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耕  修远基金会

✪ 李耕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导 读］

风水师是游弋在江湖之中的亚文化群体。本文撷取三例调查，分别对应风水师的“刁民”身份、“没落知识分子”身份与“权钱掮客”身份，三个事例，三种命运，世事与人事之间，道尽风水师群体的边缘性与复杂性。边缘上的风水师江湖，聚拢了很多被体制排挤出来或主动逸出的人，形形色色的个体又构成了该群体的复杂面向。本文作者从社会结构、文化心性与个体行动策略等方面探寻风水师群体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以供诸君思考。

“江湖”是横亘于我和报道人之间的一个障碍。我的报道人是被冠之以“风水大师”、“周易专家”、“算命先生”、“江湖术士”等种种名头的占卜从业者。而我是象牙塔里的“三好学生”，没有任何“社会经验”——女的，不抽烟，不喝酒，很无聊。我为我所缺少的“江湖气”感到自卑，田野调查也没有做的很透彻，估计至今我也没有获知足够多的“行业内幕”。况且显然的，揭露内幕、写复杂的人事，优秀的深度报道写的更精彩。我只能靠老老实实的搭时间，留取一些记忆深刻的人和他们的言行。凭借理解增进之后自然生发的同理心，抹去一些“江湖人生”与“无聊人生”的差别。

1

刁民：“我就是社会的底层”

第一次听说刘忠是从一个乡镇的副镇长那里。彼时副镇长正被这个“刁民”搞得不胜其烦。刘忠声称他的房子在基建工程中被破坏了，一直在向乡政府要赔偿。副镇长不得不频繁跟“矢志不渝”的刘忠交涉，最后竟成了半个朋友。副镇长跟我说：“你研究算命先生的话，去找老刘吧——他认为他是我们镇最好的算命先生，但是一个顾客都没有！哈！”

五十多岁的老刘因为“历史原因”，结婚晚。他和他的病妻及两个孩子住在镇上仿古商业街的二楼，一楼做起居室及占卜馆。老刘一直没有稳定职业，一度长期沉迷赌博。我们一见面没多久，他就很自然的说：“我就是社会的底层。”

刘忠声音洪亮，脸膛方正，像个一身正气的老军官。其实副镇长和老刘在私下里都称赞对方——“老刘人不坏，就是脾气不好。”——“我们副镇长不坏，为我们镇的发展做了好多事情，不图回报。”

刘忠坦陈他年轻时是帮派成员，因为强迫过路司机“卖”名贵木材进了监狱。自从做了“木材生意”后，刘忠眼里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无聊”的了。出狱后一直没有长期稳定的职业。刘忠儿子的小学老师在一次闲谈时提到，小男孩在作文里抱怨他的爸爸懒，不工作，逃避养家的责任。

刘忠经常发些时政宏论。他有大量的时间参与各种抗议，有时候在政府门前静坐或与交涉人员争吵。最新的抗议有关征地。刘忠自己没有农地，他为他亲戚争。“我没官没钱，但是，我得活个明白！”

为了提高赌博赢的概率，刘忠开始研究易经和占卜技术。他声称去年已经发现了一个独门技术，不过近一年以来卜馆门可罗雀。刘忠认为这事非常不公平：“那些赚了钱的做周易的，全靠骗人！我不骗人，还没人听我的。”

刘忠说他命盘里有“将星”，暗示他如果在战争年代，会是员大将。但是一个和平年代的将军是没用的。他一直珍藏着他过世父亲在建国之前参军荣获的军功章，小心翼翼地用两层绸和纸包着——有时也拿去跟政府讨价还价，以军属的身份。

2

边缘人：“我们这行业就是没落知识分子的临时饭碗”

“你在你的笔记本上记下——我们这行业就是没落知识分子的临时饭碗！”戴着近视眼镜的牛立勇以这句话结束了一段讲述，站起身来继续专心装修他的门脸房。门脸房很小，外面挂的招牌的口气不小：“全球中华易学研究会”。牛立勇新近给房间打了隔断，分成里外两间。外面放办公桌，待客占卦算命，里面作简单的茶室。茶室四围挂着印上名家书法作品的塑料布。这几天，牛立勇的门脸房老出现几个他称作弟兄的人进进出出，来帮他装修。

牛立勇四十多岁，讲话充满了历史典故。我认为他是当地我所认识的占卜从业者里最博学的一位。但他说他已经好多年不看和占卜算命无关的书了。“我年轻的时候，看许多文学，像《安娜·卡列尼娜》，后来社会阅历增加，我就不想看书了。”

牛立勇曾经阔过。手工业和小生意保证了牛立勇幼时所在的农村家庭的富庶，“六七十年代，人人吃不上饭时，我们家还借钱给别人咧。”他在80年代上了中专。毕业后在一家工厂做管理。后来承包了厂里的饭店，又倒卖过原料，赚了一些钱。

“但是，1997年之后，一系列的霉运开始找上我了。”先是一次宴会中被醉汉暴打，同年横遇车祸。在单位又和领导闹掰。2001年，牛立勇开始做占卜算命。2003年一家省报报道社会上的占卜风气时采访过他，因为当时他在当地开馆较早，门面好。他从事副业的消息不胫而走。作为国企人员却从事“封建迷信”，他只好辞职。更大的挫折来临：“2008年，投资损失了一大笔钱。猜猜我损失了多少？”叉开拇指和食指，他苦笑道：“八十万。”　牛立勇再次感叹说：“算命就是穷途末路读书人临时栖身的！”

牛立勇偶尔会提到他以前的某某同事已经变成了高官，某某同事已经风生水起。一天牛立勇提到我们共同认识的老姚，一位富商。牛立勇说他和老姚很熟。我问老姚信算命吗？牛立勇说他肯定信也花过钱。我问“你给他算过或看过风水吗？”“没有。他得正儿八经的邀请我。饭桌上给看个手相什么的，没问题，玩玩嘛。但是我的职业也有尊严。没有正式的邀请，就算老姚我也不干。”

一个牛立勇的同行在一次跟我的闲聊中提到他，“你知道老牛为什么挣不着钱吗？他太有原则，太有自尊！他认为不合适的事他就不做。”这位在当地占卜算命行业做得颇有成绩的人说，“但是干我们这行，你得灵活。”

两年后我再去找牛立勇。他已经把招牌从“全球中华易学研究会”换成了“房产中介”。

3

掮客：“每个月我得花半个月时间陪领导们玩”

鲍豪四十岁左右，留着快到肩膀的半长发，爱穿中山装，口才好，态度诚恳。他在北京开咨询公司，做风水与起名有关的业务，在一个大型门户网站上拥有自己的起名专栏。作为走上层路线的从业者，鲍豪只做社会精英的业务。必然的，他的个人网站上放了许多与明星、企业家、退休官员的合影。知道鲍豪的占卜从业者挺多，除了羡慕他的成就也不乏微词。有些人认为他并不怎么懂技术，就是靠联络、靠开会来积累人脉和名气。

鲍豪一开始在老家小城市开起名馆，后来搬到了省城。在省城遇到一个“贵人”，赚到第一桶金。自此，鲍豪的客户群体就沿着这个贵人的朋友圈往外扩展，最后挥师北京。他平时接风水和姓名咨询的案子，在几家公司担任长期风水顾问。鲍豪有时会率领几十个风水师给楼盘看风水，很拉风。

鲍豪这样描述自己的时间安排：“每个月我得花半个月跟领导们玩，参加过很多省市活动。”各地都在招商引资，若潜在投资商看中一个地块，鲍豪让其相信那里有好风水，在那里做开发的话能大赚。项目签订后，他拿报偿。

鲍豪和老家城市的领导交朋友后，成为新一届当地政协委员。鲍豪立刻把这个头衔印上名片。鲍豪在老家媒体上作为政协委员恳切地强调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私下里也表达类似的意思，“一旦我们被西方洋文化入侵，马上就完了。中国没有什么文化，易经是最早的根。我们在学校讲课，让知道“四书五经”的举手，结果举手的都不到一半，多可怕！”

在他诸多的头衔里，只有一个传统文化有关的组织是比较正式的。“其他组织都不敢活动！我们开会只能说是研究周易，绝对不能提应用。”他盘算着在家乡建立“X市传统文化保护协会”的组织架构——组织活动是他的长项。鲍豪的公司每年都要筹备一个大型易学会议。“在大会堂、政协、北大、社科院、钓鱼台都开过会。我的协会主办，北京公司承办。每年浪费2个月时间。去年北京我们收费1700，包吃住，是亏损的，找了赞助，能保证不亏本。本来我早就不想做了，后来有朋友叫我去做下，这种事情牵扯精力大，得动用各种关系。他们一听易学年会，就反感，社会的认可度还不行。”

“我们经常在名校给企业家讲课，企业家是高端群体，他们代替我们传播。你给领导讲完，他就把瓶子封闭了。领导的私事不让你说啊。有领导私下信，你让他给你做点事情，他就说‘你做但我不能给你签字’，怕这怕那的。那我们自己出钱来做。从协会来讲，缝隙里生存很难。”作为见多识广的“大师”，鲍豪的言辞经常高屋建瓴，“全国工商联没有这个专业，这个行业在全国怎么也得有几十万人，但没有管理，只能让这个行业更糟糕。”

4

谁又比谁更“江湖”

占卜从业者堪称街头的民俗学者、人类学者。接触各色人等的命途叙事，尝尽人间况味，他们既是江湖的代表也深解“江湖”之意。”江湖”标签，常让这个行业抬不起头来。其实作为一个文化里约定俗成的概念，“江湖”涵义丰沛。上述三个故事体现出江湖的三种“调性”：江湖是“边缘底层”，是“世界”，是“习性技法”。用社会科学略显呆板的话说，江湖分别关涉社会结构分层、对社会的整体想象以及惯习或能动性。

虽然刘忠很坦荡地用了“底层”这个词来定位自己，但作为贪求“政治正确”、不坦荡的研究人员，我想回避“底层”这个被用滥了的帽子，用描述法来框定：王法、法律、体制管控之外的亚文化群体。前现代社会里，走江湖的人的重要构成，类似于王学泰先生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分析的“游民阶层”（连阔如先生的《江湖丛谈》也记录了很多从事所谓“危害社会的江湖行当”的人）。典型人群有杂技、相声、评书、快板、唱戏等行当里的艺人，流浪汉，妓女、赌徒、盗贼、放高利贷的、基层衙役，还有算命看相、行医卖药的。除了盲人、灵媒，一般占卜需要识字能力，这类人属于王学泰所谓“过剩的”，没有办法被官场吸纳的知识分子。在另一种古代阶层行业分等“三教九流”里，他们连同画师、游方僧道同属“中九流”。

总之，跳出“士农工商”，离开家族、土地，缺乏安稳体面的谋生方式与居住地的人，就得走江湖去。到了当代，“边缘”意义上的江湖，聚拢了很多被体制排挤出来或主动拒绝“组织”、“体制”工作的人。可以说，下岗工人、失地农民，以及牛立勇所代表的被解除公职的知识分子在一段时期内直接壮大了占卜从业者的队伍。

江湖又大到如同社会的投影。这个社会充斥不确定性、挑战、危险和意外。江湖作为人们对整体世俗社会的想象，总有几分负面的“复杂”性。Steinmuller和吴飞发现，“社会”在中国公众心目中，似乎总是和危险、冷漠关联着。当家长训导自己即将“走上社会”的孩子时，他们的担忧在于孩子脱离家庭可信任的温暖，走入冷漠的三教九流的陌生人里面，会受打击，遇困难，吃亏，经历“接地气”的转变。“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即便一出校门就在办公室做体面的职员，也有办公室政治，身陷职场“江湖”。一个人的“社会”经历越丰富，从事过的体制内外的行业越多样，体验到的世界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越稠厚，他就越够格被称作“江湖人士”。江湖就是我们对真实社会生活的感受、判断与想象。尤其近三十年来，不透明的社会游戏规则，多变的形势让人难以对事情走向产生有效的预判，横生“命运多舛”之感，促使人们求助于综观宇内的占卜技术来帮助认知。

不论是边缘社会意义上的“走江湖”，还是一般社会意义上的“人在江湖”，凭经验得以身段灵巧者为“老江湖”，到了越轨或打擦边球的程度就是“江湖伎俩”。社会成员都得具备并施展与“江湖”相称应的技巧和能力，在不确定性中不断寻找安身的权宜之法。不管是弱者的武器，还是强者的霸权，日常策略人人有份。在文化民族主义抬头的当下，凭借丰厚的书本知识作依托的占卜，制造出许多“易学大师”“周易专家”。参加研讨会、获取资格及荣誉证书等等都是行业立身之技。如鲍豪所言，不承认和失于管理让行业更乱更“江湖”。

江湖入不了庙堂的眼界, 只能山寨式的模仿现代治理系统所认可里的“专家体制”与“证书体系”，参会资格、技术等级证书变成可以定价的商品。从业者参加在名牌大学、著名会展场所举办的易学会议并照相留念，让行业聚会变成了一场关乎象征资本的江湖大会演。

上述江湖三调，分别从社会结构、文化心性和个体行动策略的角度，透过被拆解后的本土概念来反思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人们总是把占卜从业者这个群体轻松捧到天，又随手摔到地。不管是“江湖术士”，“周易专家”还是“大师”，他们跟多数普通人一样，为谋生奔波，在自卑与自得之间来回跌宕。他们所行走的江湖，有边缘一面，又是人世百态的投射。他们自身的命运以及所掐算的命运，编织出一个水面上的意义之网，充盈着中国式的社会想象力。于变幻激流中腾挪转身，于人世浮沉中抓取支撑生活的信条，在这个意义上，谁又比谁更“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