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汉：加入中国和印度，很多西方比较政治理论都会被颠覆

朱云汉2021-05-08来源：观察者网

尤其在过去三十多年，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把国家角色不断压缩与丑化，把政府职能不断市场化与私有化，把“公共领域”不断限缩，让西方的代议民主体制愈来愈像一个空壳子，在这个空壳子架构下来设定比较政治的研究议程，必然让政治学者根本看不到在社会中真正起主宰与支配作用的权力构造。

朱云汉 |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导 读

本文为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重新思考比较政治学”学术研讨会暨《比较政治学》新书发布仪式上的主旨发言，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全文发布。

朱云汉：

今天我想跟各位谈谈，中国政治学者如何在比较政治学领域进行突破与超越，也同时分享一下我个人过去三十多年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心路历程。

首先，我要跟在座的年轻老师与研究生说：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你们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有巨大的潜力可以突破与超越当前西方主流政治学的窠臼。希望你们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因为当前高度美国化的比较政治学无法摆脱西方中心世界观，受限于僵化的意识形态立场，所以存在各种缺失、偏颇，与盲点，也留下巨大的知识与思想真空有待填补。

美国的主流政治学者，在面对非西方世界全面兴起，全球秩序快速重组，以及西方社会普遍出现的资本主义危机与民主治理失灵等问题时，在思想与理论上苍白而无力。尽管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披着光鲜亮丽的高度科学化之外衣，但实际上却缺乏时代关联性，缺乏实践上的价值。对于西方国家当前的政治经济危机，基本上是束手无策。

在上个世纪，我也曾经仰视美国的民主体制，也曾经对第三波民主化充满了憧憬。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一连串的历史事件给我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逼着我不得不进行反思，并重新思考观察与理解这个世界的不同视角。

首先，我做了大量新兴民主国家的比较研究，发现他们移植了西方的宪法架构与代议民主体制后，政府体制的治理品质不但没有明显提升，反而频频出现倒退；贪腐问题有增无减，经济发展也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所得分配愈来愈贫富悬殊，政治人物为了选举动员刻意操弄族群、宗教、地域与认同矛盾，导致社会严重撕裂。

这些让人不禁怀疑，九十年代以民主转型、民主巩固为核心概念的研究议程是否过于狭隘，是否仅仅触及表象？这些研究议程反而让我们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能力建设问题、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障碍、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对这些国家的制约，以及这些社会原本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与严重社会不平等的深层来源。

在“911”事件爆发后，小布什政府疯狂地发动对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更让我对美国民主体制的本质进行反思。策划这两场血腥战争的关键人物，就是副总统钱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他们利用美国民众在“911”之后心灵受创、草木皆兵的焦虑，以及强烈的报复情绪，趁机推动他们改造伊斯兰世界的疯狂计划，锁定的首要目标就是阿富汗的塔列班政权以及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他们还打算在阿富汗及伊拉克战争后，继续对苏丹、叙利亚、利比亚、伊朗执行政权铲除政策。他们狂妄的以为自己像是上帝一样，要把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政权逐一铲除，然后建立美国可以掌控的亲西方政权。

这三位鹰派核心人士的主张，居然可以主导小布什国家安全团队的决策、可以让所有的美国主流媒体同声附和、可以轻易地裹挟美国国会的两党精英，还试图用捏造的情报与虚假的道具来欺蒙联合国安理会。他们心知肚明萨达姆政权没有储存化学武器，但执意欺瞒世人来合理化这场荒诞的入侵行动。最终，伊拉克战争导致25万伊拉克平民死于非命，数百万伊拉克人流离失所，让超过150万美国士兵前往伊拉克服役，牺牲4500名美国军人，导致3.2万美军受伤。美国在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上的总花费，高达4兆到6兆美元之间。

如果国际社会有正义可言，钱尼、拉姆斯菲尔与沃尔福威茨应该为他们的战争罪行受到严厉惩罚。小布什政府犯下如此严重的决策错误，不但没有被追究政治责任，还顺利当选连任。让人不禁要问，这个政治体制有真正的问责功能吗？所有美国人所自豪的权力制衡机制都没有发挥作用，才有可能出现这样荒诞的决策，让美国长期深陷他们自己挖的泥沼之中。也让我不得不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本质重新思考。

中国学者从事比较政治学研究，要如何超越与突破西方主流政治学的窠臼，我想提出五点建议：

第一，要追求学术自主发展，就要掌握与引领学科发展核心概念的话语权。例如如何定义“政治”与“公共领域”、如何界定比较政治的范畴与核心议题，对这些研究典范议题都需要有批判性的反思，要超越西方中心世界观。

过去欧美比较政治学以“政体类型”为核心概念所发展的研究议程是非常狭隘的，甚至是偏颇的；西方主流政治学所给定的“有限政府”、“权力分立”概念，以及国家管辖权的边界，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中国政治学者不应该盲目的跟随。这些核心概念应该如何界定，涉及意识形态立场，涉及核心价值，以及不同文明体系的历史经验，不能轻易以为具有普遍性。

尤其在过去三十多年，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把国家角色不断压缩与丑化，把政府职能不断市场化与私有化，把“公共领域”不断限缩，让西方的代议民主体制愈来愈像一个空壳子，在这个空壳子架构下来设定比较政治的研究议程，必然让政治学者根本看不到在社会中真正起主宰与支配作用的权力构造。许多主流美国政治学者研究自己的政治体制就是隔靴搔痒，避重就轻，他们几乎完全忽视所谓“深层国家”（deep state）的现象，没有人去探究华尔街金融集团如何让美联储与财政部成为他们的政治俘虏；也几乎没有人去发掘美国的传媒集团以及垄断性网路平台如何灌输美国一般民众特定的世界观与意识形态，他们如何赤裸裸的介入与操弄美国政治。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这位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目睹美国政府用几兆美金的纳税人钱去拯救华尔街银行、投资机构与保险公司，却眼睁睁让数百万美国家庭因为陷入负资产陷阱而导致他们唯一的房子被银行强制拍卖，他不禁感叹道：美国的民主制度早已偏离林肯总统所揭示的“民有、民治、民享”，他认为美国的民主已经沉沦为“百分之一所有，百分之一所治，百分之一所享（of the 1%, by the 1% and for the 1%）”。

他的深刻批判本来可以激发无数多的严肃研究课题与精彩学术论文，但主流美国政治学者根本无动于衷，还是做他们那些花拳绣腿的精致数学模型与统计预测分析。美国主流政治学者研究本国政治体制是如此的画地自限，对于他们倡导的比较政治分析框架也就不要期待太高。

第二，政治学者不能轻易地把主权国家视为一个高度自主性的社会单元，然后集中精力在国家范围内找寻解释源头与因果关系，这是西方主流比较政治学的巨大盲点。

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主权国家都高度受到全球垄断资本的支配，西方媒体与科技平台的操弄，以及美国霸权及西方前殖民宗主国的干预与主宰。如果我们把行使国家管辖权的政府与跨国企业都视为经济实体，把跨国企业的营收与各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作为比较的基础，沃尔玛在全球的排名是第九位，只有八个国家的政府规模超过它。在前100大实体里，只有30个是政府，70个是跨国企业。在脸书、谷歌、亚马逊这些超级数字资本集团的眼中，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是政治侏儒，根本没有能力来规范的他们商业模式。

在全球范围真正行使权力的主体，就是那些每年冬天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相聚的全球政治、经济与文化精英，他们所代表的G7政府、美联储、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欧盟官僚体系、跨国金融集团、超级媒体集团、巨型高科技集团、大会计公司与律师事务所、信用评等机构、西方NGO、顶尖大学研究机构与智库等，才是真正掌握制定社会基本游戏规则的关键权力行动者，他们有全球范围内的行动能力，影响力可以贯穿各国国内政治。

非洲有许多国家虽然表面上已经脱离殖民统治几十年了，但是还深受前殖民宗主国的主宰。像法属非洲多数国家的外汇还是存在法兰西银行，他们的官僚体系、军队与情报机构骨干都是法国培训的，法国政府随时随地可以暗地里发动政变，拔除不听话的政府领导人。

在美国的后院，美国对于拉丁美洲国家经常进行赤裸裸的政治干预。巴西前总统卢拉被构陷入狱、他的接班人罗塞夫总统突然遭遇国会弹劾而被迫下台，玻利维亚的莫瑞拉（Morale）因军事政变而流亡海外，这些政治突发事件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他们惹怒华府，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左派立场，更是因为他们积极与中国发展伙伴关系。

许多美国的盟邦，都不可能摆脱扈从的地位，我们从孟晚舟的事件中可以清楚看到加拿大的扈从属性，所谓主权独立、司法独立都是空话，法治原则在霸权胁迫下立刻崩塌。所以比较政治学必须结合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霸权体系、全球政治经济分析的视野。不然会见树不见林，而这种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霸权体系视角是西方主流政治学排斥的，也是刻意忽视的。

第三，许多高大上的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与实证是有明显破绽的，经不起严格的检视。例如西方文献中积累了大量围绕政体分类概念与评比的跨国分析经验发现，最典型的就是利用Polity IV的政体评分资料库，这些发现都是套套逻辑（tautology）的自我循环。因为他们用的资料与分析方法都一成不变，这些跨国分析的资料结构都被两大区块所决定，一块是接近30个大大小小的，但同质性极高的西方国家，各种指标都是先进的；一块是他们的前殖民地，特别是非洲国家，各种指标都是严重落后的，统计分析还没有开始，其结论已经被这两个版块基本上决定了。

把中国放入这种跨国分析完全不会影响结论，因为在没有国家规模的加权下，中国的作用跟任何一个欧洲小国家是等量齐观的，也就是一个比利时抵得上一个14亿人口的中国，而在真实世界里，中国的人口规模抵得上125个比利时。在金融领域，衡量股市变动的指数通常都是加权指数，在计算指数时会根据各成份股的总市值进行加权；管理学许多以公司为单元的统计分析，都会按照公司的营业额或者市值进行加权。但西方比较政治学者永远都拒绝这样的资料处理，如果按人口加权，中国与印度的经验就会主导统计分析的结果，而许多过去的结论都会被推翻。

比如这几年被很多人追捧的麻省理工学院阿切莫格鲁（Acemoglu）与及哈佛大学罗宾森（Robinson）有关国家兴衰的理论。如果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话，那过去四十年印度应该获得今日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而中国应该处于今日印度相对落后的状态，因为印度采行的是他们所谓的包容性政治体制，但事实正好相反。以国家为单元的跨国量化分析，如果把中国与印度视为与其他中小型国家一样的分量，中国与印度这两个例外是无法改变统计分析的结论，但如果把国家按人口规模加权的话，他们的理论就被颠覆了。

第四，西方国家很多学者对他自己的历史与发展经验都是选择性的诠释，甚至存在美化和漂白的嫌疑。中国学者应带领广大全球南方学术社群来揭露这些伪善的、华而不实的理论与历史分析，还原历史原貌与全貌。

例如诺斯和托马斯（North and Thomas）对西方崛起的经济学解释，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他们的分析架构简化并扭曲历史来削足适履，试图让读者相信英国、荷兰、法国与美国等西方列强的成功崛起，主要是因为他们选择了正确的制度演进路径，而刻意掩盖战争、殖民掠夺、种族灭绝、奴隶贩卖在西方崛起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最近，所谓“五眼联盟”国家歇斯底里地攻击中国在新疆实施的少数民族政策，甚至还寡廉鲜耻地祭出“种族灭绝”这种妖魔化指控。最讽刺的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这四个从前英国海外属地发展出来的国家，他们建国的过程不折不扣就是一部血淋淋的种族灭绝史，他们对新大陆的原住民进行大规模屠杀，然后掠夺他们的土地与资源，残酷与血腥的程度在人类历史上也非常罕见。

第五、，今天西方的民主体制危机本身不断在恶化、深化。多数西方国家在面对新冠肺炎危机时荒腔走板的表现，更揭露了西方国家公共治理能力的真实面貌，这个历史变局提供我们重新比较政治体制优劣的良机。其实严格意义上的全面普选制与多党制代议民主，在人类政治文明历史长河中只有短暂的实施经验，这种体制能否保证“良好治理”与“长治久安”，仍有待时间与实践的检验。

从西方自己的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不能把内部社会矛盾移转到外部的话，民主是相当脆弱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欧洲民主体制就因为资本主义危机、殖民地与势力范围争夺接近饱和以及社会矛盾激化而崩解。西方的普选制与多党制本来就不是落实“民主”理念的唯一选项，西方发达国家一旦失去以往得以养尊处优的经济垄断优势，内部的社会矛盾就会加剧，更何况民主政治若不能以社会主义体制为载体，很容易沦为富裕阶层主控的寡头政治，既不能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也无法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权利与机会。

最近十年，我们再次看到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以主权国家为单元的代议民主之间，存在日益难以调和的冲突与矛盾，在中国兴起并拉抬非西方世界全面兴起之后，西方国家快速失去他们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优越竞争地位，不再能享受与广大非西方世界之间不公平交换关系，他们内部的社会分配冲突就不断加剧，民主治理频频失灵、民主体制面临空前的合法性危机。

当经济停滞、贫富悬殊、世代分配冲突、财政危机、激进排外主义等问题难以解决时，西方国家的优雅身段会逐渐消失，西方文明的种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对弱势群体的不仁，对非西方文明体系的残暴与侵略本质，会日益暴露，政治的法西斯倾向会越来越浓厚，对中国歇斯底里的敌意会不断升高，我们过去对西方仰视所形成的三观都会被颠覆，许多比较政治理论都要改写。

最后，我要期勉年轻一代的政治学者要不忘初心、要有超越与突破的企图心，要有引领全球比较政治学发展的自信心。在此百年变局当头，中国学者拥有宽广的思想与理论挥洒空间，有诸多的重大课题有待思想突破与理论开创，人类的政治文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政治学者从事比较政治学研究，要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知识成果活动有深刻的实践意涵，学者不能回避学术主体性的问题，你是为谁做学问？你要把学问跟谁去分享？你希望如何改变这个世界或者引领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