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何会成为世界警察？美国为何积极组建联合国？

作者：山姆·莱博维奇2021-02-15来源：观察者网

山姆·莱博维奇 |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导读：美英两国必须做到在扮演世界警察角色的同时，还能够避免被贴上帝国主义标签。他们发现创建某种新型国际组织的确有其好处，按照罗斯福政府时期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的说法，联大只是“一个用来对那些小国表示慰藉的小礼物”。

【文/山姆·莱博维奇，翻译/观察者网 马力】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美国拥有全球军事霸权这一简单明了的事实也许从未有一刻进入过他们的脑海：那些部署在海外的军事基地和在海外发动的战争距离他们的日常生活过于遥远，而在军中服役的士兵们则与大多数美国人碎片化的社会生活几乎没有交集。

可是当人们偶尔想起美国军队时，他们对自己军队的评价还是相当高的。在历次问卷调查中，美国军队都展现了最受信赖的国家机构的形象。甚至在各政府部门经历各种开支削减之后，美国不断扩张的国防预算仍然保持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人们对美国政治充满抱怨和质疑，但他们对美国军队却是极为满意的。这支军队不但是全世界最为强大的，而且也是全世界最为昂贵的：美国的军事开支超过了排在后面10个国家的总和。

美国为何会成为世界警察？

历史学者史蒂芬·沃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在其2020年10月出版的《明日世界：美国全球霸权的诞生》（Tomorrow, the World: The Birth of U.S. Global Supremacy）一书中。对美国社会的上述心态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他在书中聚焦于二战时期最为关键的几年，为我们回顾了与战后世界秩序形成有关的一段极为重要甚至显得颇有些疯狂的历史。史蒂芬·沃特海姆在书中介绍了多位相互之间关系密切的政府决策者和学者为他们心中日益成形的“美国世纪”描绘蓝图的过程，读者可以从阅读这本书得出结论：那些美国决策者和学者们早在二战时期，就已经产生“美国应取得全球军事主导权”的想法了。

这对美国来说的确是一个很重大的历史转变——当纳粹德国1940年占领法国时，美国军队的规模仅仅名列全球第19位，甚至还不如当时的荷兰军队。在介绍美国决意以军事手段重塑世界秩序（为了达成此目的，美国甚至还发起成立了联合国，这是有些违反直觉的）的这段历史时，史蒂芬·沃特海姆对美国在上世纪40年代的外交政策，进行了颇有些“修正主义”色彩的解读，他的观点有助于我们以全新的视角审视当今的诸多国际问题。

《明日世界：美国全球霸权的诞生》一书为我们介绍了美国地缘政治专家们在世界秩序问题上的深入思考和不断演进的各种观点，并且很清晰地介绍了美国外交政策开始转变的时间和具体过程。围绕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演化发展这一主题，该书介绍的许多具体细节都会令读者感到耳目一新，甚至与人们所熟知的情况是完全相反的。

这本书重点介绍了法国于1940年6月被纳粹德国占领之后的一段历史，当时颇具影响力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已经在着手为纳粹德国占领整个欧洲之后美国的国家前途进行谋划了。这段历史的具体细节如下：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美国国务院撤销了负责战后战略规划的委员会，这时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开始走出来为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确定边界。最初，该协会的一些成员认为美国可能在欧洲陷落后龟缩在一个“四分之一个地球”大小的区域里面，即北至加拿大、南至拉丁美洲北部的一个便于军事防御的区域。但很快他们就意识到，美国的一切经济活动很可能被锁定在这一区域里面。当某个地缘政治集团实现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主导时，美国在全球的贸易活动将面临被切断的风险。他们担心，“四分之一个地球”对美国来说也许太小了，不利于美国人维持较为满意的生活水平。

因此，该协会的一些人士开始把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边界扩大到整个西半球（主要包括南北美洲、东太平洋、部分大西洋、部分北冰洋以及部分南极洲——观察者网注），但随后他们意识到这个范围还是有些局促，对美国来说不具有可持续性，这一地区无法做到在经济上独立运转。美国南部和拉美地区需要向外出口农产品，而美国北部地区需要出口工业制成品。因此，西半球这一势力范围无法为美国提供一个真正独立运转的经济基地，这样美国就无法与被纳粹德国主导的欧洲展开竞争；把太平洋地区也纳入进来的确可以为美国北部地区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找到市场，而且可以为美国提供黄麻纤维、橡胶和锡等资源，但是把太平洋地区纳入进来之后，为美国势力范围之内的农产品找到出口市场的压力就更大了；这样一来，把英国也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就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了，英国当时是全球一个主要的农产品进口国。

史蒂芬·沃特海姆在书中写道：“经过数月的研究，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战略规划专家们发现，如果纳粹德国能够在战后实现对欧洲的长期稳定占领，那么美国就必须把世界上其他几乎所有地区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才行”。就好像一个正处于发育期试穿不同尺码服装的孩子，美国也试着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规划了不同的边界，那些战略规划专家们最后发现，也许只有20世纪初形成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那样大的势力范围才能让美国感到舒适。

在外交政策层面上来说，美国战略规划专家们得出的上述结论实施起来其实很简单。时任《纽约时报》记者、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员汉森·鲍德温（Hanson Baldwin）曾这样总结道：“这要求美国实现对全世界的主导，而且要有大英帝国在旁边给予长期密切的配合”。

然而问题在于，美国民众并不会轻易接受这一外交政策：美国须与英国结为紧密联盟，美国须承受全球军事扩张所带来的成本，而且把全世界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是颇具帝国主义色彩的做法。当时一位参与外交政策讨论的人士指出：“就盎格鲁—美利坚人的性格来说，在这一外交政策上获得他们的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政府能够获得某个强有力的组织的支持”。

这其中的问题在于，美英两国必须做到在扮演世界警察角色的同时，还能够避免被贴上帝国主义标签。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战略规划专家们最初并没有把创建国际组织的方案纳入考虑，他们觉得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那样的组织其宗旨含混不清且过于理想化，并没有发挥很大作用。可是在1942年，也就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中的诸位专家被美国国务院纳入重新启动的战后战略规划机构的那一年，他们发现创建某种新型国际组织的确有其好处：他们意识到创建联合国这样一个国际组织，在说服美国公众接受美国外交政策转向这一问题上，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与此前的国际联盟不同，联合国能够通过由英、美、中、苏四大国（以及稍后加入的法国）所主导的安全理事会（Security Council）来集中行使“警察”权力。的确，联合国里面还有联合国大会（General Assembly）这一机构，不过按照罗斯福政府时期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的说法，联大只是“一个用来对那些小国表示慰藉的小礼物”。

在1943年1月举行的一场长达2小时的听证会上，萨姆纳·威尔斯向罗斯福总统保证，美国加入联合国并不会对这位总统塑造战后世界秩序的工作构成干扰，由四大国组成的安理会将在战后世界秩序中扮演关键决策者的角色（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四大国负责在联合国做出重大决策，罗斯福总统甚至认为并不需要为联合国设置一个永久性的总部，他认为联大可以一年召开一次，以便让那些小国发发牢骚）。

自那以后，组建联合国的工作进行得相对比较顺利，至少在策划发起成立联合国的那些战略家们看来是如此。1944年，在秘密召开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四大国敲定了新组建的联合国的一些具体细节。194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一场公开会议上，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加入了就成立联合国进行的对话。来自发展中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要求进行一系列重大改变：他们希望联合国能够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给予更多关注；他们对四大国否决权这一设置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还希望推动联合国就人权问题发表声明。

不过，四大国还是为自己保留了否决权，以避免旧金山会议上提出的对联合国宪章进行修改的各种方案获得通过。四大国的外交部长们在时任美国国务卿小爱德华·斯特蒂纽斯（Edward Stettinius Jr）的家里，召开了会议并就一些重要议题达成了共识。虽然四大国为了维护联合国“自由主义堡垒”的声誉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作出了妥协，但联合国这个新的国际组织绝不可能对大国维护自身地缘政治利益的单边行为造成干扰。如果美国想在某地部署军事力量，他可以把此事交予联合国通过并借此使自己的军事行动合法化，而联合国绝不会对美国的单边军事行动造成任何实质性阻碍。史蒂芬·沃特海姆在书中把这一安排戏称为“工具性国际主义”（instrumental internationalism）。甚至连美国国会中那些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对此也是欣然接受的，这一点并不奇怪。

不但在国会里，联合国在美国社会上也收获了广泛的支持。美国国务院特地为此策划了大规模公关行动（包括散发数百万份宣传册、举办数百场演讲会和记者会），目的就在于让美国公众相信，联合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最佳方案和终极希望所在。美国为实现成为世界警察的目标打造了一个势力均衡的新体系，而这个新体系被成功地包装成了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的胜利果实。

史蒂芬·沃特海姆在书中对联合国崛起过程的传统历史叙事，进行了令人颇感耳目一新的修正。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罗斯福总统1941年共同发表的《大西洋宪章》（the Atlantic Charter）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人们通常认为，《大西洋宪章》是美国为打造二战后以联合国和自由人权价值观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所迈出的第一步。然而史蒂芬·沃特海姆却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丘吉尔首相在起草宪章时曾提出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组织”，但罗斯福总统却坚持主张应该把这句话删掉，他认为“重建一个像国际联盟那样的组织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大西洋宪章》既不意味着威尔逊主义的复活，也没有为《世界人权宣言》奠定基础。史蒂芬·沃特海姆指出，《大西洋宪章》其实是美国战后战略规划的早期成果，是盎格鲁-美利坚时代到来前的序曲。

就这样，史蒂芬·沃特海姆推翻了人们对历史的一个错误认识——20世纪40年代是美国从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的转折点（a simple shift from isolationism to internationalism）。事实上，在那一时期，最为激烈的美国外交政策辩论并非在高尚的国际主义和保守的孤立主义两派之间展开，而是在各种不同版本的“国际主义”之间进行的。在二战期间，被摒弃的孤立主义的本质，其实是一种较为克制的国际主义，它主张扩大贸易、建立国际组织、制定国际法、限制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纠纷等等。当这种不带有干涉主义色彩的国际主义主张被打上“自私”、“闭关自守”和“孤立主义”的标签之后，那些认为美国应掌握军事霸权的人，便为自己的主张打上了“国际主义”的标签。这时联合国的价值便凸显出来了。自那以后，舆论风向便偏向了带有军事色彩的“国际主义”一边。你是愿意做一个“自私的孤立主义者”还是愿意做一个“关心世界事务的国际主义者”呢？

史蒂芬·沃特海姆这本书很显然对我们这个时代具有重要价值。在后冷战时代里，人类历史的发展道路已经被无休无止的战争、金融危机、地缘政治紧张关系以及当下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彻底劫持了。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强烈反对全球化进程，中间势力希望世界回到“自由国际主义”状态，而左翼进步派则希望美国能放弃帝国主义道路，我们今天的国际体系以及美国在这一体系中的角色正再一次面临重大变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排除美国推行一套全新的、能够获得新的政治联合势力支持的外交政策的可能性。

史蒂芬·沃特海姆的研究工作事关如何重塑美国今天所面临的这个时代，作为昆西治国理政研究院（the 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这家新成立的智库的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他的理念与该智库“推动美国外交政策从无休止战争向积极外交转型”（move foreign policy away from endless war and toward vigorous diplomacy）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昆西治国理政研究院由科赫基金会（Koch Foundation）和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执掌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共同出资成立，旨在“抓住一代人才有一次的机会把美国进步派和保守派中有相似立场的人汇聚在一起为美国外交政策指明一条理性、良善的道路”。《明日世界：美国全球霸权的诞生》一书所揭示的历史细节让我们意识到，美国社会所秉持的那种“作为送给全世界的礼物，军事霸权体现了美国无私的利他主义精神”的观念是多么荒谬。

了解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厘清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来龙去脉，而且还可以为我们制定新的外交政策提供思想线索；不过做到这两点还不够，我们还应当搞清楚，该如何让我们希望推行的那些新的外交政策真正发挥政治效力。史蒂芬·沃特海姆的这本书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理念如何获得接受的故事——一种外交政策理念不但获得了合理化解释，而且还被每个美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常识。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但这本书并没有就今天我们该如何操作提供太多指导。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公众还没有参与重大政策问题的讨论（民主、共和两党曾达成君子协定，不在1944年大选中触及联合国问题）。虽然智库更接近权力阶层，但在当时的美国，还没有大量分析人士对民意调查进行研究。其实，真正关键的是政治精英们对美国民意的揣测。到了1945年，他们已经很确定，如果把军事霸权用“自由国际主义”加以包装，美国民众就一定会接受。

在书的末尾，史蒂芬·沃特海姆转而对美国当下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把1945年的精英共识和21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们的自鸣得意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他这样做并不难理解，解构美国政治文化正是他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所在。在他看来，在国会里围绕国防预算具体数字发生的争吵是无足轻重的，庞大的军费开支本身就已经说明美国政治精英们对掌握军事霸权是怎样的态度了；此外，与政治精英们自认为可以公开支持或反对什么相比，美国民众对冷战冒险主义的看法也已显得不是那么重要。就这样，美国政治精英在军事霸权问题上的深度共识，已经使人们无法再就外交政策问题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讨论了。

这就是今日美国的现实。那些希望在外交政策领域实现民主决策的人，也许应该把自己与美国社会的态度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例如，四分之三的美国人都希望美国能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这个民意说明了什么？史蒂芬·沃特海姆最近在英国《卫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这说明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已经在国内激起了强大的反对声音，美国官方共识已经暴露了自己的弱点，这对那些希望美国外交政策走上进步道路并转而更加关注气候变化和全球不平等问题的人们来说是一个机会之窗”。

我希望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不过我们并不能排除“四分之三”这个高比例也许与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场没有结果、没有尽头的灾难性战争本身有关。也许当下美国社会对海外军事冒险主义的厌倦心理，并不意味着一个划时代的转变，而仅仅是人们对战争失败的一种情绪表达。其实这种情况曾多次出现（如越战时期），一旦情况变化，美国社会就又会重新团结在战旗之下（如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期）。

而且，即便“四分之三”这个数字反映了美国社会对军国主义的深刻厌恶，我们也无法明确做出“美国将奉行更具国际主义色彩外交政策”的判断。其实，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数字反映了美国民众对世界事务的一种“自私”的抗拒，因为同一项调查发现，75%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应优先解决国内问题而不是国际问题”。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调查结果呢？这要看优先解决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内问题”以及问题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不过，这应该无助于气候变化等真正的全球性问题的解决。

若要在美国打造新的政治联合势力，我们就必须搞清楚美国民众为何一直以来愿意忍受美国政府抓住军事霸权不放的政策。无论这个政策多么体现精英主导，无论上世纪40年代那些精英向美国公众如何欺骗性兜售其军事扩张政策，美国社会并没有表现出很强烈的抵制态度。史蒂芬·沃特海姆在书中暗示，这其实是因为那些战略规划专家对美国人内心深处的某种自我认知进行了利用。他写道：“美国是世界上最为杰出的国家——这是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一种无需证明的公理性的认识，是他们内心国家认同的一部分，所以并不仅仅是美国人支持政府的外交政策或国家战略那么简单”。这一观点是非常有见地的，但史蒂芬·沃特海姆并没有在书中把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精英的话语体系中，他们为了对夺取军事霸权战略进行合理化解释找到了三个具有不同来源的论据。虽然我们还不能断定这三个论据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美国民众的接受，但是由于其中每一个论据都有其政策上的意义，对它们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地位进行分析还是非常必要的，对于那些希望搞清楚美国当时为何没有走上进步外交政策道路以及今天是否可能走上这条道路的人们来说，进行这样的分析是尤其有价值的。

第一个论据来自人们普遍持有的一种观念，即“强者有义务帮助那些不那么走运的人”。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很显然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许多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对全世界担负有某种责任。传媒大亨亨利·卢斯（Henry Luce）和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在战后世界秩序问题上出现了很明显的分歧，亨利·华莱士认为应构建一个全球化的人民的世纪（a globalist People's Century），而亨利·卢斯却主张建设一个资本主义的美国世纪（capitalist vision of an American Century）。不过，他们二人都认为美国对未来世界秩序的形成负有责任。亨利·卢斯指出：“无论从美国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美国都对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负有责任”。而亨利·华莱士认为：“就像一个18岁的男孩无法避免成长为一个成年男子一样，美国也无法摆脱自己身上的责任”。

这其中真正体现技巧的一点在于如何把履行美国肩上的责任与打造强大军事力量进行挂钩，德国慕尼黑发生的反抗独裁者事件，为这种挂钩提供了很好的助力。曾负责向美国公众推销联合国的助理国务卿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在上世纪30年代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他指出：“自由主义者应该有强壮的肌肉作为支撑，这样才能履行与邪恶抗衡的义务”。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认为持反战思想的作家们是缺乏责任感的，并就此与文学界的同僚们分道扬镳。

就这样，和平主义者成了弱势群体，而那些行动派在社会上占据了显赫位置，美国通往军事霸权的道路变得越来越平坦了。美国民众很感谢军队所做出的贡献，他们认为美国军队是奉献、责任和无私利他精神的践行者。对于今天那些希望美国能走上进步外交政策道路的人们来说，没有必要对“美国对世界负有责任”这种观念进行批判，他们更应该解决的难题在于如何让“履行美国对世界的责任”与“打造强大军事力量”这两者实现脱钩，他们应该积极提出这样一种观点：美国对世界的责任不应仅仅表现为强制力的使用，还应表现在对全人类公共利益的投资上。

这就涉及美国精英上世纪40年代对军事霸权战略进行合理化解释的第二个论据了。此前西方有一种家长式的观念，认为“文明”国家对自己的殖民地负有义务，而美国精英们内心也有这样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可以被视为上述家长式义务观念的一种发展，其发展历程包括殖民美洲大陆时期以及对加勒比海地区和太平洋一些地区实现占领的距离我们较近的时期，即横跨盎格鲁-美利坚民族四处扩张占领的整个历史时期。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20世纪40年代是美国“不受约束的扩张主义”历史的一部分，史蒂芬·沃特海姆对此观点是持批判态度的。在他看来，20世纪40年代是美国历史的一个断裂期，美国开始致力于在世界上寻求至高地位，美国不仅开始在“远离欧洲对手的被殖民地区”寻求这种地位，而且也开始在与“全球主要对手的较量”中寻求这种地位；然而此前的美国并非如此，对军事主导权的渴望并不是美利坚的民族基因。

史蒂芬·沃特海姆试图阐明这样一种观点：我们有必要意识到，美国军事霸权战略的制定者所具有的那种全球抱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来才产生的。然而，由于史蒂芬·沃特海姆是从那些以欧洲为中心的地缘战略专家的视角来写作的，他难免忽视一点：殖民主义对理解世界历史以及理解美国自身在世界上的角色都具有重要意义。毕竟，史蒂芬·沃特海姆自己也曾表示，种族主义视角曾经在“白人的负担”这个问题上让各殖民主义国家拥有了共同话题，它在上世纪40年代也弥合了盎格鲁-美利坚民族获取世界主导地位的各种不同方案之间的分歧。

我们还无法判断这种种族主义观点在美国能向下渗透到哪一社会阶层。一些人会好奇，在一个种族地位不平等的世界上，美国的地缘政治霸权到底有没有让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美国白人获得一丝“心理优势”呢？美国非洲裔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就曾对吉姆·克劳（美国剧作家托马斯·赖斯于1828年创作的剧目中一个黑人角色的名字，后来逐渐演变成了一个贬抑黑人的名称和黑人遭受种族隔离的代名词；此后人们用“吉姆·克劳法”泛指美国南部各州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为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而制定的各项法律，用“吉姆·克劳主义”指代美国统治阶级对黑人实行种族隔离和歧视的一整套政策和措施——观察者网注）时代白人在美国社会的角色进行过分析。今天，那些白人民粹主义者要颠覆当今的世界秩序，他们希望能增强美国的自主权。他们有时也会批评美国在国外的军事干预行动，但他们从未要求美国放弃军事霸权。就他们所提出的恢复白人崇高地位的诉求来说，我们还看不出他们对改变既有世界秩序有何帮助。

如果要把不同版本的“责任”概念串联在一起，我们需要看一看对军事霸权战略进行合理化解释的最后一个论据：掌握霸权对美国经济有利。在那些被零和思维占据头脑的战略家们看来，这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长电报”作者、美国冷战战略的主要制定者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曾指出：“美国所拥有的财富占全世界的50%，但我们的人口仅占全世界的6.3%……在未来10年里，我们的根本任务在于为美国与世界建立一种互动关系模式，美国能够在这一关系里维持当前的不对称优势，而且还能确保这一不对称优势不会导致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受到损害”。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之一是美国须拥有强大武力；手段之二便是通过实施战略性的对外援助项目把美国与他国之间的不平等状况合法化，美国的对外援助项目有助于阻止一些人过于激进地推动全球财富的再分配进程。

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美国人（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希望保持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不对称优势以维持自己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而且，美国军事霸权在战后黄金发展时期对普通美国民众经济状况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在当下这个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贫困率不断攀升的时代，仅仅2020年5月至今，就已经有800多万美国人因新冠肺炎疫情陷入了贫困。很显然，普通美国人的经济状况正在变得越来越差。美国精英阶层正在大量囤积资源（不妨了解一下美国对产油国的军售情况），那些资源更好的用处其实是被投入到大范围经济改革中去。此刻进步派人士应站出来发出声音：不断扩张的国防预算正在使情况日益恶化。

当精英们意图推动美国掌握军事霸权时，他们能够利用上述论据中的某一点或全部三点为自己的主张提供支持。史蒂芬·沃特海姆从没有说过自己的这本书可以被视为一部美国草根政治发展史，这本书也的确无法为我们描绘美国政治在更加宏大的社会图景里面的发展状况，那样做是极端困难的。我们无法确定这三点论据当时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了美国民众的内心，也无法判断它们当时在美国社会上的影响力如何，而对于这三点论据被接受的程度及其社会影响力随时间推移是如何变化的，我们更是无法给出答案。

如果我们希望进步外交政策真正在美国获得推行，我们就必须想办法让其获得美国民众的支持。只是以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为论据对海外军事行动进行简单的批判是不够的，解决气候变化和全球不平等问题的国际努力并不会因此就自动获得合理性。而且那样做反而会给那些希望对孤立主义大加批判的人们以口实，那些人会借此重新宣扬美国在世界上扮演不可替代角色的陈旧论调。

也许，重新构建“美国责任论”的话语体系能够为我们开辟一条新路。在这一新的话语体系中，我们不会再把“领导地位”、“军事霸权”这样一些元素添加进去。美国若就此推行一套负责任的全新的外交政策，我们便能够把资源重新分配到诸如全球减贫、气候变化、人类卫生健康事业等真正需要那些资源的领域中去。届时美国国内的人们也将获得足够的资源来应对贫困、失业、疾病等那些对他们来说真正的威胁。到那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把新的利益攸关方纳入进来是非常重要的。“美国责任论”中的“责任”不但意味着集体决策（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同时也意味着位高者应以高尚的道德去履行自己的义务（noblesse oblige）。

当然，制定这样一个目标对我们来说的确显得有些过于野心勃勃了。不过好消息在于，美国的国防预算规模十分庞大，美国统治阶级的未税收入也数额惊人。推行一套负责任的外交政策需要资金作为支撑，同时也需要有人为此作出牺牲。对政治冷感的美国民众对军队却十分推崇，这一事实提醒我们：美国人并不会拒绝对那些“耗资巨大且资金并非来自全民而是不公平地取自某一群体”的事业给予支持。正如史蒂芬·沃特海姆对20世纪40年代美国历史的描述所揭示的那样，一切就看你如何向公众推销自己的理念。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0年10月19日美国《波士顿评论》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