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鹏2020-12-22来源：《新技术革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如果技术巨头具备了颠覆某主权国家的意图，技术能力对他们来说似乎只是一个“万事俱备”的问题。技术巨头掌控的量子计算设备用以作为加密技术，但是本身也是一个超级解密工具，国家主权赖以维系制度安全的一系列制度。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去中心化”的信息储存方式，可能颠覆政府垄断和操控新闻信息的能力，即使国家可能拥有先进的算法，但也无法抵抗庞大的机构和社会力量所形成的复杂算法能力。

樊鹏 |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

导 读

新技术时代，“科技新贵”的涌现成为必然趋势。近期，蚂蚁金服暂缓上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阅文、丰巢做出处罚……针对科技巨头的监管与反垄断成为各界关注的话题。

技术巨头在带来创新与红利的同时，又带来哪些社会和政治风险？面对这些新兴的“超级权力体”，国家机构该注意哪些问题？下文提出的维度，值得思考。

文章节选自《新技术革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序言，感谢作者授权转载。

【文/樊鹏】

在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乃至于深度融入公共行政和政治生活，已是不争的事实，技术在某些领域的使用，已经让政府的所有公共行为和企业运营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了，新技术的拓展也已经让传统的政治权力运行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地。但是随着融合了资本、技术和权力的技术巨头登上历史舞台，尤其是随着颠覆性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在体验到新兴技术及其拥有者所带来的制度红利和技术红利的同时，也不得不去面对可能出现的一系列潜在政治和社会风险。

封面图片 | 《新技术革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樊鹏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一，“头部垄断”与新型不平等问题将日趋呈现。

从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来看，近年来新技术企业发展与互联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头部固化”趋势，新技术公司大范围介入社会危机管理则有助于进一步助长这一趋势。全球互联网由谷歌、脸书等几个大型新技术公司垄断“头部格局”后，带来了新型的经济不平等与社会鸿沟，移动互联网出现后使互联网规模成倍增长，但头部垄断趋势没有改变，市场不平等进一步恶化。

对比国际情况，中国创新型技术企业有成长周期短、创新能力强、“硬科技”驱动和爆发集中的特点，同时出现了上游垄断并且已经初具技术霸权的特点。2016年10月阿里巴巴集团第一次提出了“五新”发展战略以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已经代表了一种新样态的发展基础设施，而其终端就掌握在几大技术巨头手中。根据投中研究院2019年的统计，有近50%的中国独角兽技术企业背后有腾讯、阿里巴巴或百度的投资。

建立在高度技术垄断基础上的技术霸权，可能发展成为相比较于传统的资本霸权和国家霸权更高阶段的霸权形态，仅从技术巨头的内部权力构成来看，它是一个比传统的资本帝国和国家政权更为复杂的权力结构，它同时结合了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权力的分布式汲取，形成了一个既具有统一意志又具有松散、耦合、开放的能力汲取特征的权力系统，这是包括国家在内的传统组织体系所难以企及的。

也正因为此，技术巨头不仅极为容易通过这种组织形态维护自身的市场垄断地位，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不惜同传统的政府与国家组织进行抗衡。我们注意到维基解密形成了一个隐遁无形的政治空间，很多微小的个体凭借自己的知识进行集体“拼图”，乃至于最后同超级大国进行对抗，事实上具备了腐蚀和威胁传统国家信用的能力。

技术企业维护市场和政治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人工智能支撑的“算法革命”。人工智能算法作为构建智能化社会治理平台的底层技术要素，分析、预测、识别类等算法逐渐被广泛应用于舆论监督、社会事件分析、溯源与预测等方面，然而在算法的背后，几乎无法规避掉技术企业特殊的商业考量、价值偏好等底层逻辑。

当前，算法的应用似乎还不能很好地考虑社会伦理与算法的长期影响，在保护平台数据安全与公民隐私的前提下，是否可能打开技术运营的“算法黑箱”，如何减少算法在性别、民族、宗教、贫富等方面的歧视？

本书第七章魏南枝教授的研究通过对国际上社会领域的发展经验指出，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使围绕技术展开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资本+新技术”模式可能正在催生更大程度的社会撕裂、政治割裂和社会不平等。

全球新技术巨头掌控的社交媒体平台，建立了貌似开放均衡的社群网络，但相当程度上正在使各国社会陷入不同维度的割裂之中，个人越来越被“技术性地”隔离不同声音，因此越来越有排斥不同声音的意识形态趋向。这种趋向导致不仅这些社交媒体可以被在信息技术和国际话语权占据主导的国家用于冲击其他国家的政治安全，而且也正在深刻地改变发达经济体国家自身的政治生态。

社交媒体通过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实现了看似人性化的智能自动推荐，也就是基于个人的选择偏好而自动推送其感兴趣的议题与产品等——其结果是，大量不同的声音因个人主动“选择”与人工智能而被动屏蔽了，实际上个人越来越因为其政治倾向、价值观点、兴趣爱好、种族等因素而处于相对封闭甚至排外的社群网络之中。

所以，现实世界里的矛盾和冲突容易被社群网络扩大化和极端化，基于自由、多元和平等精神的跨社群的交流和协商越来越困难，信息技术发展原本设想的扩大言论自由变成了“信息社群化”。

第二，针对技术巨头的垄断监管将成世界性难题。

信息革命背景下世界高度互联，但是就信息和数据的占有使用而言，并非趋于扁平化和公平化，数据拥有的不平等带来更大的社会鸿沟，这也是一个全球创新经济体共同面临的难题。原有理论假设科技创新会带来更多去中心化的竞争，但在全球范围内新技术公司的发展却呈现更多加速垄断的特征。

眼下的互联网经济在经济层面出现了“头部固化”的趋势，全球互联网由几个大型新技术公司垄断“头部格局”后，再也没有出现足以撼动这一头部格局的力量，即便是让互联网规模成倍增加的移动互联网也不例外。中国也不例外，以“硬科技”驱动为特点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群体，有成长周期短、创新能力强、爆发集中特点，但是技术企业的上游垄断并且形成强大的技术霸权的特点也愈加明晰。

新兴技术巨头的崛起，同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所资本的力量，既有重合之处，又存在质的差异。正如资本在工业时代的企业中的地位类似，技术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种全新的权力载体。资本可以驾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而颠覆科技可以驾驭包括人类精神世界在内的几乎一切，任何个体和组织都无可逃遁，对此，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叠加发展正在提供更多证明。

显然，科技可以向善，但是科技也可以为恶。全球范围内大量技术巨头或因商业目的窃取公民隐私数据，或为参与政治竞争扭曲民意，甚至为政治目而煽动谣言、散布仇恨或为暴力激进行动，这些事例不一而足。

新技术企业巨头的权力深植于公众日常生活和消费，掌握海量数据和市场交易信息，此次疫情为契机，国内新技术企业巨头将更全面掌控全国性公共卫生、物资储备和人口结构等数据信息，未来关系国计民生的各项公共数据管理将加速从封闭逐步过渡到有效开放，意味着完全中心化的决策将逐步释放给技术企业参与的“弱中心”管理体系，将进一步加剧人力、资本和技术的分布式管理，在促进政府治理转习惯的同时，也在事实上将弱化政府原有的政策统筹能力和市场监管能力。

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新技术公司所掌控的海量数据蕴含着广泛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影响，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公民隐私信息和公共数据也可能遭受大规模泄露或变成市场交易物品。大数据技术是把双刃剑，大数据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广泛应用中出现的数据泄露、隐私侵犯等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屡见不鲜。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大数据的占有意味着信息垄断的权力，会产生诸如技术门槛和信息壁垒等问题。因此，维护信息安全、规避治理技术风险也是新技术环境下改善国家治理与公共安全亟待解决的问题。围绕公民数据隐私和公共数据保护的立法改革与监管改革必然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

根据本书第一章王绍光教授的观点，数据本身就蕴含着广泛的暴力功能。本书第八章李立敏博士的文章提出，暴力是任何政治组织的基础，不同类型的政治组织依据自身资源形塑了暴力的不同样态。

在新技术时代，当数据网络深度嵌入社会生产生活之后，暴力的组织要素、控制模式、沟通机制和后勤体系都发生了数据化转型，“数据暴力”作为一种从未出现过的新暴力样态顺势而生。它将从政治实践与政治理论的双重维度，对经典现代国家理论提出挑战。唯有对数据暴力这一新暴力形态的基础结构有了较为清晰透彻的理解，才能在下一步理顺其与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关系，最终找到将之驯服的有效路径。

对此，国家如何对这些即将到来的深刻变革施加必要的干预和影响，如何通过立法手段和行政规制，依法保护个人信息和公共数据，如何加强公共数据的依法有序共享，如何尽快确立数据开发的使用标准，为公共数据创新应用提供更多的立法保护和政策支撑等，将构成监管体制改革的急迫任务。

第三，新技术应用将衍生巨大的社会复杂性问题。

科技变革和技术因素还成为塑造当代社会结构变动的深层次动因和“催化剂”，一个典型的体现是，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复杂性社会问题，人们在享受新技术支撑的便捷交通、快递、送餐、家政甚至性产业等高度发达的服务的同时，要注意到技术在加速削弱人们对家庭和传统组织形态的依赖，甚至加速其解体。

当下公共治理的复杂性问题，其产生根源以及处理这些复杂性问题的主要路径和工具，同传统意义上的单位、社区和家庭的必然联系正在受到极大削弱。新技术环境下，更多的社会主体、市场主体被赋能，因互联网因素催生的组织化形态，使传统的组织边界被大大突破，更多的风险呈现出联动的态势，进而将对现有的社会管治结构和管治形式形成更大、更持久的挑战，甚至许多问题挑战现有制度的极限。然而，面对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社会复杂性问题，尤是面临一些新兴的社会风险，传统的政府和管治机构还习惯于使用传统的方式和手段处理问题，缺乏对社会复杂性问题的深刻认识和研究。

一方面，在国家治理中往往仍然因循旧有思维，过度依赖家庭、社区等传统的最小社会“稳定器”，考虑到今天社会复杂性问题的源头并不是产生于家庭和社区，而是同包括新技术巨头在内的新型主体密切相关，因此如何寻找更多、更新的社会“稳定器”的入口，对于回应和解决社会复杂性问题可能更为关键。

另一方面，在处置新型社会问题的时候，除了依靠官僚系统和官僚化的方式，没有其他更为多元化的工具和手段，面临各类新型的风险，甚至找不到能够与之开展协商、互动的清晰的政治主体和交易对象。

新技术应用对社会结构的催化功能还体现在全球范围内对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的助力与推动，成为影响包括全球各地激进运动在内的社会变革与政治发展的重要变量。本书的第四章将对这一问题展开详细的分析，本章提出，新兴技术带来低成本的组织化，催生了世界范围内广泛的激进行为。它还成就了某种政治乌托邦，过去潜藏在社会某个角落的价值也可能在新技术条件下被无限放大，甚至成就社会某个集合体的“自我崇高”意识，从而强化更保守的政治价值，促进政治极化现象的发展。

这是由于，新技术应用为社会运动和政治变革提供了强大动能：深刻改变了所有政治主体所处的环境，帮助他们突破原来所处的信息基础、组织条件和行动结构，实现观念的聚集、组织目标的塑造和广泛而高效的社会动员。

社会行动组织一旦完成网络空间的建构，随即可以突破各种物理性阻隔，甚至可以演化成为备受关注的全球性组织。当一个拥有科技能力的社会活动家创建网络空间后，实际上他就拥有了动员和组织数百万人的工具，这个空间可以更好地实现顶层的“权力操控”和社会动员的“权力下放”的双重效应，高效率地开拓“边疆”。

未来基于“命名数据网络”(NDN)的区块链信息传输技术的发展，将会颠覆现有互联网基于TCP/IP的基础架构，不仅使得任何点对点的“无限网格网络”的构建更容易，内容传播也将呈现无人拥有、无需反馈的广播云端模式，从而推动新一代互联网世界更进一步地去中心化，降低社会空间创造者的政治风险。

第四，“创造性破坏”与失业问题或将上升。

世界范围内来看，新技术应用开启了全新的商业变局和社会生活方式变革，创造了崭新的经济形态与增长模式，但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的问题，即密集的创新竞争可能破坏原有稳定的经济社会结构，并释放新型管治风险。

2003年非典时的人员隔离使电子商务趁机崛起，并在后续十几年里极大地改变消费者生活习惯，间接带动了第三方支付、现代物流乃至团购、外卖等一众行业的壮大，极大重塑了经济运行环境和社会监管任务。此轮疫情爆发后，同样将对市场构成、大众消费结构和资产价格等产生一系列重大影响。

在新技术革命的时代，技能和职业被取代的问题将影响几乎所有行业和地区，此次疫情的发展将加速这个进程。最直接的推动来自于线下配送模式的需求与变革，即无人机、无人车、机器人带来的无人配送技术将加速发展，从而可能促使技术巨头及其相关产业进行大规模裁员，当前国内技术巨头所掌控的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已经为无人配送奠定了科技基础。

有关利益集团可能会以此次疫情为由，加强对国家进一步开放人工智能无人配送技术和相关实验的游说，全力发展各种类型的全自动机器。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对技术公司和互联网经济技术研发的跟踪，及时对无人配送等新兴技术的社会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及早做好产业规划、加强引导监督，推动技术企业把稳就业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

第五，颠覆科技加速变革将催生国家安全风险。

新兴技术的发展，使得更多机构具备了穿越“主权”和“组织”边界的能力，美国在监管领域的“长臂管辖”只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清晰可见的超级大国的国家权力范本，与之相比较，国际技术巨头跨越主权边界的能力，无论是隐匿程度还是干预效能，都是非传统国家所能比拟。新技术在某些领域的应用，以及技术巨头介入到关涉国家安全的各领域，会助力提升传统国家的统治技术，但是也要要注意，这是以合作意识为前提的。

如果技术巨头具备了颠覆某主权国家的意图，技术能力对他们来说似乎只是一个“万事俱备”的问题。技术巨头掌控的量子计算设备用以作为加密技术，但是本身也是一个超级解密工具，国家主权赖以维系制度安全的一系列制度。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去中心化”的信息储存方式，可能颠覆政府垄断和操控新闻信息的能力，即使国家可能拥有先进的算法，但也无法抵抗庞大的机构和社会力量所形成的复杂算法能力。

在传统意义上，政治学多从政权颠覆的角度理解政治安全，今天应更多从制度安全的角度理解政治安全。当下，出现大量突破制度能力极限的现象和事件，这背后最不可忽视的是互联网和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影响。

互联网和新技术因素改变了政治运行的结构和规则，赋予了更多主体挑战“组织”边界和参与“搅局”的能力，塑造了更多松散的耦合型组织形态和新型政治空间，对于那些不具备自我防备能力的政治体系而言，在国家制度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新技术的在政治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及外部技术企业的介入，往往会大幅度增加政治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从制度效能的角度理解政治安全，需要针对市场和社会的开放系统建立必要的风险假设和预警能力，需要对单中心的理性化组织进行技术改造，改善现有治理体系的容错能力和可逆性能力，同时增强同更广泛的新技术力量的利益和风险共享的机制。

颠覆科技的加速发展还会进一步催生新型的国家安全风险。在《技术与国家安全：维护美国边界》（Technolo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Maintaining America's Edge）这样一部新著中，讨论了四种新兴技术对于未来国家安全的影响，他们分别是生物技术、小型卫星、量子计算机和认知科学。以小型卫星为例，由全球技术巨头参与的商业卫星以及外太空间的民营化，不仅意味着大国在国家情报方面失去了主导优势，而且传统国家不再垄断地球表面详细图像，同时越来越多的技术巨头掌控的活跃航天器和轨道非活动物体进入外太空。

第六，新技术因素将为国际政治权力运行增添变数。

新技术因素对广义的国际政治也将产生深远影响，跨越主权的技术巨头不仅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国际交易创造了条件，而且使次主权的结构和行为主体被加速赋能，正如新保守主义所预言的那样，相互冲突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统治模式会相互纠缠，一方面会破坏原有的相处方式和统治秩序，但是又会强化某种全新的全球宪兵的新结构。

“共济会”在过去可能是一个传说，未来会可能会一点点演化成一个个国际行动，且由于借助新兴技术带来的低成本的组织化，会形成某种“自我崇高”，又进一步发展成主动的行为，并强化更为保守的政治价值。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新兴的技术应用在带来潜在治理风险的同时，对于民主发展也蕴含着一些契机。例如新兴的命名数据网络NDN（Named Data Networking）的兴起，将克服传统内容分发网络 CDN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模式的限制,将使网络内容分发民主化，这一技术的核心思想是摒弃传统网络将内容位置数字化的寻址方式(例如IP地址)，采用内容名字来代替地址，使得传输与位置无关，命名数据成为了网络的主体，而使用数字签名技术就可以验证内容准确性。显然，这样的技术发展在选举、传播等领域如果运用得当，可能会优化大众民主的实现形式。

Bill Bishop2008年出版的《大洗牌》(The Big Sort)就指出美国民众在政治极化的氛围之下，政治立场相近的人们不断选择互相抱团并疏远立场相异的人群。

这样一种变化给美国选举中所使用的策略带来了变化和冲击。

未来展望

如果说技术巨头的崛起是21世纪以来社会领域影响最为深远的现象级事件，那么新技术环境下的国家治理与变革则是政治领域最富有挑战性、也最具观察价值的事件。新技术的发展，将从速度、深度和广度上深刻地影响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方方面面，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对政府、企业、民间机构、普通民众等各个主体的行为方式和选择发生了深刻影响，由此带来国家治理的对象、任务和环境的崭新变化。

从新技术企业参与新冠疫情防控的实践经验来看，拥有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技术主体的参与不仅具有防范公共卫生危机的功能，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技术主体将会伴随发展环境的变化和国家治理任务的革新——尤其是当政府遭遇一系列同其自身能力不相对等的重大治理危机——从而更广泛地参与到各项政府管理职能和公共治理的任务之中。

然而，新技术的使用以及以技术巨头为代表的“超级权力体”的出现，同传统的党团、政府、企业、媒体、社会组织等传统政治主体的政治运行规则之间的冲突显而易见，所有重大技术出现都会导致某种放大性选择，其影响深度和广度往往会超越统治结构的自身理解能力。

新技术环境下，国家权力的巩固和政府治理的有效性，需要政府对各类不确定性的风险具有灵活应变的能力。在新技术时代，国家机构同技术巨头的合作协同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一个拥有抗风险能力的国家治理主体和治理结构，需要一个广泛的利益和风险的分享机制，需要更多元化的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稳定期”，这其中最重要的合作协同对象就是影响巨大的技术巨头。

全世界发达国家都正在进入一个国家利维坦同技术巨头协作并存的时代。在面临不确定性考验时，国家要透过有效吸纳新技术因素和团结新技术力量增强国家能力，合作解决治理问题，一道共同构筑全新的公共治理架构和高效的安全预警机制。

通过近两年国内外时常发生的同技术企业有关的新闻事件和一系列经验，也使我们意识到，技术巨头已经在许多重要方面区别甚至超越了传统的资本巨头和部分传统政治主体，拥有后者所不具备的独特资源和超级权能。

如何有效驾驭这些垄断了技术、资本和权力的技术帝国和科技“怪兽”，如何建立新技术企业同政府监管部门的良性互动机制，如何在开展高效协同的公共治理的同时，能够更好克服技术的深度应用所产生的潜在政治影响，引导其在扩大经济规模与市场影响力的同时，使其始终尊重国家的公共利益和人民大众所珍视的美好价值，将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学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