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脱贫攻坚：人类历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伟大事件

编者按：今天，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在京举行，习近平主席庄严宣告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目标已经达成。这是人类历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伟大事件，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20世纪以来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伟大胜利。中国大规模减贫经验，具有全球意义，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道路，文化，理论和实践的无比优越性，具有全球价值和人类共同走向富裕，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意义。

中国减贫：从地方性实践到全球性意义

✪ 徐进 |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李琳一 |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现代中国的贫困是全球二元性问题的一个部分

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主旋律。虽然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但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一关系改变的背后是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巨大冲击。一个长期认为自己处于世界之中并具有优越感的文明，突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正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史无前例的心理震撼与文化价值以及政治体制频繁遭遇危机的根源。这一冲击折射出了繁荣与落后、富饶与贫困以及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立景观。虽然任何一个独立的经济社会体系都存在客观的贫困，贫困也是中国社会在历史上就存在的普遍现象；但是，现代意义上的贫困是在与富饶的对照下被生产和再生产出的社会经济结果。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中国的贫困问题，是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过程中所形成的全球性二元性问题的一部分。

16世纪，西方开始进入现代世界。在理性主义的驱动之下，一个神秘的未知的自然和人类社会被除魅。除魅使得个体的能动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产生了巨大的创造力和财富效应。西方个体主义与财富创造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西方学者和思想家认识现代不平等问题的起点。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的发展观到阿玛蒂亚·森对贫困问题的认识，都深刻地反映了基于自由主义的个体能动性的财富创造思想。现代西方的贫困问题同样是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的结果，这一问题从17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开始到19世纪的快速工业化达到了高峰。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的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引发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诞生。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贫困都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内部深化和外部扩张紧密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意义上的贫困在西方是原发性的。因此，西方社会针对贫困也就形成了一系列带有原发性和在场性的解决方案。全世界第一个针对贫困的法案《济贫法》就出现在西方。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体制下，贫困和缓解贫困被不断地生产与再生产，逐渐形成了富裕与贫困的二元性规范性范式。这一规范性范式随着全球化的扩张被不断地输出，形成了所谓的全球性知识和实践，并在后殖民主义时代演化成了现代发展概念。

从启蒙主义到工业化，不仅西方世界内部形成了富裕与贫困的二元结构，全世界也形成了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的二元结构。富裕与贫困的范式不仅是西方自身政治经济实践的框架，而且产生了富裕的西方和贫困的非西方的反差，激励非西方世界追赶西方文明，并进而发育出了外生性的现代性。在此框架下，西方的知识与实践被认为是全球性和普遍性的，非西方的知识与实践则被认为是地方性和特殊性的。只有按照西方的全球性知识和经验，才有可能从贫困走向富裕，任何地方性的经验和实践都只是局部性的和非系统的，无法具有全球性的指导意义。这是进入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世界以来，支配全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而20世纪以来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特别是大规模减贫的经验，虽远不能说会取代西方的发展教义，但毫无疑问挑战了统治全球发展的规范性范式。

▍中国的减贫事业是本土社会文化逻辑与世界互动的结果

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框架下讨论中国的经济社会变迁，需要避免两个极端的观点：一是中国发生的经济社会转型是采用西方市场主义模式的结果，二是中国的发展完全是自身孤立发展的结果。实际上，中国与世界一直都是相互连接的，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一直都受到外部世界影响。但是中国在外部世界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一直没有脱离自身的政治社会文化轨道。因此，中国今天的发展变化可以被认为是基于中国社会文化逻辑的、与世界不断互动的历史过程，而摆脱贫困正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不同时间阶段，中国推进减贫所依靠的主要动力机制是不同的。在新中国成立后初期以及改革开放的早期，中国的减贫成就主要是通过破除制约农业发展的障碍获得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转为主要依靠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来继续推进减贫。与此同时，快速的经济社会转型的负面效应也开始显现，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这一背景下出现了精准脱贫这一突破行政、技术、官僚等结构性约束的政治实践。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减贫模式

中国摆脱贫困的过程交织着中国的农耕文化、社会文化实践、政治传统、西方发展主义经验等各种复杂的因素，形成了所谓中国特色的减贫模式。清末以来，中国的革命者将实现西方的现代化作为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把工业化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农民占人口主要构成的农业国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基本结构基于农耕文化，传统政治实践的意识形态主体是农本主义，长期的农耕传统支撑了中国的发展。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最大张力，就来源于基于农本主义的传统性和基于工业革命的现代性的摩擦，这也是长期以来困扰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

农业是中国农本主义的核心，中国消除贫困过程中最有特色的实践形式就是农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随即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到1952年底90%以上的农民拥有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直接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这一由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农本为基础的政治经济社会特点所推动的重大社会变革，是在西方工业化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论指导下，解决中国特殊问题的实践。按照原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革命的目标是消灭资产阶级。而在中国，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座大山中，最主要的障碍是地主阶级。毛泽东把农民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的理论，是将西方工业革命后产生的进步思想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的典型代表。

1978年，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实践的基础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次回归土地改革的原议程，又一次激发了农业的大发展。1978年至1985年，中国农业实现了年均7%的增长率，同时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高达16.5%，达到中国历史高峰。按照1985年确定的农村贫困线来衡量，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降到1985年的1.25亿，贫困发生率从30.7%降低到14.8%。中国这一阶段能取得如此重大的减贫成果的原因在于，当时中国人口80%以上在农村，农民生计的主要来源是农业，因此，破除制约农业发展因素的政策也就成为有效的减贫政策。基于农业发展减少贫困，看似是一个地方性实践，但其动力则来自以消除不平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因此，这也是一个融汇了全球性经验的地方性实践。

（二）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减贫模式

工业化是中国革命者追求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孙中山开始的革命者始终将工业化、现代化与摆脱贫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前后一致的现代中国的发展目标。中国的工业化虽然理念和总体路径都是外生性的，但具体实践却有着很强的内生性和在场性。例如，民国时期长三角地区兴起的纺织工业，虽然表现出现代工业化的形态，却与传统中国的农耕以及手工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新中国成立后，初期的工业化虽然呈现出很强的外部植入性，但改革开放以后又迅速回归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轨道。

1978年开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发展所产生的剩余迅速转向与农业、农村和农民高度相关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生产总值占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5年的不到20%增加到1999年的超过60%。

继农业超常规增长导致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和贫困人口大规模减少之后，乡镇企业迅速成为农民收入继续保持增长和贫困继续缓解的新动力。按照中国政府1985年的贫困标准衡量，1986年至1992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31亿减少到8000万，同期贫困发生率从15.5%下降到8.8%。这是农村工业化导致的农民生计结构改变的结果。

这一变化一方面将中国传统的小农推进了全球化的轨道，另一方面也将维系中国经济社会传统的逻辑带入了全球化过程中。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这一工业化的机制又是内源性驱动的，是与中国农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紧密相连，并与中国的农业发展连为一体的地方性实践。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日益增强，以外来投资为标志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迅速推进，而依靠农业和乡镇企业提高农民收入的边际效应开始递减。与就近的劳动力流动模式不同，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催生了大规模的跨区域的劳动力流动和转移。外出打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直至今天，始终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独特现象。同时，打工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从1990年的20%上升到2009年的38%，替代农业收入成为农村居民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应忽视传统要素的延续。这一阶段的减贫实践一方面呈现出全球化的外来影响；另一方面，在外出打工这一看似简单的劳动力流动的现象中，却充满了传统中国社会亲缘和地缘网络的作用。

在外出打工的大潮中，形成了大量适应全球化新技能的内生性社会实践形态，如基于地缘网络迅速扩散至全国的湖南娄底市新化县的复印打印军团，以家庭亲属为基本单位形成的安徽装修工程队等。中国减少农村贫困的典型叙事，就是一个个贫困的人首先出来打工提高自己的收入，然后带动更多的人提高收入，这些人再回去周济留在家里的亲人和同乡，盖起新房，外出创业，改变家乡的面貌。这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以来改变中国农村贫困格局最重要的推动力。将这样一个过程简单地理解为外出打工挣钱并不能够反映出中国摆脱贫困的地方性实践的真实含义。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中国农民通过亲缘和地缘网络的支持，迅速获得新的技能，进而发育出了数量巨大的企业家群体，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能够抵御各种风险的、韧性很强的地方经济体系。城市化和工业化这一看似具有西方现代化典型特征的社会转型过程，蕴藏着丰富的中国社会文化内涵，并产生了巨大的减贫效应。

（三）超常规减贫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既是中国摆脱绝对贫困的重要机制之一，也是现代贫困的再生产过程。减少贫困与生产贫困并存，成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悖论性象征。与西方原生性的现代化社会变迁不同的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在与富裕西方的对照下展开的。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精英们始终都有一个中国贫穷落后的心理阴影，由此激发出了他们矢志不渝追求中国富强的情结。但由于中国历史上缺乏与西方现代化相匹配的社会变迁过程，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也一直不够富饶与发达，所以中国在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对于这一过程的负面作用，在开始并无足够的认识。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快速转型带来的负面作用日益凸显，其中最明显的是不平等的加剧。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自1990年的0.32很快增长到2002年的0.42，直至2013年才回落至0.4的国际警戒线之下。不平等的不断扩大，一方面开始影响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贫困的持续缓解。不平等加剧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后果，是社会的阶层化和收入以及福利的结构化。在这样一个条件下，经济结构的益贫性逐年减弱，贫困群体通过就业、产业等发展活动受益的潜力越来越小。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发达与落后地区的区域差异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社会公共服务的差异，使得穷人的人力资本远远达不到在现代经济体制中受益的水平。某种程度上，这些问题成为中国革命者获得政权以后遇到的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

不平等和贫困——特别是贫困群体处于结构化的经济社会状态，严重地挑战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则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使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初衷。精准脱贫采用了“第一书记”挂帅强化党的集中领导、“建档立卡”精准瞄准、“五个一批”精准施策以及全社会动员等一系列旨在大幅提升最底层群体收入和福利的倒置型制度安排，突破了由顶层收入向下调节传递的一般路径，力图改变中国社会不平等的基本结构，缩短收入差距的梯形长度。精准脱贫实施以来取得了很大进展，根据统计局数据，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014年的7017万人下降至2019年的551万，农村贫困发生率由7.2%降至0.6%，同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1至3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中国的精准脱贫攻坚战略，吸收和综合了北欧等福利国家依托收入转移进行贫困治理和美国等自由竞争国家基于个人进取和市场化方案推动减贫的全球经验；但其实质，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双重压力下，政党国家打破利益集团的制约，突破行政、技术、官僚、市场的结构性约束所进行的超常规政治治理，是延续了国家主义政治传统的新的地方性实践。

从20世纪到21世纪，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按照自身的政治和社会文化逻辑来展开现代化。中国消除贫困的地方性实践，一方面受到了全球性经验的影响，在减贫的过程中积极吸收了规范性的要素；另一方面则始终基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本土性逻辑。

▍中国的减贫事业能否为跳出全球二元周期律提供借鉴？

全球与地方的二元性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话语霸权。在这样一个规范性话语中，全球性意味着普适性，地方性意味着特殊性。中国消除贫困的实践，一般也被认为是地方性的。然而，对于中国在面对不平等加剧和社会分层日益严重的条件下，发起脱贫攻坚战并不断取得重大成果这一地方实践的认识，已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全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大规模减贫的关注已有20多年的时间。过去大部分的关注都是将中国仅仅看作是西方语境下全球性知识发挥积极作用的案例，但是最近10年来在认识上的分野越来越明显：一种将中国经验看作是具有全球意义的观点开始出现。

这一观点有两个维度的含义。一种含义是，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大规模减贫，符合经济社会转型的一般性规律。这一观点并非西方规范性经验的延伸，但包含了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全球化学习的印迹。另一种含义是，中国的发展承载了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传统的基本逻辑。这一观点也不完全是中国中心主义的框架，但包含了中国社会文化的主导性含义。无论是从偏向全球主义的角度还是从中国特殊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大规模减贫的实践，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回答，这一经验的全球意义是否成立？其内涵又是什么。

（一）为什么中国减贫具有全球性意义？

第一，20世纪新兴民族国家不断出现以来，缓解和减少贫困是各个国家追求国家建设最重要的任务。“二战”以后，除了东亚少数国家和地区成为发达经济体并成功摆脱了绝对贫困以外，几乎没有新兴民族国家完全终结绝对贫困。按照世界银行每天1.9美元购买力平价标准来衡量极端贫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虽然只有全球不到15%的人口，却集中了全球过半的极端贫困人口。撒哈拉以南非洲事实上未能有效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减贫目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巨大的减贫成就。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较好地完成消除极端贫困这一全球性目标的事实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全球意义。

第二，从经济社会结构的角度讲，虽然中国在近代历史上有初级工业化的基础，但无论从经济总量上还是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影响上看，这一基础都很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都是一个农业社会。一个农业社会如何通过经济社会转型减少贫困，是现代发展理论和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发展的全球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中国的政治历史传统不同于西方。近代以后，中国虽然受到了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和冲击，但是始终保持了自身独特的政治传统，并以此形成了以家国为纽带的国家-社会关系结构。这不同于以个体主义和自由民主为特点的西方国家的社会-市场体系。因此，一个不同于西方规范性发展框架的体系，如何实现了被认为只有在西方的规范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这也是中国得到关注的重要原因。

（二）中国减贫的全球性意义是什么？

中国减贫并不是对西方规范性发展经验的否定，而是在于自身的社会经济文化如何能够步入现代经济社会转型的轨道。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属于外生现代性的国家而言，外生性的变量如何植入本土文化经济体系中是中国能为世界提供的最重要的经验。中国既自豪于文明传统，也承认近代以后的落后。因此，中国的精英们都在不同程度地探索，如何将外生性的社会经济变量转变成内生性的经济社会因素。中国在这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实践，并创造了与此相对应的话语，如“洋为中用”“他山之石”“自力更生”“学习西方先进经验”“改革开放”等。这些，正是中国减贫的全球性意义的实质内容。

首先，中国减贫实践的最大特点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引导和控制。这与自由主义发展框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是中国发展的地方性经验。“二战”以后逐渐独立的大部分国家都采用了西方规范性的政治实践模式，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发展业绩上的差异，从某种程度上质疑了西方规范性模式的全球性意义。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发展实践也并不必然是全球性的经验模式，但它的确呈现出具有时代性的全球意义。

其次，中国减贫是与全面的、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的。中国消除贫困的实践不仅仅体现在治国理政的模式上，同时也体现在与农业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化发展要素的联系上。中国的大规模减贫是在一个相对长期的发展进程中实现的，而非依靠某个单一的因素。农业的发展缓解了中国的食物性贫困。同时，农业的发展又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劳动力供给，从而避免了进入依靠外援发展工业化的歧途上，为中国自力更生的政治实践提供了物质基础。增长与减贫的同步化，是中国最重要的经验。

“二战”以来，大多数新独立的国家在减贫方面屡屡受挫，除了国家治理方面的问题以外，经济社会转型的失调也是重要的因素。以贫困发生率较高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为例，在过去20多年中，该地区出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其中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在10年间保持在6%左右。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贫困状况的改善十分有限，增长与减贫的脱节是这一地区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极大的悖论。根本原因在于：在过去10多年中，经济增长最快的主要部门并不是大多数人口特别是贫困人口能够直接受益的部门。如坦桑尼亚的非制造业部门近年来成为其经济增长的引擎，特别是建筑业和采矿业，2018年和2019年第一季度非制造业工业部门增长率分别达到7.5%和15%，同期农业增长率只有5.1%和6.3%，低于GDP整体6.8%和6.9%的增长率。而现实中农业承载了坦桑尼亚全国2/3的就业，并与3/4的贫困人口有关。

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要想实现大规模的减贫，没有农业的发展固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仅仅有农业的发展，减贫也不可持续，需要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一步推动来维持农业的减贫成果。这是中国在全球化条件下学习规范性的社会转型经验，并将其融入中国农耕社会经济现实的实践形态；这一被看作是地方性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极为广泛的全球意义。它不是简单地直接植入外部模式，而是把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特点与外来成功现代化的经验要素做了有机的结合。

再次，中国摆脱贫困的实践不仅仅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同样有借鉴意义。当不平等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减少贫困的阻力会日益增加。减贫的议程涉及利益的调整和资源的配置，需要广泛而实质性的政治共识。在竞争性政治的条件下，减贫很容易成为政治和行政官僚博弈的工具。英国涉及扶贫的法案从1601年的《济贫法》开始，经历了几百年的演化；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全民医疗法案从提出到终结，更是成为现代社会一个正义议题被竞争性政治条件下党派政治和利益集团牺牲的典型案例。

中国在不平等日益加剧、社会公共服务的差异不断增加，贫困群体脱贫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实施的精准扶贫行动，是中国消除贫困的新的实践形式。这一实践实际上是通过政治议程来打破利益集团、官僚技术及行政阻碍等各种不利于穷人改善生计的格局。这一实践经验的全球意义从形式上看是有限的—因为国家之间的政治制度差异很大，中国特有的政治超越行政与社会的治理模式无法应用于竞争性政治体制中。但是，当需要突破产生不平等的制度性根源时，无论是通过磋商还是妥协，政党的人民性与正义性均需要超越政党执政的功利性。在众多关于中国减贫经验的论述中，涉及中国政治体制的观点往往是中国特殊主义的。但不能忽视的是，中国政治主导一切的形式包含了政党正当性的基本原则，这也是中国减贫实践全球意义的重要内容。

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语境下所形成的全球性经验与地方性实践的二元范式，长期主导着全球发展。实际上，在“二战”以后的70多年中，涌现出大批成功的地方性实践模式，并且这些模式都或多或少地成为全球经验的组成部分。东亚国家的成功，就是在规范性全球经验中来自所谓地方性实践的案例。20世纪末以来新兴国家概念的出现，又标志着新一轮地方性实践被纳入全球经验的体系中。在所有这些被纳入全球经验体系的实践中，中国的实践经验对于全球规范性经验的影响和冲击，可能是最为深刻的。其他的地方性实践，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西方所提供的全球性经验的规范性出现了政治趋同；相比之下，中国是在保持其政治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21年02月25日 新华网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21年2月25日）

习近平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隆重召开大会，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

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向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脱贫攻坚作出贡献的各级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农村广大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志愿者，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以及社会各界，致以崇高的敬意！向积极参与和支持脱贫攻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向关心和帮助中国减贫事业的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外国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志们、朋友们！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反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感慨，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憧憬，再到孙中山“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的夙愿，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深深渴望。近代以后，由于封建统治的腐朽和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民不聊生，贫困的梦魇更为严重地困扰着中国人民。摆脱贫困，成了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梦想，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坚持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进行了长期艰辛奋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团结带领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帮助穷苦人翻身得解放，赢得了最广大人民广泛支持和拥护，夺取了中国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为摆脱贫困创造了根本政治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组织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重整山河，为摆脱贫困、改善人民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实施了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着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鲜明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必须时不我待抓好脱贫攻坚工作。2012年年底，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党中央就突出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在贫困的老乡能不能脱贫”，承诺“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拉开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序幕。2013年，党中央提出精准扶贫理念，创新扶贫工作机制。2015年，党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总体要求，实行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六个精准”，实行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兜底“五个一批”，发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攻令。2017年，党的十九大把精准脱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进行全面部署，锚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聚力攻克深度贫困堡垒，决战决胜脱贫攻坚。2020年，为有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特大洪涝灾情带来的影响，党中央要求全党全国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做好“加试题”、打好收官战，信心百倍向着脱贫攻坚的最后胜利进军。

8年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党和人民披荆斩棘、栉风沐雨，发扬钉钉子精神，敢于啃硬骨头，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贫中之贫、坚中之坚，脱贫攻坚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作出了关键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均每年1000多万人脱贫，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脱贫。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全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脱贫群众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饮水安全也都有了保障。2000多万贫困患者得到分类救治，曾经被病魔困扰的家庭挺起了生活的脊梁。近2000万贫困群众享受低保和特困救助供养，2400多万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拿到了生活和护理补贴。110多万贫困群众当上护林员，守护绿水青山，换来了金山银山。无论是雪域高原、戈壁沙漠，还是悬崖绝壁、大石山区，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到了每一个角落，无数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无数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无数人的幸福因此而成就！

——脱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踏步赶上来，整体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贫困地区发展步伐显著加快，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社会事业长足进步，行路难、吃水难、用电难、通信难、上学难、就医难等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辍学学生实现动态清零。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通客车、通邮路。新改建农村公路110万公里，新增铁路里程3.5万公里。贫困地区农网供电可靠率达到99%，大电网覆盖范围内贫困村通动力电比例达到100%，贫困村通光纤和4G比例均超过98%。790万户、2568万贫困群众的危房得到改造，累计建成集中安置区3.5万个、安置住房266万套，960多万人“挪穷窝”，摆脱了闭塞和落后，搬入了新家园。许多乡亲告别溜索桥、天堑变成了通途，告别苦咸水、喝上了清洁水，告别四面漏风的泥草屋、住上了宽敞明亮的砖瓦房。千百万贫困家庭的孩子享受到更公平的教育机会，孩子们告别了天天跋山涉水上学，实现了住学校、吃食堂。28个人口较少民族全部整族脱贫，一些新中国成立后“一步跨千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又实现了从贫穷落后到全面小康的第二次历史性跨越。所有深度贫困地区的最后堡垒被全部攻克。脱贫地区处处呈现山乡巨变、山河锦绣的时代画卷！

——脱贫群众精神风貌焕然一新，增添了自立自强的信心勇气。脱贫攻坚，取得了物质上的累累硕果，也取得了精神上的累累硕果。广大脱贫群众激发了奋发向上的精气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广泛传播，文明新风得到广泛弘扬，艰苦奋斗、苦干实干、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的精神在广大贫困地区蔚然成风。带领乡亲们历时7年在绝壁上凿出一条通向外界道路的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相林说：“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就算我们这代人穷十年苦十年，也一定要让下辈人过上好日子。”身残志坚的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乌龙镇坪子村芭蕉箐小组村民张顺东说：“我们虽然残疾了，但我们精神上不残，我们还有脑还有手，去想去做。”贫困群众的精神世界在脱贫攻坚中得到充实和升华，信心更坚、脑子更活、心气更足，发生了从内而外的深刻改变！

——党群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以热血赴使命、以行动践诺言，在脱贫攻坚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呕心沥血、建功立业。广大扶贫干部舍小家为大家，同贫困群众结对子、认亲戚，常年加班加点、任劳任怨，困难面前豁得出，关键时候顶得上，把心血和汗水洒遍千山万水、千家万户。他们爬过最高的山，走过最险的路，去过最偏远的村寨，住过最穷的人家，哪里有需要，他们就战斗在哪里。有的村干部说：“只要我还干得动，我都永远为村里的老百姓做事！带上我们村的老百姓，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必须带领群众，拔掉老百姓的穷根。”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在抓党建促脱贫中得到锻造，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基层治理能力明显提升。贫困地区广大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都说“党员带头上、我们跟着干、脱贫有盼头”，“我们爱挂国旗，因为国旗最吉祥”，“吃水不忘挖井人，脱贫不忘共产党”，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得到极大巩固和发展！

——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摆脱贫困一直是困扰全球发展和治理的突出难题。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我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我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特别是在全球贫困状况依然严峻、一些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我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我们积极开展国际减贫合作，履行减贫国际责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做世界减贫事业的有力推动者。纵览古今、环顾全球，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几亿人脱贫，这个成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力量！

8年来，我先后7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坚持看真贫，坚持了解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的实际情况，面对面同贫困群众聊家常、算细账，亲身感受脱贫攻坚带来的巨大变化。我在各地都看到，广大脱贫群众露出了真诚笑脸，这是对脱贫攻坚的最大肯定，是对广大党员、干部倾情付出的最高褒奖，也是对革命先辈和英烈的最好告慰。

同志们、朋友们！

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数百万扶贫干部倾力奉献、苦干实干，同贫困群众想在一起、过在一起、干在一起，将最美的年华无私奉献给了脱贫事业，涌现出许多感人肺腑的先进事迹。35年坚守太行山的“新愚公”李保国，献身教育扶贫、点燃大山女孩希望的张桂梅，用实干兑现“水过不去、拿命来铺”誓言的黄大发，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扎根脱贫一线、鞠躬尽瘁的黄诗燕等同志，以及这次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他们有的说：“脱贫攻坚路上有千千万万的人，我真的就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石子。其实走到最后，走到今天，虽然有苦，还是甜多。”有的说：“不为钱来，不为利往，农民才能信你，才能听你。”有的说：“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真正来地里面写，那才叫真本事。”

在脱贫攻坚斗争中，1800多名同志将生命定格在了脱贫攻坚征程上，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脱贫攻坚殉职人员的付出和贡献彪炳史册，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关爱每一位牺牲者亲属，大力宣传脱贫攻坚英模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披坚执锐、勇立新功。

同志们、朋友们！

脱贫攻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靠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坚实物质基础，靠的是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坚守执着，靠的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我们立足我国国情，把握减贫规律，出台一系列超常规政策举措，构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

——坚持党的领导，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我们坚持党中央对脱贫攻坚的集中统一领导，把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谋划，强力推进。我们强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构建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的局面。我们执行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中西部22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脱贫攻坚期内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我们抓好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坚强战斗堡垒。我们集中精锐力量投向脱贫攻坚主战场，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鲜红的党旗始终在脱贫攻坚主战场上高高飘扬。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只要我们始终不渝坚持党的领导，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我们始终坚定人民立场，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我们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脱贫成效的重要尺度，集中力量解决贫困群众基本民生需求。我们发挥政府投入的主体和主导作用，宁肯少上几个大项目，也优先保障脱贫攻坚资金投入。8年来，中央、省、市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近1.6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累计投入6601亿元。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土地增减挂指标跨省域调剂和省域内流转资金4400多亿元，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发放7100多亿元，扶贫再贷款累计发放6688亿元，金融精准扶贫贷款发放9.2万亿元，东部9省市共向扶贫协作地区投入财政援助和社会帮扶资金1005亿多元，东部地区企业赴扶贫协作地区累计投资1万多亿元，等等。我们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强化扶贫资金监管，确保把钱用到刀刃上。真金白银的投入，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强大资金保障。

事实充分证明，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自觉地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就一定能够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形成脱贫攻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我们广泛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及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向贫困宣战，举国同心，合力攻坚，党政军民学劲往一处使，东西南北中拧成一股绳。我们强化东西部扶贫协作，推动省市县各层面结对帮扶，促进人才、资金、技术向贫困地区流动。我们组织开展定点扶贫，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国有企业和人民军队等都积极行动，所有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都有帮扶单位。各行各业发挥专业优势，开展产业扶贫、科技扶贫、教育扶贫、文化扶贫、健康扶贫、消费扶贫。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热情参与，“万企帮万村”行动蓬勃开展。我们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扶贫体系。千千万万的扶贫善举彰显了社会大爱，汇聚起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聚力攻坚克难的根本保证。只要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办成更多像脱贫攻坚这样的大事难事，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坚持精准扶贫方略，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根源。我们始终强调，脱贫攻坚，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我们坚持对扶贫对象实行精细化管理、对扶贫资源实行精确化配置、对扶贫对象实行精准化扶持，建立了全国建档立卡信息系统，确保扶贫资源真正用在扶贫对象上、真正用在贫困地区。围绕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问题，我们打出了一套政策组合拳，因村因户因人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真正发挥拔穷根的作用。我们要求下足绣花功夫，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扶到家庭，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我们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改善发展条件，增强发展能力，实现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帮扶转变，让发展成为消除贫困最有效的办法、创造幸福生活最稳定的途径。我们紧紧扭住教育这个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强调再穷不能穷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努力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尽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事实充分证明，精准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开发式扶贫方针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鲜明特征。只要我们坚持精准的科学方法、落实精准的工作要求，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一定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科学路径和持久动力！

——坚持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脱贫必须摆脱思想意识上的贫困。我们注重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成脱贫攻坚的强大动能，实行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既富口袋也富脑袋，引导贫困群众依靠勤劳双手和顽强意志摆脱贫困、改变命运。我们引导贫困群众树立“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观念，鼓足“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的干劲，增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韧性，让他们心热起来、行动起来。脱贫群众说“现在国家政策好了，只要我们不等待、不观望，发扬‘让我来’的精神，一定能过上好日子。”“生活改变了我，我也改变了生活。”

事实充分证明，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激励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生动力，对人民群众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至关重要。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就一定能够不断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

——坚持弘扬和衷共济、团结互助美德，营造全社会扶危济困的浓厚氛围。我们推动全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民族守望相助、和衷共济、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引导社会各界关爱贫困群众、关心减贫事业、投身脱贫行动。我们完善社会动员机制，搭建社会参与平台，创新社会帮扶方式，形成了人人愿为、人人可为、人人能为的社会帮扶格局。

事实充分证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只要我们坚定道德追求，不断激发全社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就一定能够为中华民族乘风破浪、阔步前行提供不竭的精神力量！

——坚持求真务实、较真碰硬，做到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我们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和各环节，拿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把脱贫攻坚一抓到底。我们突出实的导向、严的规矩，不搞花拳绣腿，不搞繁文缛节，不做表面文章，坚决反对大而化之、撒胡椒面，坚决反对搞不符合实际的“面子工程”，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一切工作都落实到为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我们实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建立全方位监督体系，真正让脱贫成效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事实充分证明，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保证了脱贫攻坚战打得赢、打得好。只要我们坚持实干兴邦、实干惠民，就一定能够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

这些重要经验和认识，是我国脱贫攻坚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同志们、朋友们！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脱贫攻坚伟大斗争，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中国人民意志品质、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充分彰显，赓续传承了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全党全国全社会都要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团结一心，英勇奋斗，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的胜利！

同志们、朋友们！

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标志着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同时，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松劲歇脚，必须乘势而上、再接再厉、接续奋斗。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我们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对易返贫致贫人口要加强监测，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对脱贫地区产业要长期培育和支持，促进内生可持续发展。对易地扶贫搬迁群众要搞好后续扶持，多渠道促进就业，强化社会管理，促进社会融入。对脱贫县要扶上马送一程，设立过渡期，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要坚持和完善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社会帮扶等制度，并根据形势和任务变化进行完善。党中央决定，适时组织开展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工作，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和政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责任，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要围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带来的新形势、提出的新要求，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让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共享发展成果，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赶上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要完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让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同志们、朋友们！

回首过去，我们在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上取得了伟大历史性成就，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展望未来，我们正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宏愿而奋斗。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决心，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