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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揭美国精英骗术:虚构中美友好 |
四揭美国精英骗术:虚构中美友好 黄卫东 红色文化网 在美国精英的对外宣传中,美国一直是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无论是1949年美国因支持蒋介石屠杀中国老百姓失败发表的对华白皮书,还是最近美国国务卿彭佩奥发表的中美脱钩论,都在喋喋不休地宣传历史上美国对中国的友好。国内也有很多人相信美国精英的友好宣传,经常有人总结美国历史上对中国友好的“事实”,将美国夸赞为从来没有占有中国土地,是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但这些所谓的友好,只是美国政客们的虚假表演和骗人的表面文章,其背后一直是图谋削弱和肢解中国。这是双方利益关系的必然结果,尤其是最近中国发展了,越来越威胁到美国的霸权地位。 第一,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跟美国人一样的生活,全世界当前石油产量全部给中国,仅仅是为了供应给中国,就还需要增产5%左右。其他的人?一加仑都加不上。石油是什么?石油不单单是燃料,还是工业产品的基础原材料,石油是一切。第二,如果中国人均粮食消费达到美国的水平,全世界的谷物产量还是不够中国食用。如果放任中国发展到美国的水平,全世界的粮食都不够中国消费啊。第三,如果中国人的耗电量发展到美国的水平,全世界82%的电力都被中国占用。 早在2010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就通过电视镜头向全世界明确宣布:“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上的责任。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出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暗示美国和西方要维护自己的生活水平,必须遏制中国,防止中国人过美国和西方人那样的富裕生活,也道出了美国将中国看成是最重要的战略对手的内在不变的本质原因。采用战略欺骗对付战略敌人,是对付敌人的重要手段。事实上,事物的变化是由内因决定的,中国作为人类社会最庞大的族群,是外界敌人难以战胜的。从内部瓦解中国才是打败中国的唯一手段。 两次鸦片战争,美国都没有正式对中国宣战,但却积极帮助英国侵略者,第一次是给英国军队运送物资;第二次则在英军战况不利情况下,直接加入战斗,帮助英军。在英国舰队遭到毁灭性打击,几近失败之时,美舰队队长达特罗尔(Commodore Tatnall)亲自指挥美军协助英军作战,并喊出闻名世界的名言“血浓于水”,其含义是英美同种的关系总比外人密切[1]! 美国的侵略行动与英法一致,所不同的,是英法正面用武力侵略,取得利益,美国避免正面的武力侵略,表明上声称中立,取得清政府信任,暗中却帮助英法,追随在英法之后,以此来打败中国军队,从而取得同样的利益。其行径之卑鄙恶劣,连美国学者丹涅特都看不下去,在著作中一再称之为[2]“美国扮演成恬不知耻的角色”;“在国际事务中,美国代表确乎从来没有扮演过比这更可耻的角色。” 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美国和西方一方面宣布禁止向我国内战双方太平军和清军出售军火[3](p74),中国内战双方就无法到西方市场合法购买平价军火,另一方面则通过走私大量高价销售军火给太平军[4]和清军。据洋枪队副领队美国人法尔思德(E. Forrester)回忆,短枪价格从15到20元增长到100元[5],两江总督怡良在1853年11月向皇帝奏称:夷人的火药价格从每桶洋银三元增长到二十五六元[6],使美国和西方获得了大量超额利润。1855年美国国务卿麻西(William L. Marcy)给美国驻中国公使巴驾来函告诫说,美国政府无权禁止其公民将军火输入五口(指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即便知道是打算运给起义军的;1853年,美国驻沪副领事金能亨(Curningham,Edward)将大批美国枪械弹药卖给太平军,未料被清军侦知,结果在上海引起舆论大哗[7]。美国资助建立的常胜军首领戈登(Charles G. Gordon)也假手洋商与太平军大做军火交易[8]。时人评论说[9]: “贼无技勇,……只重洋炮。夷人过昂其值,兵火后贼所掠之金银,半归夷人”。美国还乘机要挟清政府,在与清政府谈判条约时,巴驾等则暗示,清政府如置之不理他们的要求,则他们就会转向起义军[2](p195)。 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实力有限,对付中国的主要措施是鼓动和支持日本对付中国。美军先后帮助日本占领琉球、侵犯台湾、控制朝鲜,后有鼓动日本发起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期间,美国虽宣称中立,实际上积极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美国的伪善赢得了满清政府的信任,成为中日在对方控制区公民的战时保护人,一再溢出国际法合理范围,曲意保护在华日本间谍[10];却无视日本人在中国境内制造的多起平民大屠杀,如旅顺屠城等。当时美国记者James Creelman[11]等详细报道了日军在旅顺屠杀平民的行径[12],但是,美国驻日本公使谭恩(Edwin Dun)称赞日本军不仅勇敢善战,而且其严格遵守纪律与欧美文明之军;对日本外长陆奥宗光称[13]:“屠杀旅顺的中国士兵这件事是违反近代文明战争的习惯法规的,假如文明这个名词可以适当地应用于战争的话;但是Creelman送给《世界报》的报告,是极端骇人听闻的,并且把事情过分夸大了”,美国政府官员将屠杀平民篡改为屠杀士兵,指责记者夸大报道,完全站在日本人立场上,轻描淡写地描述日本人屠杀罪行,替日本人辩护。 美国在战争开始后,拒绝与其他西方国家合作调停,明确表示,支持日本军队进入朝鲜,帮助朝鲜摆脱中国宗主权从而获得独立[14],为日本侵略活动减轻国际压力;在战争后期,日本威胁其他西方国家在华利益,美国担心满清政府崩溃[15](p495)和西方瓜分中国[16],又单方面欺骗满清政府打消借助西方干涉的想法,威胁劝说满清政府接受日本各项侵略要求[17],实际上后来德法俄三国干涉,日本不得不吐出辽宁半岛[18]。美国借助日本发起的甲午战争,不仅借此出售军火给双方,当时日本的军火大部分都是美英供应的,获得巨额利润,而且实现了彻底废除中朝藩属关系,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实力和安全环境,为日美通过朝鲜入侵中国排除了障碍,进一步打开了中国大门。没有以帮助朝鲜独立名义,支持日本,但日本后来吞并朝鲜,美国却公开不发一词,私下却通过利益交换同意。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主权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国土被列强瓜分[19]。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国武力占领胶州湾,俄占旅顺、大连,法租广州湾,英国乘机索得威海卫,日本又划福建为己有,意大利也要租借三门湾,我国滨海地区完全成了西方国家的“势力范围”。而美国则正在这时(一八九八年)从事与西班牙争夺菲律滨的战争,对中国无暇兼顾,战争终了,发现中国实际上已被西方国家分割干尽,感到很大失望,美总统麦金莱于一八九九年九月提出有名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19],让中国对西方列强包括美国打开大门。所谓“门户开放”,丝毫没有什么“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意味,恰恰相反,这只是直接反对任何一个强国或一群强国不顾其他强国,获得独占中国特权的口号,这是一种帝国主义侵略的同盟,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侵略同盟,避免相互间矛盾冲突,不利对付中国。 帝国主义者联合向中国进攻,又一次激起中国人民大规模的反抗,这就是一九○○年(光绪二十六年)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是自发的人民反帝运动,一开始便遭到帝国主义者联合镇压。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Milton Hay)向各国递交照会[2](p555),借口“以条约上规定的领事裁判权权利所保证的一切手段,……保护我国公民的生命财产”,组织“八国联军”向中国出兵。联军一占领北京,各帝国主义争夺中国地盘的矛盾就迅速尖锐起来,竟公开讨论如何瓜分中国[19](p349),这对美国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正是致命打击,尤其损害西方侵略联盟,妨碍西方对中国进行侵略的统一行动,于是它又声称要扶助满清政府,支持保持中国名义上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政策[2](p551),一则以此可以联合西方国家镇压中国人民革命,防止西方内部争斗,再则保证中国向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开放市场,好进一步削弱中国,留下让美国独占中国的机会。二战后,美国确实在一段时间内实现了这一独占。帝国主义联合起来,逼迫满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赔偿侵略者损失4.5亿两白银,价息合计超过9.8亿两白银,并以关税和盐税等作抵押,控制了中国的海关税关等部门。 其中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是比较著名的事情。其原因很多,最初中方发现美国要求的赔偿多于其“损失”,是讹诈,美方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其次,由于美国与中国之间隔了一个太平洋,交通不便,中国青年大量涌入日本留学,美国精英深感不安;第三,美国1904年通过排华法案,禁止中国人移民美国,大批在美华工被迫害,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掀起抵制美货运动,使美国精英认识到对华文化侵略培养亲美势力的重要性[20, 21]。美国于是用这笔讹诈的款项资助中国留美学生和在中国办学,就成了“退款”,总计约1000万美元。著名的清华大学就是这个活动的主要“成果”之一[22],成了旧中国时代美国培养亲美势力的主要大学之一。 抗日战争期间,在日本向美国宣战以前,从1931年918到1941年12月珍珠港爆发期间,美国供应了日本军事物资消耗中的大部分,总计输往日本的物资总价值达到19.5亿美元[23]。日本侵华期间,中原茂敏始终在日本陆军中枢部门服务,负责有关装备物资的技术、生产和补给等业务,战后,中原茂敏总结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军事物资供应情况,写成《大东亚补给战》[24]一书,指出日本是无资源国家,工业基础严重不足,侵华期间,制造武器的机床、石油和废钢铁等战略物资都仰仗进口,大都从美国进口。没有美国人帮助,日本人是否有能力发动侵华战争,都是十分有疑问的。在此期间,美国打着中立旗号,禁止美国船队给中国运输进口物资,由于日本海军控制中国沿海,等于单方面停止向中国出售军事物资,从而支持日本。 美国人支持日本侵略中国,是因为日本人承诺在日本占领区给予美国同等待遇[25],共同当殖民主子,只是日本人通过战争,牺牲士兵生命夺得的战果,并不愿意与美国分享,这使美国逐渐开始限制供应日本军事物资,日本为了占领美国和西方控制的东南亚,获得战略物资,摆脱美国控制,毅然对美宣战。 日本对美国宣战后,美国开始拉拢中国共同对付日本,以减少美国士兵的伤亡,通过租借方式向中国出售军火和重要军用物资,但实际上运往中国的各种物资,包括民用物资和运输过程中的美国人工资,用于中国军队抗日的,总计也仅有2亿多美元[23],比输送给日本的战略物资少一个数量级,而且主要用于缅甸战场,帮助英国收复殖民地。 美国人究竟是在支持日本侵略中国,还是在支持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不是十分清楚的吗?然而,在中国主流精英中,长期流传的是,“美国是中国最可靠的朋友。美国在抗日战争期间,对中国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援助,没有美国的援助,中国就无法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美国人高价出售给中国的军火,变成了精英们长期念念不忘的“美国援助”,精英们压根就没有想到,没有美国人支持,哪有日本人侵略中国,哪有日本侵略导致中国死伤3500万人。 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通过武力入侵打开了中国大门,掠夺中国。与其他列强相比,美国更注重精神文化方面的侵略,企图控制中国人民的思想[26]。其主要手段包括在中国传教、办学校、办医院、吸引留学生等。这种文化侵略较之赤裸裸的武装侵略和经济侵略,具有相当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其中传教效果并不明显,主要通过教育。早在1845年,美国传教士就在宁波开办一所男塾。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在华大约办了400所教会学校,以小学为主,集中在沿海大城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美国在华办学重点转向高等教育,比较著名的高校有北平的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长沙的湘雅医学院、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苏州东吴大学等。美国在华开办高等学校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列强。 美国精英除了直接在华办学,还通过在中国的学校里担任教习等身份来控制中国教育;还通过宣扬教育改革来影响中国教育。很多中国人自办的学校,有一段时间除国学课程外,全部用英语讲授,用西洋课本,完全是一套半殖民地的教育体制。因此,这些学校和教会学校一样,成为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阵地,是中国买办阶级的培养所,培养了大批为美国效力的买办人才。此外,美国还积极说服我国政府扩大中国赴美留学人数,使赴美留学人数远多于其他西方国家,同样培养了大批亲美精英。 20世纪早期,我国文化界发起了一场文化革新运动,在语言文字方面提倡白话文。在此运动中,由美国培养的亲美精英大量翻译西方著作,用白话文介绍西方文化制度和思想观念。他们通过翻译西方著作引入了很多新词汇,为现代汉语介绍西方提供了实用的载体。但是,很多通过翻译产生的新词汇往往过分美化了美国和西方,还存在混淆词汇本意等问题,严重影响我们对西方文化和国情的了解,影响了我们的思维,对美国精英通过文化侵略[27]控制中国少数精英的思想起了极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Morse, H.B.,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 1963,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 (美)泰勒·丹湼特, 美国人在东亚 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 1959: 北京:商务印书馆. p. 262-263. 3. Morse, H.B.,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 1963, 北京: 商务印书馆. 4. 许金芳, 太平天国对外军火贸易的探讨. 安徽史学, 1993(02): p. 39-44. 5.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 太平天国史译丛 第3辑. 1985: 北京:中华书局. p. 119. 6. 中华书局编, 筹办夷务始末 咸丰朝 第1册. 1979: 北京:中华书局. p. 233. 7. 梅朋.傅立德(法), 上海法租界史, 倪静兰译. 1983: 上海译文出版社. p. 592. 8. 简又文, 太平天国典制通考. 1958: 香港简氏猛进书屋. p. 716-719. 9.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 第2册. 1962: 北京:中华书局. p. 152. 10. 崔志海, 美国政府与中日甲午战争. 历史研究, 2011(02): p. 63-85+190. 11. Creelman, J., A Japanese Massacre, in The World ( New York) ,December 12,1894,p. 1. 1894. 12. 刘文明, 甲午战争中的英美特派记者与旅顺大屠杀报道. 社会科学战线, 2014(10): p. 94-102. 13.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Chnese-Japanese War, No.88,转引自叶春芳,美国与甲午战争,硕士论文,安徽大学,2010. 1894. p. 86. 14. Palmer, S.J.,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Vol II, period of growing influence, 1887-1895. 1963,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 331-332. 15. Treat, P.J.,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Vol. 1. 1932, Stanford Universit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 473-479. 16. Schuyler, M., Walter Quintin Gresham, in The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State and Their Diplomacy, Vol 8,转引自刘大年撰, 美国侵华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1:p40, S.F. Bemis, Editor. 1928,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17. Davids(ed.), J., Denby to Gresham, February 23, 1895.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III, The Sino-Japanese War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 1894-1905, Volume 3, The Sino-Japanese War II. 1981, Wilminton, Del: Scholary Resources. p. 152-154. 18. 戚其章著, 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 1994: 北京:人民出版社. p. 414. 19. Morse, H.B.,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 1963, 北京: 商务印书馆. p. 108-136. 20. 王海军, 试论美国庚子赔款的“退还”. 山东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8. 1998(5): p. 54-55. 21. 徐建平, 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史实考.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1998. 1998(2): p. 55-59. 22. 李友唐, 谈庚子赔款和清华学堂. 北京社会科学, 1997. 1997(3): p. 89-9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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