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图 · 2021-01-18 ·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4期

一战结束后，多国政治家齐集巴黎，召开巴黎和会，签订《凡尔赛和约》。但之后世界不但没有实现和平，反而因为这一条约而走向新的战争。对此，列宁指出，巴黎和会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分赃，分赃不均必然导致新的战争。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过，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极端的时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悲剧。的确，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8年结束，20年后又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1945年才结束，所以有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场新的“三十年战争”。这两场战争使欧洲陷入灾难，欧洲文明经受考验。

一战结束后，多国政治家齐集巴黎，召开巴黎和会，签订《凡尔赛和约》。但和约签订之后，为什么世界不但没有实现和平，反而因为这一条约而走向战争?对此，列宁指出，巴黎和会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分赃，分赃不均必然导致新的战争。一些学者同样认为，巴黎和会与《凡尔赛和约》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紧密相连。因此，我们的确需要思考：为什么走向战争的动力远远超过保障和平的努力，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一）

“没有人满意”的会议

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为《和平缔造者：1919年巴黎和会与试图终结战争》(Peacemakers: The ParisConference of 1919 and Its Attempt to EndWar)。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在这里使用了“和平缔造者”这一概念，试图为当时参加巴黎和会的各国政治家作盖棺论定。当然这一概念也非她首先使用，很多作者在研究巴黎和会与《凡尔赛和约》时也都使用这一概念。例如，当时参加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成员哈罗德·尼科尔森在晚年所写就的回忆录的书名就使用“和平的缔造”，美国学者亚瑟·威尔伍兹在研究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著作中也是用“和平缔造者”这一术语。法国一些学者也使用“和平”作为自己的书名。这些书名和术语都试图说明，巴黎和会参与者力图“缔造和平”，而后来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他们的过错。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写道，人们常常说，1919年的和平安排失败了，他们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显然高估了他们的权力。后来战争的爆发，不是1919年的安排造成的，那是之后20年间决策或决策产生的后果。显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的这一观点有为这些“和平缔造者”开脱之嫌。1919年的巴黎和会与《凡尔赛和约》的签订，究竟是缔造了和平，还是带来一场新的战争危机，是一个非常需要讨论与研究的问题。

哈罗德·尼科尔森曾在回忆录中描写道：“1918年11月11日的上午10点55分，在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前门突然被打开，劳合·乔治走了出来，他的白发在风中飘逸，不断地挥舞着手，一遍又一遍地高喊着：‘从今天上午的11点钟开始，战争结束了。’此刻，整个伦敦陷入疯狂，就在此时，我也仿佛倾听到了和平的降临。”如果设身处地地考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国的巨大牺牲和创伤，他们多么希望战争的结束与和平的降临。现有的历史资料也表明，参加巴黎和会的各国政要确实抱着缔造和平的意愿，对此，哈罗德·尼科尔森写道：“我们去巴黎，不仅是要终结战争，而且还要为欧洲建立起新秩序。我们不光是要筹备和谈，而且还要为永久的和平作出安排。我们多少是带有这些神圣使命的。为此，我们必须警醒、坚定、正直、自律，因为我们决意要成就伟大、永恒与高尚之事。”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话来说，我们就是为了实现和平。

对这一意图，人们可以不用怀疑。早在1917年春天，第一次世界大战激战正酣之时，英国就已着手组建智囊班子研究未来和平条约的谈判与起草，美国也在1917年的9月开始组建这一班子。在巴黎和会召开之前，美国总统威尔逊还提出“十四点原则”作为未来处理国际关系和保障和平的主导性意见，其内容可以概括为：民族自决，重划欧洲边界；禁止私人和秘密外交；通过建立国际联盟来实现集体安全，确保世界和平。威尔逊说，要清晰明确地界定这些原则，以便建立公平正义的新秩序，以新的国际正义观取代以往弱肉强食的局面。1918年的10月8日，威尔逊还提出这样三个问题：德国政府是否接受“十四点原则”作为未来达成和约的基础？他们的军队是否应该从所有占领的外国领土上立刻撤退？他们是否能够保证现在以及未来新成立的政府都能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10月20日，德国政府同意接受这些条件。此后，各国政要云集巴黎，参加和会，谋划战后世界的未来。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描绘道，1919年的上半年，巴黎成为世界的中心，巴黎和会是当时世界最重要的事项，这些和平的缔造者也是最有权力的人，他们天天见面，他们争辩与争吵，以及作出决策，他们要创造新的国家和组织。因此，如果仅仅从参加巴黎和会的这些领导人的意图来看，巴黎和会的基调的确是要确立未来世界的新秩序，保障与实现永久和平。

但不可否认的是，一旦这些政治家们进入实际的谈判，其意图是否是缔结和平则令人质疑，或者说他们事先确立的意图与实现意图的路径难以一致。据参加巴黎和会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说，他们当中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关注的焦点都在于边界和民族、均势、帝国版图扩张等问题。还有就是复仇，将战胜国自己难以承受的经济重担转嫁到战败国身上。在凯恩斯看来，这些人急不可耐等着复仇，而整个欧洲文明现在正命悬一线。最后签订的条约正体现了良好的意图与实际的后果之间所产生的反差与断裂，形成了一种矛盾。参加和会谈判的很多政要也都意识到这一点。例如和约签订之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对这一结果是否能够带来和平就怀有疑虑。他在1919年6月28日离开巴黎的时候对妻子说：“这件事情总算结束了，只是没有一个人对此是满意的，我希望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公正的和平;但现在只能都留给诸神去做主了。”哈罗德·尼科尔森也回忆说：“我们前往巴黎的时候坚信新秩序会很快建立，而在我们离开巴黎的时候却认为新秩序不过是对旧秩序的玷污……我们抵达巴黎的时候决心达成一个公正和英明的和平，我们离开的时候却发现强加给敌人的条约既不公正又不英明。”巴黎和会，本质上是一群胜利者动用其权力将一些特定的条款强加给了战败者。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次和会本质上是悲剧性的，但在巴黎和会之初，没有人能够想到最后的结果会是这样。

（二）

强权者的分赃条款

这里，我们以法国和德国为例来解析巴黎和会与《凡尔赛和约》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关系。在巴黎和会之初，法国就已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认定要惩罚德国，不仅坚持要德国归还领土，而且还要战争赔偿。而英国则不同意如此严惩德国，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恐吓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如果对德国惩罚太多，德国将有可能会发生革命。他说，革命的烈火正方兴未艾，整个欧洲充满了革命的情绪。但法国作为战胜国，毫不顾及劳合·乔治的警告，仍然坚持己见。最后，劳合·乔治也承认，要求德国巨额赔偿是不合理的，但需要这样做。尽管《凡尔赛和约》在对德惩罚方面满足了法国的利益诉求，但法国仍然不满意其中的对德条款，认为这对德国的惩罚太轻，不足以防止德国东山再起；特别是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导致原奥匈帝国治下东南欧诸多国家的独立，使得没有强大的邻国来制衡德国。法军元帅斐迪南·福煦就强烈批评《凡尔赛和约》是对德国的“投降”和对法国的“叛卖”，并预言“这不叫和平。这叫停战20年”。

对于德国而言，《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要承担挑起战争的主要罪责，为此它失去了所有的殖民地和15%的欧洲领土，并被要求赔偿巨款和严格限制军事力量。具体来说，和约重划了德国疆界，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萨尔煤矿区由国际联盟代管15年，然后由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德国承认奥地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把原属波兰的领土基本上归还波兰。尤其在军事上，和约规定：德国陆军不得超过10万人，海军不得拥有主力舰和潜水艇，不得拥有空军；此外，解散总参谋部，废除普遍义务兵役制。关于德国的赔款总数，和会未达成协议，仅规定建立赔款委员会，由它在1921年5月以前确定赔款总数。在这以前，德国应交付200亿金马克或价值相当的实物。在战争审判上，和约规定，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审判犯有“侵害国际道德及条约尊严”罪行的前德皇威廉二世以及其他军事人员。

其实，早在1919年5月7日的会议上，德国代表布罗克多夫 - 兰曹就说，“你们要我们自己承认我们是战争的唯一祸首；我本人如果这样承认，那就是欺人之谈”。德国代表团认为和约过于苛刻，要求修改。最终，《凡尔赛和约》没有修改，依然按照法国的主导意见成文。因此，面对这些规定，德国从民族主义出发，认定这一条约是对德意志民族的惩罚，他们无法接受。在民族主义的狂热煽动下，这一条约不仅没能制约德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反而成为德意志民族巨大仇恨的来源。对此，历史学家肖恩写道，“被迫割地掀起了德国民众的狂怒，所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派别的人都同仇敌忾。《凡尔赛和约》被谴责为战胜者的独裁令”。外交家伯恩哈特·冯·比洛在1920年这样写道：“这条约荒谬无理，许多条款根本不可能执行；我们必须利用这一点来推翻整个凡尔赛和平。”1922年，阿道夫·希特勒公然声称：“两百万德国人不可能就这样无辜牺牲……不，我们绝对不会宽恕他们，我们要——报仇。”正是在这一极端民族主义复仇的氛围下，德国一步步走向法西斯极权体制，进入人类历史上最为野蛮的时刻，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于是我们看到20年后，又是德国发起了新的战争。因此，二战只不过是一战的继续，是一场新的“三十年战争”。

同样，如果审视《凡尔赛和约》中关于中国的条款，可以更鲜明地看出谈判者的意图与结果之间的巨大反差。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准备向大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日本先发制人，率先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面对这一严峻形势，1919年1月28日，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有理有据的发言，从不同层面阐述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后来意大利因为自己的领土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执意退出和会，而日本也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仿意大利退出巴黎和会。为此，西方各国首脑特别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准备满足日本的要求，牺牲中国的利益。鉴于此，5月6日，中国代表团向三国会议提出一份正式的书面抗议：“中国之来列席和会，所倚仗者为威大总统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宣示国会之十四项原则，及嗣后历次宣示之各原则……中国亦倚仗各国以彼此顾全荣誉之精神，辟世界之新时代，而创设万国和会(指国际联盟，引者注)。而中国尤所倚仗者，则以所争之事无不平允公道。今结果如此，实为痛切失望。中国代表职务所在，对于胶州山东问题解决办法，不得不向三国会议正式抗议。”最终山东问题交涉失败了，参加和会的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在5月6日致电北京说，“盖美总统尤注意于国际联盟会之成立，乃日本先提种族问题以为抵制该问题，美国大忌”。因此，“国际情势使然。五大国间各顾其私，惟强是逞，所有各案先尽美国，其次为法，其次义(指意大利——笔者注)，然后及于日本。不幸义国各问题中，为飞乌满(阜姆的另一译名，引者注)案即先破裂，日本即乘机为种种之表示，美总统究不能为中国问题，再使日本步义之后”。

这样，几个大国首脑包括威尔逊总统在内全都妥协退让，日本实现了其目的，利益得到了满足，却牺牲了中国的合法权益，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随后这一事件在中国引发五四运动，使得中国走上另外一条发展道路，在思想观念上将谋求国家的独立和富强确立为整个民族的首要目标。例如1919年5月9日，上海《申报》发表时评《图穷而匕首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欧洲和会之始，所谓公理之战胜也，所谓密约之废弃也，所谓弱小国之权利也，所谓永久和平之同盟也，今和会之草约已宣示矣，其结果何如?所谓中国之主张者，今犹有丝毫存在者耶?由此可知，求助于人者，终不能有成，自作其孽者，终不能幸免……若不能自谋自助，而欲望诸人，则终归于空想而已。呜呼!国人其自奋。”

在和会讨论中国山东问题时，参加谈判的中国代表明显感到参加和会的“五大国间各顾其私”，并未按照“公理”来处理山东问题，山东问题成为意图和结果产生分离的典型个案。最终结果是，日本由于没有得到约束，扩张野心迅速膨胀，最终早于德国1939年入侵波兰而在1931年占领了中国东北，使得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

（三）

没有破解的重大难题

回顾100多年前的这段历史，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些经验教训。

第一，哈罗德·尼科尔森曾将参加巴黎和会的各个国家分为两个阵营，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光明阵营，二是以克里孟梭为代表的欧洲黑暗阵营。但无论是哪一个阵营，秉持何种理念，在本质上，每个国家都从自身利益出发解决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在谋求国家利益上无甚差别。美国总统威尔逊看似极力提倡理想主义外交，但背后隐藏着精心设计的目标，即要按照美国的观念来重塑战后世界。美国在巴黎和会上声称是为了践行理想主义，实际上却屡次在现实面前让步。因此，理想与现实如何协调，如何理解与处理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与大国利益交换问题，是以民族国家为本位来处理国际事务，还是以大国之间的利益交换来规定其他一些国家的利益，就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也是确保和平还是引发仇恨甚或导致战争的起源性问题。

第二，从各自的私利出发，不可避免地将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早在巴黎和会之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就提出“民族自决”理念，倡导每个民族决定自己的命运，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应该说，这一理念的出发点是有积极意义的，其直接作用就是要瓦解奥匈帝国等帝国体制，使得在帝国体制下备受压迫的各个民族获得独立与解放。但也正如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所说，1919年的“和平缔造者”坚信，他们在对抗时间。他们不得不重划欧洲边界，如同他们的先辈在维也纳会议所做的一样。因此，我们看到，一战后，奥匈帝国解体，在这一空间内建立了新的民族国家。但平心而论，这些“和平缔造者”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重划欧洲地图，构建一个新欧洲，的确有些力不从心。他们也未仔细考虑正是千百年来历史文化的演进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更未完全遵循民族自决原则，其结果自然导致不同的民族被人为地划在了同一国家之中，这不仅违背了民族自决原则，而且带来了日后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一民族主义不仅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而且一直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的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因此，民族自决原则、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家的理性设计，以及这些要素与划定一战后新欧洲疆界、确立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三，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呼吁建立国际联盟，他说，“为了大小国家都能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必须成立一个具有特定盟约的普遍性的国际联盟”，其目的是解决一战后的国际冲突，努力预防欧洲再次堕入战争，从而确保和平。为此，《凡尔赛和约》特意写入成立国际联盟这一条款。1920年1月10日，国际联盟成立，威尔逊亲任主席。可是，美国国会居然没有批准美国参加国际联盟，国际联盟因为没有获得应有的支持而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这一历史告诉我们，如何建立起制约战争、保障和平的国际性机制非常重要，即在国际格局和结构层面构建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防止冲突与战争的发生。

第四，巴黎和会召开以及《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后，在欧洲，没有真正解决德国问题；在亚洲，也没有对日本的扩张作出预判与有效制约。因此，后来野蛮的法西斯体制再次发动战争，和平的期待落空，人类又被拖入灾难的深渊。正如一些历史学家在讨论德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时所说，巴黎和会与《凡尔赛和约》“努力产生的结果与其说是实现持久和平的框架，不如说是可能导致未来灾难的毒药。它们经过妥协后塑就的欧洲如同一座弱不禁风的纸屋。新秩序暂时得以维持，但那不过是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强大到足以摧毁它。但是，德国是个挥之不去的难题。一旦它重振军力，纸屋就很容易坍塌。在巴黎开会缔造和平的四大国遏制了德国作乱的能力，却没有将其完全消灭。被视为‘一战’导火索的德国军国主义、激进民族主义和权力野心仅仅是暂时蛰伏，并未被完全根除。割地、赔款都不足以使德国永远虚弱无力。……德国的军队将领、经济与政治精英和很大一部分民众内心拒不接受《凡尔赛和约》和在上面签字的德国新民主政府代表，也拒斥欧洲的新秩序。形势一旦发生变化，他们就会寻求改变这个秩序，使之有利于德国。目前，德国只能任人宰割；不过它虽然受了伤，却仍然是巨人”。

哈罗德·尼科尔森评论说：“考虑那个时代的氛围，考虑到四年战争所激发起的这些民主国家的情感，在那个时候，巴黎和会的谈判者们面临着非常错综复杂的形势。即使超人也无法设计出顾及各方利益的温和正义的和平。”或许正如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对其同僚抱怨的，制造战争远比和平更为容易。作为历史研究者，考察这一段历史更应秉持一种反思性立场，在方法论上转换视角，着重将巴黎和会视作一种空间性的“关系场域”和时间性的动态过程，由此来探讨参与和会的各国政治家意图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同时，也需考察这些政治家作出选择的动机，与制约选择的条件与语境。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在其书的结尾曾对这些制约性语境提出了这样的设问：“的确，如果德国被彻底打败，事情或许会变得不一样；或者，如果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和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样强大——而且愿意使用这种实力；如果英法没有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或者说它们被战争削弱得很厉害，以至于美国觉得有义务伸出援手；如果奥匈帝国没有消失；如果奥匈帝国分裂出来的国家没有彼此争斗；如果中国不那么羸弱；如果日本一直都能更相信自己；如果各国承认的国际联盟有真正的实力；如果世界被毁坏得非常彻底，以至于人们愿意思考一种管理国际关系的新方式。然而和平缔造者们必须应对的是现实，而不是如果。他们与巨大的难题进行过周旋。如何才能在狂热的民族主义或宗教主义成为更大祸端前遏制它们？我们怎么能禁止战争？我们至今依然在追问这些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历史无法容许用设问来为当时的那些“和平缔造者”辩白，而只能是提供一种反思性资源。现今，我们面对着比 1919年更为复杂的局面，回顾这样一段人与事异常复杂而又缠绕纠葛的历史将带给人们极大的启迪，因为防止冲突与战争，实现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我们面对的重大难题。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