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的182亿罚单背后：工商6年铸就反垄断利剑

原创 镇长本人  大树镇长

2021年4月，整个互联网界翘首以盼的靴子终于落了地。

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阿里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开出了182.28亿元的史上最大罚单。

而阿里的回复也很及时，语气充满谦卑：

“坦然面对，诚恳接受，积极整改，一定化处罚为新的发展动力……”

这则罚单，应终是让吃尽垄断红利的阿里感到真正的肉痛了。而它翘首以盼的上市，再被蒙上一层深重的阴影。

这近半年来，从怒怼监管，到联合约谈，到反垄断调查，到如今的重罚落地，可谓风云流转。

可已然被触碰到更大利益的它，却没有像6年前那样展开激烈反击，而是选择了服软和“柔顺”。是什么，让6年后更加如日中天的阿里选择了退让？

热点过去，反而更适合我们咂巴那些襜帷后的曾经。

01

2015年1月23日至30日，短短一周时间，阿里和工商总局进行了九轮交手。

最终，以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会见马云，国家工商总局发言人正式表态网监司公布的《关于对阿里巴巴集团进行行政指导工作情况的白皮书》不具有法律效力告终。

那时的阿里，成了中国迄今为止唯一一家曾经和工商总局“叫板”，并且最终赢了的民企。

这在讲究“民不与官斗”的中国，简直是破天荒的事，这件事，无论对阿里还是工商总局，亦或是背后的资本与官方都是历史性的。

简单回顾下这件影响深远的往事，其中的波澜与攻防值得细细品读：

第一轮：2015年1月23日，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了2014年下半年网络交易商品定向监测结果报告，点名淘宝网正品率最低，仅为37.25%。

第二轮：1月27日14时，淘宝通过官方微博转发“一个80后淘宝网运营小二心声”的公开信，公开对工商总局网络监管司刘红亮司长喊话，指出监测报告存在抽样、程序等问题，要求“别吹黑哨！”

第三轮：1月27日22时，工商总局回应淘宝质疑，表示监测报告标准统一，定向监测是正常工作方式，是依法行政。

第四轮：1月28日上午，工商总局在官网挂出《关于对阿里巴巴集团进行行政指导工作情况的白皮书》，表示阿里系平台存在5大问题，要求阿里高管克服傲慢守住底线，更非常严厉的使用了“养痈遗患”这一成语。

需要注意的是，这份白皮书实际是2014年7月网络监管司在浙江召开的一份座谈会议记录，当时考虑到阿里正值上市关键时期，没有公布。

第五轮：1月28日14时50分，对于工商总局的严厉态度，淘宝强烈回应，表示要向国家工商总局正式投诉刘红亮司长在监管中程序失当、情绪执法，如此撕破脸皮，剑指一个具体官员，极不寻常。

第六轮：1月28日17时，淘宝宣布即时成立由300人组成的“打假特战营”，马云公开表示：假货不是淘宝造成的，淘宝愿意承担责任，但需要社会共同治理，而不是各自为政，互相指责，留下了转寰的余地。

1月28日18时，工商总局官网删除该《白皮书》。

第七轮：1月29日中午，有2014年7月座谈会参会人员透露刘红亮司长在会上称“每天罚阿里交易额百分之一”“一年要处罚阿里千八百次甚至几千次”“31个省区市、40万工商人对阿里系平台企业、商家开出罚单，这是一种常态”等。

同天，商务部召开发布会，回应淘宝工商总局之争，表示要对电商加大整治力度。

新华社也下场，细数中国电商九大痛点，矛头直指淘宝。

淘宝商家则发出联合公开信，信中称：“死，也请让我们死个明白！”

第八轮：1月29日晚，阿里蔡崇信首度回应，认为工商总局官网上的“白皮书”立论方式错漏百出，并有意针对阿里巴巴，整个手法非常不公平，表示有必要并正准备向工商总局正式作出投诉。

与此同时，阿里市值两天蒸发超过300亿美元，美国多所律所启动阿里上市涉嫌欺诈调查。

第九轮：1月30日，工商总局局长张茅会见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双方达成共识，表示双方将加强沟通，共同探索网络市场监管模式，构建社会共治新格局。

当晚，工商总局发言人正式表态《白皮书》不具有法律效力。

这场博弈，爆发如此迅猛，结果又如此急转直下，和解处处透着诡异、不同寻常。

阿里如此强硬、却能全身而退，不寻常；

工商总局白皮书都能变成会议记录，不寻常；

处于旋涡中心的刘红亮司长事后仍然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没有任何处理或者调岗，在2018年机构改革后任法规司司长，不寻常；

一切就像完全没发生过一样。

4个月后，2015年5月14日，工商总局与阿里巴巴集团联合召开“共同营造安全放心的网络消费环境”座谈会，表示工商总局将与阿里巴巴在内的电商建立在线投诉及售后维权机制，同时定期向全社会发布消费维权指数。

天大的事轻易翻篇，也在于当时的工商系统实在是力不从心。

02

2015年，阿里正如日中天，手握天时地利人和。

不断激增的移动互联网用户和互联网市场、成功上市美国是天时；监管体系不完善、各部门间互相掣肘是地利；“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赞誉、关键人士的支持提供了人和。

彼时的工商系统却正是艰难之时。各地机构改革质检、食药占据主动。同时，多位地方工商局长落马。

坊间盛传18年机构大改，工商总局将被“吞并”，整个工商系统忙于在机构改革中守住根基。

又恰逢中央强调从行政审批职能转为监管服务职能，工商干部新老断档，疏于业务。

仅从对阵核心的抽样检测报告和《白皮书》上就能看出，国家级的抽样检测报告有失严谨，给了淘宝反击的把柄；刘红亮大谈处罚的言论更是暴露了工商老人以罚代管的陈旧思想，违背改革大势，丧失主动。

工商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部门，最早可以追溯到1954年的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

有上年纪的朋友可能还记得，2000年前后的工商是如何吃香，当时的工商负责创办市场，有很多地方工商局长后来辞去公职成为富商；

在管理上，一直是粗放的收费、处罚管理方式，一个工商干部带上几个协管员挨家挨户收费是基层工商最普遍工作之一。

到了2008年停止征收“两费”（既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工商面临转型的巨大压力。不算协管员，40多万工商干部，年轻人极为匮乏，在很多地方甚至40岁就算是年轻人了，很多老人已经学不动、改不了了。

转型，成了那个时候工商总局必须全力解决的事情，各地问题频发更让工商系统雪上加霜，比如与工商总局渊源甚深的湖南省。

工商总局与湖南渊源甚深，1978年，工商总局重建，由已被下派10年、当时75岁的魏今非担任首任局长，5年后，魏今非逝世，由来自湖北的任仲林接任。

任仲林卸任后，工商系统执掌者全部来自湖南：刘敏学（长沙人，1989-1994任职）、王众孚（益阳人，1994-2006任职）、周伯华（湘潭人，2006-2013任职）。

与此同时，湖南省工商系统却也同时问题频发：

2000年，湖南省工商局局长欧阳松和常务副局长廖子中因受贿罪，同判死缓；

2008年，湖南省审计局对湖南省工商局局长张汉良任期经济责任进行审计，发现“长沙市工商局新办公楼8200万建成2700万卖出”以及其他工商局财务收支问题。

2009年，新任局长刘国湘获选湖南省十大杰出经济人物特别贡献奖，随后被指发红头文件要求全省2万多名工商干部及家人投票。

2019年1月，接任刘国湘的李金冬因严重违纪被撤销党内职务，降为二级巡视员。

2018年10月，湖南省市场监管局成立，由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向曙光担任局长，原食药监局局长刘湘凌担任书记。当前现任18位局级领导，包括李金冬在内，人数占了一半的工商系统仅余4人。

湖南仅仅是一个缩影。在工商系统受困于历史和转型之时，质检和食药监系统则顺应国家监管转型大势，不断扩权。

2001年，质检系统升格为总局，2013年，食药监升格为总局，两大机构与工商总局实现平级。

张茅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转岗工商总局，也成为了1989年以后24年来，首位有多部委领导经历，也是首位非湖南籍的工商系统一把手。

而张茅最重要的任务，一是激活工商系统，推动工商系统监管转型；二是保证2018年机构合并顺利，不让工商系统老的作风影响到新时代。毕竟，工商是除了公安以外，公务员数量最庞大的部门。

持同样目标的还有长期在发改系统工作、从国务院副秘书长任上来到食药监总局的毕井泉。

而三总局中，唯有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始终在任。

最终机构改革后，经过一番博弈，市场监管总局领导中，除了局长张茅，人数最庞大工商系统仅和成为正部级刚刚5年的食药监总局打平，质检系统占据近一半席位。

回过头来，2015年淘宝炮轰工商总局主管司长，反而助推了工商系统改革、加快了工商系统监管机制的完善，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抗拒机构合并的声音。

04

2015年，羽翼已丰的阿里胜了措手不及的老工商，但也警醒了整个监管部门，随后几年，在看似一片平静下，整个监管体系加速完成了底层革新。

步步为营，力量蓄积。

一是电子商务法5年4审终于在2018年8月审议通过。

按照常规，一部法律最多经过三审，而电子商务法却是少有的4审，并且一审、二审稿的差异堪称重写了半部法律。

电子商务法制定如此之难，不仅仅因为电子商务是一件新事物，同样等级的《网络安全法》也不过1年半时间三审通过。

其关键在于《电子商务法》牵扯到的部门实在太多，利益实在太大，更是资本扎堆的地方。仅2018年，中国电商交易额达31.63万亿，网络零售规模猛增至9万亿，当年的GDP也不过91.9万亿。

因此，仅仅网络商品交易监管体系，在中央就有12个主要部门，多头监管极为突出，监管就是权力，谁都不愿意轻易放手。

没办法，最终电子商务法起草组直接由全国人大财经委牵头成立，由国务院十二个部门参加，具体哪些部门就不多展开了。

其中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成文第二十三条“电子商务经营者收集、使用其用户的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中，一审稿是有“部门规章”四个字的，二审稿就没了。

这导致了什么？导致加重了经营者尤其是第三方平台的责任，同时网信办的个人信息立法效力将大打折扣。

2015年一审，2017年二审，中途发生了啥？

二是监管融合，多头统一，反垄断职权实现了单一部门统管。

在小镇之前关于立法的一篇文章里拿反垄断举例过，后来被404了，在此不展开了。

简单地说就是工商总局、商务部、发改委3家各自通过制定规则抢占反垄断职权，纷纷成立自己的反垄断司局，这也是《反垄断法》早在1994年就列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结果直到2006年才提交首次审议的关键原因。

而2018年机构改革，终于实现了把所有反垄断职权统归市场监管总局一家，进行反垄断执法就不需要跨部门沟通了。

三是打造监管基础，摆脱地方和部门限制。

在2015年以前，关于电子商务，尤其是关于淘宝怎么管，也是一个难题，最根本的就是管辖权问题。

按照旧有的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很长一段时间，杭州工商系统承接了所有关于淘宝的监管。

至于淘宝和杭州乃至浙江的关系，就不再赘述了。

这种监管模式，使得2015年阿里与工商总局之争时，工商总局网监司只能采取抽样的方式，因为其无法获得足够的电子证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是在2015年，痛定思痛的工商总局授权北京市工商局开发全国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网络交易平台监管系统，实现电商跨区域和跨部门监管。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6月，360公司成为该系统共建企业。

四是限制人才流失。

2018年8月，中央巡视组公布了在商务部的巡视情况，其中点名批评了商务部干部流失问题突出，还有的反垄断局处长“流”到垄断企业。

具体流向哪里就不多说了，商务部是少数有离职公示制度的部委之一，可以自行查询。

如2016年，商务部就有23人辞职，其中3人来自反垄断局。

客观的讲，商务部是极为特殊的一个部门，源自对外贸易部，是中央部委最贴近市场经济、最了解西方资本运作的部委，出来的干部非常受企业欢迎。

不单单商务部，其他如发改委、外交部、交通部、证监会等等各部门在2010-2015年前后干部流失极为严重，也对原来的监管体系产生了冲击，无他，这些人都是骨干，太了解政策制定、监管了。

2018年后，中央部委干部离职受到了更为严格的控制。

五是市场环境变化。

监管方变得越来越团结的同时，资本方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激烈，各路资方人马开始自相残杀起来——增量到顶、存量博弈的时代到来了。

比如2017年京东状告阿里垄断，2018年阿里称“假货在向拼多多转移”，接着阿里和京东一起针对拼多多等等，之后阿里系和企鹅系电商又相互给对方负面新闻添砖加瓦，斗得一塌糊涂。

与此同时，互联网行业向各个领域的扩张后，大数据杀熟、培养习惯再收割等等玩法经过网约车、外卖后被民众熟知，互联网行业社会风评相比2015年有了巨大滑落。

上述五点相累积，到了2020年，监管和资方的攻守之势，变了。

天时地利人和，从互联网资本转到了监管部门。

一切，只等那个关键的信号——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发令枪已响。

04

中国的监管从来不会刻意针对谁，就像《电子商务法》强调的，线上线下交易行为一视同仁，希望实现的是更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更好的为人民谋利。

比如打假，在加强打假的同时，市场监管总局也在禁止职业打假。2019年11月，专门出台了《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

反垄断也是一样。

相比互联网企业，国资和传统行业反而是最先受到反垄断调查的，只是少有传播罢了。

比如被称为中国反垄断第一案的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涉嫌垄断中国宽带入网市场一案，2011年国家发改委就进行了调查，迫使两家承诺整改，放弃价格歧视，推动中国宽带网速更快、价格更便宜。

自此，中国互联网业才迎来了真正的腾飞。

而就在1月30日，市场监管总局刚刚开出2021年的第一个反垄断大罚单，对先声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重罚1.007亿元。相比阿里三笔罚单才150万，堪称宽容。

正因为过去批判国企垄断、批判传统行业垄断，才有了今天可以向互联网等新兴垄断挥剑的基础。

垄断本无错，错在于是否利用垄断地位谋求垄断超额收益，限制和破坏竞争，而这正是我国反垄断法的两个要件。

可以垄断，但是要有利于市场、有利于人民，反垄断不是要反对企业做大做强，而是要反对为富不仁、大而作恶。

比如互联网领域，之前迅速扩张时国家一直提供各种便利，也希望中国产生世界级的互联网企业；但是互联网企业做大以后利用大数据、用户优势倾轧对手、强迫收购，两头杀，那就不对了。

就像滴滴，打着更方便人民出行的旗号，前期补贴揽客，获得超过九成的市场垄断地位后，恶意调价，两头压榨司机和消费者，这样的不反对怎么对得起人民？

做饭需要买把刀没错，拿着刀去伤人，就必须执法了。

这次阿里反垄断之所以舆论这么大，也与公众情绪有关。很多企业为恶，大家虽然会骂，但心里觉得也正常。而阿里在大家印象中，一直是有底线的，对阿里的期待也是正向的，突然阿里一下子与民争利，才有了“屠龙少年变恶龙”的说法。

当然，也有可能是自媒体时代到来，使得阿里的传媒公关布局不再稳固，以至于负面消息越来越难压下。

正所谓“爱之愈深恨之愈切”，也希望阿里经此波折，能够捡回那个屠龙少年的梦想，毕竟很多人都还记得“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豪言壮志。

国家也不想一锤子打死，正如对阿里巴巴展开调查时所说的，“加强反垄断监管，恰恰是为了更好规范和发展平台经历，引导、促进其健康发展，以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也是为什么，调查当天即结束。这是罚酒之前的敬酒。

我们是为了国家整体宽松的营商环境，暂且给一次自查的机会。如若敬酒不吃，那就得吃铁拳了。

今年3月15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即将在5月1日实施。而阿里今天的重罚，正是实施前的一记响亮的先声。

下一个，又会是谁？

05

时间拨回2021年1月20日。

怒怼监管风波时隔三个月，马云终于再次现身，线上出席了“马云乡村教师奖颁奖典礼”，马云提到：“这段时间，我和同事一直在学习和思考，我们更加坚定了全身心投入教育公益的想法。”

对于1964年教师节出生的马云，这似乎是一个象征，回归当一名老师的初心。

阿里的初心在何方？诸多互联网大佬的初心又在何方？

正如人民网发声强调的“从来没有什么马云的时代，只有时代中的马云。”

希望诸多资本们，能够好好体悟，身处的这个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梦想又是什么？

中国有最广阔的市场、最宽松的发展环境，但也有最严苛的底线，那就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