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中国不可能超过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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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中国不可能超过美国

2011年1月20日，在被问及中国是否会在2050年成为最强大国家时，基辛格回答说：中国每年保持9%的经济增长率，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然而中国将由于计划生育而在2030年开始出现巨大的人口危机，这种人口危机是其他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因此，不能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简单地推测中国将成为强国，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将落后于中国。

基辛格报告

隐蔽性在全球推动人口控制

隐藏了真实战略意图

1974年4月24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命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基辛格的指导下，研究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影响，并提出对策。这项秘密的研究被称为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 ，也被称为基辛格报告（The Kissinger Report）。基辛格报告于1974年12月10日完成，但尼克松已因水门事件于同年8月9日下台，报告所提议的政策遂由福特政府秘密实施。该报告于1989年7月8日解密。

这份报告的要点如下：

（1） 美国需要对欠发达国家的矿物资源有广泛的获取。

（2） 资源向美国流入的稳定性可能会受到欠发达国家的政府行动、劳工冲突、人为破坏和国内失序的威胁。这些威胁会因人口压力而变得更有可能。

（3） 年轻人口更有可能挑战帝国主义和世界权力结构，所以他们的人数要尽量地保持在低水平。

（4） 所以，美国必须确保关键性的欠发达国家的领导人，会绕过他们的人民的意愿而控制本国人口。

（5） 计划实施的关键部分包括：

确认主要目标——代表了世界近半人口增长的13个关键国家。征召尽可能多的多边人口控制组织在这一世界范围内的项目上。认识到没有国家能够不诉诸合法的堕胎就控制住人口。为各国设计带有金钱刺激的项目，以增加它们的堕胎率、绝育率和避孕率。对欠发达国家的小孩，尤其是小学生和更小的孩子，集中“灌输”小家庭的好处。设计和鼓励宣传节目和性教育课程，用来说服人们忽略社会和文化因素而少生孩子。调研强制性人口控制计划的可行性。考虑其它强制性措施，比如为欠发达国家提供灾害和食品援助，必须以该国家实行人口控制计划为前提。

（6） 在整个实施过程中，美国必须隐藏它的意图，并将这项计划伪装成利他主义的行为，否则会遭到激烈的反对。美国必须让欠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和人民确信，减少人口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样才能隐藏美国需要廉价获得他们的自然资源这一事实。美国还必须掩盖或者分散人们对这一真相的关注：对发展和健康项目的资金一直在缩减，而人口控制计划的资金一直在增长。

（7）“第三世界”的国家领导人应当站在最前线，获得成功计划带来的荣誉。

1989年10月，美国解密《1974年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 200 号：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的安全及海外利益的意涵》，也称为基辛格报告。《NSSM-200》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计划：

1.美国要将政府援助作为“国家权力的工具”，美国直接通过政府援助计划，将接受减少人口计划作为得到美国援助的先决条件。对那些接受援助的国家来说，要么绝育要么挨饿。美国将告诉各国，用在发展援助和卫生项目的基金将逐步减少，而用在人口计划的资金继续增加。

2.人口控制的关键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

3.鼓励堕胎合法化。

4.通过经济资助，鼓励这些国家增加其堕胎、绝育率，并普及避孕措施。

5.进行性教育，改变传统上的性的唯生殖目的论。

6.给儿童灌输反生育理论以改变其生育文化。

7.强制性地实行计划生育。

8.降低妇女的生育意愿（因为妇女是生育的主体）：

1.提高妇女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现在中国计生委正在通过“关爱女孩”来贯切这一计划，并计划给女孩高考加分）。

2.提高妇女就业率，从而减少她们养育孩子的时间和精力（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86%，世界罕见，高居全球17位）。

3.改变养儿防老的模式，让生育与养老收益脱钩（中国计生委一直宣传“计划生育好，政府给养老”）。

9.给各国培训人口学家和官员。

美国通过联合国人口基金除了给中国资金外，还帮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人口学家，1980年代初中国建立人口学科的时候，是以马尔萨斯和马寅初理论为基础，一开始就受联合国人口基金支持。中国人口学在学术上一直由联合国人口基金所主导。联合国人口基金还为中国主流人口学家提供了大量研究经费。比如田雪原就有4项联合国、美、日等国合作项目的课题。中国的一些主流人口学家们也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已经被“学术模式”定制了）配合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工作，比如他们将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贬得不值一文，而一次次胆大包天地用“出生漏报”、“女婴漏报”等为借口将客观调查的1.2-1.3的生育率篡改成1.8，用臆想的“生育高峰”、“生育率反弹势能”来恐吓决策层，并且这类文章很容易发表在国际权威人口学杂志上。有些学者还参与人口普查、调查数据的“修正”，以至于中国人口数据严重失实。联合国从来不采纳中国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客观数据，而是采纳这些篡改后的数据（比如1.8的生育率）。联合国人口基金对中国未来人口的预测往往采纳夸张后的生育率进行预测，得出乐观的结论。而中国国家计生委又将联合国的“权威数据”拿回来作为继续计划生育的理由，以误导决策层。

1990年代《NSSM-200》就已经供学者研究，但是中国人口学家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份报告，不像巴西那样将之公布于众。

14城户籍人口自然负增长：

除了东北外，这些长三角城市也在列

2021年05月06日来源：第一财经

在全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的同时，不同地区之间也出现明显分化。当前，一些地方的2020年统计公报中已经发布了户籍人口的数据。从数据来看，至少14个城市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包括沈阳、无锡这样的二线城市，主要集中在东北和长三角地区。今年4月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消息称：据了解，2020年，我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具体数据将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发布。

需要说明的是，2020年各地统计公报中，有相当多的城市，并未发布人口相关数据。一些发布人口数据的城市，也只是发布户籍人口数据，常住人口数据则要等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发布时予以公布。

此外，户籍人口的变化包括两部分，即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一些城市虽然自然增长率为负，但由于经济发达、公共服务资源好，吸引外部人口流入，因此户籍人口仍在增长。反过来，一些城市虽然自然增长率较高，但由于经济欠发达，人口外流，户籍人口也会出现负增长。

沈阳等多城人口自然负增长

根据第一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2020年，至少已有14个城市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分别是沈阳、无锡、葫芦岛、鞍山、黑河、抚顺、威海、舟山、泰州、扬州、盐城、镇江、绍兴、常州。

其中，东北唯一特大城市沈阳的最新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末该市户籍人口762.2万人。人口出生率6.68‰，比上年降低1.67个千分点，出生人口性别比107.1；人口死亡率10.02‰，提高1.71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3.34‰，降低3.38个千分点。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沈阳第一次户籍人口增长率告负。根据该市统计公报，2016~2019年，沈阳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18‰、-2.53‰、-0.61‰、0.04‰。

沈阳之外，东北还有多个城市2020年人口增长率为负，其中葫芦岛为-7.38‰，鞍山为-5.91‰，黑河为-2.9‰，抚顺已经低至-13.3‰。而这只是部分城市的数据，还有不少东北城市2020年户籍人口尚未公布。结合2019年的数据来看，大多数东北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为负。

数据显示，2019年辽宁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8‰，吉林为-0.85‰，黑龙江为－1.01‰。也就是说，整个东北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已经为负。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对第一财经分析，东北人口自然增长率比较低，与青年人口外流有关。由于经济下行，就业机会减少，很多年轻人口流向东南沿海。

数据显示，目前东北三省的人口都出现净流出。其中，2019年黑龙江净流出17.99万人，吉林净流出11.03万人，辽宁净流出4.11万人。

此外，东北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低还有其他因素。衣保中说，东北的城镇化在全国比较早，城市化率比较高，生育意愿比较低。东北以国有经济为主，职工大多是在体制内，这样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比较严格，东北的独生子女比例在全国是比较高的。即使东北的农村地区，计划生育也执行得比较好。

从城市之间来看，人口的增长包括了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包括沈阳在内的个别中心城市，虽然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但由于公共服务较好，就业机会较多，能吸引东北地区其他地市人口流入，因此总人口仍在增长。比如，沈阳在落户门槛放宽的情况下，有不少省内普通地市的人口迁入，因此2019年户籍人口还增加了5.8万人。

但辽宁乃至东北的普通地级市，不仅本身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而且青年人口也在继续流失，因此这些城市的人口降幅进一步扩大。

衣保中表示，东北的普通地级市大部分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产业不发达，导致就业机会少，年轻人口外流，整体老龄化程度比较高。年轻人口外流越多的地方，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就越低。

这些长三角城市也在列

人口自然增长率告负的城市不仅有东北城市，也有无锡、常州、镇江、盐城、扬州、泰州、绍兴、舟山、威海等城市，它们属于江苏、浙江和山东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这其中，第二经济大省江苏最为密集。

无锡、常州、盐城三市是多年来首次出现人口自然负增长。只不过，对于无锡和常州这两个苏南城市来说，虽然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但由于经济发达，加上户籍门槛放开，因此流入人口较多，这两地的户籍人口仍在增长。数据显示，2020年无锡户籍人口增长了6.13万人，常州增加了1.63万人。相比之下，苏北地区的盐城户籍人口减少了6.86万人。

在第二经济大省江苏，整体的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较低。数据显示，2019年江苏人口自然增长率2.08‰，比上年下降0.21个千分点，这一数据位居全国倒数第六，仅比东北等地高。

江苏的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一方面，江苏经济发达，工业化和城镇化较早，加上计划生育执行较严等因素，长期以来人口出生率比较低；另一方面，相比浙江和广东，江苏吸引的省外净流入人口较少。

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田伯平对第一财经分析，江苏外来人口少，与经济发展模式有关。广东、浙江是以市场为中心，依托各种全国性的市场做后盾，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外来人口留下来的空间更多，市场内部的雇佣人员和围绕市场而发展的人员都比较多。相比之下，江苏是以制造业为主的，是生产中心，而不是一个市场中心，这样一来，流入的人员也会比较少。

江苏之外，浙江的绍兴、舟山，山东的威海等地也出现了人口自然负增长。人口自然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也跟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有关。2019年，GDP总量前四名的经济大省，山东、江苏和浙江三个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展望未来，越来越多的城市将进入人口自然负增长时代。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教授认为，在生育政策没有调整的情况下，按照目前的趋势，“十四五”期间的年出生人口很可能跌破1000万大关。“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一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如果不到1000万的话，这是一个什么比例？分到31个省份，每个省份能有多少数量？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用不了几年，我们的总人口数量就可能出现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