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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在眉睫的家庭结构巨变将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

迫在眉睫的家庭结构巨变将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

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 阿什顿·维德里2021-04-16来源:观察者网

中国家庭规模缩小可能会对中国未来的外交和国防战略造成影响。决策者在采取可能导致重大伤亡的行动时会倍加小心。在一个大多由独生子女家庭组成的社会中,这样的人口损失可能会引发抵制和怒火,这也就限制了决策层在未来几十年所能施行的国家安全政策。中国目前可能仍未注意到近在眼前的家庭结构巨变,这一巨变完全有条件成为“战略性意外”,很有可能打乱中国的宏伟蓝图。

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 | 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阿什顿·维德里 |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社会学、人口统计学助理教授

【文/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阿什顿·维德里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中国正在发生剧烈的人口变动,这将影响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前景。这些备受关注的变化包括劳动适龄人口数量的下降、人口的迅速老龄化以及男女比例日益失衡,现在中国男性人数已明显多于女性。然而,一个极其重大的人口发展趋势却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中国人的家庭结构即将发生巨变。

在未来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家庭的成员数量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稀少。盘根错节的亲属关系网将在全国范围内萎缩,许多人将不再有近亲。中国家庭特征的这种转变是中国生育率长期下降的必然结果,早在1979年中国实施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前这一趋势就已出现,并在该政策于2015年正式结束后延续下去。对一个历来强调孝道的社会而言,这是一大根本性变化。

就目前来看,中国家庭规模的持续萎缩基本上不可避免,其后果很快就会令人震惊地显现出来。这将使个人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使其无力迁徙和冒险创业。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政策都将受其影响。某种程度上,中国家庭结构的这种变化已经威胁到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强国梦想。

“巅峰家庭”

几千年来,帝国和邦国一直在进行人口普查,例如,统计能参军的人口数量或可以征税的家庭数量,但政府很少收集有关家庭结构的数据。中国也不例外。研究人员必须像我们一样借助建模,根据出生率、死亡率、结婚率和离婚率的历史趋势和预期趋势来了解中国家庭未来的图景。

我们在对中国亲属关系建模后发现,中国已经进入了“巅峰家庭”时代:平均而言,中国的大家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大,但在接下来的年头里只会缩小。这一发现似乎有悖常理,因为外界对传统中国家庭历来有一个刻板印象,即中国家庭是包括亲兄弟姐妹、表堂兄弟姐妹和其他亲戚的大家庭。但这一印象其实是一种误导。过去年代的出生率比现在高,但由于死亡率也较高,所以活下来的亲属要少得多。

据我们估计,大概在1950年,在50多岁的中国男女人口中,只有约7%的人有父母在世,而今天这一数字已超过了60%。即使在低更替水平生育率(也就是说,一对夫妇平均生育不到两个孩子)持续30年之后,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相比,年长的中国人也绝对拥有更多在世的孩子,而且更有可能拥有一个活着的配偶。

而表亲的数量更是惊人:1950年,在30多岁的中国人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有10个或更多数量的表亲,但现在超过90%以上的人有如此众多的表亲。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亲属关系网从未像21世纪初这样规模庞大。

在过去40年,中国惊人的经济繁荣与大家庭关系网的日益壮大不谋而合。目前还没有人研究过家庭结构的变化在中国令人目眩的发展成就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但这种家庭结构变动无疑有助于中国利用久经讨论的“人口红利”发展壮大,即中国拥有一个异常年轻的适龄劳动人群。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处于劳动年龄的亲兄弟姐妹、表堂兄弟姐妹和叔伯姨妈(译注:这里的叔伯姨妈包括父母亲两方的亲兄弟姐妹)等亲属数量激增,这就为彼此提供了获得职业和创业机会的途径,并加强了非正式的社会安全网。大家庭帮助其家庭成员平稳度过了中国经济发展期的惊涛骇浪。

中国大家庭的土崩瓦解

但中国的大家庭已在规模上达到了巅峰。中国家庭不仅存在家庭成员老龄化问题,家庭成员数量也在减少——而且是在加速减少。中国的低更替水平生育率(这一趋势一直存在且到目前为止仍在延续)正在使中国的亲兄弟姐妹和表堂兄弟姐妹数量日益萎缩。在2015年放宽独生子女政策后,中国的生育率立即小幅上升,但随后就出现暴跌。目前中国生育率的总体发展趋势仍是下降,与东亚国家生育率的类似下降趋势相吻合,而这些东亚国家却并没有实施强制性人口控制政策。中国亲属关系网的瓦解,已迫在眉睫。

让我们再粗略望向下一代人。到2050年,中国30岁以下年轻人拥有的表堂兄弟姐妹数量将是现在年轻人拥有数量的五分之一,而且几乎没有年轻人会生活在表堂兄弟姐妹众多的家庭中。到2050年,在10岁以下儿童中,只有1%的儿童有10个或更多在世的表堂兄弟姐妹,而几乎六分之一的儿童根本就没有任何表堂兄弟姐妹。中国的叔伯姨妈网络也将面临类似的崩溃形势。未来叔伯姨妈的平均数量将很快变得不仅远少于今天,而且大大少于改革开放前。

中国人的亲兄弟姐妹数量则会更少。在此前,尽管死亡率很高,但年轻人没有在世的亲兄弟姐妹是非同寻常的。而生育率下降再加上中国实施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这一切。到2050年,50岁以下的中国人将有五分之二是独生子女。

在2050年,几乎所有30岁或40岁左右没有亲兄弟姐妹的人仍会有表堂兄弟姐妹和叔伯姨妈。但彼时中国的年轻人就不是这样了:到那时,中国近六分之一的儿童和青少年将没有亲兄弟姐妹和叔伯姨妈。在2015解除独生子女政策后,出生率的暴跌可能令中国决策层倍感意外,但其实他们不该感到意外:在整个东亚地区,从日韩到港台地区,出现低更替水平生育率是正常现象。即使是缅甸和越南等较贫穷的邻国,生育率也出现了类似的下降趋势。更多身为独生子女的年轻人将只有一两个这样的亲戚。因此,在中国的下一代人中,有少数人——几千万人——在从学校到工作再到退休的一生中,将几乎或根本没有亲身经历过在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传统大家庭。他们这一代人将是实际见证2500年儒家传统行将就木的一代人。

沉重的孝道

中国人口的大规模老龄化将放大家庭结构空洞化带来的压力。到2060年,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有望增加到近三倍。如今,70岁及以上的中国男女中,五分之四的人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拥有相对多的成年子女是幸运的,因为家庭仍然是负担中国养老责任的主要社会保障体系。一项经济研究显示,在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的个人收入加上公共福利还无法支付目前生活成本的一半:其余的则要由家庭成员负担。

但未来的老年人将不得不另寻资助来源。到2050年,在中国60多岁的人口中,大约一半的人将只有一个在世的子女,还有很大一部分老年人将根本没有子女。几乎所有这些无儿无女的老年人都是男性。如今,中国70多岁的男性中只有5%没有在世的后代。我们的模拟预测显示,这一比例将在2050年上升到14%,到2060年将上升到19%。在最好的情况下,在当今中国年轻男性中,有15%的人将永远不会结婚。

在照顾年迈的父母时,中年人将承担非比寻常的新义务。到2050年,中国绝大多数中年人都将有年迈的父母:超过90%的40岁以上男女将至少有一位在世的父母亲,近五分之三的人将有两位。相当一部分中年人将是独生子女(或唯一存活下来的子女)。这些独生子女中的大多数人在中年时不是只有一个在世父母,而是会有两个。而且,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妻将在中年时面临照顾双方父母的压力。那些一辈子单身的人(大多数是男性)将独自担起这份赡养父母的重担。

损害社会关系

在中国未来的倒置形人口金字塔中,大家庭将从基础开始塌陷,这是因为有很多亲属根本就没有被生出来。这些转变将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也可能重塑地缘政治现实。尽管中国在物质财富方面取得了进步,但到2050年时,一个人口规模萎缩、老龄化和少子化程度更高的中国可能会成为一个令人极度悲观的地方。

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的数量将大大超过儿童数量。65岁以上人口的支出将远远超过其收入。一个要推出更多经济刺激计划和耗费更多本国(或世界)资源的更大型政府正向我们走来。

然而,中国这场即将到来的家庭结构革命对经济造成的最重要影响可能不是破坏宏观经济平衡,而是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从中国有历史记载时算起,由各种非正式社会关系(主要是但不限于是家庭关系)组成的人脉网络就会通过减小不确定性和简化交易过程来帮助那些最谦逊和有能力的人做成生意。这些关系网在今天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帮助人与人之间产生必要的信任以达成交易。然而,中国大家庭网络在未来几十年的崩溃则预示着这种信任和社会资本(译注:社会资本是指人在一种组织结构中所处位置的价值)将出现全国性的衰退。

未来血亲数量的大幅下降将重创中国经济。正如在中国经济上升期血亲数量激增强力刺激了中国经济增长一样,这些血缘关系网络的快速消失也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造成中国经济衰退。

随着家庭成员的减少,人们可能不愿承担更大的风险,逃避创业转而从事更可靠但生产率较低的经济活动,如寻租。这种风险规避行为也可能减少人口流动和阶层变动。例如,推动中国城市化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流动人口往往要依赖可靠的人脉去寻找工作和住所。如果人们没有庞大的家庭关系网,如果他们不能借住在城市堂表亲家里,或者在农村没有亲属帮忙照看孩子,驱动城市化发展的引擎就可能熄火。可以肯定的是,人类是适应性很强的社会化动物,传统上由亲戚来扮演的角色,在明日无疑有可能勉强由邻居、朋友,甚至互联网来扮演。即使是在今天,这个大家庭关系网(直到现在,这个关系网仍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机制)的行将崩溃已基本确定,但我们仍不清楚这些替代角色会在未来起到多大作用。

强国梦的障碍

中国家庭结构的这种变化可能会加大中国获取国内外影响力的难度。传统家庭的解体很可能以官方始料未及的方式削弱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再经历一代人的时间,中国可能会比现在更富有,更具生产力,但由于这些人口结构上的弊端,中国的富裕程度和生产力水平几乎不会达到中国政府料想的程度和水平。如果中国家庭规模的萎缩迫使中国在此后几十年把自己建设成一个庞大的社会福利国家,正如我们预测中国会变成的那样,那么想通过使用“经济外交”手段或实施国防政策去获取对外影响力,其手上能动用的资金将比现在少得多。

中国家庭规模缩小可能会对中国未来的外交和国防战略造成影响。决策者在采取可能导致重大伤亡的行动时会倍加小心。在一个大多由独生子女家庭组成的社会中,这样的人口损失可能会引发抵制和怒火,这也就限制了决策层在未来几十年所能施行的国家安全政策。

中国拥有一群训练有素的人口统计学家,决策层依赖他们向自己提供专业建议。但这些专家无法分析他们统计不到的数据,中国也没有收集过有关中国大家庭模式的数据。中国目前可能仍未注意到近在眼前的家庭结构巨变,这一巨变完全有条件成为“战略性意外”,很有可能打乱中国的宏伟蓝图。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外交事务》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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