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伊士运河：中国通往星辰大海，必经的3座“窄门”之一

原创 血钻故事编辑部  血钻故事

导读：对中国经济贸易最重要的三条通道，首推马六甲海峡，其次就是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是印度洋到太平洋的卡口，巴拿马是太平洋到大西洋的锁钥，苏伊士是欧亚的纽带，其战略地位也不言而喻，因此一直被美国牢牢把持着。

“从卫星地图上看，苏伊士运河仿佛一根碧绿的血管，为阿拉伯广袤的荒漠带来生机。”——埃及记者沙哈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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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3月29日凌晨4点30分，在苏伊士运河南段堵了一个星期的“长赐”号集装箱轮终于脱浅成功，航道得以疏通。但是目前仍然有三百艘船，麇集在运河出入口等待南下或者北上，所以整条航线恢复正常，估计还要一个月的时间。

这次堵船事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对全球吃瓜网友来说，这不啻是个新鲜事：听说过堵车，茫茫大海还能堵船？于是纷纷脑洞大开给设计了一堆脱困方法：

但真正与这件事密切相关的，包括船员、公司、货主和运河方，以及世界各大主要港口的代理、商家、厂家，原油、期货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操盘手们，就丝毫没有轻松愉快的心情了。船员们面临失业的危险，船公司每天损失几十万，苏伊士运河每天损失1000多万美元营收，全球贸易一周蒸发了快一百个亿。

兹事体大。

其实对一般人来说，也并非没有影响。比如说，这些货物中包含了大量中国从欧洲进口的商品，每多耽搁一天，就要在成本上多加一笔，等它们到岸时，很自然就要涨价。有些商品如果在生产链的上游，还会带动下游一批商品的价格上涨，其间发生的蝴蝶效应，谁都无法预料。

这种影响还蔓延到军事和政治上。美国海军“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原计划途经苏伊士运河进入中东，准备照例去波斯湾海域威慑伊朗，至今仍然滞留在地中海晃悠着。与此同时，中国海军第37批护航编队可能比往日更加繁忙，聚集在亚丁湾的船只与日俱增，物资供给和技术援助的请求不时传来，这种场面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

近几十年来，地缘政治学似乎有些没落了，毕竟世界老大奉行“全球投送”、“全球打击”的即时行动战略，空间上的障碍似乎不再重要。但是苏伊士一堵所带来的后果，恐怕又得让战略家们反思了：若有战事掐断了欧亚大陆的通道，该如何应对？

曾经就是考虑到无法承担这样的后果，英、法、美、俄和中东国家围绕着这条窄窄的河道反复博弈，凶狠厮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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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汗通渠

1956年7月26日下午，万里无云，空气滞重。埃及总统纳赛尔登上亚历山大城奇亚广场的主席台，向台下25万埃及人发表了著名的演说：

“苏伊士运河是用埃及人的鲜血和尸骨筑起来的，这条运河并不是为埃及而开凿的。相反埃及却成了运河的财产。今天，我在这里庄严地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埃及国有！”

纳赛尔此言非虚，苏伊士运河确实是埃及举全国人力耗费经年的产物。那时埃及名义上还在奥斯曼土耳其治下，所以想通过兴建运河来改善民生，增强国际影响力。1859年，野心勃勃的法国工程师拉赛普斯向当时的埃及总督赛义德介绍了自己的方案，两人一拍即合，集资开工。

刚开始，欧洲并不看好这项浩大的工程，拉赛普斯无法招募到足够的劳工，进展十分缓慢。两年后赛义德狠下心来，发布了强征劳工的法令，每月强征2万人轮换工作。

埃及当时的全国适龄劳动力也就190万，如此高强度的征用影响到了农业生产，到后来便使用大量童工，甚至将6万国防军削减到1万，5万士兵刚脱下军装就被送到运河边挖土。到1869年通航时，投入工程的劳工达150万，竟有12万人因恶劣的劳动条件病累而死。

然而这条浸满血汗的运河并不属于埃及。筹建伊始就规定，开凿权和管理权归拉赛普斯的公司，埃及无偿提供土地和劳力，为了应付工程开支，埃及还借了1100万英镑的外债。1869年通航以后，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所有权一直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法国资本家持有52%的股票，英国有29%，而埃及只占有15%的股份。

虽然运河很快就显示出其无与伦比的地理优势，但本国政府却未从此捞到多少好处，反而因此遭到更为残酷的对待。英国人猛然发现，本土与中东、印度的贸易往来很快向苏伊士航线集中，这条小小的运河突然就成了大英帝国的生命线，遂加紧了争夺控制的步伐。

1875年，英国以偿还债务为由，将埃及仅有的15%股份收入囊中，从而使自己的额度达到了45%。从此以后，英国就和法国一起瓜分了运河产生的巨额利润，随着前者国际霸权地位的上升，运河实际落入了英国的手中。1882年，为确保战略通道的控制，英国派出远征军常驻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修建基地，开始了对埃及长达72年的军事占领。

1922年，英国同意埃及独立，但条件就是保证英国对运河的所谓“权利”，包括在埃及境内保持相当强大的武装力量。1936年，这个“权利”被进一步明确为英国还可以占据20年，并保持1万人的驻军。可以说，苏伊士运河是19-20世纪帝国主义掠夺半殖民地的象征，埃及人民始终对此保持了愤怒和反抗的态度。

一个贫弱的发展中国家要收回运河，维护国家主权，首先要等一个时机，例如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势力的瓦解和独立运动的兴起；其次，他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

这个人就是纳赛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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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人当政

贾迈勒·纳赛尔出身于亚历山大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37年进入军校，二战后与战友成立“自由军官组织”并被推选为主席，立志要推翻当时的腐败政权法鲁克王朝。

纳赛尔命运的转折点也和苏伊士运河有关。1948-1949年巴勒斯坦战争，纳赛尔作为前线指挥官，明知打了败仗，法鲁克国王却竭力隐瞒这一事实，让他大为失望。1951年，国内反英情绪日趋强烈，运河区人民与殖民者开展了游击斗争，纳赛尔的“自由军官组织”暗中给予了支持。军官势力的崛起引起了国王的注意，法鲁克拒绝承认他们选出来的领导人纳吉布，还准备解散军官俱乐部，清除他们的影响力。

于是纳赛尔先发制人，在1952年7月22日发动政变，带领千余名士兵包围了陆军总司令部，逮捕总参谋长，随后迅速控制政府部门和交通枢纽，短短几个小时就掌握了开罗。四天以后，纳吉布在亚历山大港逼迫正在度假的法鲁克国王退位，将他赶到了意大利拿波里，政变取得成功。两年以后，纳赛尔在政治斗争中压倒纳吉布，接任总理职务，开始执掌大权。

作为一位雄心勃勃的民族主义者，纳赛尔最大的抱负就是重建阿拉伯世界的辉煌，而埃及将作为强大的领导者执其牛耳，因此他面临三个强大的对手。首当其冲的就是英国，苏伊士必须收回才能展示埃及的独立性；其次是法国，他们正在阿尔及利亚镇压阿拉伯土著的独立运动；最后还有一个以色列，列强扶植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让世居于此的阿拉伯人流离失所，必须给他们点颜色。

英、法、以色列基本上保持了一条战线，埃及是无法单独与他们抗衡的，于是纳赛尔把目光投向了苏联和东方。50年代中期，埃及陆续和中苏两国建交，从苏联获取了大量军事援助，并和叙利亚、约旦建立同盟关系。

很多人在评述英国与埃及交恶时，漏掉了一个细节：1955年2月，英国首相艾登在去远东时路过埃及，他把纳赛尔叫到自己的大使馆去训话，强调英国的战略利益，对埃及的外交政策指手画脚。纳赛尔后来抱怨道：“他简直是把我当成了一个不懂政治的下级官员”。

两个月以后，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与纳赛尔接洽，讨论了亚非国家的合作问题，毛泽东听说纳赛尔要收回苏伊士运河时，接见了埃及驻华大使，明确表示了中国对第三世界的支持，并称赞纳赛尔是民族英雄。

谁是热情的朋友，谁是傲慢的敌人，简直一目了然。

恰逢埃及的国家工程阿斯旺水坝筹建，英法答应投资性援助，但又提出了附加性的条件，纳赛尔对此颇有微词。随着埃及在中东的地位上升，两大阵营逐渐形成，一边是受英、美支持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包括土耳其、伊拉克等，另一边是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英国日渐感到埃及的离心离德，也一度想采取措施防范，包括策划政变让纳赛尔下台。没想到的是，纳赛尔先动手了。

在著名的亚历山大演讲中，纳赛尔反复重复了一个名字——“拉塞普斯”，这是运河的法国开创者的名字。纳赛尔事先与准备强制接收的官员尤尼斯约定，只要他在演讲中提到这个名字就开始行动。

为了防止尤尼斯没听到，纳赛尔将这个名字重复了十多次，令听众迷惑不解，尤尼斯则早已心领神会，第一次听到就撤离会场，派兵接管了苏伊士运河公司并戒严，所有外国员工都被控制起来。

纳赛尔因收回运河大得民心。

艾登听到这个消息气得发疯，他称之为“埃及人把大拇指戳到我们的气管上”。

在议会和国内舆论的支持下，他很快就动员起军队和航母编队做好战斗准备。但是计划落实到军事层面，英国的参谋人员对于作战样式、打击范围和战争烈度无法把握，需要制定更清晰的目标：是发动与埃及的全面战争，还是打击主要城市，或者仅仅控制在运河区域的争夺？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此时忙于大选，表态不考虑发动对埃及的战争行动，已经与阿尔及利亚打得不可开交的法国坚定地支持艾登，但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地面兵力。英法向安理会提交制裁埃及的议案，又被苏联否决。这时候，唯一有意愿和能力参与战争的，只有以色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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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者不胜，败者不败

众所周知，以色列也是一个充满悲情色彩的国家，背负着二战期间被歧视和屠杀的阴影，在外敌环伺的中东立国，这使得他们尤其注意政治上的利益和军事上的自强。

以色列和埃及的矛盾已久，第一次中东战争余仇未了，埃及还暗中支持“费代因”突击队在以色列搞事，以色列也攻击埃及的军事目标来报复。更重要的是，埃及禁止以色列使用苏伊士运河，同时在西奈半岛控制了亚喀巴湾，使得以色列恼火已久。

在与英法达成共识后，以色列制定了针对埃及的“卡代什行动”计划，于1956年10月29日发动进攻，目标是清除西奈半岛的埃及军队和据点，并对苏伊士运河产生威胁，以便英法介入。总参谋长达扬坐镇指挥，首先用飞机攻击西奈半岛的通讯系统，著名战将沙龙率第202空降旅深入腹地，夺取了米特拉山隘；其次以优势兵力攻下了半岛北部的关键阵地阿布奥格拉，完成了中间突破的战役意图。

此时英法两国加入，以保护运河航运为借口，向埃及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埃以双方停火，并允许英法军队进驻运河区。埃及自然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于是英法联军再无顾忌，于10月31日下午开始对埃及主要机场、兵营和开罗、亚历山大、苏伊士等城市进行轰炸。埃及空军遭到毁灭性打击，同时失去了制海权，为避免西奈半岛的部队被夹击，11月1日，纳赛尔下达撤军令，将主要兵力集中致苏伊士一线。

联合国要求于11月5日进行停火谈判，而到11月4日，以色列已经占领了加沙地带和蒂朗海峡，基本完成了达扬的战役目标，战亡人数不到200，他们已经愿意收手了。这时候，慌的倒是英法了。他们以调停为借口来干涉，真停火了不是白忙一场？

5号凌晨，英军第16空降旅第3营的官兵还睡得迷迷糊糊，就被送上了运输机，扔到塞得港和埃及人打巷战。法军两支空降兵随后加入，次日凌晨，英法发起两栖登陆，数千名陆战队员也开始进攻，埃及军民依托城市街垒且战且退，战场形势极为不利。

但是，国际上的大风向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除了多国强烈谴责英法和阿拉伯国家支持埃及以外，美国和苏联两巨头也对武装干涉明确抗议。艾森豪威尔对英法背着他行动勃然大怒，他提出的停火议案也被艾登抛之脑后，打成这个样子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苏联的态度则更为坚决，赫鲁晓夫宣布如英法不停火，将考虑对他们实施核打击。在舆论压力和实际威胁下，英、法被迫在11月7日宣布停火，到11月22日撤出所有军队。以埃和谈的结果是，以色列获得了蒂朗海峡的通行权，从西奈半岛撤军，所遗留的有争议的加沙地带和亚喀巴湾沿岸地区由“联合国军”暂时管理。

埃及虽然战场失利，伤亡上万，且数万民宅在战争中化为废墟，但实际上巩固了苏伊士运河的所有权，是谓败者不败。1958年联合国根据埃及的意见，确定运河的政策为无论战争还是和平时期，都向所有国家商船开放（与埃及交战国不在此列），军舰通过需要提早48小时通知埃及，得到批准后放行。

无论谁来，给钱就行，除非你和我打。

而反观英法，虽然在战事上占尽上风，但是最终在新的霸权面前忍气吞声，他们再想维持二战前的“话事人”地位已是南柯一梦。苏伊士运河战争成为其实际衰落的转折点，是谓胜者不胜。

新的霸权主义国家对待埃及似乎没有英国那么霸道，但依然在中东左右挑唆搬弄是非，中东战争一直打到第五次，1982年贝鲁特大屠杀，有着纳粹迫害历史的以色列人成了迫害者，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难民。与英国完全相同的是，美国也处处以维护自身战略利益为准绳，例如伊朗将石油通过运河送到叙利亚，美国就会干涉，埃及也只能遵从其愿。

当中国军舰穿越苏伊士运河时，就发现了美军的一项特权：所有的船只都要按照报告的先后顺序，组队后按次序过河，只有美国海军可以随到随过，大摇大摆地插队。

当这种特权被剥夺时，或者说实现战略地区影响力平衡时，他们也会老老实实排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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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埃情缘

据中国首任中东问题特使王世杰回忆道：

“毛泽东支持埃及收回运河的事，在中东地区影响特别大。我们当时接近五十万人在天安门游行声援埃及，来了好多志愿者。那是1956年9、10月份，我1957年3月份去了埃及，发现在埃及影响非常大，他们说中国人、中国领袖出来讲话了。”

那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中国刚参加了万隆会议，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了亚非许多国家的欢迎，其中就包括埃及总统纳赛尔。时至今日，埃及总统塞西在中埃领导人会面时还特别表示：埃中友谊是纳赛尔总统、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两国先辈领导人共同缔造的。

“出国去！

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

一处处的浪卷涛涌，

奔腾浩瀚，

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

中国人与苏伊士的缘分，或许可以追溯到更早。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写下这首小诗，描述了通往欧洲的航路，这条因苏伊士运河开通而辟出的航路，成了旧中国联系世界的纽带。

七年以后，文学家巴金和翻译家傅雷也踏上这一旅途，傅雷记叙了当时夜航的情景：“浮标内都亮着红红绿绿的电灯，左面的红，右面绿，一望都满涌着红绿色的气球”。他当时坐的船是法国邮轮公司的安德莱蓬号（Andrelebon）,同样是这条船，邓小平也坐过，同船的冯学宗写过他过运河的情形——“流连启兴，几乎忘却睡乡”。

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睁眼看世界后，也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五十年后，邓小平主持改革开放，再次倡导“走出去”，推动了新中国海运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1979年底的一天，在天津市对外经济联络局工作的袁弘哲忽然接到消息，让他去教准备出国的船员学外语，他有些惊讶。第一，他不知道中国还有外派船员，而自己教的居然是第一批；第二，阶级斗争年代的意识形态空气还有残留，他作为袁世凯的曾孙，长年被当作“黑五类”，就算考到这个单位，也一直没有正经事做。

袁哲生隐隐感到，春天就要来了。

航海人和航运的春天，是和中国经济的发展高度同步的。从1978年至2018年，我国进出口货物运输总量增长223倍，占全球份额从第29位0.8%到第1位11.8%，其中90%是通过海洋运输完成的。无数海员驶过风高浪急的北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进入欧洲，带回了商品、技术和理念，助力了中国经济的腾飞。

对中国经济贸易最重要的三条通道，首推马六甲海峡，其次就是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是印度洋到太平洋的卡口，巴拿马是太平洋到大西洋的锁钥，苏伊士是欧亚的纽带，其战略地位也不言而喻，因此一直被美国牢牢把持着。

1989年美国为了控制运河，不惜入侵巴拿马；为了加强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美海军将对地攻击的濒海战斗舰部署在新加坡；为了石油安全和恐吓伊朗，美国始终保持着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巡航和侦察。

为了保护我国对外经贸往来的战略利益，中国从2008年开始派遣水面舰艇编队进驻亚丁湾，参与全球合作的打击海盗行动，为商船保驾护航。亚丁湾位于非洲东北角，东接印度洋北接红海，是通过苏伊士的门户。

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和表征。海军在亚丁湾地区的持续存在，和不断“下饺子”的实力扩充，是由“一带一路”的战略决策所决定的。要真正使得“海上丝绸之路”实现，就要在马六甲至苏伊士一线建立稳固的落脚点。

这些点包括非洲东海岸的睦邻友好国家（坦桑尼亚等）、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与斯里兰卡的港口建设合作、吉布提的后勤保障基地，以及正在二期建设的中埃经贸合作区。

在这次“世纪大堵船”中，根据苏伊士运河管理局的报告，通过苏伊士运河向南的大宗货物中，有15.5％是直接运往中国的，其中原油大约有722万吨，这些不是小数目。未来如果和欧盟的经贸份额增长，或者战略性原材料要从欧洲、近东进口，纤细的苏伊士运河也可能会成为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即使不必握在手中，也应触手可及，以免受制于人。

结 语

堵船，显然是一起黑天鹅事件，给全球网友在疫情压抑下提供了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但这背后的代价是非常沉重的。除了看得见算得清的损失，还会有工人失业、企业破产、公司倒闭等连锁反应。这次事故提醒了人们，特别是那些纵横捭阖的政治家们：后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力。

美国向来重视战略通道的重要性，他们曾公开宣称要控制16条重要的战略通道，确保自己对关键地区的掌控和重要战略资源的掌握，继而维持其世界霸主地位。中国这些年来的努力，也是围绕着开拓自己的生命线、建立自己的经济圈进行的，因此对这一事件的思考和警醒，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经过那些窄门，才能抵达豁然开朗的星辰大海。但我们不偷也不抢，别人靠武力开道，我们历来以礼服人！互利才能共赢。

本文作者：碎瓦，血钻故事研究员，前海军军官，执行三批护航任务，四次通过苏伊士运河。

部分参考文献：

刘萌：苏伊士运河战争，陕西人民出版社。

哈全安：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宗教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