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贤明：职业教育，也是中国在猛补的制造业短板

屈贤明2021-04-15来源：观察者网

屈贤明 |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

导 读

中国已连续10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但人才鸿沟也越来越明显。除了高精尖人才外，高素质技能人才的缺口也逐渐增大。

4月12日至13日，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要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推动职普融通，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中国职业教育存在哪些脱节，未来如何补上这块人才短板？就这一话题，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屈贤明接受了观察者网专访。

【采访/ 观察者网 奕含】

中国制造需要培养两种人才

观察者网：您在之前采访中提到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制造业。但近几年，国家很重视制造业发展，也重视对技术人员、基础研究人员的培养。去年教育部取消“自主招生”，推出“强基计划”，是不是想从人员方面给科技做配套？

屈贤明：对，要培养一批能够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从制造业角度说，还要培养应用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的人才。有个词叫“竞争前技术”，就是讲共性技术，企业需要拿这个技术来填补基础研究与产业间的鸿沟，加快实现基础研究成果转变为产品、产业。（观察者网注：竞争前技术，是指一种基于能应用于未来商业或为特殊的商业原型所进行的早期非常不确定的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开发新产品存在一些共性问题，包括设计方法、各种新工艺、新原理。比如轴承的摩擦磨损就是共性问题，只要使用就会磨损，需要研究磨损的机理，在设计时能够使其更好抗磨。这项研究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一般企业不愿意做这件事。就需要学校、研究机构研究解决，研究成果共享、推广。

比如高铁，白天车使劲跑，晚上有大批人员参与检修，看看车子哪里有问题，需要更换零件，有点“人海战术”。高铁要出口到发达国家，国外工人不会像中国工人，能有大量人员熬夜检修。所以就必须在高铁运行中对轴承等关键零部件运行状况进行监控和测量，判断运行情况。比如测量震动噪声、温度，一旦出现异常就说明摩擦状况、啮合状况不好，再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做分析，就能作出判断，节省检修的人力和检修成本。

现在高铁上安装了大量传感器，高铁8个车厢一组，有1000多个传感器。正在研制的智能化高铁，8个车厢，将有2000多个传感器，靠设备就能连续进行检测，实时数据分析，及时提醒检修人员，比如轴承出了问题需要及时维修或更换。

高铁的探测器问题，是铁路问题，也是机械行业的共性问题，因为火车、汽车、飞机都会面临一样的挑战。比如飞机发动机，有的公司就专门负责制造和检修发动机，在发动机里装了很多传感器，测量发动机运行情况，了解哪些需要维护、哪些需要及时更换。

以前，我们的企业不用做这些研究，因为是购买外国技术，购买国外图纸，对方都研究过了，只要照抄即可。但现在国外不愿再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已经没法抄了，这就需要有一些研究机构对这些共性技术进行研究，由国家投入，将成果提供给社会。这些问题解决之后，火车安全了、发动机安全了，产品才具有更好的性能和功能。

对我们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行业来说，必须加强基础研究、产业共性技术研究的力度，才能出现更多原创、独创的技术和产品。

职业教育很重要

观察者网：对于高校人才培养，很多人反映接受了高等教育，但所学知识与实际工作有脱节，有的内容与实际脱节5年到10年，制造业存在这种情况吗？这个问题有望解决吗？

屈贤明：脱节是指学的东西和实际应用有一定距离，我认为这是个永恒的问题，无法彻底解决。学生在学校学到的大量内容到了实际工作中可能90%没用，学校主要培养的是思维方法和最基本最基础知识。同时，学生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到实际工作中又远远不够，必须再学习，这时候职业教育就很重要。所以国家成立了国家职业教育指导咨询委员会，我很荣幸也担任委员。今后几年，国家要拿出1000个亿培养技能型人才。从学校开始，抓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学生学习理论知识，如何与实践更好结合。

现在有个倾向，人们对上本科很执着。有一次在工程院开会，当时的院长是徐匡迪，他曾在上海当过市长。他说上海是大都市，各家都是独生子女，家长不惜一切代价，砸锅卖铁，都要把孩子安排上大学，拿本科学历，不愿意上职业学院。

但从实际看，很多非名校毕业的本科生，虽然在本科阶段学了不少知识，但水平差得很远。学校实验、实训设备少，实训少，学生得不到培养，同时理论学得也不扎实。结果上去搞研发不行，下来从事实际制造业工作也不行，这就很尴尬了，就业也成问题。

观察者网：职业教育就能解决所学和所用脱节的问题吗？做到完全对口吗？

屈贤明：现在有些职业学院能做到完全对口的教学。比如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它和宁波很有名的民营企业——海天集团合办了数控技术学院，海天借此培养适合的员工，专门培养数控机床方面的人才。课程会教授学生怎么编程和维护数控机床。海天还给学院提供了几十台数控机床，都是企业生产的。学生不仅能看，还能直接学习操作。

再比如宁夏共享公司，做铸造非常好，运用3D打印技术，改进了此前的沙型铸件做法，省时省力。这家公司与位于陕西咸阳的陕西工业职业学院联合办院，把企业的铸造设备3D打印机放到学院里，让学生掌握最新的技术和工艺。有了这些，学生学起来很有兴趣，也有利推广新技术、新工艺，但这样的学校太少了。

这些学生很多是专升本，有学历，同时还有实际操作的动手能力，能上能下，可以从事产品设计、研究，可以搞一线技术工作。从就业看，我所了解的这些职业学院，就业比本科好得多，大企业都愿意要这样的学生，一个学生常常会收到6份录用通知。毕业之后待遇也不低，比本科生高。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都会过去抢人。像日企在华的独资公司小巨人机床，里面的中层骨干都是陕西工业职业学院毕业的。

所以从教育角度看，我觉得国家应考虑调整本科和职业学院比例问题，要改变孩子和家长的观念。现实并不要求孩子们都得去上大学本科，不必须去上高中考大学，到职业学院也有好的就业机会和发展前景。

培养人才，企业不能因噎废食

观察者网：对于已经就业的人如何提升技能，有人建议，选拔行业里最优秀的人才给其他从业者培训。一方面，可以减少企业对员工接受培训后跳槽的担忧；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学校与行业本身知识脱钩问题。您觉得这个建议怎么样，是否可行？

屈贤明：这个比较难。不少企业将现有水平比较高的职工送到学校培训，针对这些员工设立专修班，对在职人员培养。这种培训时间不等，三个月、半年、一年、两年的都有。当然，这种培养模式也有问题：人才培养出来，有本事了，跳槽走人。但是不能因为有人离开，就因噎废食。

浙江一个民营企业的做法很有意思，他们把好员工送到国外培训，在员工留学期间，工资待遇还保留。如果培训结束员工要离开企业，企业很开放，允许离开，而且还不要求交还培训费，也不制裁。我当时问企业总经理，“你这不是折本吗？”对方回答说，“我们采取开放的态度，员工到了国外学习后要留在国外，我们不阻拦，彼此关系很好。对方在国外能了解到新的信息和技术，由于我们培养他还没阻碍他留下，他会很感谢，给我们一些回报，这就很可贵了，有时比员工回来还有用。”所以说还是有些企业很有胸怀。

观察者网：能这么做的企业实力应该很不错吧？

屈贤明：是不错。比如在新昌的三花集团就是这种人才观。现在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开办职业学院，或者和有名的高校合办工程硕士班，结合企业需要培养人才。员工花两年的时间拿到学位，先是经过半年的学习，然后回到企业，结合实际工作，写出一篇硕士论文，通过答辩，拿到硕士学位。有的企业还会送员工去读博士，先读半年书、一年的学习课程，之后大部分时间结合企业存在的问题，撰写博士论文。

观察者网：您提到人才跳槽问题。2018年，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张小平离职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他离职跳槽到北京蓝箭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后，被研究所“喊话”，称直接影响中国登月工程。您怎么看这件事？国家和民企发展航空，出现“抢人”的现象，是好事还是坏事？

屈贤明：蓝箭院我跟他们有过一次交流，与几个骨干见过面聊过。国内的民营航天公司是在学习美国的做法，看美国成立了民营航天公司，一些国内有钱的民营企业，也想在中国探索这条路。但是民营企业是不可能自己培养人才的，必然要去国企挖人，这是民企的特点。只要是我们允许民营企业从事航天技术产品开发，从现有机构挖人就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

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隶属于航天科技集团，不只张小平一个离职去了民营航天公司。我想职工离开原单位到一些民营企业工作的原因很多，比如在原单位没有发挥作用，更主要的是，待遇比较低。对原单位来说，既然条件很好，就应该能把主要人员留得住，部分人员出现流动，应该持宽容态度、欢迎的态度，不能人一走就封杀。

但是，如果要离开的人员肩负了重要的国家任务，就应该完成之后再离开，不能完全不顾国家的利益。对于一些特殊工作，国内外都有规定，人员离职后的几年内不应该从事同样的工作，原企业的资料、知识产权不能带出去。所以我认为从制度上应该做安排，防止由于人员流动带来负面影响，不能因员工流动导致技术、知识流失，因为这是国家的财富。

对于民营航天企业能不能长期发展，还要长期观察，目前来看是比较困难的。从事航天项目，投入要上亿，几亿、几十亿，而且投入之后不见得会有很多经济效益。虽然美国实现商业卫星发射、火箭回收业务，但在国内不见得能有回报。我觉得搞航天的民企，除非非常有钱，可以“玩一玩”之外，一般的民企最好还是少投入，这是我的意见。

我曾经问过民营航天企业的人，你们的钱从哪里来？他说国家有特殊政策，可以融到资。我的观点是既然国家不禁止民营航天发展，民营企业也愿意砸钱，那么可以组建一支队伍，把我们国有航天系统的“这盆水”给“搅浑”，对国有单位是一种竞争，对现有机制体制造成冲击，这是有好处的。

观察者网：重要行业需要高技术人才，也需要有领军人物指引。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张国宝曾撰文提出，影响集成电路发展的主要有四大因素：人才、资金、体制和产业链配套能力。其中，人才和产业链的配套能力是最重要的问题。您认为，我们能培养出张仲谋、张汝京这样的领军人物吗？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和体制？

屈贤明：当前，集成电路及其专用制造装备已成为影响国防安全、经济发展、人民幸福的最大“卡脖子”问题，由于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需求，国家也有充足的资金支持，通过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举国体制，一定可以造就一批领军人才，我估计五年内可以基本解决这一“卡脖子”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