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不是什么美国新外交蓝图，而是奥巴马时代的一副旧“药”，以前奥巴马失败了，将来拜登会失败得更惨！可见，所谓拜登政府侯任国务卿布林肯根本就没有什么料水。

拜登政府侯任国务卿布林肯：美国新外交蓝图

原创 国际视野中国情怀  IPP评论

核心观点提示

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团结盟友伙伴至关重要。以贸易为例，众所周知，美国仅占世界GDP的25%，但是如果加上我们的盟友，这个数字将会是50%或是60%，对中国而言，如此之大的体量将难以忽视。

最后，我想你将会看到拜登政府在中美两国关系中重建了相对优势，并且保持接触，在我们共同利益的议题上，如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武器扩散等，建立了精诚有效的合作。不过，彼时我们的境况将会大大改善，当美国处于优势地位时，我们定会找到合作的正途。

据推测，拜登政府的外交团队将会把更多精力集中于在印太地区进行持续的接触与互动。欧洲仍然是我们首要的合作伙伴，与非洲的合作也不可或缺。就时间分配与预算优先事项而言，我认为我们的中东战略应当有所收缩，相关行动的频率也将随之下降。

封面 | 11月23日，拜登提名安东尼·布林肯（AntonyBlinken）担任国务卿。

前 言

美国新当选总统约瑟夫·拜登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团队再度成为热议焦点。11月23日，拜登提名安东尼·布林肯（AntonyBlinken）担任国务卿，他将成为总统外交事务的主要顾问。

布林肯何许人也？何以担此大任？

安东尼·布林肯出生于外交世家，其父为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国驻匈牙利大使，叔叔为驻比利时大使。在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后，他又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

克林顿政府时期，布林肯开启了他的外交政策生涯。1993年，布林肯首次进入国务院，担任负责欧洲和加拿大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特别助理。次年，布林肯进入白宫，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小布什政府时期，布林肯转战参议院，成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助手总管。彼时，时任特拉华州参议员的拜登是该委员会的主席。正是在这段共事时光里，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2008年，拜登向民主党总统提名发起冲击时，布林肯也是竞选团队的成员。拜登当选副总统后，布林肯也随之入阁。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布林肯先后担任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和总统奥巴马的副国家安全顾问，于2015年上任副国务卿。任职期间，作为外交政策团队的核心成员，布林肯在打击伊斯兰国、全球难民危机和亚洲再平衡等重大外交事务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2020年，拜登第三次向白宫迈进之际，布林肯再度出任拜登2020竞选团队的高级外交政策顾问。11月，拜登提名其担任国务卿。

未来，由布林肯掌舵的美国外交巨轮将驶向何方？或许从今年7月哈德逊研究所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对布林肯的专访之中，我们可以管窥一二。

哈德逊研究所由战略家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于1961年成立，是一所非营利性智库。研究所挑战传统思维，通过国防、国际关系、经济学、公共卫生等跨学科研究，发布一系列会议报告、政策简报和咨询报告，指导公共政策制定者及商业领袖，为未来战略转型出谋划策，提供智力支持。

以下是访谈记录节选，供读者参考阅读，理解布林肯及拜登团队的外交政策。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作为一名与拜登副总统关系极为密切的顾问，您领导了其竞选团队的外交政策团队，我想没有人比您更适合谈论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了。因此，我想问问您将会如何描述拜登外交政策的主线？

布林肯：首先，让我们共同设想一下拜登当选后的世界，这将对于接下来我阐述其外交政策方向大有裨益。在当今世界政治的权力转移和国家结盟的时期，国家内部权力大规模流散，国内治理屡屡受到质疑，我们每天都在经历巨大的经济、人口、技术、环境和地缘政治变化。

世界变化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感到混乱，愈发困惑，不知何去何从。加之，美国国内以及世界各地不平等现象依旧严峻。因此，在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我们将面临着最具挑战性、最为复杂的国际安全格局与局势。尽管如此，拜登一定自信美国有足够的能力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美国将更为繁荣昌盛，国家安全与价值观也将得到加强。

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大局中，国际社会仍然存在一些共识。

首先，无论我们希望与否，世界往往不会自我管理。在某些方面，美国的国际参与和全球领导地位仍然有益处。如果我们没有积极参与制定国际规范，构建联结国家的国际机制，可能出现两种结果。

一是我们将参与权拱手让给他国，随之而来的风险是他国所采取的方式可能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与价值观。另一种结果同样糟糕，无人问津国际事务，国际社会趋向于混乱与权力真空。我相信，副总统拜登也秉持美国的国际参与和全球领导地位大有裨益的政见。

其次，寻求国家间或利益群体之间的合作，以及探索新的合作路径兹事体大。当我们面对全球性问题时，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全球流行病，抑或是武器扩散，显而易见，单方面的应对解决方案犹如缘木求鱼、煎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即使美国强大如斯，仍然是无法孤军奋战，单独解决全球性问题。

此外，如今信息和技术赋予了许多团体或个人权力，对于传统权威如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的决策，他们拥有前所未有的否决权。因此，在国际社会寻求有效合作方为正道。

除此之外，机构的信誉危机、极端的党派偏见，以各种方式渗透政府系统的腐败，共同构成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极具挑战性的时代。这些都是新政府不得不应对与解决的烂摊子。

米德：我十分同意您的观点。或许，我们可以先就几个热点问题进行讨论，最后回到最重要的外交政策主线的问题上来。谈及热点问题，我想许多人脑海中首先浮现的一定是中美关系。

奇怪的是，尽管美国国内的政治气候已经两极分化，但是中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得到了延续。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时至今日，两党对中国的崛起以及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担忧的声音不绝于耳。您如何看待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

布林肯：首先，中国的迅速崛起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已是各方共识。我们的现状难以为继，尤其是中国的商业实践以及中美之间缺乏互惠等问题难以持续，亟需解决。

我的主要担忧在于，就中国及我们的战略利益而言，过去三年半的发展事与愿违，目前中国较于我们已处于优势地位。这是拜登政府重建美国霸权地位的背景。

如果思考一下中国希冀在世界各地取得何种战略成就这一问题，我们会发现一个悲哀的事实，即特朗普政府的执政反而维护和促进了中国的利益。中国将同盟视为美国力量的核心来源，是其所无法分享的。不幸的是，特朗普总统的执政理念削弱了我们的核心联盟，尤其是在亚洲地区。美国将领导地位拱手让给中国，从几乎所有耳熟能详的国际机构中退出，为中国在其中大展身手提供千载难逢的良机。

此外，在亚洲地区，就中国政府的行为，我们甚至放弃捍卫我们认同的价值观。

最后，当我们的民主制度软弱、混乱、屡遭质疑、难以服务人民时，特朗普总统还倒行逆施，领导了一场对我们自己的民主制度、价值观以及人民的攻击，进一步削弱了政府的合法性。就此而言，在这一特殊时刻，恐怕我们较于中国处于战略劣势。

话虽如此，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些棘手的事务呢？以下几件事值得强调。

目前，我们处于一场与中国的竞争之中。如果公平公正，竞争本身无错。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投资于我们的竞争力。这意味着，在投资美国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保健系统和工人及其竞争力时，需要对资源和优先事项进行根本性的调整与重新定位。

其次，特朗普政府的全面对抗战略存在缺陷，即未与我们的盟友伙伴共同携手对抗，甚至于疏远他们。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团结盟友伙伴至关重要。以贸易为例，众所周知，美国仅占世界GDP的25%，但是如果加上我们的盟友，这个数字将会是50%或是60%，对中国而言，如此之大的体量将难以忽视。

第三，我们需要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将其重新置于外交决策的中心地位。

最后，我想你将会看到拜登政府在中美两国关系中重建了相对优势，并且保持接触，在我们共同利益的议题上，如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武器扩散等，建立了精诚有效的合作。不过，彼时我们的境况将会大大改善，当美国处于优势地位时，我们定会找到合作的正途。

米德：接下来是关于价值观与民主的问题。从去年我在亚洲游历期间的所见所闻来看，美国的民主推销在亚洲并不如冷战时期在欧洲那般受欢迎。如果我们希望与泰国、缅甸、越南，甚至印度、菲律宾建立合作关系，但是其中部分国家的价值观与政见可能与我们相去甚远，导致组建亚洲联盟这一任务复杂化，您会如何应对这一问题？

布林肯：需要明确的是，这不是一场为建立民主世界的十字军东征。拜登当选总统后，将会继承什么呢？一个分裂的国家和一个日益混乱的世界。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我想拜登的答案是民主制度。这是首要的，也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因为民主的运作是我们在国内外权力的基础。民主制度应当反映我们是谁，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甚至于世界如何看待我们。但是，显而易见，近来民主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深刻动摇了我们外交政策的基础。

首先，国内的民主力量直接关系到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推动进步、动员集体行动的效果。我的担忧在于，本届政府对民主的攻击行为已经深深损害了我们的领导能力。正如拜登所说：“我们向来以德服人，而非以权压人。”

其次，如果我们与国际社会其他民主国家共同行动，他们往往会成为我们的力量源泉。但是，又一棘手难题出现了。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见证了民主的倒退。根据智库“自由之家”所追踪的数据，以及其对1980年代、1990年代、21世纪初的国家自由度的排名变化显示，几乎一半的国家排名在持续倒退，人们称之为“民主衰退”。

世界上的独裁政权无一不利用此，对我们的内外交困火上浇油。在当前民主国家最需要强力领袖的非常时刻，我认为，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美国应一如既往地扮演灯塔的角色。不幸的是，我们的特朗普总统，拥抱独裁者，疏远民主人士。在国内使我们的民主焕发新机，在国外重振民主国家联盟，道阻且长。但这将为我们有效采取行动、自如应对挑战，奠定基础。

目前我国的民主模式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我们需要与某些国家建立更进一步的合作。尤以亚洲为例，杰斐逊的民主思想也许并不适用于亚洲国家的具体国情。显而易见，我们不必执着于此。积极巩固民主基础，与其他民主国家携手合作，都将为吸引其他国家在不同事务上加入民主联盟创造良好的基础。

在亚洲地区上，奥巴马-拜登政府领导下，我们实现了再平衡。“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一个有效的政策工具，将我们的时间、精力和资源都转移到将最为深刻影响未来的亚洲地区。实现这一宏大战略，与不完全民主国家的合作不可或缺。这是我们将上下求索、朝夕不倦追求的目标。希望未来民主模式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增强，吸引力随之上升，各国才更有动力为实现民主化不懈奋斗。

米德：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从亚洲转移到中东地区。过去美国国内有一些声音表示，今时不同往日，中东地区对于美国而言，其重要性已不再如过去“石油为王”的时代那般举足轻重。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中东地区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是否将会有所调整与变化？

布林肯：简而言之，确实如此，相应的调整与变化不可避免。奥巴马-拜登政府所谓的“转向亚洲”或是“亚太再平衡”战略都反映了我们的现状：我们在亚洲地区资源严重不足，在其他地区反而呈现过剩的局面。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美国未来的新星将在亚洲地区冉冉上升。

据推测，拜登政府的外交团队将会把更多精力集中于在印太地区进行持续的接触与互动。欧洲仍然是我们首要的合作伙伴，与非洲的合作也不可或缺。就时间分配与预算优先事项而言，我认为我们的中东战略应当有所收缩，相关行动的频率也将随之下降。

尽管如此，某些基本因素是上述变化之外的常量。首先是美国与中东民主世界的中流砥柱——以色列的关系将持之以恒，美方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坚若磐石。

总体而言，就时间、精力和资源而言，我们的外交政策将会有所偏倚，举要治繁，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这意味着在外交政策中更注重亚太地区，更关注我们半球，以及持续参与欧洲地区的事务。

米德：您曾经在讲话中提到如果伊朗回到完全遵守《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状态，拜登政府将带领美国重新加入并接手。那将会是什么样的呢？

布林肯：在此我需要再次重申，特朗普总统制造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并且其可能恶化为危机。特朗普总统撕毁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声称这将会迫使伊朗就更为合理的协议进行谈判。为遏制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挑衅行为，他还发起了所谓的最大压力运动。

但事与愿违，特朗普政府的系列行动非但没有催生一份所谓更好的协议，反而使我们进退维谷：一方面，我们被当时共同谈判达成《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伙伴孤立；另一方面，伊朗重启核武器计划，致力于在短期内研发用于制造核武器的原材料。

据我所知，特朗普政府根本毫无策略或计划，以应对这一问题。我们重回《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签署前的状态——糟糕至极的二选一处境：要么采取行动以全面阻止核武器计划，预防所有的意外后果；要么隔岸观火，任伊朗在短期内迅速发展核武器。

面对伊朗的挑衅行为，譬如攻击沙特阿拉伯的输油管道，特朗普政府要么不为所动，要么出于意料地激烈反应，例如拿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前旅长卡西姆·苏莱曼尼。特朗普政府如精神分裂般的反复行为，导致紧张的局势迅速升级，甚至到达冲突边缘，包括伊朗导弹袭击我们在伊拉克的基地，导致100多名美国人伤亡。正如我们所见，伊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挑衅行动有增无减，特朗普政府的所谓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适得其反。

就我们自身利益而言，当务之急在于合理管控伊朗的核武器计划，而这正是《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意义所在。拜登曾表示，我们应当且将会使该协议重新发挥应有作用，让盟国与我们重新站到一起。尽管目前他们非同寻常地要求美伊之间的等同性，但是我们协议方都需要保持冷静克制。

随着盟友重回阵营，协议再次生效，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现有平台，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长久的协议，与盟友一道，共同抵制伊朗的挑衅行动。目前，我们的大多数合作伙伴正费尽心思、想方设法地保证协议的有效性，而非与美方共同应对伊朗的挑衅行为。

米德：让我们简单谈谈以色列问题，如果以色列在未来几个月继续吞并约旦河西岸，是否会使以色列与拜登政府关系复杂化？

布林肯：这无疑使巴以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更加黯淡无光。而和平协议正是使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获得正义与安全的唯一途径。因此，任何使这一前景更加困难和遥远的单方行动，都是拜登副总统所反对的。

我们将密切关注以色列的后续行动，但正如我们所见，以方并不致力于达成巴以和平协议。因此，我们将会全力寻找新途径，重建新环境，促使各方重新接触，重回谈判桌。

米德：目前许多国家都存在治理困境，包括政治两极分化、气候变化问题。从宏观角度看，我们的世界似乎面临着社会、法律和秩序的崩溃，譬如委内瑞拉式内爆黑洞。面对这样一团糟的世界，新政府将会如何应对呢？选择忽视或是扮演一个建设性的角色呢？

布林肯：当然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一直以来，我们对于建设一个美好新世界都有深远的兴趣。一个民主正常运转的半球、一个尊重人权的繁荣经济体，都深深地切合美国的利益，同时也符合这些国家本身和世界的利益。

但正如你所说，我们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以来自北部三角洲国家——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的移民危机为例，犯罪、帮派暴力、毒品、缺乏经济机会等都是移民流出强劲的驱动因素。我们显然有义务帮助各国变得更好，避免他们的国民迫不得已踏上前路漫漫的征途。

当拜登担任副总统时，虽然我们谈及他在华盛顿难有作为，党派分歧严重，但实际上他为北部三角洲国家争取到了两党的支持，提供近10亿美元的援助。相应地，这些国家承诺打击腐败，打击暴力，解决贫困等迫使人们背井离乡的问题。大部分资金是通过非政府组织提供，以避免流入政府的黑洞。

正如我们所见，北部三角洲国家的安全状况有所改善，移民流量有所下降。我认为，这样把援助资金和互惠的具体承诺捆绑在一起，是一个明智的做法。

拜登有一个长远计划，在这一倡议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四年内实施一项涵盖40亿美元的区域战略，督促各国履行具体的改革承诺，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这一做法不仅明智，而且立竿见影，显然符合我们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