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只要我不要钱、少要钱，世界就是我们的

作者：徐悦邦  来源：正和岛

导读：“只要我不要钱、少要钱，世界就是我们的；如果我要钱、多要钱，世界就缩到我家了。”为什么任正非的股权少？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华为股权只归9万多名劳动者所有，倒逼着每位股东只能长期奋斗，奋斗不动了就心甘情愿地交棒给新的奋斗者。任正非在把利益分享出去的同时，也把风险分散给了9万多位员工股东，大家只能在华为这条船上齐头并进，拼命划船。

过去几年，哪家中国企业最牵动人心？

毫无悬念，正是华为。

美国的步步紧逼、层层加码，让华为这家公司和创始人任正非的关注度、荣誉持续达到顶峰。

各种各样的赞誉也纷至沓来：最伟大的企业家没有之一、民族英雄、时代伟人。

而这却一度让任正非很困扰，就连出门喝杯咖啡，某天肉吃多了、想多吃点蔬菜，也会被人借题发挥说他艰苦朴素、多么伟大。

“是，我很尾大，我是那个大尾巴松鼠。”任正非终于忍不住了。

在众人把这位77岁的老人簇拥推上神坛时，他很清醒，使劲把自己往下拽：

“狗熊。我根本就不是什么英雄。我从来都不想当英雄。”

在华为，任正非最痛恨的从来就是个人英雄主义：

“鼓掌太多，容易造成个人迷信”“在华为没有人不犯错，没有谁能称神”。

我们欣赏任正非，不是因为他伟大，而是他清醒。

01

“土民”任正非，

被华为精英们抬成一个体面小老头

老辣的任正非，也有过年少轻狂的岁月。曾经的他，崇拜大力神、项羽，老觉得自己“聪明能干”，满脑子英雄主义。

有一次，这个默默无闻的愣头青，竟然受到国家表彰。原来是任正非用数学方法推导出一个仪器，中国第一台空气压力天平。

一夜间，满报纸宣传这位“先进代表”。任正非甚至因此当上全国人大代表，连他自己都不谦虚地说：“那时我在中国是顶级红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都占，不进第三梯队才怪。”

这一来二去，人就飘了，“年轻气盛，就不知道天高地厚，提出了更高更难以实现的目标”。

为了证明自己还能更厉害，任正非一头扎进研究里，搞的东西越来越天马行空，不仅跟部队无关，一连折腾好几年连影子都看不着。为此被领导训斥过好几回。

最后，人到中年的任正非倒霉地被裁了军，失业在家一事无成。好不容易又到了深圳一家国企当副总经理，但一出手就被骗走200万，连累一家几口住进了简陋的小窝棚房。妻子不堪忍受，提出离婚。

为了省钱还债，任正非的父母都挑晚上出门买菜，这才能买到便宜的死鱼死虾和挑剩下的青菜。那时任正非家每次好不容易煮个鸡汤，都得先把鸡肉啃了，再把骨头拿回去炖一次汤。

那一年，任正非44岁了，穷愁潦倒、身拖病恙，只剩一对儿女跟6个投奔他的兄弟姐妹。怎么看，人生都已经没有多少选择。创办华为，确属走投无路。

经此一劫，任正非大彻大悟，懂得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局限，说自己领悟到“个人才是历史长河中最渺小的”这一真谛。

他开始清醒：

“一个人不管如何努力，永远也赶不上时代的步伐。只有组织起数十人、数百人、数千人一同奋斗，你站在这上面，才摸得到时代的脚。”

在体验过一把过山车式人生后，任正非不再想着自己出风头，而是笼络各路英雄人马，自己只做好一件事——捣糨糊。

“我就提了一桶糨糊，倒在华为身上，把十几万人黏结在一块儿，朝着一个方向拼命努力。”

这就是任正非对华为的终极价值。

1. 分赃哲学：“分银子、分位子、分面子”

谁都知道，任正非最拿手的是激昂人性，他明了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常识：

人活着要吃饭，也要有成就感，同时还要有那么一丁点的理想主义。

而任正非最擅长的正是“分赃”，他相信“员工不爱钱，不是好员工”“钱给多了，不是人才也变人才”。

华为不少老员工回忆，早年他们最深刻的记忆是薪水涨得飞快，有人年初刚进公司时月薪560元，年底加到了7600元；还有人一年涨了12次工资。

20多年前，任正非自己还在租房住，一家人蜗居在30多平米的狭小房子里。任正非每天还得步行4公里上班，夏天一到全身湿透，每天都穿着皱巴巴的衣服上班。

但为了留住某个人才，任正非一开口就是“送你一套房子”，并且没多久就把房钥匙给了这个人，虽然最后他还是辞职了。连任正非的弟弟都忍不住向他母亲“告状”，“落后的员工都有自己的房子住，哥哥这么先进却没有房子”。

所以一位华为高管概括说：“我们要一碗米，老板不是给你一斗米，而是给你十斗米；你准备好接受一顿大餐，他给你十根金条。”

除了分好银子，任正非还有两大创造：分位子、分面子。

任正非深知“权力是最好的春药”，所以第二件事就是降低华为内部权力的稀缺性。

20多年前，许多华为员工给人递上名片，上面都赫然写着：华为公司副总裁、华为公司某某部门副总裁。有人一年拿到的华为副总裁头衔的名片就有几十个，搞得人晕头转向。

于是就有人架不住好奇，向华为内部的管理者打探，公司到底有多少人有副总裁头衔？一些人说：“不清楚，应该有上千人吧。”甚至还有人说最少都有四五千人。

此外，华为还有各种名称奇葩、巧立名目的奖项，比如什么“市场部集体大辞职奖”“待到山花烂漫时奖”“大锅饭奖”“烂飞机奖”“从零起飞奖”。

华为到底有多少奖？据内部人士说，至少有80%的人获过奖。参加过华为颁奖活动的人说，奖项从早上发到晚上都发不完，发奖发到头晕，拿奖拿到手酸，鼓掌鼓到手痛。

任正非却很自豪：“把光荣的大红花让给别人，有什么不好呢？”

这一套“迷魂术”，任谁来了都得乖乖受用、被捧得飘飘欲仙，就连外籍员工都被灌得醺醺然。许多华为外籍员工，一上来的自我介绍都是，“你好，我是华为的金牌奖得主”“我是华为的‘明日之星’”。

这正是任正非的清醒之处，巧妙地把员工对于财富、权力和成就感的贪婪，恰当地转化为面向客户创造价值。

“人们跟随任总，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自己。老板厉害的地方就是让多数华为人都觉得在华为工作，就是在为自己奋斗。”

2. “暴君”任正非？那只是表象

一说起任正非的脾气，很多人立马会说他脾气很臭、动辄大骂别人，是个“暴君”。

还有传闻，当年因为使用华为手机时频繁死机，气得任正非当场把手机摔在负责手机业务的余承东脸上。

但其实任正非虽然有时骂部下骂得很凶，而且经常当着一群人面前就开骂，搞得场面很难堪。其实过了半天，他又会给这个人打电话谈工作，语气很柔和。

他批评人向来是就事论事，一是不一棍子打死，二是在最短时间内给对方台阶下。

“老板批人的风格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霹雳手段、菩萨心肠。”

任正非还有一个特长，夸人从不吝啬词汇，有时还有点夸张。有人回忆，华为创办初期，每到晚上10点，任正非经常会穿个大裤衩，趿拉着拖鞋走进研发办公室，要么给每人桌上放上汉堡可乐，要么请大家出去吃夜宵。

更常出现的场面则是，把大家吆喝到一起吹牛，那时他经常表扬那些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工程师，“你们好伟大啊！你们今天做的事情比贝尔实验室还要伟大”。

有人讲，老板夸得大家热血沸腾，讲完后他自己回家去了，大家干劲满满接着加班，经常熬到大半夜甚至天亮，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以上。

3. 9万多股东员工，被任正非绑架到一条船上

华为的股权结构，全世界都罕见。任正非把接近99%的股权都给了9万多名员工。

这位77岁的创始人，做牛做马34年，只有着1.14%的华为股份，财富还不到马云的5%。

看似伟大无私，实则背后是很清醒、很现实的考量。

有华为高管曾建议任正非：“老板你应该将股权比重提高到10%-15%，这样就有了法理层面的实际控制权，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累了，成天花很多心思搞平衡。”

任正非却回他：“你以为你愿意其他人都愿意？假设我要替自己着想，我当然应该支持股东拿多一点，因为我是最大股东，但是你们也不傻，你们还会去拉车吗？”

“只要我不要钱、少要钱，世界就是我们的；如果我要钱、多要钱，世界就缩到我家了。”

为什么任正非的股权少？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华为股权只归9万多名劳动者所有，倒逼着每位股东只能长期奋斗，奋斗不动了就心甘情愿地交棒给新的奋斗者。

任正非在把利益分享出去的同时，也把风险分散给了9万多位员工股东，大家只能在华为这条船上齐头并进，拼命划船。哪天船要是沉了，大家也就一起“完蛋”。

所以回顾创业历程，这个老头反而得意：

“我知识底蕴不够，也并不够聪明，但我容得了优秀的员工与我一起工作。他们出类拔萃，夹着我前进，我又没有什么退路，不得不被绑着，驾着往前走，不小心就让他们抬到了峨眉山顶。”

“这些年，进步最大的是我，从一个土民，被精英们抬成了一个体面的小老头。”

这并非任正非自谦。而是他清楚，只有越多人帮他，华为才能离理想越近。

正得益于过去捣出了一手“好糨糊”，34年时间把华为做成近20万人的世界级企业，任正非现在才能一会看看电视剧，一会逛逛深圳公园，一会到各所大学参观访问，一会写写文章发表到心声社区。

有人问他：“你怎么能一天到晚游手好闲？”

任正非底气十足，我就是管长江堤坝的：

“长江不发洪水就没有我的事，长江发洪水不太大也没有我的事。我们都不愿意有大洪水，但即便发了大洪水，我们早就有预防大洪水的方案，也没有我的事。

我们不是靠人来领导公司，我们用规则的确定性来对付结果的不确定。我就像泥菩萨在庙里，有它也没有大用处。”

02

华为受苦受难？

只能说“任正非，活该”

“这是在吹牛。”也有人会说，任正非哪有这么神乎其神？明明他就犯过不少大错误。

“要不是他糊涂，华为今天绝不会过得这么苦。”

就连华为一位前高管都评价说，华为的30多年，是苦难的30多年，虽然的确和外部环境有很大关系，但许多困难也是老板自找的。

最让大家感到不痛快的是，非要放着容易挣的钱不挣，让别人去挣，自己一条道走到黑。多傻啊。

2000年前后，华为曾一度出现负增长，是创立以来唯一一次。那时任正非常常在夜半被噩梦惊醒：每月要发3亿多的薪水，万一有天发不出了，怎么办？

就在任正非苦恼时，老天给他扔下了两块“馅饼”：一块是房地产，一块是小灵通，都是轻松赚取百亿利润的好机会：

那时，深圳房地产市场肥得流油，市政府也正好在华为周边建华为新城，华为完全可以顺便要点地盖房子，有部下曾建议：“反正咱们现在这么有钱，要不顺便投点钱去做房地产啊？轻轻松松就能赚个100亿。”

甚至当任正非到某省考察时，省领导也在会谈时直白地表示：“任总，我们非常欢迎华为来投资，不过制造业赚钱不容易，我们在黄金地段补贴你们一块地，你们可以开发点房地产嘛。”

而小灵通同样也是个躺着赚钱的机会。那时，华为只需要投入2000万元、几十位开发人员，就可以带来上百亿的销售额。

面对这几乎白送上门的钱，任正非却不吭声，急得底下干部团团转，一次又一次地向老板上书。

任正非也急了，把手拍在桌子上怒吼：“华为是绝不可能做房地产的，谁以后再提这个事儿，谁就下岗。”

至于小灵通，任正非则以“可能会赚很多钱，但没有前景”为由，用极武断的方式勒令已经开始的小灵通项目立即下马。

很快，任正非就为此付出了代价，现实给了他狠狠的一巴掌：前前后后投入几十亿的3G，颗粒无收。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些主管对任正非描述的未来愿景是怀疑的，背后讥讽他“打肿脸充胖子”。

2002年配股时，当时一位常务副总裁听说需要贷款来购买华为新股，果断放弃：“我在公司的股票要是价值一两千万，一旦公司出事，我哪儿有能耐承担？这辈子就完了。”

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在另一边，思科也同步发起了对华为的诉讼，其亚太区主管扬言“要让华为倾家荡产”。

一时间，华为员工流失率居高不下，离职成了正常现象，不离职反倒显得不正常。有很多人已经“精神离职”：身还在，心已远。

华为内部也不断有高层写信给任正非，驳斥他“你这个决策错了，会葬送华为的”。后来任正非回忆，他当时内心只剩下一种感受——害怕。

“那几年，我是度日如年，看到别人赚大钱，我们不赚钱；看到我们比别人的困难多。外面大量文章都是讽刺挖苦我们的。万一我真的错了怎么办？”

身边的人回忆，当时，任正非有次到南非出差，参观完先民纪念馆出来，接了一个电话后，他触景生情，在纪念馆前的小广场上，失声痛哭了近两个小时。

但即便半只脚已经踏在悬崖边上，任正非依旧把“赚快钱”的口子捂得死死的：

“挣完大钱，就不会再想挣小钱了。华为要爬行着赚小钱。”

不是太糊涂，恰恰是清醒得太早。

就连今天美国想“逼死”华为，也是这位执拗的老人当年“一手造成”的：

早在2003年，任正非就预判，华为干得这么好，迟早有一天会被美国打压，到那天华为大概率还是干不过美国。

向来善于妥协的任正非，早早就举起“投降”的白旗：100亿美元把华为卖给摩托罗拉。

当时，合同都签完了，手续也办完了，这个老头都已经穿上花衣服，和老外在沙滩上尽兴地比赛跑步、打乒乓球，热烈庆祝甩掉华为。

任正非甚至都设想好，接下来的美梦该怎么做：把中国大大小小的拖拉机厂全都收购了，做成世界上最大的拖拉机王国；或者在四川、西藏、云南交界的一个三角地带，建一个旅游区，像瑞士一样开发爬山火车。

可惜美梦最终破碎，摩托罗拉新董事长走马上任，嫌华为太贵否决了收购。

回来后讨论还卖不卖？大家坚决说不卖了。左右思量，任正非最终也一咬牙，干脆一条道走到黑，“一心一意走信息产业这条路不动摇了”。

“我个人性格是窄窄的，所以让我们公司前面的道路也窄窄的，千万不要做房地产，千万不要做赚钱的东西，我们做世界上最难的、最不赚钱的东西，因为人们不愿意做。”

所以华为的命运，早就注定好了。

然而，任正非接下来打起的算盘，却让许多人直接傻眼了，不愿意赚快钱也就罢了，他竟然开始准备“不要钱”了。

“我们要钱干什么？高价时挣太多钱干什么？分给员工大家又会变懒。”

那干些什么好呢？往基础研究这个“无底洞”里砸，“我们现在把钱送给科学家，支持他的项目”。

故事的结局大家也都知道了。

砸着砸着，华为就砸成了世界上基础研究投入最“浮躁”的公司：

每年收入的20%-30%必须投到基础研究中，“低了，是有人要被砍头的”。截至2019年底，华为前后投入到研发的真金白银，居然超过6000亿元，位居全球研发投入第5位。

砸得太多、太狠，以至于华为一不小心砸成了“世界上最穷的高科技公司”：

任正非规定，华为不能赚太多钱，“利润太多说明战略投入不够”。所以华为年净利润率基本保持在8%上下。2019年上半年曾不小心赚多了，这个数字偏差到8.7%，被任正非一再批评，常务董事会甚至因此写了书面检讨。

所以每年在华为都会出现一个奇特景象：年初“养猪”，十几万人齐心协力把“猪”养肥，到年底利润几乎全被分光，公司又变回一头“瘦猪”。

但也有内部员工批评，华为“砸钱”就像在做善事，动辄五六倍工资也就算了，砸的科学家竟然有许多都不在华为编制里，资助出来的研究成果居然还都归科学家所有，华为想用还得跟他们购买。

对此，任正非反倒洋洋得意：

“我们向全世界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撒胡椒面’，对这些钱我们没有投资回报的概念。

我们支持科学家的创新，对科学家不要求追求成功，失败也是成功，因为他们把人才培养出来了。”

但就是这么砸着砸着，某天这些科学家中突然有人告诉华为：“我们把2G到3G的算法突破了”，华为一夜间领先世界。

包括5G，也正是源自10多年前一位土耳其教授的一篇数学论文，被华为发现了，一步步投入数千人去研究，才有华为5G的今天。

正是这么耐了20、30年的寂寞，放着容易的钱不赚，非要一条道走到黑，走不出来就死定了，走出来了才有华为今天的一片光明。

“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傻、执着。”任正非自己都忍不住承认，在家里他的太太、女儿经常数落他，说他这个笨得要死、那个笨得要死。

但转头他又很自豪：

“我这一生有很多短板。但去你的，我不管了。我只做长我这块板，让我再拼一块别人的长板，拼起来不就是一个高桶了。”

03

“今生今世不准做老师”

钱砸多了，任正非也慢慢砸出一些“体会”，他说：

“有时候，我们跟外国人说，你把这个高科技卖给我们吧。但把东西买回来，把蛋打开一看：发现这个蛋是中国蛋。

这是我们中国鸡跑到美国生了一个蛋，然后卖给我们的中国蛋。我们还交了关税，还要高价买回来。”

所以单单用钱砸人砸物，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为什么不能让自家的鸡，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生蛋呢？”或者，干脆自己培养出更多“小鸡”呢？

所以，出路只有一条，正是任正非此前无数次呼唤的：

基础教育。

在任正非的办公室门后，一般张贴着他长期关注的问题，有时是华为事业部运行模型图，有时是华为内刊，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一直贴在上面，标题是《云南10万代课教师的最后一道“证明题”》。

这位固执的老人还曾自掏腰包，请中央党校的专家做中国农村9年义务教育的状况调查，因为他认为“中央党校有权威性”，受到国家关注的可能性更高一点。

任正非对教育的执拗，或许也跟他出生在一个教师之家有关。

任正非的父母都是乡村教师，母亲是小学校长，父亲是中学校长，在贵州一个偏远贫困的少数民族山区任教，心甘情愿地为乡村贡献了自己一辈子的力量。

但躬身乡村教育一生的任正非父母，却始终与贫穷相伴。饥饿是任正非年少最深的记忆：每天都饥肠辘辘，最大的愿望就是吃上一个白面馒头。家里两三人合盖一床被子，被单下面是稻草。经常还要靠借钱维生。

尽管日子难挨，任正非父母还是想尽办法，坚持让7个孩子都上学读书。

任正非小时候念书，成绩差。父亲教诲他：“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

每次放学，母亲都牵着任正非的手，告诉他哪些同学成绩好、如何好。

“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当时母亲是在炼钢，恨铁不成钢，当初麻木到一点都不明白，傻乎乎地度过了人生。”

然而，把教育当作一生头等大事的任正非父母，却又千叮咛万嘱咐：

“你做啥，我们都不管，但是今生今世不准做老师。”

担心孩子跟自己遭受同样的苦，这竟成了两位乡村教师躬身教育一辈子所得到的最刻骨铭心的体会。

60多年过去了，在今天的中国乡村里，依旧生存着千千万万个“任正非父母”式的乡村教师。

眼见此情此景，任正非才会忧从中来：

“教师待遇低，孩子们看见知识多也挣不到多少钱，所以也不怎么想读书。”

“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没有老师这个社会怎么办？如果我们都不给花朵浇水的人一种事业心、使命感，少浇两次水，花枯萎了，我们不就少了一个乔布斯吗？”

“要用最优秀的人去培养更优秀的人。可我们这一代人，优秀的学生都去哪里了？做互联网去了，做金融去了，因为做什么都比老师强。”

面对这样的局面，任正非并不甘心：

2013年，北京一套四合院里，他请来了4位部级官员、1位院士、10位企业家、4位教授等。

受邀者来到现场，大都面面相觑、一头雾水，因为这是非常奇怪的组合，大家都不知道任正非攒的是什么局，但找来这么多重要的人，想必是为了一件大事。

然而开会后，任正非开始说，今天请大家来，就是为了一件事，请朋友们来帮忙想校训。

原来是任正非母校都匀一中的现任校长，希望他能给学校捐点款。要是按一般人的想法，那就直接捐钱吧。

但任正非非要问清楚学校的校训是什么，非得跟校长说：“如果你不把校训搞清楚，不讲清楚为什么要办学校？怎么样办学校？办成什么样的学校？你不说清楚这个事，那我不能给你钱。”

“你要说不清楚，我来帮你说清楚，我找朋友来帮你说清楚，然后你们都认可，就按这样做，我就支持你。”

这才有了这样一场“小题大做”的局。

然而，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负担起一个民族素质提升的责任来，任正非做好自己的华为就行了，没何必操这份“闲心”。

任正非自己也承认：“我们只是微薄力量，我们做不起作用，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没有党和国家这么大的力量，办不好教育。”

但转瞬，他又为自己辩解：“我就希望我们国家繁荣富强，希望国家能实现自己国家的梦想。”

这个源头只能在教育。

所以这位老人就是放心不下，总是忍不住一遍遍地宣说自己的教育理念，期盼有人能一同入局：

“现在农村有些种田能手、养猪状元，很可能是爱因斯坦胚子，如果他们过去有机会受到系统教育，也许就能成为精英、天才。”

“如果国家每年给边远地区一些经费，让穷孩子每天能吃上二两肉，也许比修些大房子强，房子总会旧的，孩子总会成为博士的，而且他们会更忠于祖国。”

“农村教育就是给教师涨钱，涨了钱以后大家都想去做小学教师，小学教师好，何苦要去大城市呢？如果到贵州的教师工资比上海更高，贵州还会是落后地区吗？”

“这些年，我们国家经济上发展速度过快，有很多泡沫机会，P2P、互联网、金融、房地产、山寨商品，等等泡沫。大家都忙着在泡沫里面多赚点钱，使得人们的学术思想也泡沫化了，可能在做学问的问题上，就有点惰怠了，有点儿跟不上时代。

但一个基础理论形成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果大家都不认真去做理论，都去喊口号，几十年以后我们不会更加强大。”

任正非关于教育的所有期待，无非就是“在一片喧嚣中，摆上几张安静的书桌”。

中国不乏优秀的公司、不乏顶级的企业家，但像任正非这样在一个理上较劲，而且一旦较上劲就倾其所有把这件事搞定做透的“傻人”“轴人”，还是太少了。

04

假如任正非没有理想

那么，他将不会有过去的那么多痛苦。

身边有朋友曾劝过任正非，“你要是想过舒坦日子，就像很多人一样，让华为上市，套一大笔钱，管它将来公司是好还是坏呢”。

但转瞬就连劝解他的人，反倒自己都叹气：“唉，但你又不是这样的人。”

听完老朋友的话，任正非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安慰他：“有很多钱还不是天天喝茶吗？我现在不就在天天喝茶嘛。”

在创业的前20年，任正非几乎每天都工作十六七小时，近些年，这位70多岁的老人，每年还要在空中飞行上百次。

他也并非像大家想的不怎么学习，差不多有50多年，任正非每天晚上都学习到将近1点，第二天8点雷打不动就到公司批改文件。

人生一心都扑在华为上，以至于太太都埋冤他：“你没有朋友，也没有爱好。你到底爱什么？”

他居然回答：“我爱文件。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改文件。”

做什么都一根筋的性格，让过去30多年里，只有痛苦始终对任正非“不离不弃”。

这个77岁的老男人，也有委屈、也有忍不住为自己伸张的时候：

“如果我是一家上市公司，不会去贫穷、战争的地方做生意，不会在有疟疾的地方做生意，也不会在喜马拉雅山这样的高山上做生意。这能赚到什么钱？赚不到钱。”

“我个人的利益并不那么重要。如果我把钱看得很重，为什么我的股票只有这么一点？我把钱看得不重，把理想看得很重，总要为人类做一点贡献。”

如果任正非没有理想，他的人生是不是会好过一些？

至少，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可以弥补，不会只能在回首时喟然叹息：

“爸爸妈妈，千声万声呼唤你们，千声万声唤不回。”

他也就不会为了生存、为了活下来，长年累月到国外出差，以至于每次回家都一次次地拒绝了孩子们想亲近他、和他玩游戏的请求；也不至于在太太数落他“女儿小时候想买个陀螺，你没给买”时，只能黯然地说：“现在可以买了。女儿已经不要了。”

也或许，任正非就能不再像只“乌龟”一样，为了逃离大家对他的过分关注，只能蜷缩在家里，他就能实现自己的心愿：“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无人注意的咖啡馆里喝咖啡。”就能做一个普通的老人，追追热门电视剧，逛逛街，睡觉前刷刷抖音。

就连任正非自己，也曾设想过重来一遍的人生：

“如果重新来一次，要跟着我老婆去种地、做长工，一到周末她就去种地，我跟着去，就是坐在那里玩。不会再创办华为。”

但偏偏任正非就走上了这条崎岖的不归路，偏偏他又是个从来都放不下理想的倔人：“我当初这么做就没想过要走回头路，我们要的是理想，是胜利。”

今天，“任正非”这3个字之所以赢得这么多的尊重，华为之所以做到今天的市场地位，跟任正非的这些理念、这些特质是分不开的。

几年前，任正非曾对他的太太说，自己累了，想退休了。

但得到的回应却是：

“你别说那个话，我根本不相信你会退休，你不干到走不动，你就不会退出舞台的。”

并非倦鸟不知还，应该说，这或许就是任正非的人生归宿吧：“有的鸟来到世间，是为了做它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