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的“接班人计划”

作者：徐天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33期

导读：“培养接班人这条路，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走了一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路。当时只有一个标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不带任何个人色彩，没有任何不正之风，十分公平。我们这批人，没有人出过大问题，更没有人被抓，所以这是一条值得肯定的路线。”杨志海告诉记者。

封面图片 | 1966年春节，中组部领导和部分“接班人计划”成员合影。第一排：左二为1965届毕业生顾人凤，左三为中组部二处处长赵振清，左四为中组部副部长赵汉，左五为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第二排：左二为中组部二处工作人员唐文光。第三排：左三为1965届毕业生孙关龙，右一为1964届毕业生张学群

1965年8月末，19岁的任小彬和其他44个同学一起，坐在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即中央党校前身）的中礼堂里，等待着“青训班”开学典礼的开始。

青训班学制五年，学员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全部来自北京，毕业后将授予高等教育学历证书。学校绿化很好，像一座花园，但一栋栋宿舍空荡荡的，大多数人都下去搞“四清”运动了。

一位个子不高的中年女性被簇拥着走了进来。出身干部家庭的任小彬，一眼认出这是党校校长林枫的夫人郭明秋，时任党校校委委员、政策研究室主任兼青训班班主任。

多年后，68岁的任小彬还能一字一句地对记者复述出郭明秋的第一句话：“欢迎你们，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接班人！”

这句话如此振聋发聩，震得听者头晕目眩。这些不到20岁的年轻人，很多来自工农家庭，他们做梦也没想过，自己竟与如此宏大的“接班人计划”联系在了一起。

1

“我们要准备后事”

1964年，中苏论战正酣。毛泽东再次想起了“杜勒斯的预言”。

1958年10月28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提问，中国是否会发生和平演变，杜勒斯回答：“当然……我很难说出具体的时间，但是我要说，几十年的可能性大于几百年。”

据毛泽东的秘书林克撰文回忆，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小范围的工作会议，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他让林克整理出了杜勒斯谈和平演变的三篇讲话，并亲自做了批注，一同印发给与会者。

在毛泽东看来，防止中国发生和平演变的关键举措之一，在于培养接班人。

引发他关于接班人的思考的，或许还跟1960年代初中共高级干部的接连去世有关。

1961年，58岁的陈赓大将去世；1962年，63岁的李克农上将去世；1963年，61岁的罗荣桓元帅去世。三年间，少将以上的解放军将领中，共有18人去世。在当时的干部终身制下，后继无人的问题被突出地提上了日程。

1964年5月，中组部副部长赵汉有感于1963年在福建考察时所见，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积极地培养和大胆地提拔新生力量》。文章称，培养一个在政治上和业务能力上都比较成熟的、具有丰富经验的干部，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因此，必须及早动手，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批一批地培养出来。

1964年6月8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他指出，宋任穷的一个材料很值得注意。

三个月前，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到辽宁省盖平县（今盖县）走访。该县太阳升公社何屯大队党支部对全大队200多名青年进行了认真考察，挑选出了14人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之后，宋任穷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封题为《关于农村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汇报一个有政治远见的党支部》的信。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这个材料要发到各县、各社、各队去。你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现在，就是不让青年人上来，有些人占着位子，都是老年人。总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

6月1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在北京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大楼召开。毛泽东再次提出了接班人问题，而且提出，从中央局、省、地、县到支部，都要搞几层接班人。

7月，毛泽东主持讨论中苏论战的最后一篇《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的修改稿。

他谈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

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文，正式向全国公开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

2

摸底调查

为了摸底，1964年，中组部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调查。第二年8月，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培养提拔新生力量参加县、地、省领导工作的报告》。11月17日，中央将中组部的这份报告批转下发。批示中称，这是“关乎全局和革命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

根据这份报告，在南方十二省区，省级干部中，本地干部占90%以上。在地、县两级中，还是以解放时南下的北方干部为主。在129名地委书记中，南方本地干部有37名，占29%；在1092名县委书记中，南方本地干部有306名，占28%。

在北方八省中，虽然都是本地干部为主，但地委书记的平均年龄达47岁，县委书记也大多在42岁以上。

报告总结道：“过去十几年中，对培养提拔新生力量和本地干部注意不够，这是干部工作中的一个严重的缺点。”

1986年任中组部调配局局长的杨志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他也看到过相关数据。60年代，省一级的干部基本都是大革命时期（1927年以前）参加工作的，地级干部多是大革命后期或抗战时期参加工作的，县一级干部基本为抗战后期或解放战争初期参加工作的。

鉴于干部队伍的老化现象，报告提出了八项应对措施：制定出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具体规划，一个一个落实到人；培养提拔新生力量，要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南方各省区培养提拔本地干部时，要对北方籍的领导干部做适当调整，如去其它适当的工作岗位，或调回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应注意提拔少数民族中的新生力量；一切地区、一切部门，都应注意培养提拔妇女干部中的新生力量；做好老干部的思想工作，所有老干部都应该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培养新生力量；如果有南下干部已适应了当地的生活，可以就地安排。“步子要稳，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做，不要搞突击，不要一下子换一大批，以免影响工作，影响干部团结。”

1964年，中组部开始执行提拔接班人的任务。人手从各个部门抽调。

当时，中组部共六个处，干部不到250名。一处为综合调配处，二处管党群政法干部和干部的综合研究，三处管工业干部，四处管财贸农业干部，五处管对外干部，六处管党的基层建设，此外还有一个研究室和一个办公厅。二处的唐文光，就是被抽调出来的人员之一。

如今86岁的唐文光，1963年进入中组部工作，是“文革”前进入中组部工作的老同志中硕果仅存的几位之一。在福建省福州市老干部局的办公楼内，他向记者回忆，他进中组部和提拔新生力量颇有一些渊源。

1963年，中组部副部长赵汉到福建考察。临走前，他请福建省委组织部推荐一个年轻有文化的县委书记到中组部工作。时任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指示，部里的处长（即现在的司局级干部）都要下到县里锻炼，地方干部也可以调到部里工作。时任福州市新店区区委书记、35岁的唐文光被推荐给了赵汉。赵汉看了档案后十分满意，当年中组部就调唐文光进京。

1964年，中组部自身率先提拔了两名年轻人，担任司局级干部。中组部研究室一位32岁的年轻人被提拔为副主任，日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安子文的秘书邱建鼎被提拔为中组部办公厅副主任，“文革”后任中央党校组织部部长。

3

59名接班人

1964年6月，中组部开始从大学毕业生中挑选接班人。

这个任务交给了二处，唐文光是唯一一个一直负责到底的。他告诉记者，按照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的设想，对待这些挑选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将按照特殊选拔、特殊培养和特殊使用的“三特殊”原则，先将之下放基层锻炼，当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和大队支部书记，看日后的成长。

遴选的条件，首先必须是党员。仅此一项，全国20万大学毕业生里，只剩2000人了。

唐文光记得，针对这2000人的挑选，按照政治条件第一位、学习成绩中上即可的条件进行。这项工作由各省组织部负责，名额分到各省，沿海省份较多。家庭成分必须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地主成分不要。

全国一共选出了60名大学生（其中一人最终没有参加，实际为59人），男生占了大多数。

其中，天津选拔了4个人。24岁的南开大学原子核物理专业毕业生李梦锡当时任系里的团总支副书记，毕业时，所有同学都确定了分配去向，只有他“待分配”。待同学都离校后，老师才告知他，他被中组部选中了。

25岁的山东大学政治专业学生杨志海则在山东选拔的3个人之中。

毕业前，山东省委组织部调配处一位姓欧的处长找他谈话。后来，他自己到中组部调配局工作后也经常找干部谈话。他那时才知道，组织找人谈话前，早已看过档案、全面了解了情况了。“谈话就是看人，看你的谈吐。”他告诉记者。

填报分配志愿时，系里通知他，不用填了，毕业后直接去中组部报到。

山东省委组织部给他出路费，让他先回了一趟老家。随后通知他，直接去北京的中央党校报到，在那里进行为期一年的理论学习。不久后，省委组织部再次通知他，不用去中央党校学习了，直接去江苏“四清”。

他后来才知道，1963年中央党校前任校长杨献珍提出，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为一”的，这一理论被视为反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哲学理论，因此，中央党校1964年7月起开始批杨献珍（其时任副校长）的“合二为一”理论，原计划的理论学习被取消了。

搞“四清”，原本在中组部的培养规划中属于二年级的内容。

1964年七八月间，在北戴河一号楼，毛泽东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侄子毛远新进行了一次有关接班人的著名谈话。

他提到：“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1964年夏末，这59名大学生，20人左右一拨，分赴江苏、山西和湖南“四清”。

李梦锡和杨志海都去了江苏。这个组的学生来自天津、山东、上海、江苏和福建五省市，共19人，由专门安排的优秀县委书记——泰兴县委书记带队。一些工作能力较强的学生被任命为大队下面的小组组长，杨志海便是其中之一。

中组部的领导专门来看望过他们。“领导说，你们的任务是要做一辈子的政治思想工作，一辈子的组织工作，一辈子的干部工作。”李梦锡向记者回忆。

有关“接班人”的字眼并没有被提起，但李梦锡意识到，自己在被培养。“我知道，来这里就是要改造自己，如果做得好可以被提拔，做不好就要一辈子留在当地。”

4

“接班人和接官人”

经中组部考察，第一年的这59名大学生表现优秀，1965年，名额翻番，选出了120名大学生，并增加了女生名额。

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特种冶金专业、23岁的顾人凤，原打算考研，但学校通知，她被中组部选上，要去北京。“党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我当然服从分配。”顾人凤告诉记者。

1965年，包括顾人凤在内，上海市选拔了9名应届毕业生，五男四女，分别来自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等高校。他们与来自北京的15名毕业生一起，集中在北京，住在万寿路的中组部招待所。

他们首先参加了中组部的集体培训，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学习“四清”材料。

1964年的59名大学生也从四清所在地来京参加培训，他们中的代表还介绍了参加四清的经验教训。其中，就有顾人凤后来的丈夫、毕业于复旦大学原子核物理专业的张学群。

培训中，中组部二处处长赵振清到场讲话，讲“接班人和接官人”的问题。“赵振清说，接班是接革命的班，接老一代革命事业的班；接班不等于接官，不要一开始就想着做官。但接班又必然要接官，所以必须要培养我们成为领导干部。”杨志海告诉记者。多年后，他仍然对这次讲话印象深刻。

此时，“接班人”开始被正式提出。现在回忆起来，杨志海认为这其实是“接班人计划”的一个弊端。“这让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特殊的，会有优越感。”

这一年，来自东北地区8所院校的17名大学毕业生，没有来北京参加集训，而是就地在辽宁省委党校进行培训。

25岁的辽宁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李有存一开始并不乐意进入这个名单。她是团支部书记，每年都是优秀学生，毕业时本已确定分配到长春历史研究所工作，却被通知要去中组部。李有存表示想搞专业，不想做组织工作。为此，省委组织部派人找她谈话，告诉她作为共产党员应服从组织分配。

和这17名毕业生一起参加培训的，还有辽宁省委组织部自己挑选的省内接班人。

5

“四清”

1965年秋，1964届59名大学生和1965届中来自北京、上海的大学生，随中组部领导分赴河北、陕西和山西“四清”。山西由副部长陈野苹带队，陕西由副部长赵汉带队，河北则由部长安子文亲自带队。

杨志海和顾人凤都分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二十里铺公社二十里铺大队搞“四清”。他们分散住在不同的村，在农民家吃住，每天的伙食费3角钱，不准超标。

杨志海则对高规格的“四清”队伍印象深刻。二十里铺大队队长由中组部六处处长陈一平担任，副队长是化名为韩文的安子文。指导员是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副指导员是中组部研究室副主任。大队管后勤的是中组部行政处处长王庭栋，负责安全工作的是石家庄市地级公安部门负责人。

李梦锡则分在正定县二十里铺公社东两岭大队。同样分在这个大队的唐文光除自己参加“四清”外，还负责考察大学生们的表现。“我心中有数，什么人政治好、工作能力不强，什么人工作好、政治不行，什么人两方面都很强。”他对李梦锡印象深刻，觉得他这两方面都很强。

按照计划，如果有人表现不佳，则退回学校重新分配，但两年来，所有人都表现优异，留在了计划内。

毛泽东的女儿李讷也一起参加了这次“四清”。当时李讷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大四，不在接班人计划名单中，但也一起参加了“四清”，为了锻炼她，还让她当了小组副组长。唐文光回忆，她很愿意吃苦，表现不错，但工作能力有待磨炼。

李讷的身份只有中组部的人知道。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的孙关龙曾起了疑心，向唐文光打听。“我只好回答他，你该知道的，我会告诉你；你不该知道的，你不要问。”这在中组部，几乎是一个通用的标准答案。

1966年5月，因表现优异，杨志海成为正定县县委副书记。同一届的另两位山东籍大学生周长清和张克智，分别成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和村支部副书记，实现了安子文所希望的三级基层干部搭配的安排。

就任前，杨志海特地去向安子文请教。安子文要他起码在县委副书记任上做三年，再做县委书记。“他说，县委书记是关键岗位，如果坐好了，可以不经过地委，直接到上面来。我的任务呢，不是学怎么种地，是要善于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学会治理这个地方。”

接班是接革命的班，接老一代革命事业的班；接班不等于接官，不要一开始就想着做官。但接班又必然要接官，所以必须要培养我们成为领导干部。

6

青训班

除中组部之外，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也参与了对新生力量的培养。在党校校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的提议下，经中央书记处同意，党校开办了“青训班”，在高教部的配合下，从全国各地选拔高中毕业生。

因为时间紧迫，1965年的青训班只从北京市招生。由各中学推荐毕业生，中央党校组织处处长杨长春带队、中央党校和北京市委共同抽调人组成的考察组进行考察，通过即可录取。

45名高中毕业生进入了这个班，30名男生，15名女生，全部政治表现优异。

三个来自北京四中的毕业生进入了这个班，他们是：开国上将苏振华的儿子苏承德、外交部驻东德参赞宋之光的儿子宋扬之和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任彬的儿子任小彬。

高中期间，任小彬成为了“四清”中的积极分子。毕业这年，老师告诉他，不要考大学，等待中央党校的考察，直接参加青训班。

“四中干部子弟很多，学校不断强调，让我们觉得，接老干部的班，让红色江山不变色，属于我们的一份责任。”任小彬告诉记者。

时任中央党校党委办公室秘书科长金春明告诉记者，当时中央党校的所有教职员工都知道，这批青训班学员是接班人。“不仅是中央党校的接班人，而且是全国的接班人。”

因为是培养接班人，培养方法十分特殊。

学校在安排宿舍时，颇费了一番心思。青训班中，三分之二来自工农和一般干部家庭，三分之一为高干子弟。每间宿舍两个人，总是尽量让干部子弟和工农子弟搭配。

8月开学后，并不着急上课。有两个月时间，他们天天自由地出入图书馆看书。学校破例给他们发了最高等级的借书证，可以借阅“灰皮书”。“我那会儿看了德热拉斯、托洛茨基的书。可以看得出来，林枫对我们这批学生期望很高，放得开。”任小彬说。

给青训班上课的老师也十分特殊，多数是外请的党政领导，党校内部的老师并不多。

这一年的10月，青训班学员都下去“四清”，直到第二年六七月份“文革”开始后才回到学校，很快投入了“文革”的热潮。任小彬参加的“红战团”因为贴了康生的大字报，被宣布为反动组织，他则被开除党籍。

林枫本人也被戴高帽游街。青训班被定性为“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园地，成为他的罪行之一。

入校时林枫曾计划，这批学生第一年“四清”，第二年开始去工厂和部队实践，最后一两年学习理论知识，五年后毕业，挑一定的担子，逐渐培养。但这五年间，这45个学生先后经历了“四清”、下放干校、参加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几乎没怎么上过理论课。

1970年，青训班学员毕业。这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接班人”，并没有受到特殊对待。毕业时，任小彬和同学们被分配到了天南海北，到基层当了工人、农民。直到1977年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他才得以平反，恢复党籍。

一些青训班学员留在了基层，直至退休。也有一部分学员靠自己的努力，从基层脱颖而出，如后来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的李景瑞、退休前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的甄小英。任小彬则在1980年代成为中组部青干局副局长。

据任小彬所知，除了中央党校，当时各地方党校和一些顶尖高校都以“培养接班人”为目的招收了学生，但这个青训班无疑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个。这是中央党校建校历史上，第一次亦是唯一一次招收高中毕业生。

7

回归

“文革”开始后，中组部的接班人计划也中断了。

唐文光等中组部干部接到通知，全部回京参加运动。

多数大学生和杨志海一样，留在了当地，成为公社、大队干部。刘少奇被打倒后，他们被说成是刘少奇的“黑苗苗”。杨志海被打成“刘少奇、安子文伸向河北的黑爪牙”，挨了批斗。

杨志海回忆，“文革”中，这两拨大学生命运各异。有的人在基层任职，被批为“走资派”；有的人回到北京，到中组部讨说法，继而成为了“造反派”。“不过据我了解，即使成为造反派的，也没有很激进的。”

唐文光曾接待这些讨说法的人。“中组部都散了，领导也靠边站了。我也不知道该拿这批学生怎么办，只能跟他们说，回去以后参加革命，在大风大浪中成长。”

1969年，他自己也被下放到东北白城地区的中组部五七干校，后在河南省洛阳市制冷机械厂做党支部书记。

1975年，中组部逐渐恢复秩序，重建了办事组、干部组、组织组和研究组。老干部们开始出来工作。

中组部曾派人来问唐文光，是否愿意回部里工作，他婉拒了。“那会儿形势不明朗，要是再来一个‘文革’，我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我还是想回到地方去。”1976年，他回到福州市，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85年起，先后任福建省人事局副局长、局长，在省老干部局局长任上退休。

1975年，“文革”前的这两批接班人，开始重新进入中组部的视野。

这一年，杨志海从石家庄地委调回了中组部，被分到干部组下面的调配小组。1986年，出任调配局局长。1992年，他离开中组部，先后任黑龙江省副省长、轻工业部副部长。目前，担任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1978年，在《沈阳日报》工作的李有存给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她问：“文革”前选拔了一批大学生，现在是否还有安排？能不能回到组织部？胡耀邦的秘书张耀光代笔回了信，称中组部会对此负责，让她耐心等待。

果然，1979年，李有存回到了中组部，进入老干部局工作。1981年，她成为专门平反冤假错案的党史处负责人。1983年，任老干部局副局长。2000年，从《人民日报》群工部主任岗位上退休。

同一年，李梦锡也从北京市锅炉厂回到了中组部。最后，从中组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的任上退休。

他印象中，当时进入中组部的还有其他几个“接班人”计划的大学生，但都是来了又走。另一位一直干到退休的，是同为1964届大学生、退休前任中组部四局副局级干部的马红珍。

这两拨大学生，还保持着春节或外地来人时聚会的习惯，不过是分地区的。顾人凤只认识在山西、陕西、河北“四清”的这五十来人，李有存所知的也只是东北的17人而已。

全部179名大学生的名单，现在已不可查。

杨志海在中组部调配局工作时，经手了这179人中多数人的工作变动。他回忆，其中不少人，成为局级、副局级干部，还有一些则远离政治，转往技术岗位。如顾人凤，就申请调到了专业对口的北京市冶金局，在技术岗位上待到退休。

李有存进中组部后得知，这179名大学生，原本是作为省部级干部的候选人培养的。不过，据她所知，最终，只出了4名部级或副部级领导。除杨志海外，另三人分别为：

1964届的张克智，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是正定县“四清”成员之一，后来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1965届的肖作福，毕业于辽宁大学哲学系，东北17人之一，后来任辽宁省政协主席。

1965届的陈玉杰，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亦是这17人之一，后来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

“培养接班人这条路，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走了一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路。当时只有一个标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不带任何个人色彩，没有任何不正之风，十分公平。我们这批人，没有人出过大问题，更没有人被抓，所以这是一条值得肯定的路线。”杨志海告诉记者。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