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美国新战略调整玩得转吗？

王健2021-05-02来源：观察者网

封面图片 | 当地时间4月28日晚，拜登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就任百日演说”。图自路透社

王健 |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导 读

当地时间4月28日晚9点，拜登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就任百日演说”。

毫不意外，他在演讲中不忘提及中国，将中国视为一个正逐步逼近的追赶者，呼吁美国要行动起来，赢得21世纪全球经济控制权的竞争。

拜登执政后，美国寻回盟友，重返多边，在中东收缩，在印太扩张，以价值观为外衣推出一套套对华遏制政策。

那么，美国认为的中美关系是在合作的领域合作，在竞争的地方竞争，在对抗的领域对抗，真能切割得如此分明吗？同时，美国新的战略调整，能如其所愿吗？观察者网采访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研究员。

【采访/观察者网 朱敏洁】

观察者网：到4月底，正好是拜登执政百日，外界必然关注其推出的内外新政；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中不少政策的矛头指向中国，您对此作何评价？

王健：我们现在看拜登的“百日新政”，内政外交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矛头对着中国。在外交层面，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一是依然将中国作为主要威胁。在《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明确认为中国是唯一一个有能力将经济、外交、军事、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对国际体系产生持续挑战的一个潜在竞争对手。目前，又在审议《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重点是与中国开展全面战略竞争。

二是以所谓维护国际规则、捍卫共同价值为基础来构建同盟关系。美国之所以要加强同盟关系，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认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仅靠自身单独的力量难以遏制中国。实际上在特朗普时期，就有美国智库报告称，缺少盟国支持，美国当下无力应对中国的挑战。拜登在2020年3—4月号的《外交事务》发表竞选文章就表示要与其他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凭借占据全球GDP一半以上的分量，塑造从环境到劳动力、贸易、技术以及透明度领域的规则。拜登上台后，也确实就是这么做的。

国务卿布林肯在多次谈话中强调，与中国在商业领域打交道，我们必须和遇到同样问题的国家联合起来，这比美国单打独斗要有效得多，因为美国只占到世界GDP的25%，但如果和欧洲等其他国家联合起来，GDP可能就会占到40%-60%，中国将难以忽视联盟的力量。在对华高科技封锁方面，同样如此，甚至该领域的联盟更为突出。最近印太四国峰会上，建立了“关键技术和新型技术工作组”，要根据所谓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来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的开发应用。

美国此次组建联盟的一个抓手，就是倡导所谓的共同价值和遵守国际规则，这主要是因为美国自己也认识到盟友跟中国的关系是多重、多样的，特别是与中国都有比较紧密的经济联系，要他们完全选边还是存在一定难度，因此只能从所谓意识形态和规则等共同点入手。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表面上好像不涉及经济、科技，但在结盟过程中美国将人权等价值规则不断地外溢、嵌套进去。比如，将高科技分为专制的科技和民主的科技；在人工智能方面，要求遵守人权规范；最近，美国带头炒作新疆问题，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借口和西方大国一起对华实行联合制裁。表面是人权问题，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欧盟和中国的经贸关系，欧盟议会已暂停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审定。美国在努力设立一道贸易和技术交流的价值壁垒。

三是重返国际多边机构。与特朗普退群不一样的是，拜登政府很积极地返群，一上任就重新回到世界卫生组织，重返巴黎气候协定，还要参加2022年至2024年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选举。其目的，正如布林肯所说的，就是要重新夺回在国际组织规则方面的话语权，而不是拱手让给中国，从而利用国际多边机构作为盟国体系之外另一个打压中国的平台。拜登不是重返真正的多边主义，而且利用多边机构搞反华小团体。

内政方面，美国主要是通过《美国救援计划》，提出《美国就业计划》和《美国家庭计划》，共计投入6万亿美元加强国内竞争力，争取赢得同中国的全球竞争。

观察者网：最近外界比较关注气候合作议题。前些天，美国主办的领导人气候峰会正式召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峰会。前不久，克里访华谈气候，但同时拜登派出非正式代表团到台湾，您怎么看？鉴于目前的中美关系，气候问题被视为双方有望合作的议题，你怎么看待中美在这一领域的合作？

王健：按布林肯的说法，美国跟中国的关系是在合作的领域合作，在竞争的地方竞争，在对抗的领域对抗，他想把这些议题分离开来。

气候变化属于美国方面认为可以跟中国开展合作、也需要中国帮助的一个领域。最近克里访华谈气候变化问题，中美还是发了联合声明，这在当下时间点也是不容易的。而且我看了公告，中美发表的内容基本一致，谈得也比较丰富。其实，中国在合作方面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了领导人气候峰会。中方也愿意在防止核扩散、全球反恐、医疗卫生等全球问题上加强合作，增加彼此互信，逐渐解决其他问题。但现在美国是试图切割，认为气候变化跟其他问题不联系。所以在克里访华期间，美国还派一个非正式代表团访问台湾，似乎想强调这一点。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气候问题是中美合作的一个领域，但实际上里面也充满着竞争。我们可以从最近美国2.3万亿就业计划中的基建项目看到，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等等都包括在里面。这本来应该可以成为中美之间良好合作的一个领域，但就其国内反响来看，美国是不太愿意拿出这块市场的，很有可能会用各种所谓价值、劳动等标准来阻止中国的产品、技术参与到美国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上来；甚至还可能跟我们在相关技术产品领域展开更为激烈的竞争，因为美国把绿色基建、绿色制造等产业视为美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美参议员卢比奥就提出要明确法案中的钱不能流向中国，“不买中国货 ”。所以，在制定减排目标方面，中美可能有合作，但在怎么推进减排、怎么发展绿色产业方面还会存在竞争。

观察者网：确实，前段时间，也有说法是，下一阶段的能源革命可能是继5G之后的另一场“军备竞赛”。

王健：全球可再生能源市场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2.15万亿美元，竞争将非常激烈。美国现在基本上把未来经济发展寄希望于此，因为新能源领域是一个全新的技术工业体系。在传统制造业，我们已经远远超过美国，而且从成本上来说，美国也不可能真的把一些传统制造业搬回国内，但在新能源方面美国认为必须要领先中国，不能再输了。为此，一方面大量投资新能源技术和生产，另一方面势必会采取种种手段来阻止中国相关产业发展。比如，以强迫劳动为借口限制进口新疆生产的太阳能多晶硅。目前，美国国务院正与商务部等计划封杀产自新疆的太阳能多晶硅，拟立法禁止从新疆进口多晶硅及其产品，此举即可打击中国实力雄厚的太阳能产业，又可扶持拜登所提倡的美国新能源产业。未来能源革命领域的竞争会非常残酷。

观察者网：那回到美国在亚洲的行动，在这一轮的美国盟友回归当中，日本的表现是比较抢眼的。外界的一个感受是，一般美国新政府上台，日本向美国寻求日美安保条约的确认是一个常规操作，但这次仿佛超过了一般的确认程序，因为这关乎到中国周边是否安定，比如台海、南海、印太等等，您怎么看最近日美之间的交流？

王健：我觉得在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以后，日本对华政策、包括对华外交的心态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逐渐将中国视为自己的一个重要威胁。在安倍时期，中日关系似乎有所回暖，当时的主要背景是全球疫情爆发、特朗普政府对日本的冷落，所以日本希望跟中国的关系有适当改善，以抵消来自美国的压力。

但是拜登上台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首先，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定位比较明确，中国是首要竞争对手，其次更加重视同盟的作用，再加上不久前围绕《中国海警法》的争议等等，日本国内的一批亲美保守力量就开始大肆炒作中国的安全威胁。鉴于菅义伟政权国内疫情防控不力，内阁丑闻不断，自民党的支持率比较低，种种因素叠加起来，就对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形成了挑战。

从美日共同发布的《新时代美日全球伙伴关系》这一声明来看，已经超过了日美安保条约的一些范畴，包括台海、技术等等。应该说，在中美之间，可能原来日本还不愿意公开站队，那么这次它的站位就比较清晰了。共同声明中特别提到，鉴于当前地区形势和复杂的安全环境，美日同盟的重要性达到了新的高度——这是一个新的提法，因此要建立新时代的联盟。

不仅是在安全问题上加强了美日安保同盟，而且还不断扩大了联盟合作范围，比如在经济领域扩大与美国的勾连，特别在半导体供应链上的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地球物理、量子计算等领域的联合研究等。此前，拜登政府发起“供应链百日审查”，包括芯片等半导体材料、稀土等稀有金属、原料药、高容量电池等。在不久前召开的美日印澳四国峰会上，四方试图通过在技术、资金、规则制定方面的合作，重新打造一条稀土采购生产链，以对抗中国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可见，日本已经深度参与到美国对中国遏制和脱钩进程中去了。

观察者网：对，美日也提出要共同出资，开发6G。

王健：在美国看来，当前的中美竞争中，军事冲突还不是一个可用的手段，剩下就是技术手段。现在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盯得很紧，一个是日本，另一个就是台湾地区。其实拜登上台后，美国对华遏制丝毫没有减弱，反而使用联盟的手段施加更大的影响。美国政府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越来越长，前不久超算上了“黑名单”，并计划对生产14纳米以下芯片的中国企业都要采取对华为那样的措施——只要你用了美国的硬件软件，就不能卖给中国企业。现在14纳米的芯片中国基本上可以做，所以它竭力打压14纳米以下的。

除了与盟国加强高科技合作外，美国目前也在加大对科技、教育的投入，尤其希望自己在关键技术上领先中国两代，保持绝对优势。4月9日，白宫公布了总统2022财年1.52万亿财政预算案中，大多用于教育、医疗保健、科研和可再生能源的预算。其中，增幅最大的是教育，从730亿美元预算增至1028亿，增幅达40.8%。最近，美国还要讨论《无尽边疆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在5年内投入1100亿美元推进美国的技术研发。

观察者网：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另一个重要盟友就是韩国，不过相较日本的表现，韩国的对华立场明显要和缓很多，包括美韩2+2会谈，新任外长郑义溶访华，韩国会不会成为美国在东亚打造盟友关系的一个例外？

王健：相对日本，目前韩国在中美之间还是保持着比较谨慎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韩方多次拒绝参加四国集团的活动。大概有几方面原因：一是韩国对中国经济依赖比较大，像半导体产业跟中国的关系很密切。二是在朝核问题上韩国离不开中国，需要中国发挥积极作用。三是韩日之间本来就有矛盾，也会给美日韩三方关系的建构带来阻碍。

当然，作为东亚重要一环，美国不会轻易放弃韩国，实际上也一直没有放弃构建美日韩三国同盟。最近克里访华结束后的下一站就是韩国，他表面上表示理解韩国的处境，在回答关于美国是否期待韩国在应对中国挑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时，就指出这取决于韩国政府的决定。

这次美国的同盟新战略中有一个特点，就是表面上比较尊重盟国的感受——似乎不需要你挑边，甚至声称不是特别针对中国，只是为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实际上还是在拉拢，组成小集团。在美日共同声明中，就特别提及美日韩三边合作对地区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事实上，美国也正在这么做，积极撮合韩日改善关系，加强与韩国的沟通，期待能结成美日韩三国同盟。美国多次宣称，韩日关系无比重要，要继续扩大美日韩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4月初美日韩三方的国家安全顾问在美国有一次对话，这是拜登上台后第一次国家安全顾问级别的多边对话。这反映出美国对扩大和深化美日韩三国同盟的重视程度。我们要看到美国对韩日的压力还是很大的，也要看到韩国国内的保守派与文在寅政府对华的态度不一样。明年韩国就要举行总统大选，一旦保守派上台，可能会对韩国的对华政策有些负面影响。所以，走势究竟如何，还得继续观察。只能说就目前而言，韩国与构建美日韩三方反华同盟，保持一定距离。

观察者网：对韩国国内局势的担心是有必要的，最近首尔、釜山的市长补选，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大败。

王健：是的，而且韩国民间也存在对华不友好的声音。最近韩国江原道地区想建一个中国综合文化城项目，遭到不少民众反对。

观察者网：接下来想请教您一些中东的问题。我们以中美安克雷奇对话后的声明框架来看，除了气候之外，伊核协议和阿富汗是明显摆在中美合作议题当中的。最近伊核协议重启谈判，但目前还只是各自表态，没有具体推进，美国表示愿意放弃制裁，但伊朗认为没有进展，中间又因为核设施断电问题，扯上与以色列的矛盾，所以还是一个问题，怎么来破局？因为这本身也关系到美国中东政策的变化，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的，但对拜登政府来讲，这是奥巴马时代最重要的外交遗产。第二，美伊各自手中有些什么牌能够打？

王健：拜登的竞选主张中就包含重返伊核协定，这和他上台后实行的重视多边、重返多边、加强盟国合作是一致的。

美国重返伊核谈判，一方面是解决美伊关系，另一方面某种程度上也是通过重返伊核协定来加强盟国之间的战略协调、赢得盟国的信任和支持。同时，他也希望能够把伊核问题纳入到美国整个中东战略中去考虑。

当前美国整个中东战略在相对收缩，这个迹象是很明显的。那么，在收缩的情况下，需要通过美伊关系的适当改善、缓和，来确保加强自身对中东事务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不受影响。

现在伊核重启了谈判，但美伊还是间接地谈，第一轮也没有结果，主要原因还是一个程序性问题，也就是谁先让步。伊朗方面立场很明确，美国要把对伊制裁全部取消，我才回到以前。美国则认为，伊朗已经突破了当时伊核协议的一些限制，所以你先要回到框架内，再逐渐取消制裁。双方就僵在这里。

应该说，首次谈判以后，美国还是释放了一些信号，明确表示会解除一部分制裁，但问题是伊朗要求全面解除制裁，包括相关的对个人制裁。第一轮谈判之后，伊朗又重新启动了最新型的离心机，生产60%浓度的浓缩铀，实际上是在对美国施压。

至于各自手上的牌，我觉得伊朗手中的牌就是其自身在中东的地区影响力，特别是在一些什叶派国家当中。即便遭到美国的严厉制裁和极限施压，但经济还能顶得住，至少伊朗政府也没有垮台。而且这几年伊朗的导弹能力、核能力有所提升。可见，如果美国不主动改善、而是进一步施压的话，并不能让伊朗让步。

同时，伊朗国内的反弹力量也会越大。一个非常明显的迹象就是2020年3月，内贾德为首的保守派在议会赢得绝对优势。外部有压力，保守派势力就会越来越大，而且从历史上来看，如果没有特殊的外部变化，保守派在议会取得绝对优势往往会成为下一届总统大选——也就是今年6月——的一个风向标。一旦保守派上台，对伊美关系、包括美国在整个中东的影响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从时间上来看，优势并不在美国一边，一旦错过鲁哈尼改革派在台上的时间窗口，再想重新恢复伊核协议就比较困难了。因为保守派本身就反对伊核协议，当时也是鲁哈尼上台以后才谈下来的，而且谈判结束后鲁哈尼遭到国内指责，批评其让步太多。所以真正要破局，还得美方采取主动，况且事实上也是美方破坏协议在先，那么恢复也应该是美方主动。

伊朗此前也一直对外表示，伊朗方面现在突破伊核协议，主要是对美国特朗普政府擅自退出的不满与抗议，但是伊朗也说了，任何突破都是可逆的，一旦美方解除制裁、重新恢复协议的完整性，那么我也可以撤回到原来的协议规定里面。

观察者网：不过，现在也有一种说法，是美国会不会借这次伊核协议重启谈判的机会对过去的协议打补丁。其实当时的奥巴马政府也在美国国内受到很多指责。

王健：我觉得伊朗不会接受，伊朗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不谈新的协定，先恢复到原来的伊核协定再说。美国国内主要的反对声音、包括特朗普在内，认为没有将所谓的弹道导弹纳入伊核协定。但是就这一点，我想伊朗不会让步，弹道导弹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太重要了。

观察者网：这次重启谈判，作为六方会谈之一的中国也表态了。从近期的中东新闻来看，外界也关注到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似乎在增加，比如3月王毅外长走访中东六国，期间中伊签署25年合作协议。现在谈伊朗问题，也离不开中伊关系取得突破的背景。最新签署的中伊25年协议，意味着什么？

王健：其实从去年开始，对所谓的25年全面合作协议就有讨论，包括伊朗方面也透露了一些内容。中伊协议本身是一个双边协议，跟伊核协定没什么关联。中国对伊核协定的态度一直很明确，中国积极参与了每一次谈判，没有落下，而且在后来的具体执行过程中，中国也都参与承担了不少工作，是积极推动方。

中伊之间原本就有比较好的关系，特别是2016年，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东三国，其中一站就是伊朗。在这个访问过程中，中伊两国将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层面。此后，中伊就在酝酿探讨如何根据双方在经济上的相互需求制定相关合作协议。这个过程中多多少少也受到美国对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等的影响。但经过双方努力，今年3月在王毅外长访问期间正式签署，也是来之不易。一方面是中伊两国关系深化的具体成果，另一方面在当前大的国际格局下，中东也是中国需要争取的一个重要地区，面对美方打压，我们亟需拓展自己的外交空间。

但有一点需要指出，中伊双边协定并不针对第三方，或者跟其他协议挂钩，协议反映的是双方的需求。

观察者网：伊核协议必然要放到美国整体的中东政策下去观察，特朗普曾做了巨大调整，除了伊核之外还包括巴以问题。现在伊核协议重启谈判，以色列已经有所反应。拜登是否会再次做出一些回调，会如何平衡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些友好国家或利益方？

王健：截止目前，拜登对特朗普时期的中东政策还是做了较大调整，当然特朗普在中东为美国获得的一些实际利益，拜登也没有放弃，像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那就不会再迁回去了。

现在美国主要的战略重点在印太，特别是中国，所以美国从中东战略收缩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奥巴马时期，美国已经提出“重返亚洲”，到现在为止除了少量在中东地区有美国人伤亡、或是有巨大恐怖威胁的时候，美国才会实施一些军事行动，基本不会再有更多的军事投入了。布林肯就讲得更直白了，美国要推广民主，但再也不会去用军事手段推翻一个非民主的政权。事实已经证明，这样的做法效果不行。我看到一个数据，美国在中东的两场战争花了6万亿。美国国力为什么衰落？他们自己也在检讨，按照前总统卡特的说法，美国不能怪中国，人家在搞建设，我们在打仗。大家也可以看到，在《美国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提到中东的地方不多，中东已经不是重点。

其次，拜登上台后，重拾所谓的人权外交、价值观外交等民主党的外交传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上来就停止军售武器给沙特和阿联酋，重新对胡塞武装定性，主要是为了解决也门的人道主义灾难。为了区别特朗普过分偏袒以色列，拜登有意拖延与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是美国最好的盟国之一，但这通话比中美还晚。同时表示要推进“两国方案”。另外，还发布了中央情报局关于沙特政府在卡舒吉被害案中作用的评估报告，认为沙特王储批准了行动，虽然没有对王储本人实施制裁，但对他身边的一些参与者还是实施了严厉制裁。

再次，美国还是在中东地区推动联盟，将其全球联盟战略与地区联盟战略联系起来。在一些热点问题上，美国重返多边合作机制，加强与盟友的合作。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伊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现在也试图逐渐在北约的框架内改善与土耳其的关系。

拜登政府在中东的战术选择方面确实存在一些内在矛盾和冲突。比如和伊朗谈，沙特、以色列不高兴。这本质上反映出美国当前的中东战略与全球战略协调之间还很难对接。从全球战略来讲，某些地方要再调整，比如在伊核问题上就要与欧盟采取比较相近的立场，再比如战略重点转移到印太，那么在中东只能靠对地区大国之间的离岸平衡，这就需要美国在中东各大力量之间保有话语权。总的来说，中东地区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但它也不可能完全放弃，可能更多的通过同盟关系，地区大国发挥作用，来达到所谓的离岸平衡，这是最节省资源的战略。

观察者网：对，其实最近的阿富汗撤军也是一样的道理。尽管拜登宣布了最终时间，但美国国内也意见不一。外界比较在意的一个问题是，美国战略收缩或是撤军，今后是否会有其他第三方势力介入填补“真空”？另外在阿富汗，中国是否会参与其战后重建？

王健：阿富汗其实也成了美国的一个战略负担。20年，大概花2万亿美元，所以说美国人的钱都不是在搞基建，而是在打仗。当前美国有了优先战略选项，从阿富汗撤军符合其战略调整。

按照特朗普任内达成的美塔协定，美国应该在5月1日前全面撤军。美国国内之所以犹豫，主要还是美国情报部门比较担心撤军以后，阿富汗会不会重新恢复到被塔利班控制的局面，对阿富汗政府造成威胁，所以美方花了一段时间进行评估。那么最后的结果是，拜登于4月14日做出决定，从5月1日开始撤军，一直到9月11日全部撤出剩余的美军。

第二，美方撤军还需要和北约协调。但是如果5月之前不撤军，那美国等于是违反协定，所以无论如何，哪怕是象征性的行动，也要做出来。

4月18号，布林肯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我们20年前去阿富汗，是因为911攻击，要确保阿富汗不再成为针对美国或任何盟友发起恐怖主义袭击的避风港。他认为美国已经实现了目标，但其实这场战争持续了20年，当地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恐怖主义远远没有得到解决。撤军本质上还是战略转移。当然，能否在911前完全撤军，仍存在不确定性，主要看撤军过程中，塔利班是否会卷土重来，这一点很重要。

至于中国在阿富汗重建当中的作用，实际上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有自己独特的作用和管道，我们很早就跟塔利班建立联系，也努力说服塔利班参与到阿富汗民族和解过程中去，还搞了中巴阿三方外长对话机制，效果也很不错。在上合组织还专门建立了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机制，特别是中国提出的“阿人主导、阿人所有”这一主张在阿富汗各个政治势力中得到认可。

那么，是不是美国撤军后，中国就会填补空白，我觉得军事控制的“真空”中国不可能去填，当然，如何在撤军过程中、特别是撤军以后，保持阿富汗的稳定发展，尤其是防止恐怖主义重新抬头，是周边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非常关切的问题。同时，阿富汗是我们的邻国，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打击三股势力的前沿，中国一直积极参与阿富汗的战后重建，今后也会通过与各方政治力量的沟通和其他多边平台的参与，在促进阿富汗稳定与发展方面积极发挥作用。

观察者网：您前面提到“离岸平衡”这个特点，很有启发。现在美国的说法是，战略收缩是为了将更多精力放在国内、更多应对中国。今天我们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50年前从民间活动开始，再到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中美关系有了历史性突破。这并非一蹴而就，当时有冷战大格局，美国在内外困境之下的战略收缩。有时候会想历史有没有映照，50年前是越战泥淖，50年后会不会是印太泥淖，华盛顿一方面高呼国内优先，是收缩的，但另一方面又扩大亚太布局，如何看待当下华盛顿的战略抉择？

王健：在冷战两极格局中，美国把苏联作为主要威胁；但从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美国已逐步将中国作为首要威胁，先是重返亚太，再扩大到印太，集中自身的战略力量遏制中国，这是比较明确的。它的战略收缩是对现有战略资源的调整和优化，一是将重点放在印太地区，并通过盟国关系来放大自己的战略资源，加强对中国的遏制防范，二是将更多资源投到国内。拜登也承认，美国国力相对下降是不争的事实。这次大选中反映出来的种族问题，各阶层收入差距，基础设施落后，教育科技投入不足、行政、立法效率不高，一定程度上跟它的制度、以及在全球化中的应对都有关联。

所以，美国的对华遏制是内外两手。很有意思的现象是，现在美国讨论任何一个比较大的投资方案，例如2.3万亿美元的就业计划，都是拿中国来说事。比如基建，美国就说与中国比差太多了，美国的基础设施现在只排世界第13位，要到2030年才实现美国全国宽带网络。在高科技领域，比如人工智能，现在美国的评估是六大指标中美目前是一半对一半，再不追赶，要被中国甩到身后了。当然，这个2万多亿美元的计划能不能过还是个问题，因为钱从哪里来？拜登提出把21%的税增到28%，反对声音不小。最近，共和党提出了一个稍微小点的方案，先通过8000亿，然后再一个一个慢慢过，税先调到25%，但依然有争议，所以连美国人自己都说，可能最后帮中国的是共和党，因为在国会反对此方案。

此外，我们前面就提到，美国的这些内外政策不是完全分离的，而是相互协调嵌套的。比如所谓的人权问题，它以此为借口阻止购买中国产品，趁机占领国际市场。内外两手相互交织产生对华合力，这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50年前，小球转动大球是真正改变了世界格局，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有波折有起伏，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双方能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尊重对方的制度文化，凡是这一点谈不通的时候，就会出问题。现在部分美国人热衷的所谓“新冷战”，其实就是不能正确对待中国的发展，把中国发展视为制度性挑战。

当年中美关系的改善有当时的战略考量，制度方面的差异没有影响战略合作。在《上海公报》中很明确地提到了承认双方存在的分歧，特别是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要相互尊重。尼克松讲得更清楚，我是为了美国利益而来，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我们在这里见面不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制度信仰，而是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期望。也就是说，战略合作是可以建立在不同制度、不同信仰的基础之上的 。

当然，今天美国面对中国的发展，可能有一种制度竞争的内在焦虑。拜登和布林肯等多次表示，要证明西方政治体制并非历史遗产，而是发展和走向未来的最佳方式。其实，中国从来无意否定他国制度，一直主张和而不同。不同制度即使客观上存在竞争，依然不应该影响到今天的战略合作。制度差异不应导致零和博弈。

现在中美之间有没有战略合作需求呢，我认为还是有的。有些全球性的问题离开中美两个国家是没办法解决的，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就拿新冠疫情来说，这是全球化深入发展以来，国际社会应对得最差的一次，以前也碰到过公共卫生危机，金融危机等等，大家就是联手克服的。像现在这样不联手，造成的实质损害大大超过预想。所以中美关系应该站得更高一些，要从全球和人类的高度处理双边关系，应该对应对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做出更大贡献。

我记得以前傅高义说过一句很有意义的话，中美站在一起是为了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可见，如何共同应对全球性的挑战，中美两国负有很大的责任。双方有竞争很正常，良性竞争可以促进双方互相学习，增强内部改革创新动力，从而增加双方国内和全球福利。双方应该是赛跑而不是拳击。

（本次采访为上海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纪念活动由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海市体育总会、上海体育学院和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