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政治经济学建设是诠释中国发展的最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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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西方整个社会科学体系的核心就是政治经济学，不解释政治经济学，也很难解释共产党跟政治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中国如果要建设社会科学文化，就要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是核心。我从汉朝就看到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影子，《管子》和《盐铁论》就是我最喜欢的两部书。

问：您“解释中国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中文版已经在国内出版了，您的写作初衷和“解释中国三部曲”的定位分别是什么？

郑永年：“解释中国三部曲”的创作起因，是源于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工作学习期间的感受。在那个时候，我发现西方人总是“看不清”中国，当然可能是文化、文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因素。不过，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自己没有解释好中国，解释中国不是西方人的责任，而是中国学者的责任。

为什么我们的学者总是解释不好中国？我始终感觉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中国的命题，写文章的起点还是西方命题，只是用中国的证据去进行论证。确立中国的社会科学，首先是要找到中国的命题，如果连中国的命题都没找到，只是说用我们的材料去证明西方的命题，那就是本末倒置。中国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宏观上本身就是空白，也缺乏中观理论，80年代后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微观研究，这就导致很多学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我是学政治的，有责任做这个事。所以，“解释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就是阐述中国共产党，解释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最重要的，如果解释不了共产党，就解释不了中国所有的一切。

我的第二个重点是政治经济学，如果仅仅是讲共产党，还是解释不清中国问题。因为，西方整个社会科学体系的核心就是政治经济学，不解释政治经济学，也很难解释共产党跟政治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共产党在塑造政治经济体系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同时，政治经济体系也和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过程形成互动。所以，中国如果要建设社会科学文化，就要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是核心。

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要想把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看清楚，不仅要把它放到世界的范围内去看，还要放进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看。我的这本书就是从汉朝开始写的，我从汉朝就看到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影子，《管子》和《盐铁论》就是我最喜欢的两部书。

我发现，中国从汉朝到现在都是“三层资本”，即顶端的国有资本、基层以大量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和大型民间资本互动的中间层。这个经济制度可以同时最大限度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所以，我认为现代的很多东西都是从那时候起源的。

问：您曾经用“制内市场”的概念来总结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模式，能否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制内市场”？

郑永年：制内市场说简单点就是存在于一套制度体系之内的市场，这套制度体系也主导着市场的行为。《管子》这本书，就认为经济管理、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政府责任的一部分，尤其是儒家文化圈，一直是这样，基本没有变化，即政府发展经济、管理经济，这是政府内在的责任。我觉得中国在这一方面做得比较好。

在计划经济时代，整个西方都在围堵、孤立中国，那时我们改变发展策略，成功应付了一系列的危机。我们要看到，从那以后，中国不仅解决了挨饿的问题，并逐步发展成现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长三角、珠三角甚至超过了2万美元。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过去的40多年的时间里，有8亿人脱贫，在过去的8年时间里，有近1亿人脱贫，这些都是政府发挥的作用。

问：我们在学政治经济理论的时候经常听到“发展型国家”的概念，这个概念其实也是在强调国家和市场的合作关系。如果把它和“制内市场”的概念做一个比较，您认为两者有什么区别？

郑永年：“发展型国家”的概念主要是由查默斯·约翰逊提出来的，他从政府层面，研究日本以前的通商产业省是如何通过推行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但其最后讨论的问题只是政府在资本市场中扮演何种角色。

相比而言，“制内市场”研究领域更广，可以解释更多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在中国的案例上。在中国的“制内市场”，有些领域是国家占主导地位，有些领域是民间资本占主导地位，可以说政府跟民营企业是一个分工合作的关系。所以，用“制内市场”能解释的东西比“发展型国家”多得多。

问：如果说“制内市场”的概念是对过去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概括，那您认为，如果国际格局发生变化，“制内市场”的发展模式会不会遇到阻碍，该怎样调整？

郑永年：“制定市场”不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其实中国两千多年以来都是这个发展思路。我们每发展到一个阶段，市场和资本都在不断变化，这里面有很多可以改革的空间。

例如国有企业改革，如果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都在提倡学习新加坡“淡马锡模式”，我就提出疑义，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很小，它政府的资本就像一个投资公司，哪里赚钱就流向哪里。如果中国也这样做，那就不对了。我们国家掌握着大量资本，如果走新加坡模式的话，就变成儒家所说的与民争利了，可能会扼杀很多中小型民营企业。

所以，国有资本运营逻辑跟民营资本运营逻辑是不一样的，有些领域我觉得还是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为辅，有些领域就要以民营企业为主，国有企业为辅，这样可能比较好。

那怎么去实现良性竞争，这个就可以学习“淡马锡模式”。比如，在国有企业主导的领域，可以引入多个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之间形成竞争关系；在民营企业主导的领域，也可以引入多个民营企业相互竞争，这样才能进步。并且，从这个角度来说，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之间是不存在竞争关系的，只有国有企业之间或者民营企业之间，才可以讲竞争对手。

面向未来，我觉得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国家安全等领域，国有企业应当占主导地位，但更多的竞争性领域、民生经济领域应当是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这个非常重要。

问: 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的第三本书，能不能再简单预告一下第三本书的内容？

郑永年：第三本书我暂定的书名叫《文明与政治》，副标题是中国的政体研究，研究主题是中国的政治体制。

在这本书里，我把西方称为外部多元主义，不同的政党在外部进行竞争；把中国称为内部多元主义，我们只有一个政治主体，但它是开放的，不同的利益群体都可以参与进来，共同协商，并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

并且，在书里我还讲到了西方的三权分立。其实，中国在历史上也是三权分工合作的。西方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中国从汉朝建立体制开始，分为决策权、执行权、监察权，这个体制从汉朝到晚清，存在了两千多年。

没有间断过的文明肯定有其存在的理由，所以中国在有些方面借鉴传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做法。并且，中国借鉴传统不是简单地回归，而是创造性地回归。有时候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问题，反而能把今天的一些现象看得更清楚。所以，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凡是文明的才是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