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 美国行为的根源

作者：刘小枫  来源：《文化纵横》

✪ 刘小枫 |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导读】

近年来，中美关系逐渐走入新的历史拐点。特朗普的一系列对抗举措让两国关系一路走低，这种去合作化的趋势并未随着美国总统易人得到缓解，对华“脱钩”的总体方针在拜登任上得到了延续。无论未来走向如何，这个历史时刻都值得关注——美国老牌政治家基辛格甚至发出了濒临战争边缘的警告。这无疑对我们重新认识美国提出了更深刻要求。放长视线看，从贸易争端、军力竞争、政治博弈到理念冲突，中美关系最终会以文明比较的方式呈现。因此，洞察美国这一“世界历史进入现代之后因历史的偶然而出现的新型政治体”的伦理品格，在今天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这个意义上，本文着眼于超越时政判断和战略分析的整全视野，通过基辛格这位深度参与中美关系建构的政治行动者的言辞与思想，展示了美利坚为构筑强国而在“普世”理念包装下“不择手段”地损人利己的政治德性。进而，文章回到美国崛起的历史时刻，聚焦作为当时美国政治生活担纲者的两位总统——罗斯福与威尔逊，审视他们的政治行为背后的支配性逻辑。在作者看来，以实现普世秩序理念为驱使的马基雅维利之道，是美国崛起至今一以贯之的执政理念，也是它在世人眼中呈现为“矛盾角色”的根本原因之一。

本文纸质版发表于《文化纵横》2021年第4期，此处发布的是作者授权的完整版，原标题为“美国行为的根源——出自政治史学的观察”，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思考。

美国行为的根源——出自政治史学的观察

美国为遏制中国而挑起的中美关系紧张正愈演愈烈。无论未来会有怎样的走向，这个历史时刻都值得关注——美国的老牌政治家基辛格甚至已经发出濒临战争边缘的警告。

关于目前的局势，时评家、战略分析师或国际政治学专家们已经说得足够周全了，只不过其视野无不基于晚近三十年来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若从政治史学的角度放长视野，人们就不难看到，要深度理解中美关系问题，不仅会牵涉到对五百年来世界大历史的理解，还会牵扯出一些重大而又极具争议的政治哲学问题。因此，要透彻理解美国的行为，就得从政治史学和政治哲学角度探根究源。

按照修昔底德的政治史学眼力，观察历史事件时，尤其应该关注同样属于事件要素的政治修辞，它反映了一个政治体(更不用说作为个体的政治人)的伦理品质。因此，修昔底德的纪事书中出现了大量政治人的演说辞——言辞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对于考察美国行为来说，这一史学原则尤为重要，因为，宣称要捍卫和传播“自由民主普世价值”一向是美国行为的显著特征。

一

基辛格与马基雅维利之道

新中国成立第二年，就与美国在朝鲜半岛爆发了长达三年的战争。朝鲜半岛战争停战后，中美关系一直处于冷战状态，差不多二十年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基辛格作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带着与中国和解的使命首次密访北京。当时，美国国内因深陷中南半岛战争而出现大动乱。为了摆脱“国家共识的瓦解”困局，美国总统被迫从越战中抽身，不得不向中国寻求帮助。基辛格经常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他喜欢的修辞是：由于“当时苏联在中国北方边境上陈兵42个师”，新生的中国不得不寻求与维护世界均势的美国联手。

（一）新中国对美国文明的挑战

出任国家安全助理之前，基辛格是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其五部著作此时有两部已经译成中文。我们不难推想，对这位即将到来的美国客人的政治见解，新中国总理周恩来已有所了解。会谈开始时，周恩来对基辛格强调说：

我们是太平洋两边的两个国家。你们有两百年的历史，我们创立新中国只有22年，因此我们比你们年轻。

在基辛格听来，这句话不过是新中国政治家对美国客人表示欢迎的客套说辞。周恩来总理在外交场合的言辞以温文尔雅著称，基辛格若没有听出这话隐含着新中国与美国的立国对比，他的耳朵就算不上敏锐。基辛格心里清楚，中国已有三千多年的文明史，他同样清楚，当周恩来说“我们创立新中国只有22年”时，实际隐含着世界历史的现代视野。

美国是世界历史进入现代之后因历史的偶然而出现的新型政治体，它的建立不仅基于现代文明原则，还植根于近代欧洲文明成长所产生的内在创伤。16世纪西欧人的航海大发现及其殖民扩张开启了现代世界的历史，但直到两百年后的18世纪中期，现代文明原则才有了明确表述。1750年，巴黎才子杜尔哥写下《普遍历史两论提纲》和《政治地理论著纲要》，系统而又简洁地描绘了启蒙哲学的文明进步原则——他甚至“预言[英属]美洲[殖民地]不可避免地会独立”。杜尔哥主张启蒙哲学的普遍进步原则有三个基本标志：科学技术进步、全球交往的经济生活进步以及政体进步。尽管自19世纪以来这种普遍进步论屡遭理论挑战，但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人们的基本信仰。

杜尔哥在提出“建设新世界的计划”时可能没有虑及，自己的计划会引发同样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生存“迷失感、挫败感、绝望感和毁灭感”。在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前，欧美发达国家因普遍的“迷失感、挫败感、绝望感和毁灭感”爆发了大规模动乱，堪与1848年爆发的欧洲动荡媲美。美国的动乱尤其严重，“军队在越南的丛林中陷入困境”，“社会为人们的反抗所分裂”，头脑清醒的美国人不得不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国家正在从内部被分裂?它在商业上的杰出才能为什么正在衰退?它的强大军事实力又为什么发挥不了作用?”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周总理说新中国比美国年轻得多，明显不仅指科学技术和经济生活的进步，而是更多地指政治体的伦理品质。科技发达和商业繁荣仅仅是现代式的好政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科学技术和商业生活的发展在提高世人生活舒适度的同时，也可能给文明政体带来伦理品质上的损害——甚至人为灾害。如何管控科技和商业使之受到必要的伦理约束，迄今是现代国家不得不面对的严峻挑战。美国已经有两百年历史，科学技术和经济生活的相当进步不等于美国政体的文明品质“好”，除非美国政制的历史已经证明自己是世界上的最佳政制，而这即便在今天也极具争议。

周恩来心里很清楚：新中国虽然年轻，尤其在科学技术和经济能力方面还相当孱弱，但新生的中国有信心在这些方面取得进步后形塑伦理品质好的现代文明政体。换言之，周总理优雅的外交辞令暗含文明观念的挑战，即挑战美国对何谓好的现代文明的解释权。他紧接着就向基辛格重申了新中国有关国际秩序的两项基本主张：第一，所有国家无论大小一律[主权]平等;第二，新中国不会做“超级大国”，即便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也不会加入霸权大国之列。第二项宣称表明了新中国对国家主权的理解具有文明意涵：一个政治体有独立自主的决定自身文明样式的权利，这种权利不能将自己选定的文明样式变成普世性的权力诉求，即便它认为自己的文明样式是世上最好的。

基辛格可能会反驳说，第一项主张其实来自基督教西方——更确切地说，来自17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所确立的新政治原则。根据该原则，“昔日尊卑分明的等级制度被悄悄地抛到了一边，代之而起的是主权国家无论强弱、无论实行何种制度都一律平等的体系”(《世界秩序》，第22页)。

基辛格没敢在周恩来面前这样说，他清楚，这种说法是弥天大谎：基督教欧洲的政治单位在历史上长期受封建王权亲属关系支配，所谓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终结了“尊卑分明的等级制度”纯属无稽之谈。这次和会仅表明，罗马教廷已经没有权威调停基督教政治体之间的封建式地缘冲突。事实上，德意志“三十年战争”之后，基督教政治体之间并没有出现实际上的主权平等，倒是实现了大国势力决定秩序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国际政治原则。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期间，有一份条约首次使用到“大国”(great power)一词，这无异于确认了“三十年战争”以来欧洲秩序变动的支配性法则。自此以后，“大国博弈”就成了描述国际秩序变化最为常见也最为有效的视角。

周恩来对于现代欧洲的政治成长经历了如指掌，因此，他在提出新中国主张“所有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之后特别强调，新中国不会做“超级大国”。1974年，邓小平代表新中国首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再次强调这一宣称，明显针对16世纪以来西方基督教大国相互争夺霸权的国际政治原则。

（二）如何理解新中国的“文明承诺”？

然而，基于基督教欧洲的历史经验，基辛格会相信周恩来代表新中国做出的庄严承诺吗?听了周总理的申明后，基辛格内心的想法是：“马基雅维利会说，如果一个国家想得到一项保证而又不愿乞求，那它就应搬出一个概括性的提法，然后将它适用于具体情况，这样做符合该国利益。这也就是周恩来这么说的原因之一。”(《论中国》，第241~242页)

我们很难设想基辛格不熟悉西方的古典政治教诲，但他凭借马基雅维利而非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或西塞罗甚至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教诲来看待周恩来代表新中国所表达的国际政治主张。在基辛格的政治理解中，并没有国家间的政治平等这回事，重要的是有实力的大国支配下的均势。凭借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理解，基辛格把新中国的国际关系主张理解为一种阴柔之道：新中国总理“向美国保证，中国不是个潜在的威胁”，不过是想要美国不必用军力与之抗衡。连基辛格这样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都如此，我们又怎么能一厢情愿地以为，美国政治人会相信新中国的发展不会是“潜在的威胁”?

基辛格以马基雅维利式的多疑心态继续说：“中国不以炫耀武力为荣的国际行为准则源自孔子的学说。要考验这种新关系，就要看这些准则在动乱压力之下是否还能站得住脚。”(《论中国》，第242页)这一说法让我们看到基辛格的政治言辞在涉及政治道德时如何闪烁其词，因为，不炫耀武力与“在动乱的压力之下”凭靠并使用武力克制动乱并没有矛盾——用武力做正义的事情与做不义的事情有伦理品质上的差异。基辛格显然不能说，当美国把战火烧到中国边境，新中国动用哪怕是孱弱的武力克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式的非法干涉都有违孔子学说。

不过，基辛格的说辞至少表明，他多少意识到自己是在同一个并未与自己的古典文明传统断绝关系的政体打交道：新中国与美国这个从基督教欧洲的宗教叛乱中衍生出来的新国家有伦理品质上的差异。虽然都基于科技和商业文明的进步论，新中国仍然自觉恪守自己的传统文明德性。与此不同，美国的诞生基于近代欧洲文明与西方古典文明原则的决裂，它凭靠所谓新的“自然主义”原则相信政治“超越了善恶”，在实际政治中竭尽全力不择手段地扼制机运，以至于不择手段成了一种政治德性。

但基辛格不会让自己显得公开服膺马基雅维利之道，毕竟，即便在西方基督教的政治传统中，马基雅维利之道也名声不佳，难免招惹道德非议。但事实上，即便到了耄耋之年，基辛格仍然相信，马基雅维利之道堪称世界历史的永恒法则。他在评说公元前4世纪摩揭陀国孔雀王朝大臣考底利耶时，颇为详细地表达了他对马基雅维利之道的理解。据说，考底利耶“与马基雅维利一样”，“提出了务实的行动指南，而不是制约性的规矩”，正如法国崛起时路易十三的大臣黎塞留信奉的那样，其原则是“国家领导人无权根据个人良知谨守道德而危及国家生存”，或者说如普鲁士王国崛起时的君主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行为所体现的那样，国家“自我保护的内在逻辑无关道义”(《世界秩序》，第250~251页)。

（三）如何与新中国争夺“世界新秩序”的解释权

若要同中国这个从未与古典文明断绝关系的文明政体打交道，基辛格还需要另一套政治说辞。

1994年，新中国的改革开放举步维艰之际，已经73岁高龄的基辛格出版了一部政治史学大著——《大外交》。在该书结尾时，基辛格这样预测世界历史的未来走向：

美国发现自身的处境十分近似于19世纪的欧洲，我们可以希望类似于梅特涅体制的某一体制能够演化,借由共同的价值观可以增强势力均衡。在现代世界，这些价值必然是民主理念。

此时正是冷战降下帷幕之后美国独领全球风骚的历史时刻。奇妙的是，仅仅二十年后，基辛格却又重申，德意志“三十年战争”已经“彻底打碎了天下一统或同一信仰的人团结一致的假象”，而他所推崇的欧洲式均势观念“意味着意识形态上的中立和不断针对情况的变化做出调整”(《世界秩序》，第21、24页)。这意味着，即便为了“增强势力均衡”，也不可能借助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即便它是“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显然，基辛格不可能说，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不是一套意识形态观念。

究竟是哪种情形？为了“增强势力均衡”究竟需要还是不需要某种共同价值观?如果的确需要，那么，它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共同价值观?显而易见，这样的问题迄今没有定论。由于美国一向凭借经济和军事实力把自己信奉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说成天下一统的共同价值观，按照基辛格所信奉的马基雅维利之道，他仅仅需要针对情势变化提供不同的政治修辞。

基辛格早就清楚地知道，梅特涅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政治家”。基辛格“希望类似于梅特涅体制的某一体制”能够增强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均衡，表明他并不避讳马基雅维利之道。尽管如此，基辛格追仿梅特涅仍然会让人感到奇怪，因为，梅特涅联合欧洲的王朝国家重建欧洲秩序时，他代表的是欧洲传统的王权神圣的价值观，这与《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所宣示的人民主权论势不两立。革命军人拿破仑称帝后虽然强化了君主式的绝对主权，却没有砍掉共和主义这面普世大旗，反倒利用这面大旗剥夺他国“主权”，凭此“还(不无道理地)自视站在了启蒙运动的顶峰”，成了“代表全球权力的领袖”(《世界秩序》，第45、48页)。换言之，基辛格应该表现得推崇拿破仑，才会让人觉得他在逻辑上保持了一致。

基辛格不可能拒绝拿破仑的普世共和主义，只能批评他不是致力于通过让欧洲保持势力均衡来维持法国的安全，而是企图通过军事行动让法国成为欧洲霸主。基于美国利益及其战略需要的立场，基辛格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将梅特涅与拿破仑结合起来，即采用梅特涅这位“欧洲的首相”所设计的体制来实现《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所宣称的“共同价值”。这意味着，19世纪的梅特涅凭靠马基雅维利之道设计的“欧洲协调”应该转换为美国主导的“世界协调”，在冲突发展成战争之前解决各国间的纷争。

2011年，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开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基辛格应邀参加了一场题为“21世纪属于中国吗?”的国际性公开论坛。他在论坛上，“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中国历史上一直被一些较小的国家所包围”，它们没有哪个能单独威胁中国，但如果它们联合起来就不同了。人们若没有从这样的言辞中听出基辛格实际上在向中国周边的国家教唆马基雅维利之道，只能说明人们对基督教欧洲的政治成长经历过于缺乏了解。

基辛格继续说道，“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的对外政策可以被描述为‘蛮夷管理’政策”，而如今“世界上有很多国家与中国实力相当，中国从来没有应对过这样的世界”，这对中国而言“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挑战”。奇妙的是，基辛格同时又承认，“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中国在过去的20个世纪里都没有谋求过霸权”，可见他清楚地知道，即便是“‘蛮夷管理’政策”也与“霸权”政策是两回事。既然如此，他何以说，“中国任何一个主导世界的企图都会激起周边国家的过度反应，这将为世界和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舌战中国》，第19页)?

人们能够推想，基辛格实际上想说，文明中国从来没有应对过的世界是基督教欧洲的政治成长——尤其美国的政治成长衍生出来的世界。事实上，基辛格已经这样说了，只不过他用某种“普遍观念”掩藏了马基雅维利之道。他说：“作为我的结论，我认为，问题不在于21世纪是否属于中国，而在于我们能否让中国在21世纪接受一个更加普遍的观念。”(《舌战中国》，第20页)

什么是“更加普遍的观念”?是他在《大外交》结尾时说的“类似于梅特涅体制”的均势秩序观念，还是“普世民主”观念?鉴于基辛格当时随即就承认“关于一般所宣称的民主，世界各地用词未必就一样”(《大外交》，第733页)，他就不能说“普世民主”是“更加普遍的观念”。倘若如此，基辛格接下来信心满满的言辞就显得是一种披上道德外衣的强权逻辑：

美国历史上根本未尝遭到威胁其生存的外敌，当此一威胁在冷战时期终于出现时，她又被彻底击败。美国的经验因而鼓舞美国人去相信，美国在世界各国中是惟一无可撼动的强国，并且只凭道德和善行就能无往不利。

美国真是“只凭道德和善行”就“无往不利”的吗?如果是的话，按照基辛格的政治言辞，人们就得说，美国凭借的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式的“道德和善行”。倘若如此，如果人们在今天说中美关系是一种“竞争关系”，那么，这场竞争就并非仅仅关乎科技和经济进步，而是更关乎国家的政治德性品质。因此，若要真正认识美国行为，人们就得搞清楚，美国的政治成长如何把马基雅维利之道与自由民主理念结合在一起。

二

美国行为的历史特征

既然基辛格说，“美国的经验因而鼓舞美国人去相信，美国在世界各国中是惟一无可撼动的强国”，我们就有必要了解美国人所相信的“美国经验”的历史特征。

《大外交》既是一部现代世界政治史，又是一部美国政治史，两者紧密地交融在一起。人们不难看到，基辛格以描述美国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世界新秩序”开篇，继而描述西奥多·罗斯福和伍罗德·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如何致力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然后才回到16世纪，从西方基督教欧洲形成均势的时代讲起，沿着世界现代史的时间脉络一直讲到冷战结束。

显而易见，虽然美国在18世纪才诞生，但基辛格把“美国秩序”放到了现代世界的大历史中来看待，而16世纪正是古老的中国与现代时刻错失相遇之机的时刻。保罗·肯尼迪在他著名的《大国的兴衰》一书开篇就说，16世纪时根本看不出欧洲会超过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尤其是中国：“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先进和更优越。”

然而，在接下来的五百年里，基督教欧洲越来越比中国更先进和更优越。肯尼迪讲述了五百年来世界历史中的大国兴衰，中国在其中几乎没有占据值得一提的位置。在肯尼迪的笔下，基督教欧洲崛起的晚近五百年历史充分证明，马基雅维利之道行之有效，它涤除了古老的文明中国在德性上的“先进”和“优越”。

从1898年到1919年的二十年间是美国崛起的时刻，要真正认识美国的这一历史时刻，就要像基辛格所说的那样，认识两位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后者年长前者两岁，他们是同时代人，并曾竞争总统。

（一）西奥多·罗斯福的行为

1882年，时年仅24岁的西奥多·罗斯福发表了关于现代海军史的专著《1812年的海战史》。当时，结束“南北战争”后的美国经济一片繁荣，商界人士急于获得海外市场，但一些政治人担心，美国的海外商业扩张会导致与欧洲大国冲突。针对这类担忧，西奥多·罗斯福的这部少壮之作发出血气方刚的“军国主义呼吁”，主张美国应该大力扩建海军，为海外商业扩张护航。西奥多·罗斯福著述颇丰，但唯有这部军国主义性质的书再版次数最多、获评价最高，而且成了数代美国政治人的教科书。

西奥多·罗斯福相信，美国的扩张是“上帝赋予这个国家必然的道德使命”，这让他对未来的世纪是美国的世纪深信不疑，并“决心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一目标”。历史给他提供了机运：1897年，威廉·麦金莱总统任命西奥多·罗斯福为海军部副部长。“新官上任才一周”，西奥多·罗斯福就提醒总统可能出现“古巴危机”，迫不及待地想要把一个“最热情的扩张主义者”圈子的念头传输给总统。这个圈子里有参议员、众议院代表、海陆军官员，也有作家、律师、科学家及社会名流，他们相信美国有权且有义务扩张到整个北美大陆。半年后，西奥多·罗斯福向麦金莱总统正式提交了入侵古巴的作战计划。

西奥多·罗斯福主导的“美西战争”开启了美国崛起的历史时刻。出任美国总统后，他首先做的是致力取得对西半球——拉丁美洲的支配权。在1904年底的一次国会演说中他宣称，“坚持门罗主义的美国不管自己有多么不情愿”，都可能被迫在西半球“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这是“门罗主义的必然推论”。其实，在提出这一“推论”之前，他“已先有行动”：1902年，他迫使海地解决与欧洲各银行的贷款，1903年“煽动巴拿马动乱，使之成为全面叛乱”(《大外交》，第22页)。

西奥多·罗斯福为实现美国梦而肆意霸凌美洲邻国，不仅如此，为了压制掌握世界霸权的英国和正在崛起的俄国，西奥多·罗斯福还积极涉足东亚。1905年7月，在西奥多·罗斯福授意下，时任美国陆军部长的威廉·塔夫脱与日本首相桂太郎交换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双方互相承认对方占取菲律宾和朝鲜。两个月后，在西奥多·罗斯福的撮合下，日本与俄国在美国的海军基地朴次茅斯签署终战和约，结束了双方为争夺对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的控制权而打了一年半的战争。按基辛格的说法，这份条约堪称“罗斯福均势外交的典型体现”，因为它“抑制了日本的扩张，防止了沙俄的崩溃”，“突显了美国作为亚洲大国的角色”，罗斯福因此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美国人”(《世界秩序》，第329页)。基辛格却闭口不提，正是凭借这份条约，日本吞并了朝鲜王国。

我们更不应该忘记，西奥多·罗斯福不仅认可了日本吞并朝鲜王国，还鼓励日本吞并我国的东北。日本决心与俄国开战，不仅意在吞并朝鲜，还觊觎我国东北，否则，即便夺取了朝鲜半岛，仍然没有打通向北扩张之路。罗斯福懂得日本的心思，在日俄战争期间，他就“往往把朝鲜问题和中国东北问题相提并论”，“屡次向日本提及，日本应控制满洲的一部分”，至少在南满“获取立足点，并在那里保持一个相对不受挑战的地位”，否则即便占有朝鲜半岛也不可能实现对俄国的遏制。

西奥多·罗斯福因促成日本与俄国签署朴次茅斯终战和约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基辛格眼里并不是对现代西方的“和平”理念的一大讽刺。毋宁说，它证明了马基雅维利之道的正确。由于西奥多·罗斯福相信“最讲人道主义、最热衷于国内进步的国家，与不顾及他人利益的国家相比，往往趋向虚弱”，他“谨慎果断地平衡全球势力，使事态朝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世界秩序》，第325~326页)。这无异于承认，西奥多·罗斯福致力于建立势力均衡的出发点是损人利己，而且要不择手段。西奥多·罗斯福奉行马基雅维利之道，因为这投合他富有历史使命感的冲动与情感，而他对上帝的奇特虔诚同样毋庸置疑。“在罗斯福看来，上帝已经在呼吁美国担负起西方文明守护者和传道者的角色，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在‘扩张’文明的使命下，罗斯福还扩大了美利坚帝国的版图，这让其全球竞争对手心神不安。” 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与虔敬的上帝信仰的奇妙结合不仅体现在西奥多·罗斯福身上，更体现在他的继任者伍罗德·威尔逊的身上。

（二）伍德罗·威尔逊的行为

1917年4月，威尔逊总统带领美国跨洋介入欧洲战争，不是因为美国受到战争威胁，而是为了实现一个伟大的理想：建立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与拿破仑马背上的普世共和主义理想相比，威尔逊的普世民主理想因凭借现代军事力量而更具全球化的战斗力。

在“一战”爆发后的最初两年里，威尔逊一直宣称对欧洲战争保持中立。美国与欧洲战场隔着一个大洋，即便不保持中立，战火也很难烧到自己身上。美国宣称保持中立仅仅表明，美国与远隔大西洋的欧洲大陆属于同一个国际秩序——“保持中立”本身就是典型的欧洲国际秩序概念。与拿破仑战争期间一样，美国在“一战”初期所采取的中立政策就是与交战国双方平等地保持自由贸易关系。美国的贷款对象主要是协约国，但也没有放过与德国和奥地利做买卖的机会，英国为此十分恼火，甚至进行海上封锁，阻挡了美国把货物运到德国和欧洲其他中立国。美国国会做出强硬反应，授权总统可以使用武力对付任何阻碍美国贸易自由的国家。

不过，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无论法国还是英国都拒绝承认美国的所谓“中立”。毕竟，当时的法国和英国仍在北美洲争夺势力范围，而英属美洲殖民商人此前能够“独立”，原本就是英法冲突的结果。1915年5月，德国潜艇在爱尔兰海岸击沉英国客轮“卢西塔尼亚”号，丧身者中有124名美国人，美国国内随即出现参战呼声，“中立”又一次破冰。威尔逊趁机要求陆军部提出备战方案，遭遇坚持孤立主义的国会议员强烈反对。为了说服孤立主义的脑筋，威尔逊在为争取总统连任而发表的竞选演说中强调：“美西战争给美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当这场战争结束之时，美国人已经发现[自己]成了古巴的监护人，拥有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美国的边疆一下子越过7000英里到了菲律宾群岛一些人迹罕至的森林地区，自此以后，美国已经不可避免地陷入世界政治的罗网之中。”

威尔逊并没有把美西战争视为不义行为，按照他的普世民主理想，他至少应该把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菲律宾视为不义行为，因为美西战争爆发之前，菲律宾人已经组织起义军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美国此后与西班牙签署了割让菲律宾的条约，以2000万美元为代价完成了占领菲律宾的国际法手续，随后，美菲战争开打。为了剪灭菲律宾独立武装，美国耗资3亿美元，投入总兵力达12.6万人。在整个战争期间，菲律宾独立武装近20万人被杀，死于饥饿和瘟疫的平民也有20万之多。

当威尔逊说“美国的边疆一下子越过7000英里到了菲律宾群岛一些人迹罕至的森林地区”时，作为自由民主信仰的忠实信徒，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过于伪善，尽管“美国已经不可避免地陷入世界政治的罗网之中”的说法听起来似乎带有那么一点愧疚或迫不得已。他用到的“世界政治”这个词语在今天的我们听来太过寻常，但在20世纪初却并非如此。我们应该问：在威尔逊的心目中，何谓“世界政治”?一旦提出这样的问题，就不难注意到，威尔逊心目中的“世界政治”与美国“边疆”的扩展相关：自由民主的文明进步将使得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边疆消失，首先是美国不再有边界。

威尔逊曾希望通过与德国合作结束战争，为此在德国和英国之间多次斡旋。但随着战场态势变化，英国越来越觉得自己胜算在握，最终拒绝了威尔逊的斡旋。这让威尔逊颇感失落。1917年1月，威尔逊在参议院发表演讲，提出美国应该承担起一项世界历史使命：彻底扭转欧洲传统，给世界带来新秩序——用“大国共同体”取代“大国均势”，以此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但是，这需要通过即刻介入欧洲战争来实现。这次演说后来以“没有胜利的和平”为名留名青史。威尔逊充满热情地期许，由于美国的军事介入，战争结束后能实现国家间“没有胜利”、没有赔偿和吞并的平等和平。

这话听起来让人振奋，尤其是对小国和弱国的知识人——包括当时的一些中国知识人。与此同时，威尔逊还提出了迄今仍然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原则，即“大国共同体”的成员必须是得到“被统治者同意”的民选政体。换言之，若把威尔逊的“没有胜利的和平”演说看作一种“和平主义”宣言，那就搞错了。因为，威尔逊宣称应该“持续地反对”不是基于自由民主政体的世界和平，这意味着威尔逊的世界秩序理想包含一项普世性的终极战争原则。这场终极之战会持续多久，唯有上帝知道。至少，直到21世纪的今天，美国政治人仍然把这一战争原则视为“普世民主”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威尔逊的逻辑是这样的：世界和平以“大国共同体”为基础，而这个共同体则以自由民主政体的正当性为基础，否则，世界和平不仅“不能、也不应该是持久的”。这一宣称明显来自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不是威尔逊的发明。问题在于，为了实现自由民主的世界和平，战争——哪怕是持久的战争——就有必要，因为这是结束一切战争的终极战争。换言之，威尔逊的“没有胜利的和平”演说无异于威尔逊式的大战宣言。

直到今天，美国政治人还把威尔逊的国际“和平想要持久，必须是[所有国家]权利的平等”挂在嘴边，但威尔逊在同个演说中已用自由民主政体原则“比国家权利平等更加基本”的宣称否定了国家间的主权平等原则——甚至否定了国家的主权本身：如果一个国家不是民选政体，那它就不配拥有主权。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威尔逊在“没有胜利的和平”演说中宣示普世民主原则时忘了，就在不久前，他曾希望通过与德意志帝国合作来结束战争，而当时还有皇帝的德国并不符合他的合法大国的政治条件。何况，在协约国阵营中，以俄罗斯帝国、意大利王国为代表的多个政治单位都并非民主政体。由此来看，威尔逊的宣称远不止是一种谎言。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威尔逊在“没有胜利的和平”演说中接下来还提出了三项关于建立普遍的国际合作的具体倡议，其中第一条竟然是一个世纪前的“门罗主义”原则，他主张：“所有国家应自愿将门罗总统的原则作为世界的原则;任何国家都不应将其政治体制扩展到其他国家或民族，而且每一民族都有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体制，有不受阻碍、不受威胁、不必恐惧地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自由。”将这段说法与前面的说法加以对比，常识头脑也会看出明显的自相矛盾。既然“任何国家都不应将其政治体制扩展到其他国家或民族，而且每一民族都有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体制”，威尔逊又何以可能宣称世界和平以普遍的自由民主政体为基础?修昔底德若读到这样的演说辞，他会怎么看待美国政治领袖的道德品质?

在结束演说时，威尔逊不仅把他提出的世界秩序原则称为“美国原则”，还径直把它说成“人类原则”，在他眼里，所谓“人类”指“每个现代国家”，即“每个已经启蒙的共同体”。这即便不是基于“人类”与“非人类”的区分，至少也是基于“文明”与“野蛮”的区分。既然民选政体的国家才算得上“现代国家”或“已经启蒙的共同体”，非民选政体的国家就属于“野蛮”甚至“非人类”的邪恶政体——我们知道，这样的政治修辞迄今还经常出现在美国政府发言人的口中。

奇怪的是，既然威尔逊宣称自由民主政体原则“比国家权利平等更加基本”，他又怎么能够宣称门罗原则是“美国原则”，并应该成为“人类原则”?他的普世民主理念难道没有在阻碍、威胁每个国家“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自由”?我们再次禁不住要说，修昔底德若读到威尔逊的演说辞，他会怎么看威尔逊这个人的人品或他所代表的美国行为的德性品质呢?美国总统在演说中出尔反尔、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不在少数，威尔逊有自相矛盾之处不足为奇，问题在于，他这篇演说被视为现代国际政治史上的经典文献，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毕竟直到今天，美国政治家仍然宣称要秉承威尔逊的理想，而美国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发动战争还是常事。

若说在威尔逊的和平呼吁背后隐藏着美国既不希望德国独霸欧洲也不希望自己的海上竞争对手英国君临欧洲的维持均势的设想，恐怕会错看了威尔逊——基辛格就不会这样看。毕竟，“没有胜利的和平”演说明确宣称，要用“大国共同体”取代“大国均势”。这一宣称的基本含义是，以民主价值的普世正当性取代基于主权平等的均势合法性。1917年4月，美国参众两院召开联席会议，通过决议宣布美国与德国进入战争状态，威尔逊发表了被后世称为“世界应该让民主安全”的对德宣战演说。威尔逊的宣战理由看起来是德国潜艇的无差别攻击违反了中立原则，其实不然，因为他把这种攻击上升到反人类高度：“目前德国潜艇对海上贸易开战就是对人类开战”，“我们所抵御的邪恶不是一般的邪恶：它们要从根本上毁灭人类生活”。威尔逊还特别提到，这一宣战行动与他此前演说中表达的观点完全一致，即“要使世界上真正自由和自治的各国人民确立一致的目标和行动”，因为“除非由民主国家组成一个联合法性联盟，否则一种稳定协调的和平就不可能得到维持。专制政府不会讲诚信，也不能被指望遵守联盟契约”。

不仅对基督教欧洲而且对整个世界来说，威尔逊提出的这一参战理由在世界政治史上都算得上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政治法学家施米特评论道，“将一个瞩意于空间限制的不干涉原则变成一个无空间限制的普遍干涉原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威尔逊以自由民主和与之相关的观念，尤其以‘自由的’世界贸易和‘自由的’世界市场的意识形态思想取代了原初的和真正的门罗原则，一场围绕门罗主义的激烈的思想斗争就此展开”。

1918年1月，威尔逊在国会发表演说，宣布了关于战后和平的“十四点建议”。在协约国的主导下，交战双方按威尔逊的十四点建议签署了停战协定，并决定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威尔逊没有料到，巴黎和会的结果最终让他自取其辱。尽管如此，一定有人会说，受辱的是威尔逊本人而不是他的自由民主理想。一种“理想”在现实中遭遇失败，不等于这种“理想”本身不再让人向往。否则，信奉其理想的人如今不会还大有人在。

（三）美国行为的“矛盾”特征

基辛格总结美国在20世纪的国际行为时认为，美国在世人眼里是个“矛盾角色”：以“天定命运”之名在整个美洲大陆扩张，却宣称绝无帝国企图；对重大事件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却矢口否认有国家利益的动机；最终成为超级大国，却声言无意施行强权政治。(《世界秩序》，第305页)一言以蔽之：美国言行不一。换作别人就会说，伪善是美国德性的首要特征。所谓美国在世界政治中扮演着“矛盾角色”的说法，不过是美国奉行马基雅维利之道的遮羞布。

但是，问题似乎又不应解释得如此简单。基辛格的解释似乎不无道理：美国的角色之所以“矛盾”，是因为美国自美西战争崛起以来就在两种传统的政治理念之间摇摆。一方面，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及维也纳和会后，基于大国实力的欧洲均衡秩序已经形成，其“基础一直是谨慎地将绝对的道德观与政治区分开来”——基辛格称之为考底利耶-马基雅维利之道。美国崛起时，自觉地要成为主导均势的大国成员，而非是被主导的成员。

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的政治成长经历，美国又深信自己立国时所凭借的道德“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深信不疑地“认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国的价值观”，热忱地把对外扩张和全球支配视为“传播[普世民主]价值观的工程”，想尽一切办法“劝服他人改变信仰”(《世界秩序》，第305~306页)。

在国际政治学中，考底利耶-马基雅维利之道被称为“现实主义[务实主义]”，而“传播[普世民主]价值观”则被称为“理想主义”。这两种原则明显相互矛盾，而在基辛格看来，美国崛起时的两位总统恰好分别代表了矛盾的双方。西奥多·罗斯福代表现实主义，他“主要以地缘政治为基础考虑问题”——当有人建议美国应该按和平主义原则行事时，他“援引了考底利耶也会赞同的一些原则”来加以拒绝(《世界秩序》，第322、332页)。威尔逊则是耀眼的理想主义代表，他不时地以“自由民主女神”代言人的姿态发表演说，让人觉得他是这位女神派来的。

表面看来，美国如此“矛盾”的形象与两个政党的相互竞争有关：共和党有现实主义传统，民主党则有理想主义传统。基辛格强调，尼克松推进了西奥多·罗斯福的构想，即美国应该“充当全球均势的守卫者”，不受意识形态竞争羁绊(《世界秩序》，第397页)。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威尔逊执政后，西奥多·罗斯福并没有反对他的普世民主道德主义，反倒凭此道德立场认为，“威尔逊的表现过于胆怯”，没有让“美国站在正义和公正一边，反对普鲁士的独裁政权”。如政治史家看到的那样，事实上“西奥多·罗斯福扮演着一个令人生畏的先知角色，要为一项光荣的事业做好战斗准备并忍受困苦”。

威尔逊也远不是什么道德理想主义志士。在巴黎和会上，我国山东省的归属问题让他的普世民主信念遭遇挑战时，他选择了马基雅维利之道。1919年末，中国的自由主义领军人物胡适之在一份英文学刊上发表文章，相当无奈地告诉美国人，“中国青年对威尔逊理想主义的信仰已经化为齑粉，‘世界新秩序’荡然无存”。为何威尔逊不惜让其自由民主的国际主义原则蒙耻也要附和日本? 政治史学家为我们解释了威尔逊向日本让步的真实原因：“美国、法国和英国需要日本支持他们向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施压的计划;那些计划中有一部分要求日本在西伯利亚出兵干涉。”威尔逊派出美军干涉俄国内政，控制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海参崴等港口城市，虽然不是为了去与布尔什维克交战，但双方还是发生过几次交火。难怪基辛格会说，威尔逊领导下的美国“阴差阳错地扮演了罗斯福所设想的领导角色”。

无论如何，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矛盾”形象既非两党相互竞争的结果，也不是总统的政治信念不同带来的结果——毋宁说，如此“矛盾”形象体现于两个政党和每一位总统身上，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基辛格本人是最具说服力的例证：他究竟“是个不讲道德的现实主义者”，抑或“自从政生涯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这样的争议毫无意义，因为基辛格已经天才地将“不讲道德的现实主义”与普世民主的道德理想主义集于一身。这样的“矛盾”形象甚至让美国人民自己也感到费解，以至于不断有美国人怀疑美国的德性品质。其实，普世民主的理想与并不理想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并不真实，它不过是美国政治人的一种政治修辞，因为，美国作为自由、民主和人权等普遍价值观的担纲者和守护者这一道德形象只是一个历史假象。好些美国公民并不认为美国“具有无与伦比的美德”，更不认为美国“注定要领导整个世界”，相反，他们会把在全球“延伸自由、民主和人权等普遍价值观”视为人类道德生活的历史灾难。毕竟，“被美国总统提升到普世自由和人权原则高度”的战争绝不仅仅是越南战争，而它“被当成美国道德迟钝的独特证据”(《世界秩序》，第390、395页)，只是因为它有违普世自由和人权原则?难道不应该问：为何普世自由和人权原则本身能够被不断地用来支撑发动灭绝人性的战争?

真实的问题是自由民主的普世理想本身：“自由、民主和人权等普遍价值观”是自然的正义吗?“自由民主”是人世生活真正值得追求的道德目的吗?搞清这一问题，才能真正触及美国行为的根源。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4期，原题为“美国行为的根源——出自政治史学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