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云，命运转折，赴法勤工俭学成就了多少人？

编者按：1919年至1920年，共有1600-1900名中国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至1924年结束，只有31人拿到了文凭，但成就了一大批人，原因就是1922年6月，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等发起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旅欧学生和工人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年开始，许多人转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李维汉、王若飞、李立三、向警予、陈毅、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邓小平、李富春、李林，刘伯庄，傅烈，柳溥青，林蔚，任卓宣，周维桢，余增生，方至刚，李卓然，穆青等。

1919年至1920年，数千名中国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留学运动，也是古老的中国在近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举措。百年过去，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传承中法友谊。

青春-启程

1919年3月17日上午，一艘日轮“因幡丸”从上海杨树浦码头启程赴法，船上有89名乘客以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名义登船，开启了对他们来说陌生而又向往的国度——法兰西的航程。他们被称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批学生。

他们的出发相当轰动，3月15日下午由寰球中国学生会组织，在上海静安寺路51号留法勤工俭学出洋学生办事处召开了一个盛大欢送会，出席者有在上海的中国教育界有关人士乃至法国驻沪总领事。上海《申报》刊登了消息及赴法同学名单。3月16日，上海华法教育会也举行了一次送别会。这次赴法人数最多的是湖南人，有43名。负责组织湖南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毛泽东也于14日从北京赶到上海参加欢送。

由此而起，直至1920年12月末，共有20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勤工俭学生乘不同海轮漂洋过海前往法国，约1700多人。这次大规模的出国留学潮史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现代留学法国的开端。该运动发起人、组织者是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868-1940）、清末留法前辈李石曾（1881-1973）等，通过他们创办的华法教育会、留法勤工俭学会来推动留学工作。

运动的倡导者最初的目的是鼓励指导更多的学生、青年以低廉的费用赴法国留学，培养造就新型人才，归国后以“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达到普及教育、改良社会、振兴实业的目的。其中一些勤工俭学生，为了民族独立自由，要“造就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做一个幸福无比的新国民”（李立三诗），他们在法国与贫困斗争、做工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最终从他们向往的“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周恩来诗）归来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建设者和振兴中华的旗手。

回望-缘由

中国留学生赴法国学习的历史从19世纪下半叶就开始。清末的洋务运动推动了留学生的派遣，前往法国的人数并不多，从1904年清廷正式向法国派遣官费生留学起，每年不过几个人，而且多数学习军事、工程。他们中不少人归国后成为反封建的先锋，或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教育理念以图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有些清末留学生甚至成为了某些现代学科的奠基人。但是在晚晴留学法国的历史上被认为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就是发动组织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李石曾先生。他本人1902年赴法国学农，推崇大豆并在巴黎开设一间豆腐工厂，从故乡河北高阳招收过一些工人到他的法国工厂工作，由此而萌生在法国通过勤工俭学培养人才的想法。

1919年之前，为了鼓励中国青年到法国学习，李石曾与蔡元培已经酝酿多年。1912年他们在北京成立了“留法俭学会”，1912-1913年间他们送走100多名中等家庭的俭学生前往法国，超过以往官费生的总数。然而留学费用昂贵，贫寒家庭难以承受。于是1915年李、蔡等人又在巴黎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1916年3月在巴黎联合法国友好人士成立“法华教育会”，负责组织推动勤工俭学。1917年蔡、李二人回到北京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与在法国的相应机构呼应，号召“勤于做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并推向全国，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思想解放的潮流，引导大批有志青年特别是贫寒子弟走出国门认识世界，在中国首创平等的、大众的留学路径，为国家未来培养人才。

在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的推动下，留法勤工俭学号召传遍全国。特别是第四批起，出发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后，赴法求索真理以救国的热血青年人数大增。留法勤工俭学生来自中国18个省，除多数是中学生以外，还有小学生、师范生、大专生、教师、工人、商人，以及在政界任职者和退伍军人等。到法国后他们大多要工读兼顾。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就读的学校有30余所，做过工的工厂有60多处。此次空前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无论在中国的政治、科技、教育还是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都造就了一批栋梁人才。其中有后来成为中国政界领袖及要员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何长工、李维汉、李富春、蔡畅等；科学家钱三强、严济慈、张竞生；艺术家徐悲鸿、林风眠、潘玉良等；翻译家李健吾、作家盛成等各学科领域的优秀人才。他们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20世纪引领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中法文化交流的先驱。

初衷-榜样

一百年前在上海欢送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生赴法之时，当时参与创办发动此运动的吴玉章先生发表演说，阐明留法初衷：“现在世界的新思想、新科学及此次世界和平会议，皆在法国，诸君前往，不但能学得物质上文明，并可养成高尚的理想，将来归国，以贡献于吾国社会，必能为社会开一新纪元，其功业自不可限量。”

的确，大多数勤工俭学生怀着寻求真理、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梦想前往法国。但是一战后的法国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物资匮乏、经济萧条，勤工俭学生们到达法国后生活、学习、工作条件都很艰苦。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依然努力寻工做工、补习法文、学习知识、认识社会。在法国的工厂学校，他们开拓了眼界， 学到了很多知识技艺；在与法国工人、学生的相处中，也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留下友谊的印记。其中的一些先进分子则在法国实地研究考察革命的理论和经验，为进行中国革命、建立新中国寻找道路。留学法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舞台：一方面，陌生的社会、经济的困难、劳动的艰苦使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有了切身的认识；另一方面他们有了走出国门学习各国革命经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机会，培养了纵观全局的国际视野。这使得他们得以在建党、建军、建国和建设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因此可以说，一百年前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重大贡献就是为民族解放、振兴中华造就了卓越的领袖人物。

毛泽东早年的亲密战友、为党牺牲的蔡和森从法国给毛泽东的信中写到：“我到法后，卤莽看法文报，现门路打开，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改造计划略具规模。”他在研读马克思的法文著作、对各国革命运动做比较后，提出“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他在法国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向勤工俭学生及华工进行宣传，与在国内的毛泽东相呼应。通过在法国实地学习，蔡和森已经可以从国际视角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参考依据，对当时国内建党活动有重大贡献。他的建党思想和建党活动也直接推动了在勤工俭学生及华工中建立共产主义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到法国后首先关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进程和命运，撰写出大量真实反映勤工俭学生的生活、斗争的文章寄回国内报刊发表，如报道学生们在法国1921年进行的三次大的斗争：2月巴黎“二八运动”——向北洋军阀政府要“生存权、求学权”的求学运动；6月反对中法秘密大借款的斗争——反对法国政府帮助中国军阀政府打内战的爱国行动；9月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等。此外，周恩来并认真在欧洲各国考察研究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状况，他在给觉悟社的友人的信中说：“你们须知我们在此应当作的事也很多，如研究主义、调查欧洲劳动运动状况，翻译小册子，同他们通点气。”正是基于对欧洲各国体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了解、分析、研究，青年周恩来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这是他始终不渝投身革命、为振兴中华、建设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巨大精神力量源泉。

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中国古老大地上倡导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深刻地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从1920年10月抵达法国，16岁的邓小平就经历了求学之不易、求工之艰难的考验。开始他曾在巴约公学学习法语几个月，后因经费不足，只能走上社会打工谋生。他在法国度过了5年多，曾在施耐德钢铁厂、蒙塔尔纪夏莱特的哈金森橡胶厂、雷诺汽车厂等打工，也曾从事制造纸花及各种脏累的杂工。在法国艰苦的求学和做工经历，使邓小平逐步走向成熟。一方面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有了直接的认识，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他对现代化大工厂的生产先进性有了初步了解，并同法国的产业工人有了接触，这有助于他认识社会、探索国家的前途和个人命运。此外，在这些打工岁月，他结识了一批较为年长的先进分子，如周恩来、赵世炎、聂荣臻、李富春等等，受到他们的影响和帮助，在1922年就加入了成立不久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24年，邓小平到巴黎参加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赤光》的编辑工作，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并肩战斗。他认真的刻写和印刷工作受到大家的赞许，被称为“油印博士”。在周恩来等离开法国后，邓小平成为了旅欧党团负责人之一。在法国的革命活动中，邓小平从一个单纯爱国的求学青年锻炼成长为目光远大、经验丰富、坚定的革命家。

开放-传承

从1926年1月邓小平离开法国到苏联学习，将近半个世纪过后，1975年邓小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身份应邀代表周恩来总理访问法国，重返法兰西。陪同全程的前驻法大使蔡方柏先生回忆：“邓小平在讲话中深情地指出，法国是他年轻时代曾经生活过的国家，法国人民的热情好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重游旧地，感到十分愉快。”这次，邓小平除了在政治、外交上庄严地代表中国与法国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外，还抓紧时间参观农场、工厂、原子能中心等当时中国急需学习的部门，为此后改革开放描绘四个现代化新蓝图做一次重要考察。

应该说，青年时代在法国的留学经历使邓小平具有开放眼光、国际视野、博大胸怀。为他成为新中国创建者之一、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奠定坚实的基础。

应该记住，正是邓小平的一个影响历史的决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对留学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他说：“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在邓小平的大力倡导下，中国教育对外合作与交流展开了新篇章，大批派遣留学生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奏。仅用了半年时间，当年 12月26日，中国向美国派出的首批52名留学人员就启程出发。四十年后，追踪这批改革开放走出国门的先行者的足迹，他们归国之后，大部分都成为各自领域的教授、知名专家或学术领军人物，首批赴美留学生的派遣是成功的。对于派遣留学生的前景，邓小平高瞻远瞩地表示：“只要留学生有三分之一回来，就可以继续派”。继留法勤工俭学后，一个全新的留学潮到来。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纪念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所说：“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扩大派遣留学生的战略决策，推动形成了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留学潮和归国热。”“实践证明，广大留学人员不愧为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不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生力量。党、国家、人民为拥有并将更多拥有这样一大批人才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一百年前，在那个需要漂洋过海不远万里去看世界、寻求真理的年代，一批优秀的中华儿女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大潮中勇往直前脱颖而出，以蔡和森、周恩来、邓小平等为代表，把“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为己任的誓言进行到底。晚年的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留下他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不灭印记：20世纪70年代末起分布世界各地的留学人员、众多的合资企业，他创造性提出的香港回归“一国两制”方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90年代他的南巡讲话等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不忘初心，纪念并传承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精神，将是中国留学人员世代相传的使命。

文/ 端木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转载自《今日中国》微信公众号，图片由保定留法勤工俭学纪念馆提供）

逐梦记：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百年

作者：鲜于浩 2019-03-31来源：钱江晚报

1919年3月，也是春风和煦。不过，在节令的如期而至中，时代大变革已经展开。

就在那个3月，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进入高潮期，这个高潮一直持续到至1920年12月。

1919~2019，正好100年。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反帝爱国斗争的影响下兴起的出国留学之热潮，是20世纪中国人才史和文化史上一朵奇葩，它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西方思想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的输入、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经济的复苏、文化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由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执掌，以及中法政商界的要员参与支持的华法教育会、勤工俭学会和留法俭学会的运作下，1919年春到1920年12月，中国赴法勤工俭学的总人数，在1900人左右。

今年，中法建交55周年，这段历史中，也有中法之间一份特殊情缘。

1919年3月，环球学生会欢送勤工俭学生。

关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的出版物很多，今天，“全民阅读”从学者鲜于浩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摘选少许内容，让读者一窥当时的历史。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展示了1900多名中国青年在法国、比利时学习、做工、从事社团活动的经历以及他们在异国的思想、学业、技能等方面的变化。

鲜于浩认为，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绝大部分，均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法国的岁月虽然不是他们成才的全过程，但毕竟是他们走向成功的起点或极为重要的环节。于此而言，当年赴法之前部分人抱有的追求新思想和新的救国方案的宏愿，被实践证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至于那些曾抱有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一类打算的留法勤工俭学生，或投身革命，或以自己的专长为振兴中华而不懈努力的人，也应当说是部分成功的。换言之，持有这一类想法的人们虽未能直接达到救国的目的，却为改变中国落后面貌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上海·码头】

兄弟、姐妹，甚至母女

校长、职员，还有军官

1919年3月17日，89名首届赴法勤工俭学生乘日船“因蟠丸”号离沪，远航法国南部港口城市马赛。行前，华法教育会上海分会等团体及各界人士为赴法勤工俭学生举行了送别会，吴玉章等人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演，鼓励青年抱定宗旨、持之以恒。

自此之后，来自直隶（含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奉天（今辽宁）、江苏（含上海、江苏二省市）四川、云南、贵州、山西、山东、陕西、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福建、绥远（今内蒙古、河北部分地区）等19个省份的赴法勤工俭学生，便络绎不绝，从四面八方涌入上海，然后乘轮启程。

最小的10岁，最大的50岁

上海是绝大部分勤工俭学生乘船出国处，每当外埠大批赴法学生的到来，以及每一批赴法学生离沪之前，照例要迎来送往，举行各种欢迎会、茶话会、送别会，或者安排学生们参观。在临近黄埔码头、华法教育会上海分会等处的客栈、小学及一些上海市民的家里，暂住着候船赴法的学生。南腔北调中夹杂着生硬的法语，西装革履而不带绅士风度，给上海这个国际大都会平添了几多忙碌，几多拥挤，也给中国带来又一分思念和又一分希望。

在这个熙熙攘攘的出国潮中，荟萃了身份、职业、年龄、学历各不相同的青年和社会各界人士。

他们以青年学生为主体，普通中学毕业、肄业生人数最多。既有少数小学生，也有一批大学生，包括因抗议签订中日密约而罢学归国的留日学生，以及在五四运动期间因参与爱国运动而除名的上海高校的学生，还有数量可观的各省工业、农业、商业专门学校与师范等学校的在校生和毕业生。从职业上看，有普通中、小学的校长、教员、职员，有新闻记者、银行雇员、店员、医务工作人员，还有少数下级军官和机关职员。他们的年龄，多为18岁至24岁，最小的仅10岁，年龄最大者50余岁。

在赴法勤工俭学生中，有一家数口、兄弟姐妹、师生同行者，一时传为佳话。如湖南的葛健豪，时年54岁，偕其子女蔡和森、蔡畅同船西渡；湖南的萧瑜、萧三，安徽的陈延年、陈乔年，四川的陈炎、陈毅和黎绳一、黎重夫，均为同胞兄弟，广东的刘抱蜀、刘无为则为两姐妹。已任校长的徐特立及其学生，也相会在巴黎。贵州教育界颇有名气的黄齐生与外侄王若飞，亦相约共赴法国。吴玉章的儿子吴震寰、吴虞的女儿吴若膺，也先后赴法俭学，为人称道。

40名女青年，其中四川15人，湖南12人，冲破封建枷锁，也加入了赴法勤工俭学的行列，更为社会所瞩目。

蒙达尔纪公学的中国学生最多

从1919年春季至1920年夏季，是勤工俭学生在法国从事工学实践的初期阶段。

华法教育会实践了它关于负责组织安排勤工俭学生在法国工作、学习的诺言，承担了他们踏上法国土地后的住宿接待工作和直至将一批又一批的勤工俭学生送入工厂、学校的繁重事务。从客观事实考察，勤工俭学生已经成为华法教育会或勤工俭学会、留法俭学会的成员，并按规定交纳了一定数量的会费；同时，抵法后尚有余资的勤工俭学生一般均将款项交入华法教育会存储，所需学膳等费用亦由会中代付，一文不名时也可在会中借贷周转，因而勤工俭学生与华法教育会便在组织上，经济上有了难以分割的关系。

华法教育会最初在安排勤工俭学生进入工厂抑或是进入学校时，曾经尝试先“详询其志愿、经费、身体等项，分为暂时读书与立时觅工两种。大致暂时读书者，系稍有余资又谙法语未习工作者。立时作工者则与之相反。”但是，此种较为合理且为勤工俭学生接受的方法仅在前两批抵法的勤工俭学生中部分进行。

与进工厂做工相比较，勤工俭学生更习惯于学习生活，同时，要想获得报酬丰厚的工位或学习专业知识，均需较高程度的语言水平。对于大部分勤工俭学生而言，也必须补习法语，实地了解法国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工厂学校的有关情况、法国社会现状等，才能在法国立足。尽管做工的先后、时间长短有所不同，勤工俭学生在进入法国学校学习问题上是没有分岐的。除了极少数先做工后学习的，绝大部分勤工俭学生都是先学习后工作的，加之他们的文化程度大多为国内中学毕业，将他们送至法国中学学习则是顺理成章的。因此，华法教育会在安排勤工俭学生入校事务方面相对轻松、顺利。

蒙达尔纪公学是中国勤工俭学生最早进入的、也是入校人数最多的一所法国中学。

该校所在地蒙达尔纪为卢瓦雷省的一个小镇，距巴黎约二百里，乘火车一小时多可达。李石曾、蔡元培等热心旅欧教育运动的人士均曾就读该校，与校方关系极好。加之学校可住宿且费用低廉，遂成为最适宜勤工俭学生就学的学校。

1919年5月首批抵法的勤工俭学生中，就有51人被安排进入该校学习。随着新到者的不断入校以及部分作工同学的出校，在校学习的勤工俭学生变动较大，但在该校的中国勤工俭学生人数却长期保持领先地位。针对中国学生法语普遍不好的状况，蒙达尔纪公学特设专班，主要为勤工俭学生补习法文。一些语言程度稍好的学生，亦可插入它班听课。

【巴黎·工厂·学校】

车工、钻工，钢琴师

博士、教授，学部委员

浙江籍的勤工俭学生朱洗，是勤工俭学生中法语较好，技能颇高的。

1922年1月，经过几个工种磨炼的他与另一中国学生在施奈德工厂所属一个炮厂做车工，由于厂方不增加工资，便于3月17日辞职而去。

其后，他曾和10余名勤工俭学生在巴黎一家制作花边的工厂做工。不久，又考进巴黎附近一家汽车厂。初进该厂时，改作未曾作过的磨床工。他当时想到，“藉此机会，能多学一件手艺很好的。这机器与车床大概相似，所做的工作就是车床所做的工作。其所以要用磨床而不用车床，因为车上的刀，只能割未曾坚火的钢铁，磨床上的砂轮能磨已经坚火的钢铁；其所以必要先坚火而后磨，因为每个零件经过坚火，必有物理上的细微改变，如曲直等……所以磨床上的工作，是各零件最后的一种手续，是机械中最精细的工作。这个极细微的工作，在不懂机械的人看去是多事了，其实机械的好处就在它显出极细微的尺寸。”按计时制计薪，“每天至少有十八法郎”，“论货给钱的工作，有时一天能做三十二法郎以上。”这种他极满意且工资较高的工作，显然是通过他自己动脑筋并努力钻研得来。

不到一月，厂方又叫他去充当钻工，他“没有推辞，因为钻床中的工作，完全是车床中一部分工作，凡钻床所能做的零件，车床没有不可能的。不过钻床上做的是钻子或各种家伙动着，所做的东西不动。在车床上做的，是所做的东西动着，钻子或各种家伙不动，这一点儿分别罢了。”他初作钻工时，每天工资三十法郎左右。四五月后，“手艺纯熟起来”，每天“赚三十法郎以上，碰到不好的工作，就非常偷懒，十分不愿意代资本家多做工，情愿工厂里给我论钟点的钱（每天至少十八法郎）”。他在这个工厂作了10个月工，积攒了一笔钱，于当年12月辞工，准备进校念书。

1925年，朱洗入蒙彼利埃大学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先后在中山大学、中法大学任教。1937年创办上海生物学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从事实验发生学研究，历任中科院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生物学部委员。著有《生物的进化》、《脊椎动物发生学》等学术专著。他是通过勤工达于俭学的突出人物，其长篇通讯《四十一月的勤工俭学生活》真实地记载了他在法国的勤工生涯。像朱洗这样的矢志勤工，苦学苦钻，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勤工俭学生，越来越多。

另一浙江籍的勤工俭学生任光，因为一次车祸耽误学习，由一位法国教授为其补课。这位音乐系的教授精通制造钢琴技术，经常应邀为客户修理钢琴。于是他向教授自荐，愿意担任他的助手，教授看他为人诚实，做事勤俭，讲得一口颇为流利的法语，当即应诺。其后，他便跟随这位教授学习修理钢琴，终于学得一手钢琴制造与调音技术。

凭借他的技术和勤工积蓄，他能娶上一位法国姑娘为妻并顺利地从里昂大学音乐系毕业。1923年，即应里昂亚佛钢琴厂之聘，至越南河内亚佛钢琴厂分厂担任总工程师兼总经理。

为什么是法国

为什么是1919年

作者：汤倩、王雷涛

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成批赴法勤工俭学是从1919年3月开始的，但他们在国内的筹划则始于1917年。如果再将这一运动兴起前的旅法华人的教育活动计算在内，那就要追溯到1912年，李石曾、吴稚晖以及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等人鼓励青年吸收西方的科学与文明，以便改造中国，但何以将目光盯在法国？原因有以下几条：

一是法国是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发源地。1912年，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张继等在北京发起组织了“留法俭学会”。其宗旨是为了“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到“民气民智先进”的法国去学习，为“造成新社会、新国民”而努力。1912—1913年间，留法俭学会共送去留法俭学生100多人，超过了以往官费生的总数。但由于袁世凯政府的破坏，李石曾、蔡元培等人流亡法国。

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损失惨重，劳动力严重缺乏，遂与北洋政府达成“以工代兵”的招工协议，这恰好给志愿出国的中国青年提供了以工求学的机会。

三是与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组织者李石曾密不可分。李石曾是清朝三代帝师、大学士李鸿藻之子，河北保定高阳县人。1902年8月，20岁的李石曾以清朝驻法公使孙宝琦随员的身份赴法，成为中国第一个留法学生和华侨在法国创业的第一人。到达法国后，先入蒙达尼农校学习3年，又入巴斯德学院和巴黎大学攻读生物学和化学。其间他特别注重用科学方法研究大豆的功用，于1907年写成法文专著《大豆的研究》，后又出版了中文版的《大豆》一书。由于李石曾对大豆研究的成功，于是产生了把此技术引进中国的想法。为了鼓励青年学生赴法留学，1907年，留法6年的李石曾回到家乡高阳县布里村，与好友段子均商办去法国做豆制品的技术工人培训班。一共举办了3期，培养出22名技术工人分赴巴黎豆腐公司，自此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得以兴起，保定也就成为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启始点与发祥地。1908年，李石曾又与乡友齐笠山在法国巴黎西郊创办了第一所“巴黎中国豆腐公司”，制作豆浆以代替牛奶。其开办的目的，一是实验大豆的功能，作为他理论研究的实验；二是实践勤工俭学的可能。

“豆腐公司”成为后来自费赴法的中国人勤工俭学的试验基地。

（原标题《100年前，数以千计的中国青年赴法追寻救国救民的梦想从上海到巴黎——百年前的那次逐梦》。原作者：孙雯 通讯员 张梦楠 整理。编辑金妍）

松平信纲：20世纪初留法勤工俭学生侧记

作者：松平信纲  来源：观察者网

松平信纲 | 朝鲜半岛史研究者

【本文为观察者网约稿，发表时标题为《今天的世纪之问，百年前留法勤工俭学前辈已经做出回答》】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松平信纲】

1919年3月17日，一艘名为“因幡丸”号的日本轮船从上海起航，前往法国马赛，拉开了留法勤工俭学浪潮的序幕。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有接近1900名学生踏上了这条陌生的旅程。他们怀着在法国学习的信念，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展开了不一样的人生轨迹。

一、铁板与面包汤

勤工俭学，顾名思义，需要学生们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但是，留法学生大多数是单纯的学生，缺乏技术（虽然有学生在国内是技术学校出身，但属于极少数）；加之学生们大多数家庭条件并不优越，在远隔重洋的情况下也很难得到家庭的照顾（各省选派的公费学生除外）。于是，在法国如何生存就成了学生们的第一要务。学生们的工作，大多通过“华法教育会”派员到各工厂进行中介，之后按照学生的经济情况进行分配。

根据1920年9月的统计，在当时1200名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有677人在57家法国企业工作，可以说几乎所有需要工作维持生计的学生，都获得了赖以生存的机会。他们的工资水平也都能维持正常的开销（虽然生活很拮据），根据蔡和森的回忆，当时在法国“每人每月只费得六块多钱（大洋，当时相当于120法郎）”，这与一个刚进入工厂的学徒工月工资相当。

大多数学生在法国和当时的外国移民一样，担任的是学徒工和粗工之类不需要技术和语言水平的工作。施耐德工厂接纳了80名中国学生担任锉工学徒，他们的第一个月里，每个人都在和一块铁板打交道，按照师傅的要求将其先后锉成正方形、六边形、圆形和八角形，以此练习基本技能。到了第二个月，才开始学习制作一些简单的铁制品，如“角尺、扭钳、水平尺之类，每件要做一个星期以上”。因为法国战后百废待兴，加之有部分与中国关系较好的法方人士多方协助（比如施耐德工厂的驻华代表Veroudart），所以中国勤工俭学生在法国的待遇相对较好。但是从1920年下半年开始，法郎贬值带来的物价上涨加之外来劳工的大规模引入，使得留法学生的处境日渐艰难。

身在异国，饮食也成了问题。根据聂荣臻元帅的回忆，在法国可以吃到大米和茄子、辣椒之类的蔬菜，所以做工的学生往往自己动手做饭，节省时间的同时还可以照顾到口味。寄宿学校的学生则吃不惯校方统一的西式早餐——面包和红酒、牛奶之类。蒙达尔纪公学（这所学校为中国学生开设了专门的班级，所以很受中国学生欢迎）的中国学生们会把面包掏空，宁可吃不饱也只吃柔软的面包芯；不喜欢喝红酒，也不喝冷水。校方几经劝说，但是中国学生依旧吃不惯，无奈之下，校长夫人把面包的外壳切碎炖汤，分给中国学生喝，“每人可食两盆汤，然后皆大欢喜”。

二、31篇论文与6本书

留法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大多法语不过关，加之勤工俭学遇到的种种困难，使得只有很少一部分学生真正在法国完成了学业并获得了学位。袁同礼的统计显示，1912-1925年在法国完成论文答辩毕业的中国学生只有31个人，更多的学生进入了初中、高中和职业技术学院。这个在当代人看来非常滑稽的事实，在当时却是可以理解的——毕竟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现代教育体系才初露端倪，在国内能接受初中或高中教育之后留洋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机遇，至于学校的级别倒在其次。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并不是抱着获得学位的目的而来的，而是将留法本身当作了一个学习的机会。

勤工俭学生的工作压力很大，所以学习往往只能安排在工余时间里。曾经参观过学生工作工厂的徐特立在一篇报道中写到工厂中的学生利用休息时间学习的状况：“彼（学生）等桌上有法文书、日文书、中文书，固彼等有曾留学日本，或中学及甲种工业学校毕业者，故种种学问皆有人研究”。在钢铁厂做工的勤工俭学生王若飞在日记中表示“每日做工八点钟，读书五点钟……一天读五点钟的书，已经是很多很多的了”。

勤工俭学的学生们获得书的途径，一是自己购买，二是从国内订购。贺培真就曾经花去30法郎购买一本《铜铁冷作业实用工艺》，相当于两天的工资。他还和湖南的同学们一起交流读书心得，其中包括很多有关社会和政治的书籍，比如《共产主义者通讯》之类。另外同学之间还会互相传阅书籍，在他1920年8月18日的日记里，李富春（后来的东北军区副政委）等三位同学借走了6本书，其中包括英语书和代数、几何相关的书籍。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毛泽东在长沙开办了“文化书社”，很多湖南籍同学便从他这里订购书籍。毛泽东还曾主动寄给同学们价值上百元的书籍，供同学认购——在巴黎，中文书籍是很难找到的。

三、星星之火从西方燎原

勤工俭学生们第一次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是和1920年以后生存条件的日益恶化分不开的。军队复员和海外劳工涌入导致的劳动力供大于求，“法国工人尚有许多无位置，何况外国工人？” 加之1920年底的物价比上一年上涨了40%，面包价格更是从1920年夏的每公斤0.5法郎涨到了1921年春的每公斤2.25法郎。

真正给了学生们致命打击的，是后援组织“华法教育会”的失败。由于没有能力为大量涌入的中国学生提供工作和最低生活保障，华法教育会饱受诟病。1921年1月，华法教育会宣布与勤工俭学生脱离“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必须承认，华法教育会作为一个没有拨款、全靠筹款甚至挪借的机构，做到了它能做到的一切；但是蔡元培等高层在留法学生最困难的时刻下决心将学生置之不理，最终导致了衣食无着的学生们组织起来，发动了留法学生的第一次斗争——“使领两馆，三日内接到警告共七十余通，署名的达一千五百余人。”

当时以新民学社会员蔡和森等人为核心的部分学生认为勤工俭学已宣告失败，而李立三、徐特立等人则不支持这种观点，学生分为两派。前者以学校名自称“蒙达尼（即蒙达尔纪公学）勤工俭学同人”，被今天的学术界称为“蒙达尼派”。2月8日，400多名蒙达尼派学生到巴黎的驻法使馆进行示威，被法国警察武力驱散。

1921年夏，中法实业银行因为虚报盈余、哄抬股价导致停业，而法国政坛也因此掀起了极大的风波（中法实业银行和竞争者东方汇理银行均由法国政坛的重要人物操控），法国史学家更是将其称之为“一件新的巴拿马丑闻”（指1879-1892年巴拿马运河公司利用类似手段欺骗投资者的事件）。为了转嫁中法实业银行的危机，银行家斐纳里（Finaly）提议，由北洋政府经由中法实业银行在法国发行1.3亿法郎国库券（邓小平等人当时的传单声称是3亿法郎，可能是与当时的另一个提议混淆）；作为融资回报，北洋政府需要承担国库券三年期限内中法实业银行可能的亏损，并将多种税收作为抵押。

对北洋政府出卖主权借款的不满和对法国银行界以中国为壑的不满，使得留法学生发动了第二次运动——抵制“中法实业大借款”。这一次学生们和在法国的华文媒体共同发声，召开会议，迫使驻法大使陈箓宣称让步。虽然最后这一借款的失败是由于法国政府担忧北洋政府的信用，但是在斗争的过程中，学生们团结了起来，有了自己的组织。

第一次运动实际上失败了；第二次运动看似成功（国内的部分史学家也认为是成功的），但成功与学生们的关系并不算大。在这样的反复碰壁之下，提倡“实行理想的社会生活——工读主义”的初衷在逐渐消失，而“做革命事业”的想法则在学生当中逐渐兴起，加之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萧瑜等人的宣传，使得共产主义的思想日渐深入人心。1922年6月22日，旅欧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

“赴七万里长途，别祖国父母之邦”，第一代的留学生们带回来的，是先进的科学技术；而这一代的留学生们带回来的，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世纪之问的历史回答。

十七批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竟成中国革命的奠基之旅

1919年3月17日，中国第一批勤工俭学留法学生89人赴法国学习。1921年，旅法学生成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后又成立了中共旅欧支部，输送了大批党团员赴苏联学习，培养了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一大批中国革命的领导骨干。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曾向中国大量招募华工。随后，一些中国知识青年开始赴法国勤工俭学。真正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开始于1912年，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张继等成立留法俭学会，当时的本意是节俭费用，推广留学之方法；以劳动朴素，养成勤洁之性质。

1914年受袁世凯政府的阻止，留法俭学会被迫停办。

1915年6月，蔡元培等组织勤工俭学会，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为宗旨。

(二)

1916年3月，巴黎成立华工学校，蔡元培等人还亲自讲授课程。1916年和1917年巴黎和国内分别成立了华法教育会，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同时，教育会还立志复建北京留法预备学校，并在长辛店、河北蠡县布里村、保定育德中学及成都先后成立各类留法预备学校。

大批青年投入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湖南新民学会积极赞助，蔡和森、毛泽东等奔走联络，组织会员和湖南青年参加。中国少年学会和天津觉悟社也都有人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已具影响。

1917年北京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成立，成为了全国经办留法勤工俭学的总机关。

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89名乘日本邮船由上海启程赴法。第二批26人3月31日启程。

(三)

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经过一系列矛盾斗争而逐渐走向衰落。但却促使了一大批青年新的觉醒，在劳动、学习、斗争中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一批共产主义战士成长起来。

1922年6月，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等发起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旅欧学生和工人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年秋冬之际，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正式成立。

1923年开始，许多人转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4年7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在巴黎合影。左起，1排：1为聂荣臻，3为李林，4为周恩来，5为刘伯庄，6为李富春，8为傅烈;2排：1为柳溥青，2为林蔚，4为任卓宣，5为周维桢;3排：2为余增生，5为方至刚，6为李卓然;4排：1为穆青，5为邓小平

1924年，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中国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留法勤工俭学的大批先进分子或回国，或转赴苏联学习，这一运动遂告结束。

(四)

从1919年3月到1920年底，中国先后有17批学生赴法，总数达1600多人。通过勤工俭学，他们对西方社会先进的科学技术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中国社会的落后、愚昧状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变革中国社会的愿望更加强烈。

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如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李维汉、王若飞、李立三、向警予、陈毅、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邓小平、李富春等，利用在欧洲的有利条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相继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也有一部分人学习科学技术，回国后从事科技工作。此次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教育发展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