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义：关于印度对华舆论信息战的一些情况及我方对策

刘宗义2021-08-05来源：《中国评论》2021年7月号

刘宗义 |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与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

导读：印度制造虚假信息抹黑中国的行为对我国国内基本不能形成威胁，但对我国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损害。印度制造涉华虚假信息抹黑中国的主要原因是其将中国定义为主要敌人和竞争对手，如果印度不能改变这种认知，我国就会长期面对印度方面的污蔑和抹黑。

【文/刘宗义】

多年来，以美国、德国、日本等反华势力组成的假新闻、假媒体、假网站、假智库、假NGO反智集团，对中国发起猛烈的抹黑攻击。其中，印度也发挥了非常恶劣的作用。2020年12月，欧洲独立智库“欧盟虚假信息实验室”发布一份名为《印度纪事》的调查报告，揭露了从2005年以来印度情报机构为抹黑巴基斯坦和中国而在世界范围内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的事实，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实际上，欧盟虚假信息实验室所揭露的只是过去15年印度对华信息战的一部分事实，印度对华舆论信息战的历史和涉及的范围要比欧盟虚假信息实验室所揭露的更长更广。

一、近年来印度对华舆论信息战的主要动向

首先，印度对华信息战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主要围绕两国边界和领土纠纷。在中印两国政府关于边界问题的论战中，印度人利用其英语优势混淆视听，向国际社会宣扬中印边界是根据地理上的分水岭原则和“合法的”国际条约划定的。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印度为掩盖尼赫鲁政府对华推行“前进政策”、蚕食中国领土的错误，又编造所谓中国背信弃义、在印军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动突袭、亲略印度领土等言论欺骗其国内民众，并在国际社会抹黑中国。

几十年来，印度教育和宣传部门一直使用这一宣传口径，使得所谓中国亲略印度的说法成为印度人的“常识”。最近十多年来，由于中印边界摩擦增多，印度方面加大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以及中印关系的负面宣传力度。

印度人大量移民海外。进入21世纪之后，一些海外印度人在美英澳等西方国家的政界、经济界、学术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关于中印关系、中印边界问题的颠倒黑白的说辞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见。这些说法迎合了国际反华势力的主张，因此也得到美欧等西方国家主流社会的认同。

另外，由于印度曾是不结盟运动的领导国家之一，在第三世界拥有较大影响力，印度方面的这些说法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也有市场。2020年6月15日，加勒万冲突发生后，国际社会英文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文章几乎一边倒地指责中国，认为是中方蓄意挑起冲突，发动对印军的突袭，而印度是加勒万流血冲突的受害者。

其次，进入21世纪之后，印度对华抹黑行为已从边界问题等双边领域扩展到涉及第三方的多边领域。印度战略界具有非常强烈的势力范围观念和地缘政治意识，随着中国与南亚和印度洋国家经济合作增加，印度认为中国在侵犯其势力范围，认为中国要联合其他南亚和印度洋国家包围印度，挤压其生存空间。因此，印度方面拼命挑拨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

一是在边界问题上，印度不仅在国内国际宣扬中国亲略印度领土，而且制造谣言声称中国侵略不丹、尼泊尔等国领土。

二是在中国与南亚国家经济合作以及“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等问题上，印度不断制造所谓中国援助南亚、印度洋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透明，破坏环境，造成生态危机等谣言。

所谓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发展中国家是“债务陷阱”，给南亚印度洋国家造成“债务危机”等谣言最早也是发源于印度，是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布拉马·切拉尼编造的。此人也是所谓中国要利用青藏高原的水资源作为武器威胁南亚下游国家等谣言的积极鼓吹者。

印度对“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等项目的抹黑和负面宣传对南亚国家民众造成了很大程度的误导，同时也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反对和抵制“一带一路”提供了口实和抓手。

三是最近几年，印度不仅拼命挑拨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而且制造谣言挑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制造紧张和冲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关于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印度媒体大肆宣扬新冠病毒是中国生物武器泄露。印度国际法学家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Jurists，ICJ）联同全印度律师协会（All India Bar Association）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递交请愿书，指新冠病毒由武汉病毒学实验室开发，要求中国政府作出20亿美元的赔偿。在所谓的生物武器泄露和“中国赔偿论”这两个问题上，印度学者、媒体和法律团体都几乎是最早的提出者。

再次，最近一年印度方面污蔑和抹黑中国的态势表明，印度对中国的攻击已经从双边和多边具体的问题领域上升到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高度。新冠疫情在武汉发生后，印度方面开始的反应是幸灾乐祸，隔岸观火，印度媒体对武汉疫情的爆发进行制度性批判，指责所谓中国僵化的官僚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信息传递通道；批评中国卫生部门的权力碎片化严重影响了对疫情的反应，认为中国公共卫生部门、疾病防控部门、医院管理部门与药品监管部门相互缺乏协调。

萨仁山、班浩然、顾凯杰等数位前驻华大使，这些所谓的“中国通”，也在印度或西方媒体发文，攻击中国政治制度，声称由于中国制度不透明、言论不自由导致病毒扩散，并赞扬台湾抗疫模式，宣扬所谓“民主抗疫论”。

同时，印度政府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游说在中国的跨国企业将其生产链条转移到印度。

当中国完全控制住疫情，而欧美和印度本身新冠疫情发生之后，美印等国由于抗疫措施不力，企图转嫁矛盾，转移国内民众视线，甚至希望借此遏制中国。到2020年下半年，加勒万冲突发生后，当中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及社会治理模式所显示的优势完全碾压印度及西方国家之后，印度统治阶层感到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受到了威胁，印度对中国的污蔑和攻击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同时不断挑拨中美矛盾，希望中美两国陷入冷战甚至热战。印度同美日澳等国进一步加强战略协调，并积极商讨建立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取中国而代之。

印度认为自己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地位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而现在的中国就是当年的苏联，印度要与美国结盟遏制中国，在此过程中获得美欧等国经济和技术援助，发展印度制造，从而实现大国崛起。

二、印度对华信息战的主要机构、渠道和方式

印度事实上早已将中国定位为最大的威胁和对手，因此印度对华信息战是一种全政府、全社会参与模式，参与者不仅有政府部门及其附属机构，而且有政党、社会团体、智库、媒体，乃至学者和个人。

印度政府在对华信息战中发挥主导作用。首先，虽然印度名义上是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言论自由，但印度政府在外交问题上拥有最大的发言权。印度外交由总理负责，总理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印度国家安全和外交问题最重要的机构，固定成员包括内政、国防、外交、财政各部部长、国家安全顾问、印度转型委员会副主席等，另外还有根据需要临时邀请的有关部门官员。军方在印度外交中不能发挥重大影响力，但军方为凸显自己的地位，获得更多的财政拨款，经常会制造一些话题。同时，由于边境警察部队由内政部主管，因此内政部在边界事务上也有一定发言权。

1962年之后，印度政府各个部门观察中国的视角是将中国作为敌人和对手，这种看法近年来随着中印两国竞争的加剧而强化。并且，由于两国长期缺乏有效交流和沟通，加上印度精通中国历史、文化、语言的专家太少，印度研究者主要依靠西方国家的资料和媒体报道研究中国，因此造成了印度社会对中国更多的误解和猜疑，最终误导政府对华决策出现偏差。长此以往，关于中印关系、中印边界争端，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印度已经形成一套基本固定的看法和抹黑中国、污蔑中国的说辞。

因此，印度外交部、内政部、国防部等部委在发布有关中国的信息时很多就是不实之词，虚假信息。印度国家领导人亲自上阵传播虚假信息的例子也是存在的。2000年印度总理纳拉亚南访华时公开声称，印度总理尼赫鲁曾拒绝美国政府关于将中国在安理会的席位转给印度的建议。这一说法在中国学者中广为传播，成为所谓中印友好的例证。但这一说法最早是来自一个台湾当局的外交官在其回忆录中的猜测，查无实据。

其次，印度政党在制造和传播涉华虚假信息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印度人民党执政之后，关于印度人民党和印度国民志愿团制造虚假涉华信息的情况逐渐显露出来。这些政党或社会团体为了宣扬印度教民族主义，宣扬印度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的优越性，或者鼓动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拉取选票，大肆制造关于中国和巴基斯坦等国的虚假信息。

印度人民党和印度国民志愿团是组织非常严密的政党或团体，其基层组织工作做的非常扎实，深入民间和社会。在其组织内部，非常重视宣传，有专人负责宣传工作，莫迪总理就是印度国民志愿团的宣传干事出身。印度媒体成千上万，其背后的财团、社会团体等背景非常复杂，经常出于私利攻击中国。印度人民党和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都有自己的媒体、网站、电台、电视台。最近几年关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许多负面虚假信息都是出自印人党和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下属媒体。

再次，在关于涉华虚假信息的发布方面，印度军方和内政部难辞其咎。印度军方和内政部主要是发布与中印边界有关的虚假信息，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更多财政拨款。2014年2月，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六大军区中的三个设立“中国研究小组”，他们接到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密切跟踪中国的每一个行动，并每日撰写报告。

这篇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这些小组不仅监测中国的军事能力，还包括其他重要的领域，如国际关系战略、软实力举措和经济改革等。“在印度，中国被描绘成主要的敌人，以证明高额国防预算的合理性”。两国边界由于没有正式划定，经常出现两国军人越过实控线的情况，这种情况只有一线军警才能掌握。前线地区没有媒体驻扎，印度媒体得到这样的信息肯定是出自印度军队或边境警察故意透露。印度政府和执政党经常利用中印边界摩擦来转移国内矛盾。在此过程中，媒体希望通过制造爆炸性新闻吸引眼球，获取流量。印度的宝莱坞也卷入其中，最近拍摄了歪曲加勒万冲突的电影。

另外，印度情报部门是对外传播虚假信息的主要操盘手。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2020年12月西方媒体报道的，像“欧洲虚假信息试验室”公布的《印度纪事》所列举的大量关于印度情报部门，有组织、有预谋的在网络上，如：脸书、推特、油管等使用人群极多的国际社交平台上大规模的制造涉及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虚假信息充斥网络。印度情报机构调查分析局（RAW）为破坏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

在总部位于德里的斯里瓦斯塔瓦集团领导下，这一虚假信息网络以比利时布鲁塞尔和瑞士日内瓦为基地，遥控世界上116个国家和地区的750家虚假媒体、冒牌智库和虚假NGO（非政府组织）借助印度主流通讯社“亚洲国际新闻通讯社”（ANI）洗白虚假信息和谎言，并借以放大影响力。类似信息制造出来之后，印度情报部门通过数百次复制相同内容来滥用搜索引擎增强其传播效果。

二是印度情报机构利用第三国政治势力制造谣言。印度在一些南亚小国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在尼泊尔，2020年年底利用尼泊尔反对党大会党一些领导人发表言论，声称中国侵犯尼泊尔领土；在马尔代夫，利诱和鼓动马尔代夫前总统纳希德等一些势力造谣中国支持马尔代夫亚明政府兴建的一些基础设施项目破坏环境，攻击中国在马“掠夺土地”，给马尔代夫造成债务危机；在斯里兰卡也是如此操作；在缅甸，与西方一道指责中国的皎漂港建设项目给缅甸造成债务不可持续的问题，与缅甸国内反对派遥相呼应。

最后，海内外印度人或主动，或受印度相关部门驱使，也卷入制造和传播涉华虚假信息的过程中。丑化和抹黑中国已几乎成为印度人的本能。著名的印度中国问题专家谢钢在中国经常说中国的好话，但在印度和国际场合会尽其所能抹黑中国。笔者在2020年1月在德国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亲耳听到谢钢援引网络上一些捕风捉影污蔑中国的所谓证据证明中国政府支持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拉贾·莫汉是印度在国际上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也是印度外交的代言人之一。他经常发表歪曲中国外交战略、鼓吹美西方应和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竞争的文章。拉贾·莫汉与美国印裔著名学者阿什利·泰利斯关系非常密切，互动频繁。

近年来，海外印度人，尤其是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海外印度人涌现出很多人才，不仅是在经济界，而且在政界和学界也有很多名人。海外印度人表现的更爱印度，即使在公开场合，他们对印度所表现出的热爱甚至也远超他们所在的国家。他们为提高印度的国际形象、传播印度的声音做出了很大贡献，其中就包括在中印关系、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一带一路、新冠疫情等问题上为印度抹黑中国的工作。美国著名印裔学者阿什利·泰利斯等人长期活跃于美国的政治中枢，为美印核协议的达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抹黑中国已经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新冠疫情发生后，印裔美国学者Parag Khanna发表了一篇名为“新冠病毒正在沿着新丝绸之路旅行”（Covid-19Is Traveling Along the New Silk Road）的文章，攻击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用心可谓险恶之极。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很多南亚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岗位和期刊都已被海外印度人控制，中国根本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三、如何压制和反制印度对华信息战

印度制造虚假信息抹黑中国的行为对我国国内基本不能形成威胁，但对我国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损害。印度制造涉华虚假信息抹黑中国的主要原因是其将中国定义为主要敌人和竞争对手，如果印度不能改变这种认知，我国就会长期面对印度方面的污蔑和抹黑。面对印度方面制造的虚假信息，我国必须坚决反击。

（一）通过双边和多边外交途径解决问题：首先，中国应在掌握确切证据的前提下向国际社会公布证据；其次，向印度政府提出外交抗议；最后，向国际社会揭露印度污蔑中国、抹黑中国的丑恶行径。中国可以在联合国安理会召集会议，批判印度等国对我的污蔑和抹黑，引起轰动效应，让国际社会意识到印度和西方媒体所传播信息的虚假性。

（二）我国宣传部门应切实做好对外宣传工作，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语言和容易接受的方式开展宣传。对外宣传不能采取对内宣传的方式，同时也不是宣传部门一家的事。我国对外宣传，尤其是对友好国家的新闻媒体应平易近人，工作也要细致入微，而不是走形式。我国有驻外使馆抱怨国内宣传部门向使馆运送成吨的、无用的中文宣传材料；再比如，某个友好国家抱怨，他们新闻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国使馆在选择人选时有很大随意性，而不是挑选真正有影响力的人物参团。访问团到中国之后，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都见不到。他们只能和智库座谈，然后就是旅游、购物。

（三）重大事件发生后我方应及时发布信息，以免被动。这次加勒万事件发生后，我国顾及印方脸面，一些情况没有公布，给印度方面留下了制造虚假信息的机会。

（四）应大力鼓励中国学者在国际上发声。现在，我国很多学者都有能力撰写英文文章，就涉及我国国家利益的问题阐述我方观点和主张，我国政府应加以鼓励。现在很多学者埋头于纯学术研究，或专门撰写论文，而不屑于撰写媒体文章。因此应该修改学术考核标准，将媒体评论文章作为评价标准之一。鼓励学者撰写评论，特别是外文评论，在境外媒体传播，以正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