台，而其中不少都是互联网平台。这些平台产生的 "网络效应 “（network effect）不仅影响价格，而且影响到创新、创业、工人薪酬与企业权力——因此，执法和监管策略也需要做出相应调整。这就需要新的游戏规则，以对应新形式的集中问题所导致的负面后果——传统的“消费者福利”标准未能考虑到这些新的问题——但同时也要注意避免破坏市场的创新与活力。在希拉里的竞选中，我们一直在思考该如何用政治信息来传达反垄断的观点。在竞选政策办公室里，一块白板上写着几个大字“租金！”(代表垄断资金）——表现了我有多么迫切地希望将该问题摆上桌面，并在社会中引起共鸣。虽然这个愿望从未实现，但从那时起，包括汤姆·佩里洛（Tom Perriello）和罗·卡纳（Ro Khanna）这些年轻的民主党领导人，切实地使反垄断政策成为经济信息的重要核心。

改革派与“新政”民主党人认为，解决财富不平等和企业权力集中的问题，不仅仅是创造一个更公平、健康的经济，也是令我们的民主制度更具有韧性——通过服务社会中的多数人而非少数人。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指出，民主制度失败的原因往往是因为其内部的腐败。我们必须保障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不受这种危险的影响。

三、解决机会分布不均问题，从而使所有区域能够感受到中产阶级复苏的利好。

在民主党人采取政策应对社会不平等、增加向上流动机会以及建立社会安全保障机制的过程中，地方问题是重中之重。在面对社会与科技变革时期，传统民主党人仍是十分关切落后社区的状况。罗斯福通过大力投资为乡村地区实现供电，肯尼迪和林登皆为了城市与乡村贫困而努力奋斗。今天人们仍然应当着重关注机会的地理分布差异——具体来说，就是城市和农村社区、城市核心区和富裕社区、郊区和郊区、沿海大都市和美国中部的中等城市之间存在的经济增长差异与社会活力差距。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观察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之间，区域差异持续在缩小，但自那以后，这样的趋势便停滞了，甚至是出现了逆转。同时，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拉杰·切蒂（Raj Chetty）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一个人能够实现阶级跃迁很大程度上受其居住地影响——影响单位小到郡与市，甚至是社区层面。

史蒂夫·凯斯（Steve Case）所公布的惊人数据显示，全国75%的风险资本主要聚集在三个州，导致其他47个州只能够争取剩下的25%。尽管落后地区缺乏私人投资的问题值得警惕，但这并非问题的全部。政府政策也很重要。在早年，公共投资与重大的公共项目降低了地区差距，而民主党人今天也需要朝着同样的目标努力。

本杰明·奥斯汀（Benjamin Austin）、爱德华·格莱瑟（Edward Glaeser）和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今年撰写了一篇具有有说服力的论文，提出了 "地方性政策"（place-based policies）的必要性，以打破落后城市和地区经济衰退和社会解体的循环。对民主党人来说，地方性政策也会有助于他们公开反对先进沿海地区所存在的邻避主义（NIMBY-ism）。

为了实现上述的目标，民主党人应该更积极地处理贫困落后地区的社会呼声，这些当代危机对于经济有巨大影响。除了社会和公共健康问题以外，例如阿片类药物成瘾问题也是值得注意的经济危机。因为它大大降低了初龄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进而削弱了经济增长和流动性。根据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数据，仅2015年，阿片类药物危机给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就超过5000亿美元。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经济机会的丧失助长了社会问题的滋生，而这些社会问题又恶化了经济的衰退和中产阶级的空洞化。2015年，希拉里作为总统候选人第一次前往新罕布什尔州时，就发现了众多陷入恶性循环的受害者。在此之前，我们并未注意到阿片类药物成瘾问题。活动结束后，希拉里在车上给我打电话，用了这么一句话说：”着手处理这个问题"。民主党人必须认识到阿片类药物成瘾问题的紧迫性，并且配给与之严重程度相应的资源予以纾解。特朗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前瞻性令人钦佩，但他们仍是受到了意识形态的限制而无法实现根本的改变。民主党人应该呼吁人们对该问题进行大规模投资，以对抗该危机的蔓延趋势：从预防到恢复再到门诊治疗。就如同阿片类药物问题一般，为刑满释放的重罪犯提供重新融入社会的工作机会同样不仅是社会政策，也是经济政策。一项研究发现，近200万名获释重刑犯是处于失业状态，主要是由于他们难以就业。这些人（大部分为男性）最终只会陷入绝望而再度犯罪。类似的情况遍布全国，但对于因犯罪率过高而人烟稀少的社区更是如此。民主党人应该鼓励刑满释放人员的再就业，这不仅是关于公平、正义和尊严的问题，也是关于尚未开发的经济机会。对此，民主党需要采取全新的刑事司法政策。我们应该积极迎接这一挑战。虽然传统民主党人热衷于联邦层次的项目，但现代的民主党人必须超出联邦的范围。

诸如幼儿教育、非传统工作的新福利体系、清洁能源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地方涌现了不少最先进、最具创新性、以及结果导向的解决方案。新的传统民主党人应该尽可能提供政策激励，鼓励这种创新（同时竭尽全力阻止其他州的倒退政策），而不是过于注重 "一体适用 “战略。

四、与商业界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适应21世纪的现实需求。

美国一直是一个充满创业活力和商业创新的国家。新的传统民主党人将捍卫和珍惜这些国家优势，并积极主动地与商界沟通，强调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和加强监管执法并非是惩罚。这样的措施只是为了应对我国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因为错误的政策已经扭曲了国内经济，整体变得中心化、缺乏活力且加剧了社会不平等问题，而我们的政治制度也易受特殊利益的操控。因此，对政策方向的修正是恰当且合时宜的，这不仅会帮助中产阶级，还将为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并长期地创造高薪工作。

同时，我们也不该怯于说真话。在二战后，像经济发展委员会（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这样的组织，代表着一批负责任的商业领袖，他们致力于让更多人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利好。今天，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商业游说集团中的部分人已经抛弃了这个战后契约。事实是，虽然确实有一些突出的私营部门声音在提倡更公平、更合理的政策，但在近几个月中，鲜少有商业领袖站出来伸出援手。许多人主张减税，但却牺牲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许多人尽管心存疑虑，但还是为特朗普欢呼，因为他放松了政府管制。不过，仅仅指出企业的错误行为是不够的，因为商业领袖是恢复我们枯竭的中产阶级的必要组成部分。所以民主党人需要设计更具有创造性的方式来实现企业文化的转变——尤其是通过政策手段，奖励那些对工人与社区投资的公司，同时追究那些不投资的公司的责任。社会道德素质应成为公司的重要竞争优势，而非面对道德意识低下的公司（这些公司把工人当作成本而不是资产）时处于劣势地位。

更广泛地说，新的传统民主党人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好的长期政策，而不是以财政赤字为代价实行减税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对于私营部门的客户群几乎毫无用处。例如，对基础设施和科学研究进行投资，由于其回报率极高，这将刺激持续利润增长并提高企业的最终效益。事实上，这些政策对于充满活力的中产阶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构成了社会和经济制度更普遍的“基础设施”，使得中产阶级的生活得以维系。我之所以没有在本文中更多地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其他人对此已做出过绝佳的阐释。

向企业传达的信息应该指出，我们应该共同合作来进行影响深远的投资，帮助每个人都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而非不劳而获或是收租。相应地，华盛顿应该与国内私营部门合作制定一项国际经济战略，解决21世纪恶性竞争问题（如国有企业与汇率操纵行为），为那些站出来帮助工人与社区的美国公司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我已经在其他地方阐述了我对民主党人应该如何处理贸易问题的看法。毫无疑问，在有些地方政党和企业会发生一些争执但是，但在更多的地方，他们可以建立健康、长期的合作关系。罗斯福在1934年说得好：”本政府不会伤害正当的企业。我们在寻求社会正义的过程中，是为了实现社会普遍繁荣，而不是通过对一部分人的剥削来补贴另一部分人... 换句话说，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减法和加法，更关心的是通过合作来实现整体财富的增长，使全社会能够享受到这份成果。”

不要选择错误

这指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关于民主党未来的讨论总是陷入强调基本经济问题或是怀疑派所嘲讽的“身份政治”的窠臼之中，难以抉择。在我看来，两者缺一不可。新的传统民主党人应该听从罗斯福的意见："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一个更加包容的社会，打造一个没有人被排除在外的国家。” 诚然，罗斯福对包容的概念比较狭窄，但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要将他的设想付诸实践。民主党的政策讨论需要以帮助所有美国人为基础，而不应该考虑性别、种族、性取向或是民族。

许多如詹姆斯·特拉布（James Traub）这样的评论员的疑问是，上述理想在政治上是否真的切实可行；在为捍卫少数群体的民权过程中，民主党人是否已经忽视了人数众多的白人工人阶级。他甚至将2016年的选举结果归因于休伯特所提出的民权法案。我承认在希拉里败选后，出于同样的好奇心，我仔细查看了当时的选举数据，结果确实显示特朗普的成功很大程度是源自于社会中存在种族与身份问题。我也无法忽视特朗普通过持续的竞选活动，煽动白人的怨恨情绪并强化了白人身份问题。

但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勇敢面对问题本身。希拉里的观点很正确，我们需要解决所有阻碍人们前进的障碍——不仅是经济与政治障碍，还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所有其他形式的歧视。对此，我们不应该过分小心。我们的任务与不足之处皆在于，需要在开诚布公地指出这些障碍的同时，让所有人也感同身受地参与到扫除障碍的共同努力中，使得全社会受益于此。虽然我不认为民主党人应该淡化或直接避开在一些人看来是“麻烦的”议题（诸如种族、身份与移民），但我同样认为如果竞选演说中仅针对特定的人群，那么结果只会导致社会的分裂而非促进社会团结。这又让我想起了休伯特。我们需要 的是"快乐的战士”——坚定投身于对抗不公正与阻碍社会进步的问题，为人们带来希望并鼓起人们的勇气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这意味着在践行过程中，不仅应该强调公平，也需要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市场活力与鼓励创业精神。

这个项目不能只是将现有的蛋糕切成大小不一的小蛋糕，而必须要将蛋糕做大，邀请更多的人上桌，并给每个人一块。要想实现这些并非易事，事实上，这也正是关键之处：新的传统民主党人应当坦然面对当前的现实，即经济上的改革需要大量的公共投资。这并不意味着该项目无法落实，或是会导致政府背上负债。在过去40年间，民主党总统被迫处理共和党总统留下的财政烂摊子。正如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对共和党税收立法的最新预测所清晰表明的，下一任民主党总统仍需要面对一样的问题。然而，如果我们彻底逆转共和党的税法，推行我所描述的累进税制，利用科技来增加效率、减少浪费，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改革来减少系统性的医保成本，那么我们能够在实现经济改革的同时，保证财政收支稳定。

本篇文章并不旨在为竞选策略提供蓝图，而是为未来几年经济政策议程的核心主题和实质内容，提供的初步选择。任何最终的政策成果都应当是经过更加精细的雕琢，摒弃我所提出的一些不成熟的思想。事实上，2016年大选所带来的关键启示在于，诸如“建墙”与“解散大银行”这样简单、权威性的政策主张远比一长串精心阐述的政策建议和方案要有力得多。政治领导人在推进该政策议程时，将不得不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去确定敌人、选定反派。虽然这并非我的风格，但2016年的情况表明，更强硬的民粹主义不乏受众。也许最重要的教训是，提出的政治纲领必须足够宏大。传统民主党人将国家使命感作为核心纲领，唤起了美国人民对更崇高使命的追求。而到了近几年，民主党则是采取了更为克制的方法。现在是时候让新一代民主党候选人——新的传统民主党人——围绕一种新的国家使命感而团结起来了，即复兴美国的中产阶级。

现在美国的政治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动，社会潮流正在转向，而政治重心也在发生变化。这对于民主党人而言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制定大胆的目标并实现它们。我们应该站在前人总结出的正确原则之上，采取大胆的执政风格来重新界定民主党与政治重心，来提出并实践新的方案来应对当前时代的挑战，实现增长和公平、创新和平等。这样的时机在历史上并不常见，民主党人必须抓住这次机会。

注释：

[1]W-2收入税表是公司出给雇员的年终总结表，填写W2的属於全职员工。公司会在每次发放工资的时候扣税，如每个员工都需要扣减工资总额7.65%的社会安全金，同时，公司老板还要为员工支付另外的7.65%社会安全金。

[2]公路信托基金（Highway Trust Fund）指美国于1956年成立的基金，旨在通过征燃油税负担全国的公路建设。

文章来源：

Jake Sullivan, The New Old Democrats, Democracy Journal, June 20, 2018

网络链接：

https://democracyjournal.org/arguments/the-new-old-democra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