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柴的子期 · 2021-01-15 · 来源：砍柴的子期公众号

导读：何为经济，毛主席看来，经济就是“经国、经邦、经世济民”大学问，这与西方的货币金融方式是不同的。西方的货币金融仅仅是通过炒作货币市值、流通等方式来达到财富积累的游戏而已。这类游戏毛主席会不会玩呢?会，而且玩的非常溜，没人比他更会玩。

毛主席能解决两个不平衡，人和自然的平衡(道家思想)，资本和社会(马列主义)。若果两者都做到平衡的就是毛主席的经济思想(道家思想和马列主义的结合)。

本文大概7000字，阅读需要15分钟，写本文之前笔者查询了大概20万字的资料，意在破除毛主席经济上得零分的无知论断，希望“毛主席经济上得零分”这种无知的谣言可以休矣!

毛主席，伟大的经济战略家

对于毛主席的认识，大多数人都局限于：毛主席是世所公认的军事家、战略家、外交家、思想家、文学家等等。但是，很少有人将毛主席与“经济学家”联系起来。

毛主席的经济思想并不广为人知，大概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毛主席是个实干家，他的经济思想更多的表现为直接与实践相结合而非空头理论。

其次，很多人要么出于无知要么出于偏见，无法理解或无法理解到毛主席的经济思想的精髓，这并不奇怪，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曲士不可语道。

再次，出于你懂的原因，一些人并不愿意宣传毛主席的经济思想，因为他们正想法设法的诋毁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在建国后的各个方面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成就，又怎么可能宣传毛主席的经济思想呢?

最后，毛主席自己也非常非常的谦虚，他曾经非常谦虚的说道：搞经济，我不如恩来和陈云。而这一谦虚，又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不明真相的的吃瓜群众的意识。

道与术的结合，圣与王的兼修。

文化，决定着千年级别的周期;政治制度，决定几百年级别的周期;金融政策，决定几十年级别的周期。

之前我说过，对于毛主席的认识，要站在伏羲、黄帝、秦始皇的高度去看待，才能读懂毛主席——这位历史的巨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文化。毛主席的文化来源于湖湘学派，而湖湘学派来源于北宋五子张载的大儒思想，大儒又来源于黄老之学。黄老之学又来源于这天地之大道。

毛主席就是这么一位集天地之道于一身的大成者。而后面的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战略思想、经济思想，就是在毛主席掌握了天地之道后具体表现在术的层面，所谓“以道御术、内圣外王”就是这个道理。

对于一个集天地之道于一身的大成者，你要说他不懂经济?这个论断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青年的毛主席，就已经在经济上崭露头角。

毛主席出生于湖南韶山冲的一个富农家庭，他的父亲是个善于经营的商人，曾集中精力去做稻谷和猪牛生意，还自制了一种叫“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在小小的韶山冲，可算是个财东了。从小，毛主席就帮助自己父亲打算盘记账当会计，只是毛主席根本不屑于做这些事情，他想的是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之事。

何为经济，毛主席看来，经济就是“经国、经邦、经世济民”大学问，这与西方的货币金融方式是不同的。西方的货币金融仅仅是通过炒作货币市值、流通等方式来达到财富积累的游戏而已。

这类游戏毛主席会不会玩呢?会，而且玩的非常溜，没人比他更会玩。

早在中央转移至江西瑞金，正处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蒋介石对中共的“围剿”就做出布署：即军事围剿、政治攻势、经济封锁三管齐下的方式。留给毛主席的是一个缺医少药，少粮、少盐的困难局面。当时，蒋介石还不断潜派经济特务潜入苏区通过造谣、煽动民情等方式开展扰乱经济秩序的工作。

苏区银行出现了一场挤兑风波，银行的银元库存量根本无法满足苏区老百姓的挤兑需求。时任苏区银行行长的红色银行家毛泽民(毛主席弟弟)正一筹莫展的时候，毛主席给他弟弟献了一计，让局势完全逆转。

毛主席交待：银元兑换必须满足所有百姓的需求，不能少兑也不能降价兑，以稳住百姓的信心。同时将其他缴获的战利品(金银首饰等)拿出来卖给老百姓，并规定只收苏区货币，不接受银元购买。以此稳定金融市场的信心。

苏区老百姓们见状，中共银行里还有这么多的金银库存，原先对苏区货币的担忧就消失了。纷纷将银元兑换回苏区货币。

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传到邻近的白区，白区人民听说了这个事情后，纷纷将米、油、盐等物资跳到苏区交易，也不担心苏区货币市值问题了。这就形成了互市贸易，又解决了苏区少粮、少盐的情况。

这不就是先宏观调控稳定货币市值以此稳住金融秩序，再通过微观调控稳定市场机制运行，稳定物价的具体体现嘛！

更早的1927年在井冈山的时候，蒋介石对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布署依然是：军事围剿、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

面对蒋介石的三管齐下的围堵，中央红军面临着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多重压力，毛主席怎么做的呢?

对于蒋介石发起的政治上的攻势，毛主席首先想到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毛主席深知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土地就是经济基础的根本性保障，深知土地对于平民老百姓的重要性，深知土地政策对于红色政权的保障性作用。

毛主席在井冈山实施的土改，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制定《井冈山土地法》 。后来蒋介石退到台湾后，以毛主席为师，也搞土改，终于在小岛上站住了脚。毛主席这种以一斑窥全豹的英明，能看清问题的最实质，知道从最根本、最迫切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下手，发展经济、进而发展政治、发展军事，所以，那些说毛主席不懂经济的人，尽是些自私狭隘的卑鄙小人，或者是些昏头昏脑、人云亦云的人士。

说起井冈山的土改，要特别说一下“土地税”，“土地税”的征收为新中国新税制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它的出现，是新中国新型税法的萌芽。

土地的问题稳定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发展根据地经济，毛主席是怎么做的呢?

毛主席首先是废除等级制，军民不分官职大小，职务高低，一律都要参加生产劳动，破旧立新，让妇女也参加劳动；其次是兴修水利、修牛路，保护庄稼，大力提倡植树造林，保护水土；最后是改造 “草林圩场”，开辟出“大陇圩场” ，鼓励中小商人进行贸易，一时商贾如潮，趋之若鹜。“圩场”的开辟，让商人有利可图，不惜生命来“互市”。

要知道，完成这些工作的毛主席才33岁，光杆上井冈山，身边还没有多少文臣谋士，一切全靠自己来运筹。

陕甘宁地区的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38年，中国的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在军备、物资都极度消耗的情况下，加之陕北地区自然环境相当恶劣，粮食的自给生产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我军陷入了“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困难局面。以王明为首的投降主义极力鼓吹主张单纯的依靠外援的方式。毛主席认为：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靠他们，单纯的依靠是行不通的，对此，毛主席发出来“自力更生”的号召，但是由于当时以王明为首的投降主义在党内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并没有在号召之后就积极进入到自力更生的步伐。

果然，在1940年皖南事件以后，外援全部被终止，再次意味着王明投降主义的彻底破产(之后以王明也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没有了外援的帮助，加之蒋介石国民政府对边区进行的经济封锁，禁止必需品如棉花、铁、布匹等入口，阻挠扣留边区商人，提高税率，不许边区土产向外推销。这无疑让原本就经济困难的延安更是雪上加霜。毛主席又是怎么做的呢?

1942年，在边区高干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在这一总方针指导下，每年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进行变革。

从此，延安边区的经济建设运动又回到了1939年的高潮。

在毛主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下，边区人民以此为锚，齐心协力、团结共济、统筹兼顾，创造了经济建设的一次次记录。

从1941年至1945年期间，延安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这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物质经济基础。

那么毛主席到底是怎么发展农业、工业、商业的呢?

我们具体以农业来举例说。

1937年至1940年期间的延安，经过了土地改革地方，农民获得了土地，但是由于自然环境恶劣，人口稀少，又拥有大量的可耕地，农民们雇不到长工。然而，那些还未经过土改的地方，自然环境较好，人口多，土地相对不足，土地的占有情况也不均匀，这就导致了劳动力剩的问题。如何将这些剩余的劳动资源整合起来发挥到极致，就是当时发展农业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抗战前，边区人民为了提高劳动效率，自发的形成了一种劳动互助的形式，如变工、扎工、唐将班子、兑地、请牛会等。

变工：左邻右舍和亲戚好友之间的劳动互助，可以人工变人工，人工变牛工，牛工变人工。有经常性的，有临时性的，都是讲情面。

扎工：集体雇工劳动组织，出雇的短工们组成，少则七八号人，多则二三十号人，有组织者、有工头、有记账员等。(存在一定的剥削性)

唐将班子：和扎工的组织结构类似，主要是锄地，他们有严格的劳动纪律，所有人都必须遵守。(也存在一定的剥削性)

这些劳动互助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效率，但是范围比较狭隘，管理松散，数量小，规模小，不普遍也不固定。

但是，边区政府对于搞好经济生产的需求却是迫切的，怎么办呢?“左倾”教条主义又出现了!

当时，因受苏联集体农庄的影响，边区政府采取干预的手段，将农村的劳动力进行整合，目的是将劳动力集中在一起搞集体生产运动。可以说，当时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特别是耕田队得到了拥护。但是其他的互助组织并不欢迎，并且效果不好，原因就是打破了之前的亲戚、宗族之间的关系形成的劳动互助组织，国家政策和民间习惯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冲突。于是这种政府干预的劳动互助组织被农民原先的互助组织“非正式取消了”。

到了1942年底，“延安整风”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毛主席回到了中共的领导地位。之前经济问题的“延安经验”引起了毛主席的兴趣，他首先肯定了变工、扎工的作用。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著作中，以《延安1942年八万亩开荒计划是怎么完成的》为题，大谈“延安经验”。并提出了“调剂劳动力”这一说法：即一村之内，几村之间，不但每一个孤立的农家自己替自己耕种土地，而且于农忙时实行相互帮助。

毛主席提出，农户们自愿的五六户或者七八户组成一个组，有劳动力出劳动力、有畜力出畜力、多的多出、少的少出，轮流的并集体的为本村各户耕种、锄草、秋收结账等，多出的或少出的按照农村工价进行补偿。人口多的村，还可以集合多个互助组成为互助社，组有组长副组长，社有社长副社长，组与组之间可以调剂，社与社之间也可以调剂。这就是劳动群众的劳动合作社。

毛主席的这一论述，摒弃了之前的沿用江西苏区的那一套教条主义，而是从边区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农民自发的形成的变工、扎工形式在提高劳动效率的问题上是完全可行的。

果不其然，毛主席所倡导的这种方式推广的非常顺利，变工、扎工、唐将班子这类劳动互助人数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到1944年底，基本上75%的劳动力都参与了其中。

重新组织起来的这些劳动互助体，和原先的扎工、唐将班子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剔除了原先不合理的成分。

组织者不再是包工头，而是中共的基层党组织，有计划的在领导。消灭了扎工、唐将班子存在的剥削性。给这些劳动互助体增加了看报纸、唱秧歌等娱乐文化。一些村子里的变工、扎工不仅仅是生产组织，而且是抗战动员组织，承担着运盐、运公粮、自卫运动工作。所以，边区对劳动力的整合，不仅仅可以增加生产，还可以动员民众。

在这种“举国劳动”的氛围之下，在毛主席的掌舵下，边区政府的农业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43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81万石，除了满足当年需求外，还另外结余了21万石。基本上实现了“耕三余一”的目标。

建国后的经济建设：从供销社与禹铸九鼎，到人民公社与小国寡民

讲建国后的经济建设，我们要了解解放初期的经济情况，蒋介石国民党退到台湾后，留下的是一个怎样的烂摊子，毛主席接过的是一个怎样的接力棒。

1948年，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是近代史上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年份之一，在广州，买一担米的价格是4600万，一个普通的鸡蛋篓子里，就能藏下5亿以上的现钞，用钞票点烟不是土豪而是破产，面值500万的金圆券上市，这就是1948年的民国。可以说金圆券好不逊色于津巴布韦币。

不仅仅如此，帝国主义还狂妄预言：“中国的解放战争虽然胜利了，但是财经困难是无法克服的。”并对我们实行封锁、禁运、制裁。

毛主席深入调查研究，首先决定稳定物价，解决上海的“两白一黑”问题。

“两白”：一个是大米，一个是棉花；“一黑”：就是煤炭。

大米解决市民吃饭问题，棉花解决穿衣问题；煤炭保证工业生产和市民的燃料供应。这三样，既关系民生，也是工业生产之必需，更是与投机资本家作斗争、保持物价稳定的重要物资。

为此，建立了全国性的花纱布公司、中纺公司、土产公司等国营贸易公司，集中掌握、统一调度重要物资;从四川、江浙等地调粮;从华北、中南地区调棉花、调煤炭支援上海。

在短短几天的时间内，就止住了物价上涨的势头，稳定了市场，并给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家以沉重的打击。

金融危机解决了，那就是经济建设的问题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让人民富足、安居乐业就成为了党的主要任务。

毛主席是怎么做的呢？曾经在湖南考察农民问题的时候，关于农民合作化运动的经验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毛主席认为，合作社，特别是涉及消费、贩卖、信用的三种合作社，是农民所需要的，他们买进货物的时候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品又要受到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到重利者的剥削，这些都是继续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于是，合作社运动正式登陆了历史舞台。

合作化运动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最初是几个农户之间小规模交换工具和劳动力的互助组(延安时期就是此类模式)，然后是依据每户土地、工具和劳动力来分配产出的初级合作社，再后是由合作社购买农户私有农具从而实现完全的按劳分配的高级合作社。

这种高级合作社集体经济模式是非常创新，他不仅可以将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整合，解决单个农户因为生产资料不足而无法量产的困境，还可以解决当困难出现时，人与人之间的对于生产资料分配而出现的新的矛盾。

在这种高级合作社集体经济模式下，又衍生出了供销社，供销社是合作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供销社是啥，供销社是大禹铸九鼎的升级版，大禹铸九鼎，九州产物。因地制宜，发展区域经济，这种模式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门心思的发展区域经济，不会因为市场的供求关系盲目变更产品。

生产出来的产品怎么销呢，于是供销社就派上用场了。供销社统购统销，既保证大动脉运输，又能丰富毛细血管微循环。就能保证国家经济的运行。

合作社、供销社、信用社，形成一个完整的生产、供销、借贷体系。达到经世救民的最高经济目的。

讲完供销社和合作社，我们讲讲人民公社。为什么人民公社和“小国寡民”有联系呢?

很多人对“小国寡民”的认识是不到位的。所以无法将他们和人民公社联系起来。

何为小国寡民？老子原话：

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这是将一个大国下面的所有的地方、单位、组织等国家的元素都治理成像小国寡民那种经济富裕、无战乱、也无背井离乡、人民生活富足、安居乐业的社会形态的大道。当大国下面的每一方土地，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村子都治理的非常的好，那里的人民都安居乐业、生活富足的时候，大家都不会为了生活而外出务工，不会为了安全而背井离乡。这样的治国之道，才是真正的大道。

我们回想起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作为国家的组成单位，不就是小国寡民的经济政治形态吗?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人民公社不仅仅是办农业，也办工业，公社里的小型农机修配厂、小型化肥厂、面厂、糖厂、米厂数不胜数。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下的乡村振兴发展的产物，不就是为了让每一个地方的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不会因为生活、生存的问题背井离乡，离开自己的亲人和故土，人们不会向大城市拥挤，而是选择在自己的祖地也能做到生活富足。

毛主席经济战略的另一个特点：寻找经济平衡

社会主义，首先是各回各家，只有各回各家搞进口替代型经济才能维护自身的民族的工业。各回各家才能使每个人在资源上实现人人公有的可能，否则资本进来也就意味着资本为大，必然占有本属本土人民的资源。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点。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民族主义是有它出现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因为经济被殖民，资源的被占有造成的。同理于疆域的被占领，所以，有时劳动人民确实总是对的。

毛主席的经济另一个特点是平衡，就是中和了华夏的传统文化，事实也是马列哲学的，马列主义其实来源于道家思想。看看论十大关系。

我们回头再看经济问题(资本社会)货币问题(帝国主义)土地问题(封建社会)事实都是各自的主要生产方式造成的不平衡，解决办法就是平衡它，让他们和各自的对标物确实匹配起来达到某种平衡状态。

毛主席能解决两个不平衡，人和自然的平衡(道家思想)，资本和社会(马列主义)。若果两者都做到平衡的就是毛主席的经济思想(道家思想和马列主义的结合)。

回到现在，乡村振兴战略被重提，“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被重提，思想与战略都是如此的相识，而他们两个人对于经济的建设都是围绕“经世济民”的崇高目标，这就是思想的传承，道业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