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东：我们的货币系统主要问题是货币主权问题。

原创 红歌会网  红歌会网推文

导读：我们的货币系统主要问题是货币主权问题。它事关一笔巨大的财富。我们的问题是央行长期依据外汇储备被动发钞，直到现在，人民币的发行依据中，约70%是西方货币，也就是说，央行印钞发行的30多万亿元人民币中，有20多万亿元用于购买西方货币，交给了西方，如果央行一直持有这笔外汇，就等于一直让西方免费使用这笔人民币，也就等于免费送给西方了。

作者：黄卫东  来源：红歌会网

一手抓政治，一手抓经济，是毛泽东治国理政的显著特征。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始终把人民解放军这支武装力量当两支用，使之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这是毛泽东为延安大生产运动题写的宣传口号。延安大生产运动是在极度物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它所取得的成果被定位为夺取全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始终把军队助民劳动和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即使在“文化革命”期间，毛泽东也把“抓革命，促生产”作为指导全国工作的总方针。在“文化革命”即将结束时，毛泽东及时号召全党全国要“以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毛泽东本来是把经济建设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领导经济建设的，没想到竟被虚无主义者扣上一顶”只抓政治不抓经济”的大帽子。为了揭穿这桩谎言，不妨让我们对毛泽东建国后是怎样抓经济的历史再作简要的回顾。

央行正在推动发行数字货币，目的是取代现钞作为基础货币，如果全部取代了现钞，也就消灭了民间持有的现钞了。此举可以让央行不用再花费巨大人力对付各种假币，如定期更新纸币;对付使用现钞洗钱等，还能很清楚地了解人们的收入和支出情况，从而很容易打击腐败等犯罪活动，也方便收税等经济管理活动，从而节省了政府维护货币系统，打击金融犯罪的成本，方便政府管理社会，减少管理成本。显然使用电子基础货币代替纸币，优点众多，是人类货币的发展方向，值得大力推进。

没有现钞的货币体系，基础货币与衍生货币都成了账户里的记录。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样的系统?

其实，现在大部分基础货币都是商业银行的准备金，都是在央行账户里的电子记录，而不是堆在央行仓库里的现钞，也就是说，这种情况早就存在。

历史上人类使用法定纸币以前，纸币虽然是实际交易所使用的主要货币，但法定货币长期是铸币，也都存在央行仓库，那时也有铸币被完全花光的情况，例如战争时期，铸币都被用来进口战争物资;就是在平时，大部分纸币的发行依据都不是铸币，而是国债。

因此，类比0铸币/纸币体系，未来发展0纸币/电子货币体系是完全可行的，与使用现钞做基础货币的差别，就在于基础货币有可能都放在央行账户了。

这是因为个人持有电子基础货币，与持有商业银行的衍生货币，也就是存款，两者区别很小。持有央行的电子基础货币，其优势是没有风险，不会因银行倒闭而亏损。但存到大银行，风险也基本上不存在，却可以获得利息，因此，没有纸币后，个人和单位都有可能不会保留电子基础货币。甚至央行可以直接规定，不接受银行之外的存款，基础货币都变成商业银行的储蓄或者说衍生货币。

带来的影响是，人们都用衍生货币，不再用基础货币完成支付了，基础货币都成了银行的准备金了。准备金率就决定了存款或者说衍生货币数量，从而为货币调控带来了新的变化，很更可能是简化了调控变量，相应的是，减少了货币系统调控的可变性或者说灵活性，给物价调控带来了困难。不管怎么说，都需要实践去体验。

如今数字货币取代纸币的难点，在于能否人手一部手机或更简单的移动终端，简化使用方法，让老人和孩子都很容易学会，当然，如何防止电子货币在支付过程中被篡改信息而产生的犯罪活动，是重要课题，但这早就存在，而且经过长期运行考验了，并不构成难题。周小川副主席曾经详细讨论电子基础货币，却根本没有讨论关键问题，而是讨论实现的技术细节。

我们的货币系统主要问题是货币主权问题。它事关一笔巨大的财富。人类社会出现分工以后，必然需要货币。货币都是一个社会或国家人为制造的，如以前的金币或当代的纸币，成本都低于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否则人们就会使用商品做货币)，从而可以获得一笔收益。所谓货币主权问题，就是国家或社会应独霸这个收益，它是这个社会创造的，它不仅防止财富被掠夺，而且对维护社会的稳定也十分重要。

如今各国都学毛泽东时代中国，发行与铸币无关的纸币，成本几乎为0，从而收获的财富巨大，例如，如今中国发行的纸币高达30万亿，就代表了政府可以免费获得30万亿元财富;美国发行的纸币超过6万亿美元，代表美国政府可以免费获得超过6万亿美元财富。如果让他国货币在本国流通，就会减少本国货币流通量，也就减少了本国政府通过发行主权货币所获得的收益。

我们的问题是央行长期依据外汇储备被动发钞，直到现在，人民币的发行依据中，约70%是西方货币，也就是说，央行印钞发行的30多万亿元人民币中，有20多万亿元用于购买西方货币，交给了西方，如果央行一直持有这笔外汇，就等于一直让西方免费使用这笔人民币，也就等于免费送给西方了。

如果央行一直使用这笔外汇做人民币发行依据，也就是说，人为规定只能用于回收市场上人民币，由于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民币不断增多，也就没有机会使用这些外汇进口物资了。

最好的选择是购买西方国债，但其利率比通货膨胀率还低，等于连保值都做不到，对比西方获得的人民币基础货币给西方带来的收益，可谓天壤之别。由于大部分基础货币都交给西方，国内市场上货币十分短缺，贷款成本很高，即使西方拿换到的人民币用于放贷，都可以每年收获巨大收益，更不用说，我国还开放金融，让西方可以在中国办银行，从而可以增印衍生货币；可以购买资产，用资产做抵押，到中国的商业银行贷款，获得大量衍生货币，从而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国经济资源。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互联网产业，80%资产控制在外资手里，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

自1995年以来，央行一直不执行我国央行法第25条印钞购买国债的要求，而是依据外汇储备发钞，印钞购买西方货币，由此造成现代人类社会最荒谬的现象，一个国家的央行，增发货币从不购买本国国债，借给本国政府;反而购买战略对手的国债，借给战略敌人，甚至将发行的20多万亿元人民币基础货币都免费交给战略敌人。难怪张庭宾先生称我国央行是美国央行的分部[1]。

2013年01月08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对外发布《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中披露[2]，仅在2011年，美国从全球攫取的红利达73960.9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96.8%，是攫取红利最多的国家;中国损失的财富高达36634亿美元，占全球财富损失的47.9%，是全球财富损失最多的国家。报告指出，中国人均损失财富达2739.7美元，相当于中国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倍;2011年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相当于中国军费开支的33倍、科技投入的44倍、教育投入的16倍和医疗卫生投入的37倍。

若按劳动时间计算，中国劳动者有60%左右的工作时间是在无偿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创造“剩余价值”。中国演化经济学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贾根良教授最近在网上公开发表文章[3]，批评央行开放金融主权，让西方印钞购买中国，金融界不是反思错误，而是完全删除该文章。

如今美国和西方基本不搞工业消费品生产，中国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工业产品，人均生产量也超过世界人均4倍以上，但中国人均消费却不到世界一半，是美国人均十五分之一。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给国内劳动者分配太少，去年初李总理公开说，我国有六亿人月收入仅有1000元。

早在十多年前，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就悲愤地指出，同样高速发展20年，日本人均收入就赶上了美国和西方，但我国人均收入仅相当美国3%。中国的大部分产出都被美国和西方免费拿走。大量国内资源都被用于生产各种工业消费品，用于供应西方，导致我国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资源在快速走向枯竭。

 早在2013年国务院就公布，我国有66个城市成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大量资源的流失，带来资源价格的剧烈上涨，已经多次带来物价上涨，严重损害我国的货币稳定。不改变货币发行办法，就不可能收回货币主权，就是完全使用电子货币，也无助于维护货币主权和发钞收益。

参考：

黄卫东评周小川数字金融演讲：缺少货币主权观念- 学者观点 - 红歌会网

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20-12-07/255013.html

1. 张庭宾. 十问周小川：您是完美的“美联储北京分行行长”吗? - 文章 https://weibo.com/p/1001603883668115475403. 2015 2015年9月5日 11:01 [cited 2020.9.25.

2. 杨多贵等, 国家健康报告，另参见报道：2011美国攫取霸权红利逾7万亿美元 中国损失最多-中新网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3/01-08/4471109.shtml. 2013, 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 北京.

3. 贾根良. 对陆磊教授主持金融开放的专业水平的质疑;原文已经被网管全部删除，但其主旨可参见：赵建. 美国能用“印钞机”买下中国吗?——兼评贾教授与陆局长的“金融开放之争”-股票频道-和讯网 http://stock.hexun.com/2020-10-13/202221327.html;另参见:黄卫东：纸币的本质是什么? - 评赵建：美国能用印钞机买下中国吗?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20-10-14/250493.html. 2020.

【文/黄卫东，来自作者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何新：中国外储被国外金融势力窃取控制

作者：何新  来源：何新文史

导读：如此巨大数量的外汇资产，既不属于中国百姓，支配权也不属于中国国家——更不能被用于改善国计民生！那么目前在外汇局手里，到底在用来干什么呢？在给谁用呢？

何新先生（1949-），当代杰出的爱国主义历史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战略问题学者，全国政协委员。出版各种专著60余本，译著1本，60多卷。作品有很强的洞察力，思想前沿、深刻，语言泼辣明快，充满忧患意识， 在海内外拥有大量读者。

何新：中国外储如何被国外金融势力窃取控制？

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由谁制定法律。——纳森-罗斯切尔德

（第八条）中国人民银行的全部资本由国家出资，属于国家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

目录

［貌似题外话］

（一）外汇局的空手淘金魔术　　　

（二）中国的巨额外汇资产从何而来？

（三）中国的外汇资产，但中国政府无权支配

（四）当前谁实际控制着中国的巨额外汇资产？——国际投行！

（五）为什么外汇局突然在当前抛出这套说辞？

［附录］奥巴马首次承认美国或债务违约

［貌似题外话］

先讲个段子作为本文讨论的小引。曾听过侯宝林或是马三立的一段相声，说一个人空手买鸭子的故事。

某人进饭馆买烧鸭子。问：烧鸭子多少钱？

老板答：20块。

——那给我拿一个，先挂账。

又问：这烧鸡多少钱？

答：10块。

——我不要鸭子了，鸭子给你，换一个鸡，你再找我10块现大洋。

老板急了——您这账不对啊！

——怎么不对？我这不没要你的鸭子吗？你的鸭子不是20块一个么？

老板：问题是，您那鸭子根本没付过钱啊！

原来拿这相声只当笑话听。殊不知真实的相声故事，今天竟然就发生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外汇局身上。

何新按语：

近期外汇局在网站发布关于外储的讲论，泄露了许多过去被掩盖着而外人不易明了的外汇真相。殊为可圈可点！

其中关于人民币升值与国际淘金者的关系，本人已经在拙著《汇率风 暴：中美货币战争内幕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一书中做过辨析，在此不论。

以下根据外汇局新发布的关于中国国家外汇储备，魔术般地变成了外汇局的自有金融资产，国家不能支配，然后外汇局承认该资产的相当部分已经被委托、转交给国际金融资本（何按：以犹太共济会属下的基金会和投行等资本机构为主体）支配控制的惊人言论，略作点评如下。

（一）

外汇局的空手淘金魔术

外汇局最近在其网站发文宣称：

１、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是国民百姓的，因为它已被外汇局收购。

２、但这些外汇储备也不是国家的——国为国家未出钱收购。

那么，中国的外汇储备究竟是谁的？回答是：它完全是属于外储局自有、且有权“自主经营”的独立性外汇资产。

外汇局是如何得到这笔现额已超过３万亿美金的巨额财富的？

回答是人民银行以国家名义结汇，从外汇持有者手中收购而获得的。

那么，人民银行收购外汇的钱从何而来？回答是银行挂账借来的。

所谓挂账，那么央行是向借谁的钱？令人感兴趣的是，其实是这钱是人民银行自己的——这实际是一种银行自我借贷的奇特透支或预支魔术，即虚拟债务。

［央行收购外汇的人民币从哪里来？金融专家刘纪鹏说，外汇占款人民币其中部分是印刷机新印出来的，部分是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部分是央行发行央票回收的货币，总之，都是央行的负债。所以，外储虽然是央行的资产，但它是债务性资产。社科院研究员张斌说，外汇回到央行，央行发出人民币，形成二次结汇，相当于央行直接增发货币。］

换句话说，人民银行用虚拟债务的方式，根据不断进入中国的巨大外汇资金数量，印发额度巨大而且不受国家货币总量控制（即不受宏观调控约束）的数十万亿人民币，并从而换取到目前总量可能接近４万亿美金的巨大外汇财富！

一方面，这样规模且不受宏观调控控制的巨量人民币不断随机流入国内市场，必然会加剧愈演愈烈、使底层社会民怨沸腾的严重通货膨胀。这就是P民们所说的“猪坚强，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

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借助这种新兑换货币的源源输入，才使中国GDP在表面十分严厉的金融紧缩背后，仍得以维持８%——９%的高增长。事实上，金融紧缩政策的全部压力都转嫁到国内中小企业身上，造成大面积的失业和倒闭浪潮。

［６月16日，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中国金融机构新增外汇占款3764.14亿元，环比上涨21%；前5个月新增外汇占款超过1.４万亿元，截至5月末总规模已达24.39万亿元。

今年一季度新增外汇储备1940亿美元，是仅次于2010年四季度的第二历史高峰。截至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

何按：这些新增外汇来源可疑。据报：当前沿海出口中小企业由于货币紧缩和本币升值政策大量倒闭，对欧美出口景气不振，但外储仍大幅增长。表明不少钱应是以投资名义进入境内套取本币升值红利的资金。

今年第一季度新增贷款1940亿美元，近两千亿美元，则相当于第一季度银行向市场追加新增人民币１.４万亿人民币。］

必须指出，这种引入外汇资本刺激增长的模式，并非什么独特的中国模式，而正是８０—９０年代许多拉美国家早已推行过，而后无一不遭遇惨痛失败的臭名昭著的拉美通胀和虚假高增长的债务经济模式；也就是放大版的庞氏/麦道夫国际金融骗局模式。

［查尔斯·庞齐（Charles Ponzi），意大利裔美籍投机商，集资性金融骗局的设计者。引诱人们向一个事实上子虚乌有的企业投资，许诺投资者将在短期内得到高利润回报。然后，庞齐把新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盈利付给最初投资的人，从而诱使更多的投资进入。由于前期投资回报丰厚，庞齐成功地在短期内吸引了大批投资者，聚敛到巨大额度的金钱。直到随着基金底座的不断增大，后续资金无法支付日益增多的回利支出，从而骗局败露。这种集资模式，后人称之为“庞氏骗局”。近年美国麦道夫再次在华尔街使用这种集资手法败露，因此这种骗局也称“麦道夫骗局”。

何新按语：

近年来中国外汇局的对外引资模式，也是以人民币不断升值为兑换套利诱饵从而大规模吸引外资。］

中国经济，当前已经陷入在这种模式下，正走向一个前景极其难测的未来。

（二）

中国的巨额外汇资产从何而来？

我们且来仔细读一读外汇局关于我国外汇资产的讲论（以下的黑字基本是所引用的原文）。

关于中国的外汇资产从何而来？

外汇局称：

“我国外汇储备是由人民银行通过投放基础货币在外汇市场购汇形成的。”

何新按语：那么请问：外汇局买进外汇时，付钱了么？付的是谁的钱呢？

外汇局答：“（本局）购汇所使用的本币资金直接来源于中央银行的负债。反映为中央银行负债的增加，因此外汇储备直接体现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与相应的央行负债对应。”

何新按语：这一段话充满玄机奥妙无穷。外汇从何而来？是本局花钱买的。那么买外汇的人民币从何而来？是人民银行挂的账。

问题在于挂谁的账？人民银行挂了账——欠的是谁的帐呢？

有意思的是，反复读外汇局的表述，这个问题讳莫如深，无法得到解答，看不出所欠之账的主人究竟是谁。

实际上，外汇局极其敏感、极其乖巧地在回避这个问题！

为什么这样隐讳？原来玄机就在于此！买外汇的人民币本来就是银行印的

——这根本就是一笔银行自己借贷给自己的虚拟债务，换句话说是根本没有主人的假债务！

——银行假装记账挂单，实际却大肆印制新钞票来收购外汇。

那么真正要为这些超量发行的外汇占款人民币买单的是谁？

——是中国的整个国内市场，是中国的老百姓。而物价，就是这样天价地飞涨起来的！

目前， 中国外汇储备的产权是高度地不明晰的！谁是主人？是财政部？银监会？发改委？还是国务院？迄今还并没有明确的说法。结果就在一团霧水中，数万亿美金——数十万亿人民币的巨大货币资产，的确是亿万中国出口企业的劳动者靠卖裤子、鞋子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血汗钱”，靠虚拟借贷的货币魔术瞬间变成了外汇局或银行的自有资产。

于是才出现了外汇局可以自由地支配数万亿美金大买洋垃圾债券，却完全没有人管的荒唐局面！

（三）

中国的外汇资产，但中国政府无权支配

外汇局说：

“在人民银行买入外汇的时候，已经向原外汇持有人支付了相应的人民币。换句话说，外汇储备形成过程中，企业和个人不是把外汇无偿交给国家，而是卖给了国家，并获得了等值人民币。这些交易都是出于等价和自愿的原则，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利益在外汇和人民币兑换时已经实现。”

何新按语：

请注意！在这里外汇局说：持汇人认为外汇局买自己的外汇是代表国家的行为，自己是把辛苦挣来的外汇卖给了国家。那么按道理说：这些外汇的主人应当是国家，是国有资产！

既然外汇的主权是属于国家，那么国家应当有权支配和使用属于国资的外汇。

换句话说：这些外汇，国家可不可以花？可不可以用它来改善国计民生呢？

外汇局的答复是：绝对不行。因为这钱是我借的，所以它是属于我的！——只是外汇局好像忘记了你的钱是向谁借的？——其实你的钱是自己向自己借的，这是一个虚拟的货币发行魔术而已！

但是，就以这个虚拟债务为理由，外汇局振振有词宣称：因为我借了自己的钱，有账目在案，所以换到的外汇是属于我的独立资产。我怎么用你们管不着！我的归我的，而且只有我能用。钱不是国家的，国家无权支配！

这像不像那个相声里买鸭子的故事？——虽然那只鸭子我没花钱，但我已经说过我挂账了，所以它就是我的了——虽然我从为此没付过钱。

区别是，那个饭店老板不笨，没让骗子把东西拿走。而在中国，这笔巨大的外汇资产的相当部分已经通过外汇局被托付给美国了。

为什么国家无权使用外汇？外汇局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不论是将外汇储备直接分给老百姓的建议，还是（国家）将外汇储备直接用于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的建议，都涉及到外汇储备是否可以无偿分配和使用的问题。”

何新按语：

“外汇储备是否可以无偿分配和使用的问题”——这的确是一个天大的问题。

但是问题在于：现在究竟是谁在”无偿地分配和使用着中国的外汇储备？”——其实这不是别人或任何别的国家机构——不是财政部，不是银监会或发改委，而就是外汇局自己。

你外汇局一分钱也没有出过，你外汇局用来强制结汇的人民币只是一种是虚拟挂账，债权主体是不明确的。

那么外汇局你凭什么“无偿”占有和“使用着”高达３万亿美金以上的巨额外汇资源？

人们知道，外汇局本来只是一个政府部门、一个被国家授权管理国家外汇的监管机构。

但是不知从何时起，这个机构却公司化了——似乎成为了一个有权自由使用中国巨额外汇资产从事跨国商业性投机活动的投资银行或对冲基金机构！

为了防止国家插手支配或干预外汇储备的使用，外汇局对中国外汇本来的真正主人——国家主权发出了如下的严重警告：

”外汇储备不同于财政盈余资金，是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购汇形成，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对应着本币负债。免费使用外汇储备，性质上相当于中央银行随意印钞票，无节制地扩大货币发行，会造成通货膨胀等严重后果。”

何新按语：

实际上，外管局这是在用通货膨胀这个魔鬼吓唬中国政府，从而阻止中国政府干预中国外汇资产控制权的任何意图。

但是殊不知，当人行以虚拟挂账的形式大量超发人民币强制结汇的时候，通货膨胀的恶果已经在发生着。外汇局某领导在年初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外汇兑换占款过多（高达２０万亿人民币）是造成当前通货膨胀的原因。

［何新附注：从宏观上看，央行不断新增外汇印钞，必定会稀释国内市场人民币的购买力。

假设中国国内每年共生产商品10万亿单位，市场流通人民币10万亿元，那么每1元人民币能购买商品为1单位。如每年对美国净出口7万亿单位商品，获得贸易顺差1万亿美元（外贸所得款中扣除购买美国商品的支出即为贸易顺差，或称经常项目顺差），央行以新增人民币7万亿回购这笔美元。那么国内剩余商品为3万亿单位，流通人民币总量则为17万亿，人民币购买力由1／ 1，贬值为3/17，贬值率为14/17。人民币对国内商品大幅贬值。

但由于中国外汇局对美元实施人民币单向升值的汇率政策，加之国内对炒作资产收益的放纵，引发国际资本大举涌入。假设每年资本项目顺差（净投资）为2万亿美元，则央行需新增人民币14万亿购买。此时，国内的商品单位仅3万亿，人民币总量则增长变成了31万亿。那么在理论上，意味着物价上升超过10倍，而单位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则下降为3/31，不到原来的1/10。

人民币对内大幅贬值又不是国际货币，为什么引发外资热钱大举进入？主要的是盯上了经常项目顺差，也就是那1万亿美元。外资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获取了大量的利润，但这仅是人民币利润，必须兑换成美元的利润才是真正实现的利润。

上述资本项目顺差为2万亿美元，是外来投资总额。外资仅借助人民币的单向升值（年升值率约6％）的机制，美元投资也可获得6％以上的回报。当然，这笔回报必须通过以人民币兑换美金来实现，因此外来投资要实现投资收益，必须把中国贸易所得赚得的贸易顺差1万亿卷走。

所以美国政府不断地压迫人民币稳定升值，以切实保障其资本顺差不但保本，更能将中国的全部外汇收入一锅端。以上所述就是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而外部资本从中获利的基本内在机制。

由此观察，外汇局否认外储是中国百姓的血汗钱，实际是为外资合法掠取中国外汇储备张目，是极为不负责任的卖国言论。

2011年2月易纲承认：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央行在外汇市场上要买进外汇，而买外汇的过程就吐出了基础货币，“央行被迫吐出的基础货币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为维持汇率稳定，央行被迫吐出了20万亿元人民币，而外汇占款也成了近年来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

（四）

当前谁实际控制着中国的巨额外汇资产？——国际投行！

那么，如果中国政府无权支配外汇储备，国家不能用，百姓更用不了——这巨大额度的外汇资产究竟谁能用，又在如何用呢？

对此，外汇局的说法是：

“在’依法合规、有偿使用、提高效率、有效监管’的管理原则指导下，外汇储备正积极创新运用渠道，继续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服务。“

何按：这句话其实语法不通。“外汇储备”不是活人，它如何可以“积极创新”、“运用渠道”呢？——所谓玩“创新的”无非还是外管局自己，也许正在学着国外的对冲基金玩弄各种新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吧？一个监管机构，现在居然成了金融魔术的创生机构。可是以善于金融创新闻名世界的大鳄索罗斯，昨天已经宣布辞职了哎！

其实，外汇局的意思无非就是说，外汇储备是我的，我们在管着，我们也管得很好！我们自有最合理、最新颖、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合理用途。你们外人其他人就都别操心了！

那么，到底这些外汇究竟是如何用的呢？

先恕我直言吧！其实，外汇局所谓“依法合规”四字，纯属扯淡！是用来掩盖和自慰的遁词！——什么法？中国目前有“外汇管理法”么（应呼吁全国人大尽快设立这样的法律）？！合规——合什么规？

如此巨大数量的外汇资产，既不属于中国百姓，支配权也不属于中国国家——更不能被用于改善国计民生！那么目前在外汇局手里，到底在用来干什么呢？在给谁用呢？

外汇局的说法是：

第一、外汇资产只应当由本局自主使用。

第二、本局实际上已经把它委托（借）给某些有本领、有名头、很可靠的外国投资机构用了，这也是中国巨大的外汇资产唯一最合理、最有用的运行方式！

我这样解读外汇局的话，一定会有人不信，难道外汇局真地敢这样讲？

那么就请看外汇局的原话吧：

答：“为保障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发挥在成熟投资市场大规模经营的比较优势，外汇储备经营坚持以（我局）自主经营为主。

同时，外汇储备一直通过各种有效形式拓宽投资渠道，其中包括“委托经营”。

 从1996年起，（我局）有选择性地将部分外汇储备委托给国内（按：国内机构当是指对外投资亏损连连的著名“中投”吧？），以及国外较为先进的资产管理机构投资。”

何新按语：

外汇局所谓“国外较先进的投资机构”——无非就是指在国际投资市场兴风作浪恶名昭著杀人不见血的大摩、高盛、罗氏家族、索罗斯基金会一类犹太共济会的跨国投资机构吧？！

如果这些年没有发生震撼欧美和全球的金融危机，用这些先进机构糊弄中国人还是可以的，在今天还这样说，应该有点理不直气不壮了吧？！

外汇局说：

“目前外汇储备经营委托的外聘经理（按：看看！还真是中国外汇局出钱，让外国经理坐庄啊！），均是市场知名度较高、资产规模较大、经营业绩排名靠前的资产管理机构。”

何新按语：

据此，中国外汇资产的管理权，其实早就已经通过外汇局委托给老外了啊！

外汇局说：

“外汇储备经营高度重视对外聘经理的风险管理，纳入整体风险管理框架密切监控，确保外汇储备资产安全。”

何新按语：

那么去年的两房股、债券已经垃圾化，眼前的美国国债违约风险则即将爆发——难道这就是你们外汇局所说的确保安全吗？！

（五）

为什么外汇局突然在当前抛出这套说辞？

综上所述：

中国的外汇局悍然宣布中国外汇储备，既不是百姓的，也不归国家管，而是外汇局全权自己自主经营——并且有权委托给老外代管的非主权金融资产。

外汇局称：这些外汇资产的来源不是中国人靠卖裤子、袜子、鞋子苦挣回来的“血汗钱”——那是天上掉下来砸到外汇局头上的？

外汇局又称：外储的来源虽然名义上是“中国人民银行”（注意近年来该行一直在全力谋求超主权的独立地位），只是用“名义”的债务，通过印制人民币钞票从市场上自由交换得来的。但买到手后，这些巨量的外汇资产就已成为外汇局自己的准自有资产。

因此，这些外汇储备既非属于原来的售汇者所有，理论上也不受国家支配（非其所有），而是属于银行以及外汇局自己掌有的非主权货币。

总而言之：外汇局认为中国巨大额度（超过３万亿美元以上）的外汇储备，其物权以及支配权与任何人无关，而仅仅属于外汇局自己。

对于这些外汇储备，国家无权支配，全国人大和政协无权过问——完全由外汇局“自主经营”，自由支配。换句话说，外汇局有权不受任何机构监管审计而委托任何国内外“先进的资产管理机构”（如国外高盛等犹太金融机构）从事任何投资（包括购买行将违约的美国国债和近乎归零的两房垃圾债券）。这些外汇资产无论亏损与赢利，是金融行为，一概与百姓和国家无关！！！！

为什么外汇局突然要抛出这样一套赤裸裸——近乎裸奔的言论呢？

据有关新闻报道：美国政府与国会在8月2日之前如不能达成提高政府债务上限的任何有效协议，美国国债则可能出现技术性违约。这将导致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被集体调降，新发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存量国债市场价值下滑。一方面，全球金融市场将因此陷入新的动荡，持有大量美国国债资产的国内外债权人将遭遇巨额资本损失；另一方面，美国长期利率将随之波动，从而打压消费与投资增长，甚至扼杀依然脆弱的经济复苏。

该路径对美元霸权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冲击也是相当大的，也势必对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中国外汇储备构成巨大打击。

这意味着，在继美国“两房”退市致使中国购买的相关股、债券蒙受惨重损失之后，近期（８月２日）美国国债也有可能发生“技术性违约”，从而使得中国购买的巨大额度的美国国债可能再度蒙受重大损失。

这就是外汇局近期突然抛出上述言论的背景。

外汇局的言论实际就是提前堵国人嘴的言论！外汇局认为，也许有必要预先发布这一套外汇资产非民有也非国有的“技术性说辞”，从而应付国民的质疑、以及党和国家将来的任何追究和问责。

［附录1］奥巴马首次承认美国或债务违约

据香港《文汇报》24日报道，美国白宫和国会巨头前(22日)晚再一次谈判破裂，一直表现冷静的总统奥巴马难掩怒火，传召两院领袖昨(23日)晨到白宫开会，更首次承认违约可能性。国会必须在明天(25日)前达成共识，否则将赶不及在8月2日前完成立法程序，美国信贷评级遭下调的风险急增。

奥巴马首次承认美国有可能债务违约，说：“如果我们发生债务违约，我们将不得不做出调整。”

在奥巴马与博纳谈判破裂同时，财长盖特纳、联储局主席伯南克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达德利亦在另一场合会晤，商讨如何应对最坏情况，包括美债评级遭下调，但3人仍然坚称，有信心国会能达成共识。有白宫高官表示，即使能够提升债限，但假若未能严格控制财赤，美国仍很有可能失去AAA评级。

［附录2］美国国债触及天花板 中国手中持有超1.2万亿美国国债或打水漂

中广网北京5月16日消息(记者 周晋竹)：美国财长盖特纳警告说，美国国债将在5月16号触及国会所允许的14.29万亿上限，而中国手中持有的1.2万亿美国国债则面临着违约的风险。专家认为，美国虽然不存在还不起钱的问题，但是中国的美元资产慢慢蒸发已成定局。

美国目前欠下了14.28万亿美元的国债，目前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中。美国市场上真正的买家在不断退场。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号称“债券大王”的比尔·格罗斯，近期宣布清空旗下所有美国国债。这条被很多人忽视的消息，其实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美债的30年牛市结束了。但是中国手中却还握着1.2万亿的美国国债。如果美国议会不能如期提高国债的上限，除了引发市场对美国国债可能违约的担忧，还将引发短期内市场抛售美国国债，进一步引发欧元、大宗商品等风险资产的反弹。中国作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者，美国国债一旦违约，将受到最直接的冲击。

余永定：出口导向政策如不及时纠正，中国将掉入债务陷阱

作者：余永定  来源：《财经》  

核心观点导读

长期执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资源跨境、跨时的错配，如不及时纠正中国可能在未来掉入债务陷阱。

双顺差下的国际循环的两个子循环可以称为：美国生产美元中国生产商品的循环；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和美国取得中国企业股权的循环（图6）。这样，一方面，中国不断积累美国国债，资产的存量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中国的债务（FDI）也在不断积累增加。中国购买美国国库券和美国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收益差，就是中国投资收入的净流出。

中国拥有2万亿美元净资产，相应的收益是多少呢？你在银行存了2万亿美元，肯定要取得利息。如果在银行利息率是1％，你会预期每年利息大概至少有1000亿美元到2000亿美元的投资收入，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在最近十几年，中国的投资收入除个别年份基本上是负的（图7）。出现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很简单：由于中国海外资产主要是中央银行作为外汇储备所购买的美国国库券，而国库券的收益率极低；另一方面中国的负债主要是FDI，负债的成本比资产的收益率要高得多。

一个国家随着人口老化，不可能维持很高的贸易顺差，贸易顺差会转成贸易逆差。随着人口的老化，中国出现贸易逆差可能会变成常态。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投资收入不转变成顺差，不大于贸易逆差，那中国就可能成为一个债务国。如果中国不改变拥有庞大海外净资产但投资收入为负这种状况，老龄化之后，还要付息而不能“食利”，中国经济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来源：《财经》

作者：余永定，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本文节选自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官方企鹅号文章《准确理解“双循环”背后的发展战略调整》，作者余永定。】

长期执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资源跨境、跨时的错配，如不及时纠正中国可能在未来掉入债务陷阱。

由于在发展加工贸易的同时，我们实行了非常优惠的FDI政策，大量的FDI流入中国。如前所述，加工贸易本身一定导致贸易顺差。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一般贸易保持逆差，但由于加工贸易在贸易中所占比重很高，除1993年外中国按年度都是贸易顺差。于此同时，直到2014年，由于FDI的流入，中国保持资本项目顺差（现在叫非储备性资本和金融项目）。

双顺差的急剧增加导致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在中国目前的制度安排和外部环境下，外汇储备的增加，一般情况下意味增持美国国库券FDI是中国海外负债，FDI增加意味着资本输入，在中国的海外投资头寸表上，资产方主要是外汇储备，负债方主要是FDI累积存量。如果说，在特定条件下、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直到20世纪90年代，双顺差有其合理性，在21世纪初，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数千亿美元之后，依然维持双顺差就没有什么合理性了。关于导致“双顺差”的原因，我过去做过很多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在一定意义上，“双顺差”是以加工贸易和FDI为特征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结果。而“双顺差”所代表的资源跨境、跨时错配随着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变得越来越严重。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作为净国际债权国，中国却维持投资收入逆差。问题出在哪里呢？

图5中绿线代表国际大循环中美元的流动方向。假设美国从中国进口5美元，也相当于中国对美国出口5美元。中国出口了5美元之后，拿其中3美元进口，用于国内生产。

与此同时，我们还引入了从美国资本市场筹集的1美元的FDI。理论上，FDI带来的美元首先进入中国外汇市场换成人民币，导致外汇储备增加1美元。由于这1美元要用于购买进口原材料、中间产品和资本品，所以进口总额是4美元，其中3美元是通过出口创汇挣来的，1美元来自FDI。

最终进入外汇市场后转化为外汇储备的外汇是2美元。其中1美元来自贸易顺差，是中国“挣来的”，另外1美元（FDI）是中国“借来的”。在正常情况下，既然中国有1美元贸易顺差，就不应该再引入1美元FDI，需要外汇的中国企业本来按道理是可以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借到1美元外汇。

外汇储备是对美国的投资（购买美国国债），对美国的资本输出。中国对美国输出了2美元（买美国国债），美国对中国输出1美元（FDI）。在存在1美元贸易顺差的情况下，美国以FDI形式“借”给中国的1美元可以理解为是中国自己的钱。中国向美国资本市场注入2美元，美国向中国资本市场注入1美元。美国资本市场代替中国资本市场为中国进行了资源配置：中国企业不是从中国资本市场，而是从美国资本市场取得了所需要的资金。

中国的投资者不是在中国资本市场，而是在美国资本市场找到所需要的资产。中国FDI的主要来源地是港澳和国际避税天堂，说明相当一部分FDI是所谓“返程资本流入”（round-tripping

capital inflows）；一些中国企业家之所以引入FDI并非中国缺乏资金，而是因为他们无法从中国资本市场上融到资。

大循环可以分解为两个小循环，一个循环是：中国贸易顺差产生的外汇（由于央行要维持汇率稳定）变成外汇储备的增加。中国通过贸易顺差所“挣来的”美元，经美国的资本市场又回到美国居民手中，后者则再用中国还给他们的拮据（美元）用于购买中国生产的消费品和投资品。另一个循环是资金在美国和中国资本市场之间的循环：美国投资者从美国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用于购买中国企业股权（图中并未画出这个流动过程）；在存在贸易顺差和中国货币当局执行货币维稳政策的情况下，这笔资金通过中国货币当局购买美国国库券的方式回流到美国资本市场。

双顺差下的国际循环的两个子循环可以称为：美国生产美元中国生产商品的循环；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和美国取得中国企业股权的循环（图6）。这样，一方面，中国不断积累美国国债，资产的存量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中国的债务（FDI）也在不断积累增加。中国购买美国国库券和美国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收益差，就是中国投资收入的净流出。

国际大循环的特点决定了双顺差的存在和持续增加。而这种特定的循环形式决定了中国海外资产的特定结构。2019年3月为止，中国的海外资产为7.4万亿美元，这主要是购买美国国库券的外汇储备形成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形式的资产，如中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中国的负债是5.4万亿美元，主要是FDI（还有其他国家在中国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中国的海外净资产是2万亿美元。

中国拥有2万亿美元净资产，相应的收益是多少呢？你在银行存了2万亿美元，肯定要取得利息。如果在银行利息率是1％，你会预期每年利息大概至少有1000亿美元到2000亿美元的投资收入，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在最近十几年，中国的投资收入除个别年份基本上是负的（图7）。出现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很简单：由于中国海外资产主要是中央银行作为外汇储备所购买的美国国库券，而国库券的收益率极低；另一方面中国的负债主要是FDI，负债的成本比资产的收益率要高得多。

图7 中国投资收入长期为负。

跨境、跨时错配问题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影响。以日本为例，2005年后日本投资收入顺差大于贸易顺差；2011年到2019年（除2016年、2017年外）是贸易逆差。靠投资收入维持经常项目顺差；投资收入始终是正，而且越来越大。日本国际收支结构一定程度保证了老龄化的日本可以“食利”，而不是付息。

一个国家随着人口老化，不可能维持很高的贸易顺差，贸易顺差会转成贸易逆差。随着人口的老化，中国出现贸易逆差可能会变成常态。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投资收入不转变成顺差，不大于贸易逆差，那中国就可能成为一个债务国。如果中国不改变拥有庞大海外净资产但投资收入为负这种状况，老龄化之后，还要付息而不能“食利”，中国经济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今后，即便中国不再继续保持双顺差，中国也必须花大力气，改善中国的国际投资头寸结构，变投资收入逆差为顺差。

准确理解“双循环”背后的发展战略调整

本文原为上、下两篇，分别发表于《财经》2020年12月29日与2021年1月7日。本文整合发布。

准确理解“双循环”背后的发展战略调整

余永定

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如何理解双循环？对于双循环可以从不同角度和维度加以理解。我本人更愿意把双循环的提出看作是发展战略的调整。改革开放前，中国执行的发展战略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改革开放后中国基本上执行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而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又具有两个突出特点：大力推行加工贸易和大力吸引FDI。

为了理解双循环的概念，需要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外汇短缺是中国实现经济起飞的最突出瓶颈。第一，中国希望引进外国先进设备，但外汇奇缺。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可怜的1.67亿美元。第二，中国希望积极参与国际分工，通过开展对外贸易，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但没有外汇难以起步。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像沙特，有石油可以出口。它们凭借出口初级产品赚取外汇，“有出有进”，即可以扩大贸易。中国虽然稀土资源丰富，有些石油，但总体上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中国具有较强的工业制造能力，特别是拥有庞大、廉价和技术熟练的劳动大军。中国应该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中国不了解海外市场，没有设计图纸，没有必要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因而生产不出在海外有市场需求的制造品，只能出口农副产品和少数制造品。当然，中国也就无法通过大量出口制造品赚取足够的外汇。但是，没有外汇就没法购买设计图纸、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从而扩大出口。这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死结，用英文来形容就是“Catch-22”。

1978年2月，中国和日本签署了能源换技术的协定，日本向中国出口技术和设备来换取石油。1978年12月中国进出口技术总公司和新日钢铁公司在上海签订了关于订购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成套设备的总协议书。1985年宝钢一期工程完工投产，总投资85亿美元。在1978年到1985年中国对日本出口石油、煤炭的总价值100亿美元。1978年外汇储备不到2亿美元。1979年中国出口总额137亿美元。1979年-1989年，除两年外都是贸易逆差。外汇短缺使中国无法更多引进外国先进设备与技术。

中国也是幸运的。OEM（代工、贴牌生产）上世纪70年代甚至更早的时候在东亚国家和地区兴起。中国改革开放恰逢代工、贴牌生产的高峰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广东沿海地区出现“三来一补”企业（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这种企业最大的特点是不需要花外汇储备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外商提供图纸、技术、原材料、中间产品和销售，我们的企业只负责加工这一环节。这样一种贸易方式正好能够帮助中国解决由于外汇短缺而无法大规模开展对外贸易的问题。在来料基础上加工，我们可以在出口后获得对应于价值增值的外汇。随着“三来一补”贸易的发展，中国开始逐渐积累起一定的外汇。由来料加工，中国的对外贸易又进一步提升为“进料加工”。“进料加工”同“来料加工”的主要不同是原材料、中间产品是由中国企业自己用外汇购买；提供原材料、中国产品的外商也不一定是中国出口产品的买方。

对外贸易可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所谓加工贸易是境内出口商利用本国的劳动力资源将自己进口或进口商提供的原料、材料或零件加工装配成工业制成品后再出口至国外以获得收益的贸易方式。“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都是加工贸易的具体形式。

伴随“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的发展，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按定义，加工贸易一定会形成贸易顺差。进口原材料、中间产品，经过加工、装配，即经过在国内的价值增值之后出口。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一般贸易量高于加工贸易量，但一般贸易一直维持逆差，直到2014年之后，这种情况才开始改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尽管有多种形式的贸易，中国的贸易顺差基本上是由加工贸易提供的。

1987年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王建提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最后中央出了文件，成为了中国的正式战略。王建表示，当年他提出国际大循环的初衷是解决外汇缺少，难于解决国内技术改造的资金问题。可见王建的“大进大出”不仅指加工贸易意义上的“大进大出”，而且包含了一般贸易的“大进大出”。

除积极发展加工贸易外，中国还通过建立合资企业大力引进FDI。到1982年底，成立合资企业83家，外商投资1.4亿美元（武力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702页）。在建立三资企业的时候，中方特别强调两点：第一，三资企业必须保证自身的外汇平衡；第二，产品是面向国际市场的。这又是因为只有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才能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同时合资企业的产品技术含量较高、价格较贵，在国内市场不大，只能外销。总之，合资企业应该是创汇型的而不是用汇型的。需要指出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也通过借债的方式引入外资。在80年代， FDI并不占主要地位。后来，由于拉美债务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政府最终选择了以FDI为主的引资方式。与此不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靠借外债引资的。

无论是开展对外贸易还是建立合资企业，一个指导思想就是要创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流行的经济口号就是建立“创汇经济”。通过发展加工贸易和引入FDI,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由1978年的1.67亿美元，上升到1996年的1050亿美元，超过了当时国际公认的外汇储备持有量的安全线。

现在回过头来谈谈所谓的“双循环”的问题。即然是循环，就必须存在一个周而复始的回路（loop）。“两头在外”的国际循环简单来看就是：进口原材料、中间产品，经国内加工后出口，再用出口得到的外汇重复以上过程。由于是在国内加工，循环一定是一个价值增值的过程，出口额一定大于进口额，一定是有外汇净收入。与国际循环并存的另一个循环是“两头在内”的国内循环：在国内市场购买原材料、中间产品，国内生产加工销售，在国内市场出售。一定程度上，中国经济可以看作是这两个循环的一个共同体（图1）。

我们定义的国际大循环是以加工贸易为特征的，因而在反映国际大循环的左图的进口中并未包含设备（资本品）。在现实中，加工贸易企业也必须进口机器设备。但是即便考虑到这点也不会影响加工贸易导致外汇储备增加的结论，因为参与加工贸易的企业大多是合资企业，购买设备的外汇是FDI提供的。同时，以国内市场为主的企业也要从海外进口机器设备。应该看到，国内、国际循环的划分只是一种理论抽象。一个企业或一个行业很难被简单归类为国内循环或国际循环。事实上，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相互影响，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相生相克，又衍生出许多小循环（图2）。

如图2所示，国内企业（或产品）有四种基本循环形式。第一，国内循环可以叫做“内-内”型，两头在内，封闭经济。这样一种循环，既不使用外汇，也不创造外汇。第二，国际循环是“外-外”型，这种循环以加工贸易为载体，创造外汇。这两个基本循环形式之外，还有四种相关的循环：1. 外-内a型，一头在外，一头在内。在国际市场进口原材料、中间产品等等，在国内加工、组装，但在国内市场销售最终产品。例如，电子产业中的大部分企业的循环形式为外-内a型。2. 外-内b型，原来最终产品用于外销，但由于某些原因变成了“出口转内销”。外-内a和外-内b型都是用汇型的循环形式。3. 内-外a型，一头在内，一头在外。传统的出口创汇产业，稀土企业即是这种类型。4. 内-外b型，原来最终产品用于内销，但由于某些原因变成了内销转出口。外-外、内-外a、内-外b都是创汇型的循环形式。2019年中国的两大出口产品是电气机器设备（占出口总额的27％）和含计算机的机器（占出口总额17％）。由此可以推断，外-外型产品是中国的最主要创汇产品类型。在执行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时期，我们的政策是有倾斜的：鼓励创汇型企业，鼓励创汇型经济活动。当然，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不仅鼓励“两头在外”企业，而且鼓励传统出口企业的发展。但用汇型企业则一般不享受更多的优惠政策。

这里还应该强调：国际大循环同国内大循环是相辅相成的。例如，国际大循环企业可能会对国内循环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比如我在外-外企业工作，之后辞职到内-内企业工作，就可以把外-外企业的先进管理技术带到内-内企业。虽然两种循环确实有不同特点/不同目的，但是它们相互影响，互相渗透，是不可分割的。事实上，也很难把中国的经济截然分成两个循环。另外，有相当多的经济活动，即不能归入外-外循环也不能归入内-内循环。例如，从境外购入消费品在国内消费的纯进口活动，由于并不涉及国内加工和装配，不能纳入任何循环过程。

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国际大循环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事实上，在作为国际大循环的主要载体的加工贸易中，外商投资企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直到2019年，外商投资企业在加工贸易进、出口中的占比仍分别高达77.3％和80.7％。

FDI企业或者合资企业也有这样四种基本循环形式：1.外-外型，两头在外的，大部分的外资企业都是两头在外的。比如外资的电子产业中的企业就是两头在外，富士康是两头在外的。2.内-内型，两头在内的，应该是少数。3.内-外型，国内采购原材料、零部件，外销，比如纺织企业。4.外-内型，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内销，比如汽车企业。

以电子行业中的企业进、出口对总产值的比例为例，说明电子行业企业在双循环中的地位。

第一，电子产业出口/总产值比≥50％，说明电子产品对国外市场有很高依存度（例如同汽车等行业相比）。第二，电子产业进口/出口的比高达2倍－5倍说明大部分或绝大部分电子产品进口用于国内最终消费，不参与国际循环。第三，电子产品（作为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严重依赖进口。事实上，半导体出口的进口含量达90％。因而可以推断：电子产品（或相关企业）的循环类型是“外-外型”和“外-内a型”。同时，还可以推断，电子企业既有创汇企业（参与外-外型循环）也有用汇企业（外-内a型），电子产业则是用汇产业（进口大于出口）。在电子产业中，参与外-内a型循环和纯进口（不参与循环）的企业占支配地位。总之，在电子产业中中国是消费者、组装者、用汇者。

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两个循环上没有很大不同，不同的是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不同。外资（合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拥有企业的股权，作为股东在企业获利后取得投资收入。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收入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示为经常项目上的流出。而国内企业的进、出口则仅影响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贸易项目。地方政府和企业非常欢迎FDI， 用股份换取资金，好像我们自己不需要花什么钱。但企业一旦盈利后，大量利润是要汇出的。任何一种引资形式都有利弊。比如借债，债我还清就完了。但FDI只要工厂存在，就要永远分享利润(表1)。例如，德国汽车企业，靠它们在华合资企业的盈利，弥补了它们在国内的亏损。所以，对中国而言，从长远来看，FDI是成本更高的一种引资形式。

根据世界银行，贸易可以分成传统贸易和全球价值链贸易。后者又可分为简单全球价值链和复杂全球价值链贸易（表2）。在考虑到全球价值链的“大进大出”的循环中，中国所进口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可能已经在多个国家进行过加工。这个产品在中国加工后又出口到其他国家进行加工或作为最终产品销售。才进入中国，才在中国组装、加工后出口。贸易品可能要在经过多次跨境的加工后才能成为最终产品。

图5显示了电子产品作为最终产品出现在市场之前要在不同国家完成不同的工序。日本（硅锭、裸晶圆）→美国（IC晶圆制造）切割成芯片→澳大利亚（封装、测试）→新加坡（半导体最终商品）→中国（完成集成电路消费品）→美国（消费者购买集成电路消费品）。

在执行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时期，我们的政策是鼓励创汇型企业，鼓励创汇型经济活动。这些政策包括汇率政策、出口退税政策、金融支持政策、保税区、自由贸易区等等。应该注意，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不仅鼓励两头在外企业，而且鼓励传统出口企业的发展。而用汇型企业则一般不享受更多的优惠政策。

国际大循环战略成功克服了中国外汇短缺、缺乏现代化资本的发展瓶颈，为中国经济走上高速发展道路做出了重要贡献。1979年中国GDP全球排名第11，荷兰之后，在世界经济当中的比重仅占1.79％。1978年中国出口97.5亿美元，在世界出口当中的比例为微不足道的0.78％（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662页）。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的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国。1995年中国进出口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仅为3％，2018年上升到12.4％。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3.6万亿美元，在世界GDP当中占比为16％，是日本GDP的2.7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8月中国的外汇储备是3.16万亿美元。在2014年的时候，中国外汇储备一度高达近4万亿美元，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曾经积累起如此之多的外汇储备。

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央提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马克思曾指出，辩证法中对任何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必然包含着否定理解。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过了这个度，矛盾的主要方面就会发生转化。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成功也可能会成为失败之母。我们的成功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如果我们不能与时俱进、处理好这种挑战，中国经济就可能陷入停滞。

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那么如何理解双循环？对于双循环可以从不同角度和维度加以理解。我本人更愿意把双循环的提出看作是发展战略的调整。为什么中央在当前要提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对以往成功的发展战略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是多方面的。可以从五个方面谈调整发展战略的必要性和如何调整的问题。

一、国际大循环战略难以为继

第一，国际市场容量有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国际大循环战略难以为继。中国有必要进一步降低整个经济的对外依存度。

我们经常说世界经济是一个汪洋大海，太平洋足够宽大，能容下所有国家。过去在决定贸易政策时，我们可以假定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中国进出口对产品的国际价格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众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已经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图3），早在2000年前期，国际市场就出现了中国买什么什么涨价，中国卖什么什么跌价的形势。中国进出口会对世界产品价格产生重要影响本身说明，进、出口数量已经存在最优值问题。

不仅如此，中国早已不存在外汇储备不足的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无论用何种国际标准测量，中国的外汇储备都已经超过必要的数量。

与此同时，继续推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副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例如，恶化了贸易条件；抑制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中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下降等等。总之，中国经济早已到达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适用于小国经济的出口导向战略已经不再适用于中国。中国政府早就意识到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局限性。2006年初，“十一五”规划提出以内需为主的方针，也就是说，以内需为主的思想在2006年就已经提出来了。事实上，2006年，中国出口占GDP比达到35.21％的峰值，此后就开始持续下跌（图4）。

2006年之后，中国的所有对外依存度指标都在下降。显然，大进大出范式的调整早已开始，现在只不过是进一步强调了范式调整的紧迫性。

总体而言，出口导向发展战略适用于处于起飞阶段的小国经济。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经济规模小于荷兰。随着中国经济体量、贸易量和金融实力的增加，对发展战略进行调整是不可避免的。而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和中美贸易战的爆发，更是大大加强了中国调整出口导向政策，强调双循环并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迫切性。

二、中国须强化产业体系安全

第二，国际大循环战略加速了中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速度，但降低了中国抵御外部冲击到能力。中国必须强化产业体系安全。

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分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工业化社会，分工首先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实行，然后才开始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扩展。领先国家希望使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入其他国家市场，充分利用规模效益带来的好处。而后发国家则利用关税等办法保护本国幼稚产业，使之不至夭折。所有国家都希望最终有一个相对完整且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但在本国建立这样的产业体系同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存在矛盾：完善其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意味着安全性和独立性，但会导致生产效率的下降；反之，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则意味着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速的提高，但会削弱经济的安全性和独立性。

工业革命之后，英、法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建立了自己的产业体系，并通过殖民主义政策把以宗主国为中心的产业体系推广到世界。工业化进程起步较晚的国家，诸如德国、美国等，则借助保护贸易主义政策也成功的建立了自己的产业体系。发达国家的产业体系是根据国家意志建立的。而国际分工则是伴随发达国家建立本国产业体系而形成的。国际分工提高了各个国家的生产效率，并反作用于各个国家产业体系的形成。由于国际分工，在特定国家，一些行业得到加强，另一些行业被削弱甚至完全消失。与此相对应，一些产品的消费变为由国内生产者提供，另一些则变为由外国生产者提供。

参与国际分工和对本国产业体系进行的调整，应该是以不威胁本国经济安全为前提条件的。例如，中国之所以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建立一个能够在西方实行经济封锁条件下，也可以生存、发展的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日本、韩国等亚洲经济体在战后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同时，也致力于建立自己的产业体系。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格局不是静态的。后发国家都会寻求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具有一定发展潜力和雄心的后发大国都会致力于赶超。而发达国家则会竭力保持其领先地位。因而，除安全考虑外，发展中大国参与国际分工，一定会考虑如何不被锁定在国际分工体系的低端而丧失赶超能力。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雁形模式”曾引起中国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雁形模式”试图把不同国家产业体系的形成同它们发展国际贸易的进程相联系。根据“雁形模式”，领先国家（头雁）的某一个产业通过进口、生产和出口三个阶段实现增长。随着该产业的成熟和竞争力下降，该产业被转移出去，被后发国家承接。而领先国家则进入资本、技术密度更高的产业，生产和出口更为高端的产品。不同产业从领先国家到后发国家转移的顺序一般是从纺织、钢铁、造船、汽车到计算机。这种转移次序也可以划分为从消费品到资本品或产品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升级。在把丧失竞争力产业转移到追赶国家之后，领先国家对已不生产产品的需求则依靠进口来满足。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是以两种方式加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其一，大体依照“雁行”模式，通过一般贸易方式加入国际分工体系。其二，通过加工贸易的方式加入全球价值链（国际生产网络），从事由跨国公司外包的某些环节的生产活动，原材料、中间产品的进口大幅度增加。由于执行了以加工贸易和FDI为特征的出口导向战略，中国逐渐形成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并存的两种国际贸易模式。中国的产业体系对外依存度都显著提高。

对外依存度在超过一定限度后就意味着中国产业体系脆弱性的增加，中国产业的对外依存度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看（表3） 。

注：进口中间品指的是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中，该产业进口中间投入总和。国产中间品指的是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中，该产业国产中间投入总和。进口固定资本指的是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中，该产业进口品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总产出指的是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中，该产业的国内产出。产值指的是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中，该产业的最终使用合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8年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https://data.stats.gov.cn/files/html/quickSearch/trcc/2012/201801.xlsx

这里的所谓生产对外依存度是指，国内生产的进行在多大程度上要依靠外国提供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比例越高意味着该产业的脆弱性可能越大。石油业的生产对外依存度远高于通讯设备业多少有些意外，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可能是能源。正如黄奇帆先生所说：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高达7％，能源安全“比芯片脱钩重要100倍”（黄奇帆教授在2020年上海财经大学校友高峰论坛上的演讲）。

由于统计的原因，我们无法把同一产业中参与和未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部分区分开来，也无法从部门、部门大类等层次区分传统产业和全球价值链产业。但不难猜出，通讯产业对外依存度畸高的原因是由于该部门的细分项目深深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缘故。

表4. 2018年中国市场对外依存度最高的10大产业（见第三列）

注：进口中间品指的是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中，该产业进口中间投入总和。国产中间品指的是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中，该产业国产中间投入总和。进口固定资本指的是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中，该产业进口品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总产出指的是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中，该产业的国内产出。产值指的是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中，该产业的最终使用合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8年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https://data.stats.gov.cn/files/html/quickSearch/trcc/2012/201801.xlsx

计算：同上。出口在投入产出表中是最终使用的一部分。这里出口比最终使用大于1是因存货调整之故。

从表4可以看到，中国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即便并未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外需的依赖度也普遍非常高，但不难猜想，参与全球价值链大大提高了中国产业体系的对外依存度。

国际生产网络或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使国际分工体系成为两种不同类型分工的混合体。一种类型是传统的按产业的分工。另一种类型是国际生产网络或全球价值链分工。

国际生产网络是生产过程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导致的。由于技术进步、贸易自由化等原因，发达国家的生产出现碎片化趋势。国际生产网络的概念反映了全球生产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全球价值链可看作是国际生产网络的一种形态。当然，如果把“链”的概念理解的更为宽泛一些，两者可以看作是同一个东西（下文中将仅使用全球价值链这个概念）。

在价值链中，不同企业的地位作用不同。企业可以分为主导企业和合同制造商（供应商）。在主导企业之下存在不同层次的合同制造商。首先是一级制造商，一级制造商下面又有众多二级制造商等等。主导企业拥有品牌商标，并把最终产品销售给消费者。主导企业对于上游合同制造商具有支配能力。合同制造商为主导企业组装产品，对市场影响力有限。但它们往往规模庞大并且散布于不同国家。不同层级的合同制造商从事不同生产、服务活动。大多数主导企业都位于发达国家（美、欧、日、韩），合同制造商一般都来自发展中国家。

全球价值链的“长度”可以按已分割的，从上游到下游的跨国生产阶段的数目衡量。

中国作为加工者、组装者加入全球价值链，一方面提高了国家福利水平和技术水平，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产业体系的对外依存度和脆弱性。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活动能否正常进行，取决于整个全球价值链中各个环节的生产活动能否正常进行以及最终产品能否顺利销售。产品的全球价值链越“长”，生产因外部冲击而中断的概率越高。不仅如此，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必然会对原有产业体系或国内价值链的完整性造成冲击。事实上，中国实施以加工贸易和FDI为特征的出口导向战略之后，在一些产业得到急剧发展的同时，一些重要产业衰落了，一些产业干脆就消失了。其中一些变化是产业升级和转移的自然结果；另一些则是全球产业链冲击的结果。

一个国家必须在产业体系安全性同最大限度参与国际分工找到平衡。如何选择？美国给我们提供了有用的参考。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声称：他的政府甫一上台就将用100天时间对供应链存在的漏洞进行清点，并立即填补这些漏洞；要在包括能源、网络技术、半导体、关键电子、电信基础设施和关键原材料等众多领域建立更强大、更有弹性的国内供应链。具体措施包括：通过联邦政府购买，提高国内指定关键物资的制造能力；推动企业将关键物资的生产转移回美国本土；为了能够在危机期间在关键物资的生产上不依赖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美国将扩大国内生产、增加战略储备、消除威胁供应链的反竞争行为、执行在危机期间能够迅速增加产能的“巧计划”（smart plans）、同盟国紧密合作。拜登还打算要求国会同意建立每四年就对关键供应链进行一次评估的永久性安排。拜登团队指出，执行这种政策并非是为了实现“自给自足”，而是为了使美国具有一种基础广泛的应变能力。

应该承认，我们过去低估了地缘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在参加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没有准备“备胎”。当变化突然发生之时，措手不及。事实上，如何调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已成为我们对产业体系进行调整的紧迫挑战。

中国产业体系的安全性或自主可控性主要取决于其对外依存度（生产和销售两个方面的对外依存度）的高低，而对外依存度的高低又是由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和应变能力决定的。

完整性问题可以从投入-产出矩阵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各产业都是相互依赖的，缺少一个产业（或大类、中类、小类）其他产业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完整性并不等于“大而全”和“自给自足”。但存在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十分重要。许多国家片面追求产业的“高级化”，产业结构畸重畸轻，一旦出现外部冲击，经济的脆弱性就暴露无遗。与此相反，在这次疫情中，中国表现出色，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拥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特别是拥有一个强大的制造业体系。

适应性概念兼顾了效率与安全的考虑。例如，即便一个国家由于参与国际分工，产业体系不够完整，但该国具有强大的制造能力，一旦形势需要，该国就可以迅速补上短板。

在网络安全性、脆弱性研究中，学者发展了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和进口集中度等概念。我们应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构造一个衡量中国产业体系安全性的指数，为中国产业体系调整提供指南。

从生产网络的角度看，我们似乎需要处理四方面的问题。

一是对于已经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高技术行业产品而言，中国政府应该帮助中国企业尽可能提高自己在链内的自主可控度，尽可能留在链内以便为准备“备胎”争取时间。

二是有些产品即便不属于高技术产业，为实现经济增长、减少地区发展不平衡，中国需要适当缩短这些产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长度”，把更多生产环节留在国内，特别是向西部和北部转移。

三是中国必须发展以中国龙头企业主导的国内生产网络。打破地方藩篱，在全国（而不是一省、一地）范围内，实现重要产品生产的最优分工。这点同不少数学者所说的“双循环、国内循环为主体”意味着打通国内生产、流通的“堵点”的看法是一致的。由于国际生产网络和国内生产网络并存，一些中国企业宁愿加入国际生产网络而不愿意或没有机会加入由中国龙头企业主导的国内生产网络。对于这种状况，政府似乎有必要进行某种干预。

四是通过经济体制、税收政策、社保体系、公共产品提供等领域的改革培育和扩大国内市场，从而降低中国产品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度。

总之，由于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国也有必要在双循环思想指导下，对中国产业体系的现状进行国家评估、确认薄弱环节，从产业和产品多个层面进行调整，实现在经济效率和产业体系安全之间的最佳平衡。

三、占据高新技术产业制高点须靠自主创新

第三，国际大循环战略不足以使中国赶超世界先进技术水平。

同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追赶世界的先进技术水平始终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核心目标。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有两条：一是购买大型成套设备和先进资本品，二是希望合资企业的外方带来先进技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另一条思路是通过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赶超世界先进技术水平。从根本上看，这条思路同通过FDI获得先进技术的思路是一样的。

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起飞阶段引进先进技术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借债购买先进机器设备和技术许可。进口机器设备主要是为了通过逆向工程进行自主开发，而购买技术许可的需要只有在进行自主开发时才会产生。日韩的技术引进是本国R&D的补充而不是替代物。特别要指出的是，在相当长时期内，日本和韩国一直严厉限制FDI（路风、余永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和微观视野》，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对FDI的优惠越来越多，跨国公司也开始大举进入。FDI的大量涌入，对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从国际生产网络的角度来看，FDI是跨国企业将中国企业嵌入国际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的一个重要环节。跨国公司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加工和装配环节转移到中国，使中国变成出口美国的最终产品的“总装厂”。尽管在中国的出口中被列为高技术产品的比例在上升，但中国参与的生产环节集中在劳动密集的终端组装，而且必须依赖外国的设计、营销和零部件供应。这种全球价值链的布局的宏观经济结果则是使中国对美国维持大量贸易顺差，而对日本、韩国、台湾省这些中间产品供应者维持大量贸易逆差的微观基础（路风、余永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和微观视野》）。

正如路风教授所指出的：“对技术引进的偏重在实践中逐渐发展成为对自主开发的替代，并产生了可以依靠引进技术和外资来发展中国经济的幻觉”。中国希望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鼓励外国投资者把物化了先进技术的设备带到中国。但外国投资者并没有动力转让技术，国产化的进展也不等于技术开发能力的增长。

路风教授指出：轿车产业的主要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相继与国外主要汽车企业建立合资企业。但在20年之后，在这些企业中仍然没有一个企业能够自主开发出来一个车型。如果把产品开发定义为该产业最主要的技术，就可以说合资并没有给中国汽车产业带来关键技术。而韩国汽车工业（20世纪60年代才诞生）在20世纪70年代走上自主开发道路后，也不过20年就打入国际市场。中国汽车工业后来在产品开发上获得某些突破，原因是在中国加入WTO前后，出现了包括奇瑞、吉利等一批重视自主开发的新型企业。正如路风教授所说，以引进技术为初衷的合资道路实际上阻滞了中国汽车产业实现自主开发。

通过FDI获取新技术十分困难，通过被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取新技术也是如此。发达国家大公司构建全球价值链的目的包括：绕开关税保护、利用东道国的廉价劳动力、加快上市时间、缩短研发和产品生命周期等等。地缘政治因素对全球价值链布局的形成也具有重要影响。发达国家主导企业提高东道国技术水平的动机仅限于使东道国企业可以生产出合乎标准的产品。

不仅如此，发达国家的主导企业在行业中处于寡占地位，可以决定本行业的技术路线、产品规格和市场销售。与此同时，这些寡占巨头可以利用规模经济、无形投资、对供应商网络的控制、品牌效应、销售渠道和售后服务等手段建立强大的行业壁垒，使后来者难于进入相关行业，从而维持自己的高额利润。

新兴国家企业虽然可以选择进入或不进入、在什么环节上进入，但能否根据自己意愿加入全球价值链，一旦进入、能否保住已有地位，甚至向上、下游延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达国家主导企业的意愿。当然也要看到，被嵌入国际生产网络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如果通过在“干中学”，发展中国家企业变得强大起来，它们可能提高自己的地位，抢占原来属于主导企业的地盘，全球价值链的“长度”、“参与指数”等就会出现调整。但是，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沿给定全球价值链实现技术升级的余地是有限的。靠代工和国外品牌难以建起强大的高科技产业。

中国企业是否可以通过海外并购获得高技术呢？尽管有成功案例，总体来说，通过在发达国家的海外并购实现技术升级是一条荆棘之路。例如，2004年后在中国的机床制造行业兴起了海外并购热潮。但这些并购大多都以失败告终（中国机床之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曾兴起一股海外并购的高潮。但结果也很不理想。目前，在美国对中国全面围堵的情况下，通过海外并购获得新技术的道路就更是行不通了。

中国在自主创新领域的进展不尽如人意，比较重要的原因包括：第一，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由于体制和激励机制缘故，普遍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和能力。第二，得不到必要的资金支持。项目启动后，得不到必要的长期贷款支持。勇于创新的企业只能靠借短贷支持长期研发，债台高筑。不仅如此，一旦中国企业研发获得突破，外国企业就大幅度降价，使在研发过程中投入大量资金的中国企业血本无归。这样，创新企业容易因债务问题而破产。第三，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充分，不足以支持企业创新。第四，由于地方主义等原因，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仍不够充分。

由于创新活动一定会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极大风险，市场机制不足以支持企业的创新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就必须发挥应有作用，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前和爆发之初，中国各界对于是否应该制定产业政策争论不休。不少人甚至认为，“中国制造2025”是导致中美贸易战的重要原因。事实上，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有自己的产业政策，都在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扶植支柱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在美国，尽管大公司一直是研发的主力和资金的主要提供者，美国政府在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扶植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计划，拜登宣布在未来四年投资7000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量子计算、人工智能、5G、高铁、癌症治疗。其中3000亿美元用于研发。

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两年后的今天，对于应不应该有产业政策大概已无争议。但是，我们确实需要根据外国和我们自己在产业政策上的成败经验深入讨论如何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的问题。中国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这一基本现实就决定了：一方面，在产业发展、产品开发等方面，政府不应过多干预；另一方面，在高风险、暂时无回报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上，政府需要发挥重要作用。

政府和学界专家的普遍共识是：应保留“功能性”（“横向”）产业政策而放弃“纵向”产业政策（挑选支持对象的具体产业）。实施产业政策有两个重要政策工具，一个是以市场准入投资项目和生产资质等为对象的限制性审批。另一个工具就是政府新兴产业的认定（陈新泰：中国二十年产业政策的得与失，“中国经济与国际合作年会暨新巴山轮会议·2016”演讲）。限制性审批的初衷是防止重复建设、浪费资源。但根据过去的经验，这种审批可能妨碍新兴产业的发展。而“认定新兴产业”则是执行产业政策的世界通行做法。

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目标。中央点名的产业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航空航天、海洋装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既然认定了哪些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就必须制定支持这些产业的政策，而产业政策也就不可能仅仅是功能性的了。

关键是在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必须防止腐败和寻租行为；防止政策被地方、部门和企业利益集团所俘获；避免因政出多门、条块分割、政策方案不具有可操作性等问题。例如，通过申报获得产业政策支持的重大项目申报制度亟待改进：申报者没有机会成本、审查者没有必要的专业水平和激励机制。此外，也必须解决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不透明，没有真正做到最大限度集思广义等问题。如何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是有许多国内外经验可以参考的。中国政府应该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完善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指导规则。

政府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呢？一是政府为研发提供资金。研发投资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过去10年中，美国半导体产业的研发投资是3120亿美元，是全球其他国家在半导体产业投资的两倍。在2018年美国在半导体产业的研发投资是390亿美元。研发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开发研究和实验。美国政府为研发注入的资金大致占所有研发资金的四分之一左右。2020年12月12日，欧盟17国电信部长签署声明，宣布在未来两三年内投入1450亿欧元用于研发先进处理器和其他半导体技术。

二是很多国家通过建立技术创新中心（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来跨越研发和应用之间的鸿沟。建立研究共性技术应用的研究院和高新技术开发区是执行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但滥建“高新区”的势头必须抑制，对已建“高新区”应该加以整顿。

三是中央政府必须加强各个政府部门的协调。许多国家重大项目是需要用举国之力才能完成的。没有最高层的统一领导和协调，项目攻关很难形成合力。由于美国的封锁和打压，我们原来基于国际合作的一些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大项目遭遇了严重困难。这些困难的解决是需要通过各部委的协调来解决的。但是，由于条块分割，我们并未拿出可操作的解决办法。议而不决、不议不决，队伍就散掉了。

四是加紧创新人才的培养。正如潘云鹤教授所说的，高科技产业的在创新上存在抢占制高点和发现制高点的不同技术路线。沿已有路径，做精（如芯片从22纳米做到14纳米再做到3纳米)？还是另辟蹊径？但要抢占制高点和发现制高点，特别是后者，必须从基础教育、基础研究、探索精神的培养做起。我们的教育和科研体系改革必须进一步深化，否则将难以满足中国自主创新的需求。

五是中国自主创新的另一个重要障碍是缺少“大国工匠”。中国必须大力发展中等技术教育。提供中等技术教育应该主要由国家承担。

六是在不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通过政府采购和其他财政和金融手段对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提供支持。

新兴产业必然是高风险产业，政府应该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改革，尽早建立完善的止损和风险分担机制，鼓励私人资本参与风险投资。

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到了“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企业创新能力”、“举国体制”、“知识产权”等诸多概念。显然，在高技术竞争领域，核心概念是自主创新，而其他概念则是实行自主创新的必要条件。“国内循环为主体”的提出，显示中国在赶超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道路上已经超越以“引进”为主的阶段，正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疾行。

四、防止未来掉入债务陷阱

第四，长期执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资源跨境、跨时的错配，如不及时纠正中国可能在未来掉入债务陷阱

由于在发展加工贸易的同时，我们实行了非常优惠的FDI政策，大量的FDI流入中国。如前所述，加工贸易本身一定导致贸易顺差。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一般贸易保持逆差，但由于加工贸易在贸易中所占比重很高，除1993年外中国按年度都是贸易顺差。于此同时，直到2014年，由于FDI的流入，中国保持资本项目顺差（现在叫非储备性资本和金融项目）。

双顺差的急剧增加导致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在中国目前的制度安排和外部环境下，外汇储备的增加，一般情况下意味增持美国国库券FDI是中国海外负债，FDI增加意味着资本输入，在中国的海外投资头寸表上，资产方主要是外汇储备，负债方主要是FDI累积存量。如果说，在特定条件下、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直到20世纪90年代，双顺差有其合理性，在21世纪初，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数千亿美元之后，依然维持双顺差就没有什么合理性了。关于导致“双顺差”的原因，我过去做过很多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在一定意义上，“双顺差”是以加工贸易和FDI为特征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结果。而“双顺差”所代表的资源跨境、跨时错配随着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变得越来越严重。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作为净国际债权国，中国却维持投资收入逆差。问题出在哪里呢？

图5中绿线代表国际大循环中美元的流动方向。假设美国从中国进口5美元，也相当于中国对美国出口5美元。中国出口了5美元之后，拿其中3美元进口，用于国内生产。

与此同时，我们还引入了从美国资本市场筹集的1美元的FDI。理论上，FDI带来的美元首先进入中国外汇市场换成人民币，导致外汇储备增加1美元。由于这1美元要用于购买进口原材料、中间产品和资本品，所以进口总额是4美元，其中3美元是通过出口创汇挣来的，1美元来自FDI。

最终进入外汇市场后转化为外汇储备的外汇是2美元。其中1美元来自贸易顺差，是中国“挣来的”，另外1美元（FDI）是中国“借来的”。在正常情况下，既然中国有1美元贸易顺差，就不应该再引入1美元FDI，需要外汇的中国企业本来按道理是可以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借到1美元外汇。

外汇储备是对美国的投资（购买美国国债），对美国的资本输出。中国对美国输出了2美元（买美国国债），美国对中国输出1美元（FDI）。在存在1美元贸易顺差的情况下，美国以FDI形式“借”给中国的1美元可以理解为是中国自己的钱。中国向美国资本市场注入2美元，美国向中国资本市场注入1美元。美国资本市场代替中国资本市场为中国进行了资源配置：中国企业不是从中国资本市场，而是从美国资本市场取得了所需要的资金。

中国的投资者不是在中国资本市场，而是在美国资本市场找到所需要的资产。中国FDI的主要来源地是港澳和国际避税天堂，说明相当一部分FDI是所谓“返程资本流入”（round-tripping capital inflows）；一些中国企业家之所以引入FDI并非中国缺乏资金，而是因为他们无法从中国资本市场上融到资。

大循环可以分解为两个小循环，一个循环是：中国贸易顺差产生的外汇（由于央行要维持汇率稳定）变成外汇储备的增加。中国通过贸易顺差所“挣来的”美元，经美国的资本市场又回到美国居民手中，后者则再用中国还给他们的拮据（美元）用于购买中国生产的消费品和投资品。另一个循环是资金在美国和中国资本市场之间的循环：美国投资者从美国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用于购买中国企业股权（图中并未画出这个流动过程）；在存在贸易顺差和中国货币当局执行货币维稳政策的情况下，这笔资金通过中国货币当局购买美国国库券的方式回流到美国资本市场。

双顺差下的国际循环的两个子循环可以称为：美国生产美元中国生产商品的循环；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和美国取得中国企业股权的循环（图6）。这样，一方面，中国不断积累美国国债，资产的存量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中国的债务（FDI）也在不断积累增加。中国购买美国国库券和美国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收益差，就是中国投资收入的净流出。

国际大循环的特点决定了双顺差的存在和持续增加。而这种特定的循环形式决定了中国海外资产的特定结构。2019年3月为止，中国的海外资产为7.4万亿美元，这主要是购买美国国库券的外汇储备形成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形式的资产，如中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中国的负债是5.4万亿美元，主要是FDI（还有其他国家在中国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中国的海外净资产是2万亿美元。

中国拥有2万亿美元净资产，相应的收益是多少呢？你在银行存了2万亿美元，肯定要取得利息。如果在银行利息率是1％，你会预期每年利息大概至少有1000亿美元到2000亿美元的投资收入，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在最近十几年，中国的投资收入除个别年份基本上是负的（图7）。出现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很简单：由于中国海外资产主要是中央银行作为外汇储备所购买的美国国库券，而国库券的收益率极低；另一方面中国的负债主要是FDI，负债的成本比资产的收益率要高得多。

图7 中国投资收入长期为负。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http://www.safe.gov.cn/

跨境、跨时错配问题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影响。以日本为例，2005年后日本投资收入顺差大于贸易顺差；2011年到2019年（除2016年、2017年外）是贸易逆差。靠投资收入维持经常项目顺差；投资收入始终是正，而且越来越大。日本国际收支结构一定程度保证了老龄化的日本可以“食利”，而不是付息。

一个国家随着人口老化，不可能维持很高的贸易顺差，贸易顺差会转成贸易逆差。随着人口的老化，中国出现贸易逆差可能会变成常态。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投资收入不转变成顺差，不大于贸易逆差，那中国就可能成为一个债务国。如果中国不改变拥有庞大海外净资产但投资收入为负这种状况，老龄化之后，还要付息而不能“食利”，中国经济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今后，即便中国不再继续保持双顺差，中国也必须花大力气，改善中国的国际投资头寸结构，变投资收入逆差为顺差。

第五，中国必须调整发展战略的另一个原因是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想把中国从高科技产业链条当中踢出去，就增加了中国调整的紧迫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有很多讨论，这里也不再赘述。

另一方面中国非常幸运，因为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只有以国内市场为依托，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正确的经济政策组合，改善和加强国内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国就能在困难的外部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只要我们能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思想指导下，加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调整，即便面对持续恶化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仍可以在相当时间内维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最终逼近或者赶上美国，实现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梦想。　　

（本文原为上、下两篇，分别发表于《财经》2020年12月29日与2021年1月7日。本次公号整合发布。本文写作过程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许多研究人员的帮助。在此要特别向东艳及其团队、肖立晟、徐奇渊、杨盼盼和杨博涵表示感谢。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