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松：警惕科学家作恶，他们更难监管

作者：田松教授  来源：云阿云•科技战争

今天，科学家已经从思考终极问题的哲学家变成了被赋予具体任务的工匠，从主动的思想者变成了被动的从业者。按照哈佛科学史教授斯蒂芬·夏平（Steven Shapin）的说法，科学活动从神圣使命，变成了一项职业。科学家这种职业，不比其他的任何职业更高尚，我们必须警惕他们打着科学旗号的作恶活动。

作者 田 松（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二〇一二年第十一期《读书》发表了我的《警惕科学迷信》，我的原题是《警惕科学》。

一、科学共同体

科学家这个群体，我们的专业术语叫做科学共同体。在以往的主流话语中，科学家是一些才智超群、道德崇高的人物。科学是神圣的殿堂，科学家就是殿堂中的神职人员。在中国，科学家经常被描述为两种形象：一种如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他们热爱科学，追求真理，探索自然奥秘，为人类造福，不惜上火刑柱；一种如竺可桢、茅以升、华罗庚，他们热爱国家、热爱民族，毅然放弃国外的好生活，回国效力。在这两种描述中，科学共同体既是知识共同体，又是道德共同体。

然而，现实的科学共同体如何呢？即使高居殿堂顶端的诺奖得主，也有剽窃、造假的，还有给希特勒造毒气室的，还有制造转基因毒粮、瘦肉精的。中国的情况更令人尴尬。

二、嬗变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兴起，西方社会进入工业文明，并向全球蔓延。到了二十世纪，科学被所有“现代”国家纳入到国家体制之内，成为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精神性的科学变成了功利性的科学。

在形而上的层面，科学继续承担着解释世界的功能。随着工业文明的扩张，它所提供的解释方案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主流，取代了各个传统社会基于本地生态本地历史的地方性知识体系。科学家取代了中世纪的神父，成为知识的拥有者，世界的阐释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地位。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业革命之后科学与技术的联姻，出现了一种全新类型的技术——“科学的技术”——由科学推导、衍生出来的技术，使得科学拥有了一个新的形而下的功能——作为技术的来源。

传统技术都是经验技术——来自经验，并随着经验的累积而提高，经验技术具有地方性，多样性，适应本地环境。而科学的技术则是普适的，能够大规模生产的。科学技术所到之处，经验技术纷纷遭到废黜。于是科学家不仅是世界的阐释者，还是世界的改造者，乃至于创造者。这个角色是神父所不敢企及的。

原子物理最初也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意在探索物质世界的基本构成，这是古希腊哲学寻求物质本原的自然延伸，而其结果却是比太阳还亮的杀人武器。很多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自己也转不过弯儿来。“我们本来是哲学家，怎么变成了做炸弹的？这是我们投身科学的初衷吗？”这是第一批可能也是最后一批成规模的反省自我、思考科学伦理的科学家。此后，再没有科学共同体有过类似的集体反省。

大科学时代，只有极少数学科还能由一个人靠一支笔、一张纸或者一台计算机来完成。大多数科学活动需要人力、物力以及社会制度的支持。大型实验室和大型设备都不是单个个人能够建设、维持的。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需要在社会结构中有一个位置，比如大学、研究所中的职位、职称；后备队伍同样需要体制中的名分，比如硕士、博士头衔。于是，国家和社会通过行政手段、课题招标、基金分发、教授名额发放、博士生名额发放等形式，足以实现对科学的总体掌控。科学家的个人志趣，要让位于国家意志和社会需求。反过来，科学家必然被课题、项目、基金等大大小小的功利目的所驱使。科学家从思考终极问题的哲学家变成了被赋予具体任务的工匠，从主动的思想者变成了被动的从业者。按照哈佛科学史教授斯蒂芬·夏平（Steven Shapin）的说法，科学活动从神圣的使命，变成了一项职业。

在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模式中，那些能够满足资本增殖的科学和技术更容易被发明出来，更容易得到应用；而不能满足资本增殖的学科则被边缘化。

三、博弈与结盟

科学共同体作为社会建制一旦形成，就具有了自主性——在社会结构中维系自己的存在，扩张自己的规模——这就意味着，科学共同体必然是，而且首先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作为利益共同体，科学共同体必然努力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这导致两种必然的结果：一，与社会建制博弈；二，与资本和权力结盟。

科学共同体并不是单一的群体，在其内部还可以分为各种子共同体，它们相互合作，相互制约。越往下，利益越具体。总体上，科学共同体会利用作为知识拥有者的话语优势，稳固、强化自身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子共同体的行为与之一般无二。于是我们看到，转基因、纳米、核电、水电……每一个子共同体都强调自身的重要性，争取更重要的结构性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会有意无意地掩盖、弱化相关的负面效应。比如水电共同体会把水电开发的地质风险、生态风险说得尽可能少；转基因共同体会竭力否定转基因作物对于自然生态及人身健康的危害……没有任何一个共同体会说：我们这个学科没什么用，发展到现在就够了，不需再要发展了。

让我们想象一下。逻辑上，国家和社会从核电专家那里会得到两种可能的报告。一个主张：核能是安全的、清洁的、必要的，是未来的能源，即使有问题也都是可控的；另一个主张：核能风险巨大，核废料处理成本难以估计，非长久之计。前一个报告有可能使核电列入国家计划，核电共同体在社会结构中的比重大幅增长，连续几十年乃至永久性获得国家经费；后一个报告可能使核能停留在理论研究和小规模实验的阶段，核电共同体保持原状甚至萎缩。作为注定要受其影响的旁观者，你觉得核电共同体更有可能提供哪一种报告？

子共同体之间也进行着博弈。一旦某一学科的某一个人在整个科学共同体或社会结构中获得一个高级职位，这个人所属的机构、所属的学科都会获得巨大的好处。所以申报院士不仅是申报者自己的事情，更是申请者所在学校的事儿。在这类活动中，“四姨太效应”有充分的表现。

“四姨太效应”是我在二〇〇五年全国科学哲学会议上正式提出的 。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巩俐饰演的四姨太颂莲假装怀孕，骗得老爷的恩宠，事情败露后，被打入冷宫。大少爷前来探望，说：“你真傻，这种事情怎么能装呢？”四姨太说：“我不傻，时间长了，假的就成了真的了！”原来，四姨太下了一盘很大的棋。假设四姨太和老爷生理正常，四姨太其实大有胜算。老爷是短缺资源，只有一个。以假孕使老爷常来，既增加了自己真孕的机会，也使其她姨太太减少了机会。而一旦真孕，就算当初的假被发现了，又能怎样？在科学共同体争夺诸如重点学科、重大课题等利益的过程中，“四姨太效应”是非常普遍的、正常的现象。每一个申请者，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都会努力夸大自身的优势，以获得关注、资助，从而得以生存、延续、乃至壮大。而未能获得资金支持的申请者，则会萎缩，乃至被淘汰。上海交大的陈进教授以假芯片骗取千万资金，事情败露，成为“不真正的”科学家。倘若陈进教授以此巨款，厉兵秣马，励精图治，在相对短的时间内造出了真的芯片，又该如何评价呢？

与资本和权力结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获利方式。

在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产业的链条紧密得难分彼此。在很多科学活动中，诸如在转基因作物、水电、核电等技术的推广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科学共同体、大公司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强强联合。科学家拥有知识话语权，大企业拥有经济优势，政府部门拥有政治优势，三者结盟，形成坚固稳定的利益“铁三角”，简直无坚不摧！科学家获得社会地位、课题经费；大公司获得利润，政府部门获得政绩（GDP）和财政收入，皆大欢喜。而国家与公众的长久利益、环境与生态问题，则被忽略、被淡化、被掩盖。

这种结盟甚至能超越地域、国家，成为全球性的利益集团。比如美国孟山都公司，全世界最大的转基因作物推动者，不但自身雇佣了很多科学家，还以课题、基金等形式购买全世界的科学家；不但在美国农业部、FDA、环保部、白宫等机构有代理人，还向其它国家的政界、商界和传媒渗透。在中国农业部官员和中国转基因研究共同体中，有很多人都直接与孟山都公司有利益关联。

在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科学、资本与权力的结盟达到了浑然一体的程度。比如某位院士，他是某种技术的专家，在高校做教授，是科学家；同时，在推广该技术的公司里身居高位，是企业家；又同时，由于其院士身份，还能在所属省市的政府部门中担任高级职位，是官员。一身三面，三位一体。

科学共同体与社会的博弈，是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为了利益的博弈，社会正义、环境正义、公众利益、人类未来，并不是它的第一目标。它也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力量，它的博弈也是在社会结构制约之下进行的。科学共同体与资本和权力的结盟，也是作为利益共同体的结盟。在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里，这种结盟并不是对等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共同体变成资本和权力的附庸；科学的两重功能，都成了资本与权力的工具。以其形而下功能造出某种产品为资本家赚钱，又以其形而上功能把这种产品包装上一系列好词：先进、高效、无害、必要……

在资本与权力操控科学的过程中，刘华杰教授提出的“学妖”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所谓学妖，存在与科学共同体与其它共同体的界面上。虽然它隐而不显，但有时起着意想不到的决定性作用。比如要建某一个大坝，需要专家委员会投票，如果第一轮没有通过，可以重新组建专家委员会，组织第二轮投票。只要不断地重新组建委员会，重新投票，最后总可以以高比例通过，并且能够做到不违反程序。那个隐藏在投票者背后的组织者，就是学妖。学妖虽然没有资格投票，但是他能决定谁来投票。科学家作为知识拥有者世界阐释者的身份，就以这种方式让渡出去。

四、动机与特殊论

资本具有增殖的内在属性，它要求科学和技术能够最快地、最大幅度地使其增殖。我在《警惕科学》一文中有相对充分的论述：只有机械论、决定论、还原论的数理科学给出的技术能够满足这种要求。而这种技术，其本质上是与生态学相冲突的，它的应用必然会对环境和生态构成损害。因而，很多数理科学的子共同体已经内在地成为生态与环境的破坏者。进而言之，在当下的社会结构中，科学共同体已经内在地具有危害社会的属性。

在这种科学—技术—产业扩张的过程中，社会整体的利益、底层民众的利益、大自然的利益，都受到严重的伤害。但是，由于被伤害者没有话语权，常常被弱化、被忽视、被遮蔽。

比如，转基因作物的各种可能的好处，诸如增产、减少农药用量等，这些知识更容易生产出来，也更容易得到传播，传播到家喻户晓。而论证转基因具有生态危害健康危害的知识，从生产、到发表、再到传播，每一个环节步履维艰。上个世纪末有普泰兹事件——英国生化学家普泰兹因为在实验中发现转基因对小鼠健康造成严重破坏，遭到各种阻挠与诋毁；二零一三年末，又有塞拉利尼事件——法国塞拉利尼教授二〇一二年在《食品和化学毒物学》上发表的论证转基因玉米致癌的论文，在十四个月之后，被杂志出版方宣布撤除。在前几年中国为转基因农作物研究投下的二百四十亿巨额经费中，有相当一部分用到了媒体上。二零一三年三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包含保护孟山都条款的“农业拨款法案HR933”时，中国的主流媒体，那些宣称要在几年之内把转基因粮食摆上中国人餐桌的农业部官员、转基因科学家，以及某些科普人士，都全力传播这一消息，宣称美国政府支持转基因、支持孟山都。而由于全世界反转人士的抗议，此条款在在二零一三年九月被彻底废除时，中国主流媒体却不置一词，那些官员、科学家及科普人士也一律缄口不提。

在孟山都公司将转基因作物推向全世界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一个中立的、独立的、具有道德力量的转基因作物研究共同体。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捆绑在利益之上受制于权力之下的共同体。据我所知，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的生态学家蒋高明教授多次被打招呼，让他不要再发表反转言论。这就是现实的科学共同体！

在科学与社会的博弈中，科学共同体常常会祭起一个法宝——科学特殊论。哈佛大学贾撒诺夫（Sheila Jasanoff）教授总结了科学特殊论的几个层面。知识论独特：科学是唯一真的知识体系，决策者应该听从科学家的建议；管理学独特：科学的专业性使得外行无法管理，需要科学共同体自我管理；社会学独特：科学具有自我纠错机制，科学家共同体总是变得越来越好；经济学独特：科学总是带给社会经济利益，投资科学技术总会获得回报。虽然从科学哲学等学科的立场上看，每一项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科学特殊论是科学主义的历史遗迹。中性中立的科学和科学共同体从来只是一个完美的理想，实际存在的永远是具体的、被社会结构影响的、与资本和权利结盟的、永远存在着缺陷乃至恶的科学和科学共同体。

科学共同体具有两面性。当它为资本服务、当它与社会博弈时，会以其魔法取悦社会，诱惑社会，强调科学的种种好处；当它遭到社会质疑的时候，又摆出一副知识拥有者、世界阐释者的高傲面孔，说它是精神性的，是中性的、中立的。

一个迫切而严峻的问题是，如何防止科学危害社会？

五、警惕

人类社会需要建设一种机制，对科学共同体进行有效的约束、监督、防范，防止科学危害社会。首先在意识层面上，需要改变以往对于科学家无条件的信任和信赖，消解科学特殊论。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科学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然后才是知识共同体，从来不是道德共同体。其利益，必然会影响其知识的生产与传播。

当科学共同体宣称他们发明了某种对人类会有种种好处的某种新技术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欢呼，而是警惕！

在核电专家强调核电技术安全、清洁、必要且廉价的时候；在转基因专家强调转基因作物高产、抗虫、节省农药的时候；在水电专家宣称长江生态变好的时候；在纳米专家宣称纳米技术将给人类带来诸多便利的时候，我们都要警惕！

科学家集体作恶，并非不可能，并非天方夜谭，并非遥不可及。它们就发生在现在，发生在我们周围。一九六二年，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之后的蕾切尔·卡逊遭到了整个美国化工学界（不仅是化工产业）的一致抨击，说她并非专业人士，对DDT问题没有发言权；说她文章的煽情大于理性，文学大于科学；说她危言耸听，意在阻碍科学发展，用心险恶；说她是歇斯底里的老处女……这与当下某些人之攻击所谓“极端环保主义”、攻击“反转控”，何其相似乃尔！

现在的情况更加严峻。我们的社会，正在被这些利益集团包围着，转基因、纳米、核能、水电、太阳能（我没有写错）……，他们虎视眈眈，他们处心积虑，他们妄言发展，谎称进步，把毒药包在糖衣里面，社会在尝到一点甜头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健康问题、社会问题。

我们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甚至，崩溃已经开始了。科学及其技术已经具有了地质作用的力量，科学对于社会的危害，对于地球生物圈的伤害，将是整个人类无法承受的。

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

赵皓阳：中国的学阀比资本家更让人恶心

最近有“一文一理”两个瓜。“文”的瓜是贾平凹女儿贾浅浅的诗歌引发质疑;“理”的是饶毅举报裴钢、李红良、耿美玉等教授学术造假。

上面是贾浅浅的诗，如果单单是文学层面的争论那是不值得讨论的，有人就爱写屎尿屁的诗那是人家的自由。但是，贾浅浅有一个身份非常特别：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副主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贾浅浅诗歌引发舆论关注后，许多作协作家、领导为其站台，核心观点大致就是：这就是艺术，你们屁民不会欣赏。

然而这些拍马屁的“文学家”们说来说去也没说出贾浅浅的艺术在什么地方，也没有举出除了这些屎尿屁诗之外的代表作。很明显换一个张三李四写这种事，普通人都会觉得这是粗鄙不堪的神经病，然而她是贾平凹的女儿，她就能凭借父亲的蒙荫获得文学副教授、作协领导以及一种作家溜须拍马的地位。人民只能感慨：才华并不会遗传，但地位可以继承。

贾平凹可以蒙荫子女，可以豢养一批马屁精，在文学界、作协领域有着重要的地位，这就是所谓的“阀”。同样的，最近热闹的另一个瓜，饶毅举报裴钢等教授学术不端事件，饶毅所举报的人也是同类型的“阀”。

裴钢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0年至200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李红良任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李红良有一个同事：武汉大学副校长、医学研究院院长舒红兵，舒红兵娶了自己的学生王延轶，王延轶现在担任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在疫情期间曾经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值得一提的是，饶毅在疫情期间也给舒红兵写过信，很直白的表示你娶学生做老婆这事不地道，更不应该让她担任病毒所所长，她专业不是干这个的：

这就生动形象地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利益集团”。这个世界有门阀，有财阀，而像贾平凹&贾浅浅，裴钢&李红良&舒红兵&王延轶等人，也有一个属于他们的专有名词：学阀。

最后饶毅的举报结果如下，官方回复：不存在论文造假，仅仅是图片误用。

这就是学阀的可怕之处，其实资本家也不好斗，但是本文题目是一个比较语句：相对于学阀，与资本家的斗争还是容易一些的。资本家的穷凶极恶都在表面上，就算他们用温情脉脉的面纱包裹自己，就算他们给劳动者灌各种毒鸡汤，就算他们让御用媒体给自己扣上“人民富豪”的帽子——但是只要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难戳破他们的画皮;只要不断的给人民科普，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识破资本家嘴脸的人民也会越来越多。

但是学阀不一样，学阀的专业壁垒太高了，别说人民群众了，你让一个博士生甚至是教授去评判一下业内同事，隔行也跟看天书一样。所以说学阀在自己领域掌握了几乎100%绝对的话语权，这个比马云忽悠一群傻子叫他“爸爸”可厉害的多了。就比如说饶毅举报裴钢学术不端的问题，我看了看他们讨论的内容，想说点什么，能说出个屁来。

昨天一个中科院的朋友听说我要回石家庄给我践行，他说去年前年那次大猪瘟有猫腻——各大研究所纷纷宣布疫苗没研制出来，任由猪瘟泛滥。泛滥的结果就是小养殖场和散户全部死绝，大资本底价收割，猪肉市场已经形成了几家巨头垄断的局面，未来我们面临的是猪肉永久涨价的局面。

我一听嘴里的肉都不香了，问他这有什么证据吗?他说有个屁证据，我们这些搞研究的做事能给你证据吗?但是偏偏这次都说疫苗太困难了，研究不出来，背后没有py交易我是不信的。先办事，再之后可以就通过“合作项目”名义赞助科研经费，或者通过购买专利的方式直接砸钱，或者让项目带头人挂点股份。我们搞科研的，这种名义不是光明正大?

我这位朋友还跟我说，大概三四年前搞环保那阵，最积极举报散户和小养殖场的就是这些猪肉大企业，他当时还觉得挺好，因为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是农业必然发展趋势。后来他越来越觉得不对，因为这些互联网垄断巨头不断地教他做人了，他发现猪肉背后的金融大资本风起云涌，眼看就要形成一统江湖之势了。我也跟他感慨，想不到消灭中国千年传统的散户养猪模式，竟然不是靠生产力的进步实现的，而是“资本家+学阀”的覆雨翻云手办成了。

实事求是的讲，猪瘟没疫苗这个事颇具阴谋论的色彩，只是因为我朋友也算搞科研的，他又是我朋友不会骗我，才显得有那么一点可信度。但是他是中科院化学所，离生命科学差着十万八千里，离疫苗尤其是动物疫苗差着二十一万六千里，他就真的能断定疫苗一定能搞出来但是被拖延了么?不能，只是通过“没有疫苗-大资本垄断获利”这个现象来倒推的；这比国外那些地平说之类的阴谋论高级一些，但并没有什么不同。我微博下面有条评论说的很好：这次猪瘟是全球的，那为什么全世界都没搞出疫苗呢?

是啊，中国处在大资本兼并垄断阶段，所以放任猪瘟消灭小养殖场对他们收益最大，但是已经完成规模化养殖的国外，疫苗岂不是最佳选择么?国外都没有搞出来是不是就说明疫苗真的是难搞出来呢?这就恰恰证明了学阀问题的困难：我们正常人只能通过逻辑、推理、现象与经验去判断去分析，找出一个最有可能的结果，但终究脱离不了阴谋论的色彩。就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说，这疫苗就是能搞出来/就是搞不出来，首先因为能说的人都是利益共同体里、都是那个“阀”里的人;其次就是说出来，群众也压根就理解不了你说的是对是错。

所以学阀的地位要比资本家稳固一万倍，专业壁垒就是他们天然的护城河、保护伞，普通人根本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只能指望“阀”内部的科研工作者们能够有高素质、高道德，进行自我监督、自我约束。这只能是有且仅有的唯一选择。

也正因为科研体系是极端精英主义、极端高门槛与封闭性的特点，所以它注定带有资本剥削与封建人身依附二者所共同具备的表现。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分析过很多研究生被导师剥削的问题，很多研究生连廉价劳动力都算不上，就是导师的包衣奴才和通房丫鬟。因为科研体系还没到资本主义剥削那么“先进”呢，还停留在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水平上。

封建，讲究血统、门第、人身依附关系。读过研究生的朋友都知道，导师的地位、你跟导师的关系基本上就决定了你学生生涯进程，个人的能力、科研实力反而都要排在其后。这种封建化是如何“自我繁殖”的呢？很简单，就是我们高校相当长时间以来本校博士生留校任教的制度，这就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执政非常类似。也就是近几年来，一线城市拔尖的高校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留学人才，才对自我繁殖的门阀学术圈有了一定的冲击。但对于二三线城市、次一级的高校来说，他们本身吸引国外留学博士的能力较弱，因此这种封建化自我繁殖在这些高校更为明显。

封建化的特点是什么呢?毛泽东的秘书王力在其回忆录《反思录》的这一段话我引用过很多次了，因为非常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我就再复述一遍：“毛泽东主席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究竟怎么办?这是使毛泽东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回顾一下近几年来高校性侵的案例，就能很好地理解什么叫做封建化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了：2015年6月天工大女生实名曝光老师性骚扰——不了了之；2016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发布调查报告《沉默的铁狮——2016年北师大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报告中揭露北师大某学院副院长s教授性骚扰女学生——不了了之；2016年10月，有学生匿名举报称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刘某性骚扰女性，并发来对话截图，截图中的文字内容不堪入目——不了了之；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北电A廖沙性侵事件——不了了之；2017年7月，多名网友在知乎爆料，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学院张翼德老师曾在课堂上传播具有性别歧视和性骚扰意味的言论，并多次利用考试成绩、保研名额威逼利诱女生进行性交易——不了了之。诸多高校能有这样的实力“护犊子”，这就是典型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封建化。

更有甚者，一些因为性侵被处理的教授，依然能通过种种其他形式“东山再起”，这就是封建化的学术圈“血统、门第”在起作用。例如2014年6月网友匿名控诉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吴春明多次性侵女学生，并晒出吴春明的“艳照”和聊天截图，引发舆论广泛关注。10月，厦门大学决定给予吴春明开除党籍、撤销教师资格处分。但是，2015年12月，吴当选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就在今天，还在微博上看到网友爆料，被查明有性骚扰行为并被取消教师资格的北航计算机系教授陈小武，3月29日荣登2018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答辩名单。所以说对于特权利益集团来说，不管是道德缺陷还是违法犯罪都不是问题，是不是“自己人”才是关键。

封建化的结果就是导师对学生的人身控制。在三年前发生的武汉理工学子自杀的悲剧中，陶崇园为导师王攀洗衣、送饭已是家常便饭，还更有“叫爸爸”这种精神压迫。

毛主席曾经对北京大学有一个评语：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这大概是对封建学阀利益集团最好的描述。所以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历史进程中，提出了“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说明我们当年的革命是彻底的：军阀、门阀、财阀、学阀一起斗，一个都不能少。

那场运动为啥从高校开始，也是有考量的。首先学生热情积极，有着对道德的纯洁性要求。其次高校那些教授，不地道的非常多。你想想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了，网络信息这么发达便利，还有茫茫多性侵案曝光出来并不了了之，更何况六十年代？而且那时候王八蛋学阀们，普遍都从民国大师那继承了“优良传统”，就是以搞女学生为荣。然而被侵害的女学生们往往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学校现在都会为了“声誉”企图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更何况那个年代。

每年多少教授的风流故事在学生们中传播，每年多少女学生跳湖跳楼的事例被大家亲眼所见，这笔债都一点一点攒着记载了心上。毛主席也是看准了这群封建学阀作风极差、民愤极大、极为腐朽与堕落，所以运动的第一把火就从高校点起，很快就星火燎原。

当然，必须要指出的是，一旦形成为运动，就难免会扩大化与一刀切，学生们失控的热情同样对正常的科学研究事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首先产生了众多冤假错案，其次就算有些人在道德上是败类，但不代表人家业务素养差。这就是学阀的难斗之处：科研还都指望着他们呢，你学生就是道德再纯洁，能代替的了人家专业性的工作吗?

新时代，互联网舆论成为了制约特权集团的重要手段。去年，陶崇园的导师王攀重新招生，引发了网友激烈抗议。最终在舆论的反对声中，武汉理工大学宣布继续取消王攀硕士导师资格。网络舆论对于学阀集团的制约，可以看做是进来几年的一个进步，最典型的许多高校对于导师性侵案不再是遮遮掩掩了，被处理的衣冠禽兽也越来越多。

但是，网络舆论可以在道德层面对学阀们进行监督，但是无法从专业技术领域有任何一点帮助。饶毅教授对抗整个学术圈的不端行为和潜规则，我特别想给他点支持，然而他们那些专业知识我真是毛都看不懂，根本就提供不了一点有力度的输出。还是上面那句话，只能指望学术圈内部有高素质、高道德的人才越来越多，进行自我监督与净化。

然而现在财阀与学阀已经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我们很难去苛责他人的道德选择，在这样一个即将形成的利益共同体面前，论文造假甚至都算小事了，如何让国民经济命脉与科学技术发展的进程不被少数利益集团所左右，才是真正影响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在2017年《中国经济蓝皮书》总章第四部分政策建议中，专门有一小节讲到了“改革科研体制”。其中节选一小段：

从目前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我国财政支持的科研项目，即国家级的项目往往被部分学术权威、“明星”科学家或者“圈内人”所把持，而真正潜心科研又没有关系的年轻科研人员往往得不到较多的经费支持，而项目立项后往往缺乏严格的监管机制和科学的评估机制，难以保障科研项目的产出效率，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而出不了高水平的成果。

已经四年过去了，这一历史进程依然任重而道远。

来源：读书杂志、红歌会、搜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