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老话“行百里者半九十”及“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说得好？

作者：张志坤

“行百里者半九十”，出自西汉·刘向《战国策·秦策五·谓秦王》，一百里的路程，走到九十里也只能算是才开始一半而已，比喻做事愈接近成功愈困难。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没记错的话，这话出自列宁，指即便再坚固的事或物，都抵挡不住来自内部的瓦解。

一部党史，百岁光阴，所积淀的历史经验十分丰厚，堪称是最宏伟的政治宝库，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共产党内部历来都有坏人，建党闹革命的时候是这样，执政建设国家的时候也是这样，改革开放现代化发展还是这样，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历史经验。

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上讲话指出：“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们不能投鼠忌器，王顾左右而言他，采取鸵鸟政策，这个必须说清楚。”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认真学习领会其精神，结合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一百年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那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队伍内部的异己与敌对势力，任何时候都要同混进队伍内部的敌人做坚决的斗争。

人类社会的政治实践经验屡屡证明，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来自内部的破坏最可怕，古今中外概莫如是。

中国历史上这方面的案例比比皆是。

春秋时节有吴越争衡的故事，结局是吴被越所灭。但吴之所败，与其说是败于越王勾践的“韬光养晦”，还不如说是败于内部的佞臣，因为如果没有伯嚭等内部佞臣的配合，越王及其手下谋士们的诸多谋略就要落空，他们一系列针对吴的阴谋都将无计可施，正是在伯嚭等诱导下，吴才一步步地走进陷阱、走向深渊。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以各种形式、各种面目接连不断地上演，到宋金时期再一次变得更加突出。南宋时期，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内有与敌人勾结配合的奸佞势力，终于酿成一桩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冤狱即“风波狱”。可以说，自此以后，南宋王朝就只是苟活于世、残喘度日而已，而秦桧从此也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卖国求荣的第一人。任何公正的历史评价都承认，秦桧这个人对南宋王朝的破坏力，甚至要超过大宋的死敌金国。

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在关键历史时刻，越是到重大斗争关头，就越可能发生分化与裂变，从而给对敌斗争带来巨大的冲击与损害。譬如当年的抗战，在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后，发生了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大分裂，给国民党阵营以沉重的一击，打了蒋介石集团一个措手不及，同时也给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带来巨大的伤害。

历史经验证明，来自内部的破坏还可能造成全局性的颠覆，中断既有历史进程。前苏联就是很好的例子。

前苏联的国家与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所创造的业绩在人类历史上也堪称是辉煌的一页，但发展的成就与业绩不能掩盖、也无法抵消来自内外的种种危机与危险。一方面，前苏联内部不断滋生大量腐败变质分子，尤其是让政治变质分子掌握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一方面，西方敌对势力在其内部豢养扶植了大量政治与精神代理人，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留学、访问、经商、奖励等各种机会，收买培育了诸多人物，并将这些人物安插在前苏联内部，其中有一些成为体制内政治上层中的“深度睡眠者”，这些隶属于美国情报部门的西方木偶在执政当局队伍内潜伏待命、蛰伏伺机，一旦气候条件成熟就迅即膨胀，发挥四两拨千斤作用，把内部矛盾与危机放大和加剧到沸腾的程度，从而达成扭转乾坤的颠覆效应。可以说，没有内部的矛盾冲突，就不会出现前苏联的执政危机；但如果没有内部政治变质与变节分子推波助澜、借机放火，前苏联也未必就会崩溃解体，把漫长七十年的政治与历史积累在一夜之间掘得个灰飞烟灭。

前苏联的经验说明，所谓“一切问题都靠发展来解决，依靠发展解决一切问题”的想法与做法有失偏颇。事实证明，不管多大的发展成果，不管多么了不起的业绩，都完全可能被来自内外的破坏所毁掉、所颠覆。

因为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友的围攻，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内外环境有步当年前苏联后尘的可能，甚至我们面临战略压力之重与挑战危机之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个时候，中国不能不高度重视内部可能的分化与分裂，尤其不能不注意内部问题被外部敌对势力所利用，更不能不高度注意来自内部的破坏与颠覆。为此，当今中国任何层面任何领域的斗争，都必须内外兼修，都要从内外两个方面来着手，都必须把应对里应外合的危险当头等大事来对待。其中有如下三类人堪称心腹之患：

其一，资本势力的政治代理人

当代中国有庞大的资本势力，这个势力不但在经济市场上有呼风唤雨的力量，而且在政治舞台上也有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并且同国际金融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如何安排当代中国的内外秩序，对于如何处理当前与今后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这个势力有其自身的诉求与渴望。那些出头露面反映与表达这个势力政治与经济愿望的人，就是他们的思想与政治代理人，这些人大量分布在中国社会上下各界之中，其中有些人则跻身执政党内和体制之内，个别者甚至还成为国际资本的代言人。

其二，右翼集团的精神同路人

正如毛主席所说，“反右必出‘左’，反 ‘左’必出右，这是必然的”。改革开放所塑造的土壤与环境本身就给右翼集团的滋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再加上几十年来持之以恒地不断地搞反“左”，结果造成右翼势力在中国急剧发展壮大，不但早已深深嵌入中国社会的肌体之中，而且形成多重星系一般的庞大的右翼集团。同历史上的右派有所不同的是，当代中国的右翼集团其突出的特征就是作为西方的政治影像而存在，其主要功能就是在中国焕发西方的思想与精神光芒。对于这个势力的活力、水平、能量，人们早已领教多多，但其中一个问题正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紧迫，那就是这个集团辐射到党内体制内所产生的精神同路人，这些右翼集团的精神同路人一般都有良好的政治伪装与思想变色功能，往往可应付裕如地活跃在政治舞台之上，并且还很有条件也很有可能成为执政队伍中的佼佼者。

其三，敌对势力所安插的“深度睡眠者”

培养亲美势力与扶植政治反对派，美国历来都是这样，在任何国家也都是这样，中国不可能有什么例外，对此美国方面也从未隐瞒避讳，美国一直在努力在中国推进它的这项事业，也一直对此寄予厚望。应该说，美国的努力付出获得了巨大的回报。一方面这是美国把中国当成主要目标矢志不移努力推进的结果，一方面也是良好的客观条件的助力与助推，因为经验证明，越是同美国关系密切的国家，美国就越容易推进这方面的工作，也就越能取得成效。

培养亲美势力与扶植政治反对派虽然听起来挺吓人，但其实这只能属于美国方面所推进的一般性工作，并非是其工作的重点，真正的“杀手锏”，是那些所谓“深度睡眠者”。美国著名作家格雷厄姆˙艾利森曾经透露，当2011年彼得雷乌斯就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后，他曾这样问这位新任局长，“中央情报局的资深特工们是否已经为他打开了一些秘密的‘宝盒’——那些包含美国政府最高机密和最不为人所知的文件”，彼得雷乌斯心照不宣地笑着说：“当然”。接下来，格雷厄姆˙艾利森继续叙述说，他“向彼得雷乌斯询问关于‘深度睡眠者’的事情，这些人是与中央情报局建立某种关系的个人，但他们的基本任务是长期生活在国外并有所成就，以便充分了解该国的文化、人民和政府。中央情报局承诺将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帮助他们成就事业，但当中央情报局发出任务召唤时——十分隐秘且有可能十年内仅会有一二次——他们将坦诚地详述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当年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远没有像今日中国那样同美国联系密切，即便如此，美国仍然能在他们中间安插了重要与关键性的“深度睡眠者”。这些人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已经是过去时，格雷厄姆˙艾利森所谈论的显然不是这些人。

今天的中国又将怎样呢？

可以肯定地说，美国所安插的“深度睡眠者”在中国一定有，一定会在最关键的时刻被唤醒发挥作用。现在人们所不能知道的只是程度、范围与深度等具体细节而已。

上述这样三类人将成为中国发展崛起的心腹大患。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当今中国政治逐鹿领域的焦点已经不是反左反右，而是要十分警惕来自内部的颠覆破坏，越是接近伟大复兴，战略斗争越激烈，这个问题就将越发突出与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