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杀回白宫的关键人物, 将扭转中美科技战?

颜基义  文化纵横

关于第三件大事，结果是拜登上台。在其新内阁中，有一个人很值得我们关注，他就是白宫科技办公室主任。这个职能相当于我国的科技部部长，领导着世界最发达、最强大的科技群体。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当下关系，处于一种带着对抗色彩的竞争状态、不确定性极大，而且科技领域又是双方最较劲的领域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这位新领导人，我们更要细加分析，认真对待。

✪ 颜基义 | 中国科学院大学、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导读】

在拜登政府内阁成员中，重新“杀回”白宫的埃里克·兰德（下称兰德），是一个与未来中美关系走向干系重大的人物。之所以干系重大，是因为科技领域已成为中美两国矛盾的焦点之一，而兰德作为白宫科技办公室主任，在任内如何处理对华科技关系，无疑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分析和评估兰德本人的科研经历及其对待科技发展的态度，尤为必要。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会长颜基义结合兰德科研人生中的关键节点，对其作了融议于叙的解读。作者指出，兰德是一位对多学科交叉趋势有着清醒认识的科学家，而且其本人情商突出、善讲故事。从其过往观点看，他主张科学家之间、科研实体之间应超越学科藩篱和地域限制，开展跨界融合和密切合作，共同突破科研难题。这些经历会不会影响他对中美科技关系的判断和决策，有待继续观察。

本文转自“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原题为“重返白宫的总统科学顾问科兰德：一个恋家的人”，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如果有人问我：从2020-2021 的时间段里挑选三件事情，它们将载入人类历史，那么会挑选哪三件事情呢？

我的回答是：一是新冠肺炎全球大肆虐，二是中国的逆行大成功，三是美国的换届改选，结果是“特（朗普）”别“（拜）登”场（借用凤凰卫视用词）。这三件事的叠加效应，要说这不构成新的历史转折点也难。

关于第三件大事，结果是拜登上台。在其新内阁中，有一个人很值得我们关注，他就是白宫科技办公室主任。这个职能相当于我国的科技部部长，领导着世界最发达、最强大的科技群体。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当下关系，处于一种带着对抗色彩的竞争状态、不确定性极大，而且科技领域又是双方最较劲的领域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这位新领导人，我们更要细加分析，认真对待。

他就是，Eric Lander（埃里克·兰德）。

心理学中有一种“锚定效应”，是说一个人的过往路径及其带来的影响，会对他今后的决策行为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那么，兰德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学术经历？他的为人品素，行为方式具有什么特点？凡此种种的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我们进行一番探索和分析。

1

起步：

一位酷爱数论的数学家

让我们还是引用他自己的叙述来介绍他的这段经历吧。那是一个隆重的庆祝晚宴，由头是庆祝美国第一次全国数学节，地点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时间是2015年4月18日。参加的人员当然都是各方面的“头面”人物，例如张奠宙写的《陈省身传》以及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这两本书都提及的Jim Simons（赛蒙斯）就身列其中。这位股市奇才、数学家兼慈善家，在中国开创了乘坐私人飞机来参加学术会议的先河。与会的其他人员，其显赫程度与赛蒙斯难分上下。

在这个隆重的庆会上，兰德这样叙述自己的数学经历：

“先从数学说起吧。如你们所知，我是通过培养才成为了一名纯粹的数学家的。先在普林斯顿大学读本科，后来在牛津大学读研究生。我在普林斯顿学了代数数论和拓扑学，并写了博士论文。在牛津大学时写了关于群表示理论和代数编码理论的论文。在高中和大学里，数学最让我兴奋的是数论。我喜欢数论，在那样的年龄（作者注：他在中学时就因为数学成绩优异而荣获美国西屋奖。），怎么能不喜欢数论呢？

高中时，我阅读并喜爱G.H .哈代的《数论导论》。这本书达了数论的本质美，尤其是质数。哈代热爱数论，正是因为它既美丽又完全无用。在他著名的散文《一个数学家的道歉》中，哈代把纯数学比作绘画和诗歌。”

数论，乃数字里的学问。在科学共同体里，人们把数字，当做宇宙的语言。因此，掌握好这种语言，不仅有利于跨进其他领域，同时也会给人的思维方式浸润上浓厚的“理性”色彩。

在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在与鸠山对垒之前，他妈妈给他一碗酒壮行，李玉和仰头一饮而尽，并说：“有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应对。”当我们在面对复杂而又变化万千的客观世界时，数学的作用就十分类似于这样的“一碗酒”。

兰德先生的肚子里有这样“一碗酒”垫底，而且是“陈年好酒”。后来，兰德先生改行时，“这碗酒”发挥了很大作用。

2

跨界：

比优秀科学家更稀缺的，是科学的“融合”

我们都记得上世纪临近改革开放初期，徐迟那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不知影响了多少人。从当时的大环境来说，这种轰动效应无异于“久旱遇甘霖”。文章的主人翁陈景润，孤身一人，在一间小屋子里艰难地攻克数学难题，而且多年坚持不懈，这个事迹成为了许多人献身数学和科学的榜样。那篇报告文学发表之后，中关村88楼（此楼已不复存在）楼前，时常有人在门口等候，想看看那位数学明星陈景润，有的姑娘甚至表示要许身嫁给他。

关于兰德先生，他则属于另一类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不想成为一名纯粹的数学家”，理由是，那样会太缺乏“社会性”。促使他改行的另一个因素，来自他兄弟的影响。后者鼓励兰德先生将他良好的数学思维应用到生物学上。兰德说，生物学“会是非常社会化的。它应该是定量的，基于推理的。”

我们熟知一位哲人这样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兰德的决定是认真的，决定后的行动也是认真的。于是他开始认真学习生物知识，在业余时间去听生物课，晚上学习克隆基因的办法，尝试着如何去鉴定线虫基因的抑制因子等神奇技术。

在生物学这个大学科中，他认为基因分子生物学领域最有前途，可以发挥它原有的数学基础的作用。结果表明，基因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的确也怕“认真”这个两个字，兰德先生很快就进入到生物学里这个核心领域。

兰德先生在1995年出了一本书，书名是《Calculating the Secrets of Life: Applications of the Mathematical Sciences in Molecular Biology（。他在跨界学习和研究的种种成果以及心得体会，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

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得益于“微分几何、拓扑和微分力学允许研究人员探索“缠绕”和“解开”DNA的双螺旋“，人们便能“更深刻地理解超螺旋现象。”此类跨界结合的例子，在书中还有很多。

从最初基于博物学的生物学，一直到最前沿分子生物学，他用极为简洁的语言对如此大跨度的发展进行了精彩的概括：它们都是“构建生物学上的元素周期表的一种努力。”说起“元素周期表”，大多数人都深知其重要性。因此，兰德做出这样的统一性概括，给提倡跨界融合的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样本”。

他还说“分子生物学代表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智力合成之一”，随着分子生物学致力于表征生物过程的遗传基础，数学和计算科学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他还感慨地说到：关于学科之间的跨界问题，缺少的并不是优秀的科学家，所缺少则是能够进行良好深入交流的界面。正是这样的障碍使得它们难以形成真正的“融合”。不是身在在其中，并奉献了大量付出了的人，是说不出这样中肯断语的。

后来，他创建了Broad实验室，并将它打造成为全美最好的五个实验室之一。于是他在媒体上的头衔，多数是“Giants in genomics（基因组学的大咖）之类的词语”，已经见不到数学的影踪了。

3

“奇迹机器”：

对科技共同体的独特思考

我们都知道，在本学科领域里论道，是一回事；扩大一点，在跨学科领域里论道，又是另外一回事；再扩大一点，在一般公众面前叙事或交流，则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为，社会大系统里，是分层次的，每个层次交流时所使用的语言是很不相同的。例如，在中国的环境下，要了解青年人的语境特征，只要上B网站上去浏览体验，就会有明显的体验。

兰德先生开始走进白宫权力圈子，那是奥巴马时代的事情。作为一位官员，应对某一方面的事件，不仅要考虑其合理性（即科学性），还要考虑其可行性（即平衡性）。这种拿捏的水准和得当程度，恰恰体现了一位官员的领导视野和艺术。

本文前面提到的那次国会图书馆庆祝晚宴的演讲，就是兰德先生这方面能力的精彩展示。

他说，他演讲的题目是“The Miracle Machine（奇迹机器）”，而且还卖个关子，说演讲后面才能解释为什么取这个题目。

其实，他要讲的主要内容，从其内容来看，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大方面：一是基础研究和现实需要的关系，对于这一点，他是从数学讲起的；二是各学科的相互促进和推动的关系；三是投入与回报的关系；四是公众事业与私营事业的关系等。每一个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大问题。

然而，大问题却可以用小问题来叙事和解读，兰德先生的演讲根本没有道理的说教。取而代之却是一个个生动的例子。我在想，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回想起我上大学的时候，华罗庚先生告诉我们，要进步就得读书，读书不仅要做到“从薄到厚”，更要做到“从厚到薄”。华先生这八个字指引了我一辈子，受益之大，难以言状。因为能坚持读书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而读完书后，还要“薄着”走出来，就更不容易。因为这个“薄”，是要经过思考的，是要有鉴别判断的，是要浅显表达的。正如华先生所说，“深入浅出是真功夫”！

说到“浅出”，其中很重要一个“出口”，就是要找到恰当的例子，用例子说明问题，例子的作用远胜过说教。俗话说，一图胜千言”，其实还有“一例胜千言”。但是任何例子都会带有局限性，在用例子叙事时，不仅要把事情叙述清楚，同时还要避免例子带来误导。这是一种“平衡的艺术”。

兰德先生，在这篇讲话里同样是一个好“样本”。在这里，我从中摘取三个例子。

兰德说，哈代在他著名的散文《一个数学家的道歉》中，把纯数学比作绘画和诗歌；他很自豪数论没有实际应用。他实际上是说，看不到“类似用于战争”这样的直接应用。可是谁又想到，正是数论中的素数，后来成了国家安全和通信的核心，因为公钥密码学基本上是基于将数字分解成它们的质因数的问题。数论带来的应用，并不是发生在事前的导向，也不属于事前的预测。

对此，我们乐于用系统科学的术语来说，这种因果关系是极其隐蔽的。

第二个例子，是物理领域。当查尔斯·汤斯在研究激光时，就有人问他：打算用这些激光做什么？这种好奇的提问，其实是很难给予完满回答的。但激光发明出来后，发现激光确实很有用，例如用于切割、焊接、印刷、光盘、条形码、扫描仪、治疗痤疮、治疗肾结石、眼科手术、牙科、指纹分析、全息图和激光显示等。兰德先生在演讲中，一口气说背出了13种用途。物理学尚且如此，更莫奢谈其他学科了。

第三个例子，是生物细胞学领域。生物学家对在黄石公园温泉中生活的细菌展开研究。这个研究并不存在明确的目标，但是基金部门对此并不在乎。后来的事实证明，生长在温泉中的细菌是能力非凡，这种细胞拥有的所有的酶在极高的温度下都是稳定的，而且还包含一种很有用的特殊酶（DNA聚合酶）。正是这种酶才使得启用聚合酶链反应成为现实，如今在世界上已经是每天都在使用，而且使用次数多达数百万次的技术。这样的结果，与生物学家当初去黄石公园毫不相干。

兰德先生说，这种奇迹般的结果，正是整个科学技术共同体联合产生出来的。正因此，我把整个科技联合体看作一部“奇迹的机器”。这部机器做出来的产品是那样奇特，很难在特定的时间段里看出它们到底会有什么用处，或者说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回报。在开展研究的出发点，上面提到那些关联性结果问题，统统都是不清楚的。

因此，如果我们硬要将这些要求指定为资金投入政策的必要条件，那么这种政策就会成为一种“过滤器”。对于基础研究而言，这种“过滤器”将是一种可怕的策略。

这就是兰德演讲的一个重要结论。

4

二次“杀”回白宫：

他为什么能？

有哲人说，一个人不可能第二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然而，兰德先生却能第二次“杀”回白宫。这不禁令人思考：他凭借什么做到了这一点？

排除种种政治因素外，就他个人的品素和个性而言，我认为，他在理性和情商这两方面优势，起了相当大程度的作用。美国口述历史网站（Oral History Collection）在十几年前对兰德做了一次采访，向他问了很多问题，他都一一回答。下面摘取相关部分。

（1）关于研究之余的爱好

兰德：我有爱好吗？我的孩子是我最大的爱好。我的意思是我有三个很棒的孩子，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我没有时间花在其他的爱好之上。我喜欢旅行。我喜欢徒步旅行，而且喜欢是和孩子们还有我的妻子劳里一起去。我喜欢做木工活，但不太会做。

可以看到，兰德先生分明是个恋家的人。

（2）关于挑战，尤其是来自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的挑战

兰德：这是难以置信的痛苦。……,每两年都会出现一次严重的萧条，这令人非常沮丧。这个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共同体学非常有趣，有大有小，意见不同。其中如何以百分之九十的规模，以便产生大量数据，而不是只做百分之一。这方面的争论，让我抓狂。我认为关于HGP的规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3）关于反对的意见

兰德：有很多人对HGP存有很多担心，这是一个巨大的拖累，会极大地消耗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资金。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理解。我认为，自那场辩论以来的过去十七年中，最引人注目的转变是理解了生物学与信息之间的密切关系，……以至于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有机体，每一个物种中的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组织都充满了信息。可是，明显的问题是，那些非常有思想和聪明的人还没有看到生物学业已变成这个样子。

（4）关于科学上的竞争

兰德：当然，这是激烈的竞争。我的意思是人类基因组计划，基因组学，遗传学，任何有趣的科学都是有竞争力的。要是没有竞争力，科学也就成为无聊的事情。为什么会有竞争力？因为这些东西都很有趣，谁都想先了解它。

但是我们要区别积极竞争和破坏性竞争。积极的竞争是，没有人因领先于别人而感到高兴。研究的结果当然会带来喜悦，你知道自己有所发现了。但这些并不是你想打败别人，只是你想要的刺激，……这是一种个人的满足感。这是对你找到解决办法的一种肯定。要知道，没有竞争的确是不行的。没有激情，事情就不会成功。

（5）个人之间的竞争和责任感

兰德：拿我来说，我人生第一笔从国家卫生研究院拿到的拨款，金额为1500万美元。这是打破常规的，当时我还从未发表过实验论文，从未发表过生物学论文或至少是实验生物学论文，但他们给了我们1500万美元，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会为此而流血，我们会把它办成。你知道，鲍勃·沃特斯顿、约翰·苏尔斯顿、我和其他几个人，五、六、十个人都有责任。我们谁都不重要。如果我不在那里，基因组计划也会成功，如果沃特斯顿不在那里，基因组计划也会成功。可是如果我们十个人——我们十个人都不在那里，那就永远不会把事情办成。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兰德先生对于整个团队的集体作用是极其看重的。在Broad这个团队里，有一位中国人，名字叫张锋，是其中很出色的核心成员。2016年，兰德先生在《Cell》上撰写的《The Heroes of CRISPR（基因编辑技术英雄谱）》重要文章中，非常肯定这位中国青年才俊的工作。因此，有人说，张锋与诺奖擦边而过，十分可惜。

一句话，兰德先生的情商，集中地表现为他“会讲故事”，而会讲故事的人，就能够影响整个社会。柏拉图是这样说的。

5

结语：

“科学比地理位置更重要”

在这个动荡不定的世界，未来事件的不确定性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对于兰德先生的预期也许同样如此。最后，我仍然借用兰德先生自己回应记者的两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2003年6月19日，兰德先生在MIT召开新闻招待会，宣布他创建的Broad研究院在MIT正式成立。在会上，记者问他：你居住在加州，却要在剑桥成立你的研究院，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这样做？

兰德先生回答：“科学比地理位置更重要。”他又说：“大多数了不起的机构都会决定自己单干，这里不同寻常的是，（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怀特海德生物医学研究所和哈佛附属医院）这些了不起的机构却决意联手走到一起。”期待他能够坚守这样的理念，让美国的科技界，与中国的科技同行，与世界的科技同行，共同超越地理位置的差异，相向而行，携手共进。

本文转自“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原题为《重回白宫的总统科学顾问兰德，一个恋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