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经2021-01-06来源：观察者网

互联网平台不是一般的企业，是影响巨大的特殊企业。要像传统基础设施相关领域那样，把互联网做成另一个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纵横天下的无敌武器。这是大有希望的，但又不是自然演化就行的，需要有意识地“顶层设计”。不应该用防火防盗的监管式说法，而是给任务，委以重任，不时评估任务的初心，注意纠偏。

陈经 | 风云学会会员，《中国的官办经济》

导 读

从平台垄断到员工猝死，互联网平台在野蛮生长之后开始承担发展带来的后果。如何防止资本扩张加剧社会分化，如何让技术解放而不是囚禁人，成为数字化时代我们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厦门大学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赵燕菁，曾在观察者网刊文《淘宝、蚂蚁们是宝贝，管好了孕育着互联网社会主义》，提出管理平台公司，关键是要将其使用公共资源创造的价值“萃取”出来返还给公众，体现互联网的社会主义价值。本文为风云学会会员陈经对赵燕菁文章的回应，再次探讨互联网平台管理问题。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经】

互联网反垄断风潮真的起来了。先是某巨型金融科技公司上市被叫停，2021年第一天又爆出新闻，深圳两个最知名的IT企业，在手机游戏渠道分成上打了一场“闪电战”。

在美国与欧洲，巨型互联网公司的垄断已经引起很大的社会关注，拆分、数字税等多种针对性方案都在酝酿中。现在中国也是时候建立互联网发展、管理的理论基础了。

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性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的最重要基石之一。对土地制度研究很深的赵燕菁教授，在观察者网发表了《淘宝、蚂蚁们是宝贝，管好了孕育着互联网社会主义》，文中提出了“互联网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笔者借此进行一些基础性的探讨。

近日一位行业大牛聊到，在写文章研究“党建与公司治理的关系”。我会心一笑：上面派的写作任务，可以理解。但是解释之后才发现，这是个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还真不是官样文章。党在公司并不直接占有股权，为什么能在公司治理上有发言权？这不能生拉硬扯，而是需要深刻的理论思考。公司治理制度是一种基础性的社会规范，党对社会规范有发言权就是自然的。用什么形式、什么能说、什么不应该干涉，还是需要仔细研究的。

“互联网社会主义”也类似，基础问题很重要。不能只看具体一个事情，谁有理谁没理容易变成站队运动，需要对整个领域进行深入仔细的探讨。

一

互联网平台的性质：更多选择

互联网公司历史都很短。但如果问，什么东西在人们的生活中会长久存在？就会发现，一些互联网平台APP会是显然的候选。一般的公司，时间越长公司延续的机会越小，刚出来的公司大概率活不了太久。但是互联网平台不是这样，有些反直觉。

APP平台在大战几年取得头部地位之后，就可能一举解决了极长时间的存续问题。例如微信，出来还不到10年，人人手机里都有也就四五年的历史。但已经可以设想，微信会在人们生活中一直存在，几十上百年都能想象。

有人说，新的IT平台会冒出来取代旧平台。但这是有尽头的，不会一直取代下去。到了一定程度，互联网平台会优化、演化，但不会被取代、废弃。人们用过很多种即时通讯软件，最早的icq、yahoo messenger，后来的msn，都被取代了。但近年来就比较稳定了，各类平台显出了“世界大战”后格局初定的迹象，能发起挑战的新平台不多。

上图为2010年7月，中国APP月活最多的12个APP。这些APP现在都还在，月活数一般都有不小增长。当时可以说是一片蓝海，还有极大增长空间。

10年之后的2020年7月，前12大里出现了7个新的APP：微信、手机淘宝、爱奇艺、抖音、腾讯视频、拼多多、快手。月活数最少的也超过了4亿。在10年前，不可能想到会是这些APP，可以说面目全非，重新洗牌。再过10年，前12的会是哪些APP？这不需要多高的想象力，其中一些显然会继续存在：前8应该不会掉出去。

微信可以说界定了中国APP月活的上限，10亿真差不多到顶了。有的新闻说微信月活超11亿，是指英文版的wechat数据也加上。其它APP的用户数据增长速度也降下来了，各自领域天然就会有个难以突破的上限：别人就没这个需求。

可以放心大胆地预测，接下来10年，不会有即时通讯APP能对微信+QQ的体系构成威胁；淘宝拼多多等购物平台会继续大战，地位没那么稳，其它APP也会导流来吃这块，但不会忽然跑出一个全新的玩家，不是生死存亡的危机；刷剧、长短视频还是那几家，互相串串业务，也有别的大家伙导流过来玩。会有混战，但不会打死人。

线上人多的就是这些事：即时通讯、购物、视频、资讯、娱乐八卦。战场延伸到生活领域，打车、外卖、本地生活，也有4亿月活规模了。但是格局也基本定了，打得再激烈也还是那几家。

一些传统基础设施相关的领域，格局定下来更早，约20年前。发电供电、铺路修桥、网络电信领域，会一直是那几个企业集团。因为独特的体制优势，这些企业代表了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基础设施类企业在中国特色的管理制度下，稳定地不断优化。放到全世界，只要市场放开，也能碾压对手。不需要任何想象力就能断定，这些企业集团会一直存在。在这类领域，很容易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天下无敌。而且确实是社会主义，不图挣钱，收的钱相当对得起服务。

APP平台大战，已经能看到“大结局”：它们会变成稳定的基础设施。人群沟通已经足够方便，就那几种方式，线上娱乐、本地生活入口都稳定下来。这是传统基础设施概念的延伸。

传统的基础设施，水电煤气、交通、通信，有这些才能“活得像个人样”。没有就成原始人了，社会主义不能接受。这些服务不可或缺，但也没有太多选择，服务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互联网平台不是这样的，没有它们，人们也可以过现代生活，而且还算是常规生活模式。打开电视刷剧，功能机找几个人打麻将，超市菜场街边店，马路上打车，钞票支付，互联网与我无关。有时还有“保卫生活”的呼声，拒绝互联网过多侵占。

互联网平台是关于选择的基础设施，不是必选，胜在多选。互联网的本质就是联通世界，提供更多选择。原来的生活也是选择之一，不消灭，只勾引。通讯软件比电话能传递更多信息；网购比肉身逛街要便捷丰富；网上刷剧比电视刷剧要自由痛快；新媒体资讯比传统媒体要迅捷多维；网络游戏比麻将更容易组局。但是原来的生活模式也有优势，根据不同细分场景，仍有规模很大的基本盘。不会有多少人完全放弃传统生活，但完全拒绝互联网的人也越来越少。

互联网的形式会变，以前是PC平台，再是手机平板移动平台，以后可能会有车联网、物联网、VR平台、生物神经芯片联网。科幻小说早就描绘了这种场景，身边物品随时能调出个界面（《三体》），或者SSI系统直接与大脑相连（《云球》）。但是互联网的内核会一直是“联通世界，提供更多选择”。

互联网基本没有产生之前绝对实现不了的业务内核（除非是关于互联网本身的），购物、娱乐、直播都有“老办法”。它只是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来完全成业务。

无论如何，更多的选择是进步，是持续改进，旧选择也还存在。社会主义拥抱互联网，用更多选择走向高级阶段乃至共产主义，而不是强迫人们改变生活方式。在初始阶段，更多更好的选择通常并非存量博弈，而是会带来新的增量。

到现在，还出现了选择过多的迹象。人们看手机屏的时间已经饱和了，APP们需要争夺存量时间了。选择极大丰富，蓝海时代已经过去了。王朔写道：如果你什么也不会，就当作家吧。这个“当作家”的选择成为了现实：网络作家超过1000万，签约作者70万，产生了2600万部作品，大大超过了过去所有年代作品的总和。

从缺少选择，到选不过来，只不过短短十多年。这就是互联网的神奇作用。

二

互联网渠道引发经济革命

互联网是基础设施，互联网APP是信息的渠道，不是信息本身，更不是实物商品。互联网最主要甚至唯一的经济价值就是渠道，软硬件维护还得花成本。

渠道（channel），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最核心的词汇之一。在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里，渠道是计划的一部分，必须存在，但价值不大。没有选择，渠道就没有太大价值。

在一个经典的“需求-供给”价格曲线里，消费者直接看见商品，根据市场价格高低，理性地作出消费选择；生产者直接与需求接触，根据价格与利润，理性地生产。这个假设极其理想化，往往偏离实际情况。一个批评是，很多情况下消费者或者生产者并不理性，有时理性本身就难以定义。

更大的问题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并不是直接打交道，中间有“渠道”。如果没有渠道，消费者可能只知道一个价格，不知道东西在哪；生产者也只知道生产成本与市场价格，但不知道谁会来买。这让交易变得十分诡异，难以捉摸。

在科技水平够高的现代社会中，由于生产力不再短缺，也有货币理论为经济提供足够货币，群众也愿意过好日子，理论上来说需求和供给很容易“速配成功”。消费者愉快地消费，生产者开心地生产，央行体系为二者印上足够的“快乐券”。实际情况却是，消费者情绪忽高忽低，生产者决策荒腔走板，周期性地发生危机，失败者众多。社会因此压力重重，不时走向过度竞争。危机的根源说法有多种，“渠道”的不靠谱在其中作用日益明显。

渠道的最本质特征是“信息不对称”，不然渠道没必要存在了。如果消费者和生产者直接交易，信息摆在台面上，两者博弈会很简单，买或者不买，讨价还价，就这么点事。生产者比消费者更专业，信息有不对称，但是这种不对称处于较小状态。虽然说“买的没有卖的精”，但是消费者面对多种选择可以拒绝交易，通过反复多次博弈，吃的亏不会太大。

但是秉持资本主义逻辑的渠道，会在两头都建立“不对称”的信息优势，扩大这种不对称。一边，它面对很多的生产者；另一边，它面对很多的消费者。计划经济渠道主动消灭了这种信息优势，“公平”地定下了价格，伟大的理想换来的却是僵化的结局。渠道需要活力，但也引入了魔鬼的诱惑。

渠道会诱导消费者的不理性，或各个击破，让整个生产-消费环节产生更多“毛利”；渠道也会压榨生产者，在利润分配环节抽取更多利益。

把“信息不对称”扩大，就是渠道的最大武器。生产者光看到市场价格没有用，接触不到消费者，卖不出去，价格再高都是虚的。消费者时间精力有限，通常只会按渠道安排的方法消费，不会上天入地折腾出最省钱的方法。面对渠道，消费者和生产者通常都无力抵抗。而资本义主义老钱们，即使是生产发家的，也会逐渐盯上渠道，最后变成狠辣的收租者。

有些传统渠道的“信息不对称”操作是直接赤裸裸的。例如中国很多出口商品，由于缺乏渠道，只能卖给“进口商”，加几倍的价到消费者手里很常见。光生产，不掌握渠道，利润率很难提高。在先进机器武装下，中国工人的绝对生产效率已经吊打发达国家工会蛀虫，但是收入仍有数倍差距。

有些“信息不对称”操作比较隐蔽。渠道控制者会去造势做局，提前介入有希望的渠道分肥。美国政府官员与大公司的旋转门，提供了大量隐蔽的信息，金主有政治献金抽资。有些项目只有圈里人知道，悄悄分配完了。大量成本消耗在渠道利润里，生产者挣点小钱。表面上“信息公开”，干货信息没有引路人根本看不到。美国贫富分化非常厉害，底层的信息等于资本灌到嘴里的渣，无知得可怕。

地产经济，其实算是信息比较公开的，因为价格算是透明，买卖的人群并不难接触，中介提成不高。主要还是资本的力量，直接通过博弈从商业流程里拿走一部分利润，不需要太多信息不对称。所谓“资本坐着收地租”导致贫富分化，经济模型上并不成立，很容易防备，随便来点房产税、遗产税就破功了。资本主义比地主经济高明，收房租不断滚动开发致富，不是常见模式。人们可能对香港地产印象过深，资本主义并不是这样的，香港资本对各类渠道的控制是非常厉害的。高地价也可以理解为控制渠道的一个办法：如果地价不高，谁都可以很容易地开公司，旧的渠道利润就会受威胁。

在互联网大行于世之前，传统资本主义受限于渠道的固有弱点，其实是逐渐走向僵化的。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观察到，资本的回报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也就高于劳动回报。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其内在根源很可能是资本控制的渠道，有“信息不对称”的优势，而且这种不对称优势在不断强化，社会就日益不公平。

很容易看出，互联网“联通世界”的特长，会带来一场“渠道革命”。互联网新贵，对旧渠道老钱提出了严峻挑战，而且这一切发生得非常快。

首先要定性：互联网渠道是一种进步，比传统渠道的“信息不对称”不断恶化要好。

有了互联网渠道，如果不是偏执地认为“就是坏”，不难发现其优点。海量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本来不可能接触到，通过互联网渠道，居然真就聊上了。“市场价格”也直接呈现在平台上，不需要自己去逛街打听，男女都省下了无数时间去打游戏。而且市场价格可信度相当高，远比自己瞎打听的靠谱。可以说，传统的“需求-供给”曲线，有了互联网渠道，才算是像回事了。

因此，基于互联网渠道的市场经济，是一个经济革命，是巨大的进步。

例如引发愤怒的“地产租金”，其实受互联网渠道的压制很大。不景气的商铺到处是，商铺投资价值远不如住宅，主要因素就是互联网渠道。互联网的缺点是，人的肉身没法住进去。如果人的意识能上传到云里，住宅价格肯定就崩盘了。

有时互联网渠道的抽头比例之高，让人触目惊心。苹果借系统安全名义，大搞APP Store垄断分成30%，不许自己安装，这是最狠的。安卓手机开发商都搞自己的应用商店，“渠道服”联运有时抽头能到50%，但由于不禁止“官服”与第三方应用商店，实际垄断没苹果厉害。游戏平台有时会抽70%以上，比例是很高。

这种抽头比例极高的，都是虚拟商品，因为复制不要本钱，数量决定成败。公平地说，还算是信息对称的博弈，决策简单，不需要钻营去找隐藏的信息。游戏和APP开发者有钱赚，才会同意抽成。厉害的开发者出场博弈的时候，抽头比例会变，新的渠道会产生。虽然抽头很凶，但是生态还是繁荣起来，很多开发者内心觉得分成可以接受，简化了营销。

实物商品或一些服务交易，互联网渠道的抽头会少一些，有时免费，20%就算高的了。和传统渠道相比，并不会更加凶恶，当然也谈不上良善。例如传统出租车司机交的份子钱与网约车被收掉的平台提成，大致会形成一个平衡，打车的绝对人数有大幅增长，这是业务的基础。

在引爆争议的金融业务上，互联网渠道也是一个革命。

金融交易的最核心问题是风险控制。传统风险评估是一门玄学，因为可能的交易对象实在太多，必须用某种流程来控制风险，个别天才的灵感难以体现在流程中。这带来了巨大的“程序性”麻烦：没有人手，只能僵化处理。总结了无数血的教训，金融交易仍然不时爆雷。

互联网通过丰富的渠道数据、自动化高效汇总处理，在风险控制上可信地取得了突破。只要数据够多、算法够细致，就可以实现靠人绝对做不到的风控水平。实际上算法并没有太大难度，“金融科技”无非就是并不出奇的代码，主要还是要有数据。互联网渠道促进了交易，还留下了数据，这是一个革命。传统渠道的数据统计是个灾难，统计局吐槽无力。

有时互联网金融给人以“不靠谱骗钱”的印象，那是因为渠道被用来骗钱，而不是用来控制风险。通过监管解决这个问题不难，意识到位就可以了。

三

互联网社会主义的运行原则

通过前面两节的讨论可以看出，互联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起到非常正面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互联网的社会主义，只会是初级阶段。

发展方向，是把互联网与社会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升级。互联网要用社会主义原则来管理，而社会主义也要进化成基于互联网的高级阶段。

1.第一个原则：互联网是“社会主义基础设施”

互联网平台不是一般的企业，是影响巨大的特殊企业。要像传统基础设施相关领域那样，把互联网做成另一个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纵横天下的无敌武器。

这是大有希望的，但又不是自然演化就行的，需要有意识地“顶层设计”。不应该用防火防盗的监管式说法，而是给任务，委以重任，不时评估任务的初心，注意纠偏。

互联网反垄断，如果是为了防止形成垄断集团，只是过去传统思路的延续。对互联网反垄断，是为了把握大方向。互联网具体是不是垄断，如果在过去的框架里扯，只会空耗律师费，根本扯不清楚，或变成权力压服。中国的水电煤气电信是不是垄断，这根本扯不清，就不应该这样讨论问题。

可以放过一些模糊条文，不要纠缠技术细节与语文，按“第一性原理”进行效果评估。能够帮助社会主义升级的就是好的，阻碍社会主义升级的就是坏的。

互联网企业的资本以及企业员工，需要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沟通。互联网企业老总们社会影响巨大，但如果因为监管风向变了，就变成反面人物，这样翻云覆雨，阻碍的不只是企业发展，还有社会便利和人的进步。

缺的是沟通、升华。官员们、学者们、老板们、员工们，一起和谐地学习讨论，将互联网与“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机结合在一起，一定能发现美好的互联网社会主义新世界，并亲手把它建设出来。

互联网平台，将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社会主义应该是选择丰富的，而不是单一呆板的。并非不要钱，但最好普惠，物超所值。这是可以实现的，海量的人口与超牛的生产力，能够生产巨量的实物与精神产品。在互联网社会主义，这些产出被高效地分配给消费者，让中国变成世界羡慕的，既有高效率又多彩多姿的社会。

2. 第二个原则：互联网是正面的社会主义经济渠道革命

互联网渠道，不断取代传统渠道，这个事不仅没法避免，还应该加速推进。互联网渠道提供更多选择，还有更多数据，优势是碾压性的，技术性地观察，没理由不加速发展。

但是渠道革命，当然需要是正面的。什么是正面的，就需要用社会主义原则来评估。

渠道革命，不能搞成计划经济式的僵死，需要市场经济式的高效率。具体手段是开放的，并不是说市场就比计划强。不断优化提高效率，这本就是互联网代码与算法的拿手好戏。

中国的互联网平台有能力让世界看到，什么叫持续迭代优化。将世界上的关系建模之后，优化进程会以惊人的迭代速度，迅速改造社会。这不是传统经济学的计划与市场之争，而是算法与逻辑的胜利。计划与市场放一边，show me the code。

中国的优势是社会主义，国民心怀主义，就不那么自私。不是说自己的钱捐掉，而是不那么矫情地搞“隐私”。如果个人数据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大家庭，那么交出去有什么不好呢？都不交真实数据，最后算法空跑，迭代靠的是虚假刷出来的假数据，互联网反而会被扭曲。

这方面不能一味学习西方搞数据保护，弄得好像互联网上全是坑。有坑给它填掉，要让互联网像中国社会一样，治安良好，人们安全感爆棚，自由自在地随风奔跑。

互联网治理的重要一点，就是要抓互联网治安，扫掉一些和社会主义建设背道而驰的渠道。现在互联网是有监管的，但是重点似乎偏向一些规章制度，自查自究免得影响平台运行。其实有很多在互联网中钻规则漏洞，生财有道薅羊毛的行为。

这方面中国是有反面教训的。一些唯利是图脑子活泛的“人才”，为了导流，做了不少无底线的事。渠道变现的手段非常多，如果不在圈里，很难想象。

例如，疫情初起的时候，很多人在微信里搜“买口罩”。有人紧急注册“买口罩”公众号，一搜就出来了，里面提供电话联系信息，就成了流量入口。不是说这个不对，而是说互联网上的事有时超乎想象。

再例如，有人把抖音上的视频稍改改搬到微信的视频号，引流收入就很高。这类抄袭行为绝对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公序良俗，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理。这需要多个平台配合，有一些技术难度。如果渠道革命变成了抄袭横行，那就是没管好。

其实大平台的渠道监管倒是较容易出成果，问题不大。只要不忘“互联网社会主义”的初心，又有广大用户、政府机构帮助提醒，待遇好、人才众多的大平台怎么可能不成为社会主义的优秀标兵企业？

大平台的资本把道理想通，不纠结家长里短谁有理的条文细节，不搞资本主义式的“契约精神”诡辩，拥抢互联网社会主义。振奋精神通过渠道建设努力改造社会，这本来就是很多互联网企业的精神内核。

3. 第三个原则：互联网社会主义以控制“信息不对称”为公平基础

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就是公平，而且这是群众特别看重的原则。有些社会精英知道效率优先也很重要，但是理念发生冲突时，显然公平更容易成为大众选择。

传统资本主义渠道大搞特搞“信息不对称”，扩大信息优势，成为贫富分化的根源。互联网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有效控制“信息不对称”，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

这方面需要有基本认识，有些“信息不对称”是内生的、不可消除的，如卖家通常对成本比买家更清楚。追求绝对公平，绝对的“信息对称”是不现实的，也没有好处。原则上应该是，控制“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不要让其恶性发展；接受自然的不对称，不要像“信息上帝”那样强行去干涉市场博弈。

渠道利润分成博弈，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原则上不应该干涉。但是渠道建设需要自由，不能人为堵掉造成垄断。

苹果的垄断是不好的，不应该借口安全，不允许官网或第三方渠道安装APP。公平的做法是，苹果可以审查安全性，收费审查、发布安全编程规范、禁止不安全操作，但应该放开平台。苹果的做法会造成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用户没有办法接触到信息，只能经苹果的特别通道。即使用户通过别的渠道知道了信息，这信息质量也大降，因为还是没法自由安装，除非不用苹果平台。

中国平台的突出的问题是“大数据杀熟”，这会极其严重地恶化“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平台本来应该公布公允的市场价格，赚取合理的渠道利润，正如大多数企业做的那样。平台企业利用大数据对用户画像，同一商品给出不同价格，这就是虚假信息了，是最严重的恶化。

什么是“自然的信息不对称”，什么是“恶化的信息不对称”，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升理论水平。

“大数据杀熟”这类问题，原代码级别的监管应该不难找到证据。把互联网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讨论清楚，相关的监管手段就好名正言顺地推出。

以上三个“互联网社会主义”的运行原则，还比较粗放，需要业界人士、有识之士进行更深入细致的探索。但是中国已经处于关键的历史节点，有望率先实现基于比特数字的先进社会。

中国的互联网平台公司，并不是在喧嚣过后走向盛极而衰的转折点，而是暂时停下来进行总结，之后更有目标有方向地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