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国之忧患与地缘政治意识

刘小枫2021-08-13来源：《海南大学学报》

无论是大战略、战略，还是战役、战术，都与地理因素有关，全球战略必须要有详实的地理情报，最重大的战略决策实质上是地缘政治，因此，对地理分析如有出入，就可能导致整个战略决策上的差错。

刘小枫 |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沉重的肉身》

导读

本文原载于《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1年第1期，感谢刘小枫教授与“古典学研究”公号授权推送。

【文/刘小枫】

按我国教育体制的现行学科分类，地理学在高中阶段属于文科，到大学阶段就转到了理科，属于自然科学。按照常识性的理解，理科或自然科学旨在探究超逾政治和历史的自然理则，倘若如此，人们难免会感到费解：作为一级学科的地理学为何包含“人文地理学”这个分支，而政治地理学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1]

政治地理学被划归为理科或自然科学仅仅听起来就让人觉得不大对劲。地理学和天象学一样，是人类古已有之的科学，但这两门科学自古就与政治和历史紧密相关，而非仅仅与自然相关。事实上，在如今我国的人文科学建制中，地理学并非没有自己的位置：史学中的“历史地理”专业算得上史学中的基础性学科。严格来讲，历史地理学就是政治地理学，或者说，政治地理学离不开历史的视野。尽管如此，我们的史学或政治学的从业者究竟有多少历史地理学或政治地理学知识，迄今还是个未知数。

不仅如此，我国史学建制中的“历史地理”属于中国史门类中的一个专业，即以中国政治地理的历史沿革为研究对象，并不涉及世界政治地理的历史沿革。但在我国大学的世界史学科建制中，人们又找不到世界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位置。

笔者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随着中国的世界性崛起，我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越来越需要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地缘政治局势。事实上，“地缘政治”这个语词如今正在成为学界的时髦用语。倘若如此，问题就来了：我们的地缘政治意识有足够的世界历史地理学知识的支撑吗？

一

费尔格里夫（1870 - 1953）是英格兰的一位中学教师（教数学和地理），受麦金德（1861-1947）的著名演讲《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激发，[2] 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二年（1915）发表了一部供中学生阅读的世界政治地理读本《地理与世界霸权》，随即走红。费尔格里夫的意图既简单又明确，即把麦金德的具有世界史视野的政治地理观变成中学生也能了解的常识。麦金德是专业地理学家，但他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则堪称现代政治学的经典文献。不过，直到今天，《地理与世界霸权》的重印数量远远超过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

《地理与世界霸权》，詹姆斯·费尔格里夫著，胡坚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豪斯霍弗（1869 - 1946）是德国职业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山炮旅参谋长做到旅长，战后进入学术界时已经年过5旬。1925年，他出版了在今天看来颇具前瞻性的《太平洋地缘政治学：地理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研究》，[3] 由他妻子翻译的《地理与世界霸权》德译本也在同年问世。豪斯霍弗亲自撰写德文版“引言”，称赞费尔格里夫是杰出的教育家。我们应该注意到，德译本加了一个原书没有的副标题“地缘政治学导引”。这意味着，世界历史的政治地理知识是地缘政治学的基础。

豪斯霍弗希望这本由英国人撰写的中学生读物有助于推动德国中学的地缘政治教育。同时，他并没有忘记指出，德国读者应该意识到：该书对世界历史地理的描述看起来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其实作者带有“相当强烈的‘幸哉占有者’的盎格鲁-撒克逊本位立场”。[4]

并非仅仅豪斯霍弗才有这样的看法，在1927年出版的地理学教科书中，德国地理学界的权威学者赫特纳（1859 - 1941）指出：

英国人久已扩张到整个地球的范围，几乎每个家庭都和国外的利益有联系，从而具有一种天然的政治地理的理解。我们德国人缺乏这种理解，因而必须进行教育。[5]

1930年代初，出生于奥地利的地理学家哈兴额（1877-1952）写出了带有德意志国家立场的世界历史地理教科书《[世界]历史的地理基础》（1933 / 1953）。在中国独立抗击日本入侵的艰难岁月，我国现代地理学之父、“中国地学会”创始人之一张相文（1866-1933）之子张星烺（1888-1951）将该书译成了中文，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年（1940）在陪都重庆出版。[6]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我国的地理学家才将费尔格里夫的《地理与世界霸权》译成中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7）。译者名叫强富康，这个名字让人觉得更像笔名，其寓意不难理解：中国若要实现自强、富足和小康，就得普及世界历史的政治地理知识，培育国民的地缘政治意识。

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时期，中国的政治地理学家很难普及具有世界历史视野的政治地理知识，尽管流亡陪都重庆的政治地理学家甚至成立了一个“地缘政治学协会”（1941）。80年后的今天，费尔格里夫的《地理与世界霸权》在同一年有了两个新译本。[7] 这当然不意味着我们的学界已经意识到，面对国际地缘政治的新一轮大变局，我们的世界历史地理教育应该从小学开始。

二

2009年，曾任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的科恩为美国大学的本科生献上了一部地缘政治学教科书（至2017年已印行6版）。他在书中写道，由于麦金德的启发，费尔格里夫的《地理与世界霸权》“正式表达了中国具有极佳的条件统治欧亚大陆的观点”。[8]在21世纪的今天，这话听起来具有特别的意味：似乎早在近100年前，费尔格里夫已经预见到中国将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据枢纽位置。

科恩的说法倒是让我们应该看到：由于霍布斯式的生存“恐惧”早已成为欧洲人的历史性本能，当今的美国政治家把“一带一路”视为最具威胁性的地缘政治构想，并非不可理解。这意味着，美国的政治学家清楚意识到，中国人若想凭靠自由贸易的“全球化”繁荣来获得国际秩序的主导权，只会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其实，在结束对中国历史地理的描述时，费尔格里夫的说法是：“中国的政治地位非常有趣，其历史尚未完成，唯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最终的结果将会如何。”[9]费尔格里夫不乏史学家的节制意识，他审慎地没有预言未来。我们甚至还应该称赞他说中国的“历史尚未完成”——说得好！

在描述20世纪初的世界政治地缘状况时，费尔格里夫明显依据麦金德的观点，即以海上强国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冲突为基本观察点。在他笔下，当时的海上强国除了英国，首先是日本，然后还有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其实算不上海上强国），它们“几乎占据了环绕亚欧大陆边缘的所有陆地”。在对峙的两者之间，是一系列“破碎地带”（crush zone）。与麦金德不一样的是，费尔格里夫把美国纳入了自己的政治地理学视野。

费尔格里夫的确提到，在这一“破碎地带”，德国和中国最为特别。因为，这两个国家“如果能够予以组织化且强盛起来，其地位便会大不相同”。相比之下，“中国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处于主宰大陆心脏地带的位置，受外来干扰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虽然失去了活力，却仍然具有独特的重要性。”[10]

费尔格里夫在105年前这样讲，并非因为从地理学的自然科学式中立观点来看，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位置有多么重要。毋宁说，对于大英帝国的世界地缘战略利益来讲，中国的位置十分重要。毕竟，当时的英国不仅夺取了香港岛并强行租借新界，而且英国军舰已经沿长江深入中国腹地，为英国领馆和贸易公司提供武装保护。

对于当时的海上强国的大英帝国来说，若要把边缘地带国家组织起来对心脏地带形成包围，那么，中国恰好处于英帝国的战略前沿的东端。费尔格里夫希望告诉英国的中学生们：大英帝国获得的全球霸权来之不易。在中国崛起的今天，我们不难理解，这本书为何在半个世纪之后再度连续重印，仍然是海上强国的基本教科书。[11]

由此来看，费尔格里夫在1915年所表达的大英帝国“统治欧亚大陆的观点”，在科恩笔下变成了“中国具有极佳的条件统治欧亚大陆的观点”，并非不可理解。如今美国的地缘政治学家甚至担心，中国会背靠欧亚大陆与拉丁美洲国家联手，撕开美国南部侧翼，同时进入非洲地区，反过来封锁海上强国。[12] 让我们感到匪夷所思的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学家在这样说的时候绝口不提，自1950年代朝鲜半岛战争以来，美国军事力量的战略前沿一直部署在中国的家门口。直到今天，美国军机几乎每天对中国沿海施行抵近侦察。

我们没有必要说，美国地缘政治学家的脑筋过于神经质，反倒应该致力搞清楚他们赖以思考的地缘政治学原理。显然，无论当年的大英帝国还是如今的美利坚帝国，学界人士大多有相当自觉的地缘政治意识，而且十分敏感，反应迅速。

无论是大战略、战略，还是战役、战术，都与地理因素有关，全球战略必须要有详实的地理情报，最重大的战略决策实质上是地缘政治，因此，对地理分析如有出入，就可能导致整个战略决策上的差错。[13]

海上强国很长时间都没有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竟然能如此之快地把中国重新组织起来，甚至还让古老且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始变得“强盛”。[14]不难理解，一旦中国被重新组织起来已经成为政治现实，海上强国凭靠其世界历史式的地缘政治意识马上会感觉到：危险就在眼前。[15]

三

历史地理知识是地缘政治意识的基础，从性质上讲，历史地理知识属于政治知识。我们必须承认，直到今天，与欧美学界相比，我国的政治学人——遑论人文学者——普遍缺乏有关世界历史地理的基本知识。若要追究个中原因，恐怕就不得不说，这与中华帝国生长的地缘政治处境相关。

如今所知的最早的世界地图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巴比伦人在粘土板上绘制的“巴比伦世界地图”，1881年出土于巴比伦古城西帕尔遗址（今巴格达西南部的阿布哈巴城）。[16]

这幅地图呈现了以巴比伦为中心的圆形大地——尽管据推测它仍将大地视为平面。幼发拉底河发源于亚美尼亚山高原（位于北方），流向波斯湾，在那里流入环形海洋。实际上，这幅地图的目的像是要展示描绘成环形的“尘世之海”，与描绘成三角形的“七岛”（荒远之地）之间的关系。[17]

如此描述出自一位人文地理学家之笔，他没有意识到，这幅地图其实是巴比伦人凭记忆复原的苏美尔人征战时所认知的地缘版图——因此又称“苏美尔世界地图”（Sumerian map of theworld）。用今天的话说，它应该算是最早的两河流域历史地图。绘制地图不是为了贸易旅行，就是为了征战。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幅如此古老的泥板地图“确凿无疑地描述了巴比伦的力量和权势”（布罗顿，页2；比较奥沙利文，页5）。

制作地图需要精湛的技艺，我国西晋时期的裴秀（224 - 271）首创“六体”制图法，按“分率”（比例）、“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地势）、“方邪”（走向）和“迂直”（曲直）绘制地图。西方的文化地理学史家对此表达了应有的敬意，同时又承认：

中国人也制作关于自己边境之外的大区域地图，但是由于那些地区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以及中国人持有的华夏中心观念（这一点可以理解），域外的国家因为离中华帝国的文化中心距离遥远而遭到轻视。（思罗尔，页46）

这话说得未必周全，毕竟，整个东亚地带的域外政治体距离中华帝国并不遥远，我国古人也没有绘制含括整个东亚地缘的政治地图（比较布罗顿，页86-87）。康熙年间，利玛窦（1552 - 1610）将经纬制图法带到了中国，皇朝组织学士基于测量数据绘制成《皇舆全览图》，据说绘图技艺领先欧洲，却没有据说让中国皇帝对欧洲乃至全球地理感兴趣。

若从政治史学角度来理解这一历史现象，那么史学家可以说：中华帝国自汉代定型以来就是防御型文明帝国，而“无边界”（sine fine）地扩张是“西方帝国具有的两大主要特征”之一。[18] 直到今天，我国的历史地理学家对政治地理的关注仍然主要在于中国自身，并不具有世界史的全球视野——我们迄今没有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地理教科书。[19]

四

利玛窦带到东亚来的不仅有经纬制图法，还有地理大发现初期的全球地理新视野。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也传到了日本，而且似乎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与中国的情形不同，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没有封闭在日本皇朝的书房，而是进入了民间：1605年，京都的教会学校的课桌上已经摆放着《坤舆万国全图》，从而产生了如今所说的“社会影响”。不到100年间，日本人已经绘制出模仿西人视野的世界地图，“对利玛窦笔下的世界形象的普及起了推动作用。”[20] 在接下来的又一个百年（18世纪）里，基于现代式地图绘制的地理知识在日本已经实现“大众化”，其程度堪比欧洲，甚至还有过之。

日本人不仅学到了欧洲人的现代地理知识，还学到了欧洲人的侵略扩张恶习。甲午战争末期，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中将给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1836-1895）一封劝降书，委托在威海卫海域的英国军舰“塞万”号舰长转交。

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既际此国运穷迫之时，臣子之为家邦致诚者，岂可徒向滔滔颓波委以一身，而即足云报国也耶？以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史册疆域，炳然庞然，宇内最旧之国，使其中兴隆治，皇图永安，抑亦何难？[21]

伊东佑亨中将的“劝降书”的文辞显得彬彬有礼，而他的说法也看似不无道理，其实不然。受西洋人欺凌后，难道就有理由欺凌邻人？国家受到欺凌当然应该“去旧谋新”“更张新政”以求自强，但这不等于国家德性有理由转而信奉欧人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俄、美四国分别迫使清廷签订了《天津条约》（1858年6月），开放东海沿岸诸多口岸（包括台南）。普鲁士王国闻讯后也组织了一支远征队（Preussische Expedition）前往远东考察，船上有两位年轻的地理学博士：马隆博士和李希霍芬博士。考察历时2年，经锡兰、印尼、菲律宾、暹罗（1949年改称“泰国”）、缅甸、我国台湾，然后到日本（1860 – 1862）。马隆博士回国后随即给普鲁士王府打报告：建议找个借口在我国台湾岛南部建立海军基地。普鲁士军方一度打算采纳这个建议，后来又否决了，原因是那里不合适，而非不需要在中国东部沿海找地方建海军基地。

李希霍芬（1833 - 1905）没有回国，而是接着前往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在那里待了6年（1863 – 1868），并发现了金矿，引发后来的淘金热。随后，他在美国商人资助下到我国大陆又待了4年（1868 – 1872），受聘调查我国的煤矿资源。李希霍芬以上海为基地，7次远行做经济地理考察，每次路线都不同，足迹遍及大清帝国18个行省中的13个，最终发现“中国的经济潜力让欧洲以外的任何国家都相形见绌”。李希霍芬回国时，普鲁士王国已经重新“开国”为德意志帝国（1872），他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写多卷本《中国：基于亲自旅行的［地理学］研究》。李希霍芬的这部五卷本大书从中亚山脉的构造谈起，描述华北和华南的地形、地质状况以及居民活动，史称“经济地理学”的经典之作，其中包含给在华欧美商会的经济调查报告。李希霍芬凭此成为德意志第二帝国枢密顾问和科学院终身院士，与拉采尔并称第一代德国地理学大师。

1868年李希霍芬刚从美国西部到中国不久（12月），曾向普鲁士驻华公使提交报告，建议夺取舟山群岛作为普鲁士的“海军站和港口殖民地”。经过4年的考察后，李希霍芬又改变了看法，在给刚“开国”不久的德意志帝国府提交的策论报告中，他建议德国获取胶州湾及其周边铁路修筑权，将山东纳入势力范围，以便华北的棉花、铁和煤可以输出到德国。1895年《马关条约》一出，李希霍芬马上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史称“政治地理学的杰作”。[22]

接下来考察中国地理最有成就的是美国人，这绝非偶然。1923年，美国地理学家葛德石（G. B. Cressay，1896-1963）来华考察6年，写成《中国地理基础》。然后是了不起的拉铁摩尔（1900-1989），他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如今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的经典之作，虽名为中国古代边疆史，实为具有世界史视野的中华帝国政治地理史。[23]

如今的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政治史学问题：《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与《中国疆域沿革史》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问世，为何拉铁摩尔的著作与我国的历史地理学前辈的同类著作具有截然不同的视野，而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更具启发性的是前者。[24]

五

甲午之战虽然激发了中国志士“中兴隆治”，现代地理学在中国民间得到发展还要等到八国联军洗劫北京（1900）前后：《中外舆地全图》出版于1903年（1908年再版时更名为《大清地图、世界地图合册》）。[25] 辛亥革命爆发前两年（1909），张相文等几位士人在北京成立“中国地学会”，创办《地学杂志》，开卷语有言：

西力东渐，万里神皋乃为他族权利竞争之物，几年以来，非惟边缴多事，内地亦几遭蹂躏，而莫敢谁何，推原祸始，实由地学隔膜。

山河破碎，国家裂散，地理学知识不可能切实成为国家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日军在北平城外始建于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的卢沟桥发起全面侵华战争之前3个月（1937年4月6日），中共中央派出老同盟会成员林伯渠（1886-1960）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前往黄帝陵祭拜祖先，毛泽东为此写下四言体祭文《祭黄帝陵》，史称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入侵的“出师表”，似乎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有所先觉。[26] 毛泽东写道，“琉台不保，三韩为墟”，对“辽海燕冀，汉奸何多”耿耿于怀——“以地事敌，敌欲岂足？”毛泽东的历史地理目光何其深邃，对“强邻蔑德”何其是可忍孰不可忍。

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1946年8月与美国记者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中间地带”概念，标志着新中国地缘政治意识的诞生。我们值得意识到，毛泽东提出这一概念时，实际针对的是中共高层当时普遍存在的担心：国共内战很可能会诱发美苏之间的战争，那样的话，中国难免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场。[27] 毛泽东则看到，正因为中国处于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之间的“中间地带”，中共必须而且能够独立自主地把中国重新组织起来。

从政治史学的视角来看，毛泽东的“中间地带”论与美国“遏制战略教父”斯皮克曼（1893-1943）的“边缘地带”论恰好针锋相对，尽管当时毛泽东未必知道斯皮克曼在“二战”初期提出的海权大国必须对欧亚大陆形成包围的地缘政治战略。[28] 毛泽东凭靠极为超迈的地缘政治智慧敏锐地看到，中国在当今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中究竟处于怎样的实际位置。1960年代，当毛泽东再次论及“中间地带”时，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充分证明了他在20年前的英明预见。[29]

193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共产党员和工作人员的紧急会议，毛泽东讲话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和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

毛泽东对政治地理知识的关注来自对中国命运的担当：1926年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时，毛泽东主动讲地理课，而他的地理知识显然都来自于自学。[30] 1940年，师哲（1905-1998）从莫斯科军事工程学校毕业后回到延安，被分配给毛泽东做翻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师哲很紧张，为了让他放松，毛主席随口问他是哪里人。师哲说自己是“韩城人”，毛主席马上说，“你和司马迁是同乡”。

接着，毛主席谈到龙门在韩城县境内，“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的出处；讲了黄龙山山脉自西向东，绵延到韩城县境内；解释了黄龙山命名的起因，它的山势、土壤、物产，并指出延安以南的崂山也属于黄龙山山脉。[31]

把中国重新组织起来的伟大领袖对中国的山河地理了如指掌并不让人惊讶，中国的政治家对世界地理也了如指掌，才具有历史意义。196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一次关于“三线建设”的高层会议上讲：斯大林若在1930年代把重工业基地建在乌拉尔山以东而非斯大林格勒，德国突然进攻苏联时就不会受到那么大的损失。面对当时北面的苏联和南面的美国在南北两个方向的夹击，毛泽东则看到“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因此必须经营西南大后方。[32]

1948年8月，即将进京的中共中央机关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地理座谈会”，由德高望重的徐特立先生（1877-1968）主持。在此之前，徐特立多次与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研究室地理组谈“关于学习地理问题”。[33] 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国的世界历史地理教育才有了坚实的土壤：1965年，斯皮克曼的《和平地理学：边缘地带论》等一批政治地理学名作的中译本问世。[34]

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论”之后不久（1996），就明确提出中美之间将面临所谓“修昔底德陷阱”：

正如修昔底德所指出的，在希腊文明中，雅典力量的增强导致了伯罗奔半岛战争。同样，西方的文明史是一部兴起和衰落的国家之间的“霸权战争”史。……在西方与中国之间缺少这种亲缘关系的权力转移中，武装冲突并非一定会发生，但可能性会较大。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35]

我们值得意识到，当时，我国的改革开放正经历转型期，前途未卜，没谁预断中国会强起来，相反，“中国崩溃论”倒是不绝于耳。由此可见，美国政治家的地缘政治意识何其敏感。

亨廷顿在1996年提出中美之间未来可能爆发“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预警，并非基于他自己的国际政治学考量，而是来自美国国防部“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主任安德鲁·马歇尔在1980年代末秘密提出的战略预警：美国在未来的最大挑战将来自中国崛起为大国并超过苏联。[36] 当时，苏联尚未瓦解，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则正处在“勇闯物价关”的危难时刻，安德鲁·马歇尔能有如此战略预警能力，乃因为他成长于美国的大萧条时代，年纪轻轻就经历了日本突袭珍珠港事件（同上，页52-58）。正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政治地理学普及教育。我们若以为美国在2008年重提遏制中国战略是因为有人张扬“中国强起来”，仅仅表明我们对美国的认知幼稚得可笑。

晚清时期的地理学人凌廷辉在其《人生地理学·总论》中曾发出呼吁：

今日所谓强国者，其一般人民，必富有地理之知识也；所谓弱国者，其一般人民，必缺乏地理之知识也。嗟我中土，山河之美，卓绝全球，而卧榻之旁，任人酣睡。然而尺土寸壤，皆先王先公之所经营，践土食毛，正我子孙所当图报。欲折欧美之狡谋，而醒吾民之睡梦，不明地理，何所凭依？是欲发达我国国民之国家思想者，当发达我国国民之地理知识也。（转引自郭双林，页151）

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这话仍然没有过时。只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大约120年前在西方学界形成的地缘政治学这门现代学科究竟具有怎样的政治品质，从而明白：政治地理学与其说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还不如说是其别名。毕竟，世界历史上从来就没有非政治的人文。

注释：

[1]格拉斯纳、德伯里杰，《系统政治地理学》，宋保平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页1；王恩涌等编著，《政治地理学：时空中的政治格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页1。

[2]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慰、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010。

[3]豪斯霍弗，《太平洋地缘政治学：地理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研究》，马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

[4]豪斯霍弗，《<地理与世界霸权>德译本导言》，见娄林主编，《地缘政治学的历史片段》（“经典与解释”辑刊第51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页64。

[5]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王兰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页180 - 181。

[6]哈兴额，《历史之地理基础》，张星烺译，重庆：商务印书馆，1941 / 哈兴额，《世界历史的地理基础》，张星烺译/郑曼校订，北京：华夏出版社（即出）。

[7]费尔格里夫，《地理与世界霸权》，胡坚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菲尔格里夫，《地理与世界霸权》，龚权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8]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严春松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2017，页16。

[9]费尔格里夫，《地理与世界霸权》，胡坚译，前揭，页222。[10]费尔格里夫，《地理与世界霸权》，前揭，页295，297 - 298。

[11] JamesFairgrieve，Geography and World Power：A Text - Book of Matriculation StandardIllustrating the Geographic Control of History，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1915/ 1917 / 1919 / 1921 / 1924 / 1948 / 2009 / 2013 / 2017。

[12]坦布斯，《豪斯霍弗与太平洋地缘政治》（2002），见娄林主编，《地缘政治学的历史片段》，前揭，页176-178。

[13]奥沙利文，《战争地理学》，荣旻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页3。

[14]比较马丁，《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姜中才、于占杰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

[15]参见金德曼，《中国与东亚崛起：1840 - 2000》（2001），张莹，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凯勒/罗斯基，《中国的崛起与亚洲的势力均衡》（2007），刘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朱锋/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6]布罗顿，《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林盛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页1-2。

[17]思罗尔，《地图的文明史》，陈丹阳、张佳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页24。

[18]加尔通，《美帝国的崩溃：过去、现在与未来》，阮岳湘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页169。

[19]比较吴松弟，《无所不在的伟力：地理环境与中国政治》，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饶胜文，《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宋杰，《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2009；李晓杰，《地图上的中国历史：疆域与政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编辑委员会编著，《地图的见证：中国疆域变迁与地图发展》，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11。

[20]海野一隆，《地图的文化史》，王妙发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页144-150。

[21]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第一册，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页196。

[22]狄金森，《近代地理学创建人》，葛以德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页90-96；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和中国》，乔松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页78-84，92-97。

[23]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2017。

[24]比较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1938），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重印）；袁剑编，《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唐晓峰、姚大力等，《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25]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页113。

[26]张仲举编注，《毛泽东诗词全集译注》，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页343-354。

[27]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页513 – 517；比较文安立，《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革命的起源》，陈之宏、陈兼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8]比较斯皮克曼，《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1942），王珊、郭鑫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29]比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年谱》，下册，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页129-133，196-198。

[30]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页164。

[3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页155-156。

[32]比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年谱》，下册，前揭，页315；张文木，《重温毛泽东战略思想》，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页64-68。

[33]参见《徐特立年谱》，编纂委员会编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页228，230。

[34]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边缘地带论》，刘愈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35]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页230。

[36]克雷佩尼维奇、沃茨，《最后的武士：安德鲁·马歇尔与美国现代国防战略的形成》，張露、王迎晖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页159-160，比较页9及页266-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