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 陈独秀江津旧居陈列馆

胡宗南戴笠密访陈独秀

作者｜庞国翔

原载｜《文史天地》月刊

主办｜贵州省政协办公厅

刊期｜2009年第3期

陈独秀在江津县一个静偏的山村走完了他人生最后四年的时光。已是风烛残年的他在这里好似夹在两座大山之间苟延残喘，永远也找不到当年叱咤风云时留下的蛛丝马迹。这四年是他苦闷、孤独、痛苦、绝望的四年。他看破红尘，但仍被特务监视，而且国民党还派出要员时时想拉拢他，欲使他成为反共工具或为反共服务。

陈独秀是在“七·七事变”后，被国民政府作为政治犯提前从南京监狱释放的。当时蒋介石就想拉拢他，欲委他为劳动部长，不想陈却大骂老蒋：“蒋介石的双手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我的两个儿子也死在他手里，我和他不共戴天。”当时陈独秀本想回到党内，但在延安的康生、王明污骂他是“汉奸”等，个性倔犟的陈独秀感到失望。1938年，南京、武汉、长沙相继被日军占领。陈独秀和妻子潘兰珍同大批难民一道流亡到“陪都”重庆的近郊江津县。这时，他的身体是每况愈下，长年不离药物了。

投入国民党阵营的张国焘到重庆后曾三次来江津见陈独秀。每次见面张都只言其它，而不敢言及政治，但张仍在语言上时时被陈独秀诘问得自讨没趣。当然，在这位过去的同志面前，陈独秀不免也发表了一些对延安的看法。

第二年（1939年）7月，张向蒋介石献媚，建议派国民党中的知名人士公开到江津访问陈独秀，然后将陈独秀的有关言论公开编印成册发行，这既有利于抗日救国，更是对延安宣传最有力的武器。张还说，这比起政治理论家叶青等人所写的反共文章还要顶用得多。蒋介石先对此未置可否，叫亲信胡宗南、戴笠考虑此事。

胡、戴二人认为，张国焘黔驴技穷，这是他脱身的伎俩。他在委员长面前没有讨好的花样了，只好建议将共产党的开山鼻祖搬出，这既可自保，又可搪塞一段时间。于是胡、戴二人就向委员长建议将计就计。蒋同意此事后指示：慎重保密，不得扩播，胡、戴以私人身份前往。多疑的蒋介石最后还专门交待：“若他问起是否奉我令而来，可说报告过……”

胡宗南和戴笠进行了策划。早前康生在中共机关刊物《解放》周刊轻率地发表了陈独秀是托匪汉奸的文章后，国民党《大公报》就刊登了王星拱、傅汝霖、段锡朋、梁寒操、高一涵、张西曼、林庚白等九人为陈独秀辩护的一封信。这九人中，除一人是大学校长外，其余都是国民党中常委或中央立法委员、国防参议员。胡宗南和戴笠决定将《大公报》上为陈独秀辩护的文章剪贴成册，作为特殊见面礼带去，这正可为陈独秀大骂延安提供最好的材料。

临行前还有一个小插曲，胡宗南和戴笠想忽悠一下张国焘，请张国焘一同前往去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张国焘满脸通红，连连推脱。他知道，若自己去，陈老头肯定会明白此事为自己所为，按陈的性格，他不被骂得狗血喷头才怪。

第二天早上，胡宗南、戴笠二人穿着青布长衫，雇了一条普通小火轮就在重庆望龙门码头启程，溯江而上前往江津，两随员也是老百姓打扮。陈独秀这段时间没住在江津县城，是在白沙镇城郊骝马岗的石猪槽邓氏朋友家小住。

胡、戴二人猜测：陈独秀的忠实追随者、政治代言人高语罕可能也在他身边。高语罕是胡、戴二人在黄埔军校时的政治教官，抗战后他在各种场合都为陈独秀代言。这人有点麻烦，此行一不小心就会被他嗅出点什么来，最后怕是弄巧成拙。于是胡、戴二人又在舱内商议，决定会见前通报还是用真名，考虑到胡宗南率部参加过淞沪会战，是抗日将军，因而会见时多由胡说话，戴的身份可能会引起陈的反感，则少说……

中午时分，小火轮到了白沙天嘴码头。他们带着两瓶茅台酒、两条华福牌香烟、两包茶叶下船后，到市场转悠了一圈，买了几斤新鲜的水果，找了一个静偏的饭馆吃了中饭，同时向老板打探清楚了石猪槽的方位。考虑到天太热，陈可能午休，于是他们待到下午三点，才出发步行到离此并不远的蹭马岗上的石猪槽。

石猪槽是个小地名，开明望族邓家在这里修建了一栋很有川东民居特色的住宅。陈独秀一家就寄住在楼下的三间房屋里，住宅附近还有一所学校。胡宗南敲响了门，出来开门的果然是当年黄埔军校著名的政治教官高语罕。胡、戴二人立即上前向老师鞠躬。

高语罕虽已高度近视，但很快就认出二人正是当年自己的学生、现在是蒋介石的大红人胡宗南和戴笠。他先是一惊，但很快就镇静下来，并且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他将二人让进客厅后，进里屋请出了陈独秀。

已经显得非常苍老的陈独秀终于出现在胡宗南和戴笠面前，高语罕夫妇在陈身边端茶递凳，忙上忙下。陈独秀问胡、戴二人：

“是不是蒋先生关照你们来的？”

胡宗南说：“我们来时报告过蒋先生，蒋先生听说你身体欠安，非常关心和牵挂。”

陈独秀没有理会这话，隔会儿又问：

“二位来是公干还是私干？”

胡宗南见高语罕夫妇寸步不离陈独秀，就没有直接回答，起身将《大公报》剪报送到陈独秀面前说：“陈先生不久前无端被延安诬骂为吃日本人面粉的汉奸，但全国名流和我党精英都为您鸣不平。这是他们为你恢复名誉的辩护启事和文章，真是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啊……我们今天特来请教先生对国事的看法。”

陈独秀拿过剪报只瞟了一眼，就放到桌上，他并没有一丝感谢的表情。他淡淡地说：

“独秀此次寓居江津，是逃难入川，虽国事萦怀，却并不参与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此遭诬陷之事，使我人身受到极大的攻击，虽经调解，至今仍未忘怀。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幸公道在人心，此等剪报，足可证明。我原准备向法院起诉，但见代为鸣不平的公启，也就作罢了……”

胡宗南见陈独秀有了谈兴，趁机说道：“值兹二战爆发，德军席卷欧陆，波罗的海四国乃苏俄前卫边沿，被德军闪电一击，不一周而尽失，眼看苏俄处于极不利之局。国内两党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定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先生意下如何？”

陈独秀想了想，还是说出这样的话来：

“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全国人民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有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言及世界局势，大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戴笠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陈独秀见了，脑里“噔”的一下，他立即停下说话。这时，室内静默无声。陈独秀站起身来，在窄小的室内踱了一圈，喝了一口水后又说道：

“不过，本人是孤陋寡闻，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位对今天我的谈话，绝不能见诸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

高语罕站起立即打圆场说：“不会的不会的，我的这两位学生是最尊重他人意愿的。”

情况发生急转，胡宗南和戴笠感觉有点手足无措。这时，陈独秀咳嗽了一声，高语罕的妻子是医生，很明白这事，她走过来说：“陈先生，吃药的时间到了。”胡、戴二人非常明白这话中有送客的意思，于是，两人站起，胡宗南向陈独秀说：“先生身体欠安，我们不便多打扰，我们先告辞。愿先生早日康复！”

在回重庆的路上，胡、戴二人总高兴不起来，送去的剪报这老头子翻都没翻一下，谈话还不能发表，真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二人直骂张国焘出了这个馊主意，回重庆后，戴笠立即将陈的谈话记录呈报蒋介石，蒋阅后下令严加保密，不得张扬。

陈独秀不久就从白沙镇搬到了离江津县城约30里的鹤山坪石墙院，又过起了隐居式的生活。鹤山坪分上坪、中坪、下坪，石墙院的长生沟夹在两个山岭之间，孤苦的陈独秀常在沟内转悠，他是看破了红尘？1942年，陈独秀在石墙院为村邻杨宏勋和阙森荣两家各书写了李白的《山中问答》一诗的条幅：

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陈独秀所书的《山中问答》一诗，也许正代表了他当时的心境。只可惜杨家的条幅在解放后土改时失去。而阙家的条幅却暗藏较好，阙家于1982年将该条幅上交给江津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不久，县委党史办又代表阙家将此文物捐赠给了重庆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