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危机迫近，中国该怎样准备

张志坤 · 2020-12-02 · 来源：乌有之乡

人类历史上因为对战争危机准备不足而遭受挫折的事例比比皆是，这样的国家实在不能称之为有实力的国家，因为一个国家战略实力如何，关键看它应对战争危机的水平与能力。

战争危机迫近，中国该怎样准备

张志坤

中美战略斗争给中国带来重重考验，而摆在眼前、首当其冲的是战争危机加速迫近，如何应对，正日益成为火烧眉毛的头号问题。

日益迫近战争危机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一是诸般过去一时间曾脍炙人口的战略逻辑，现如今遭遇颠覆性的冲击，比如和平崛起论、战略机遇期论，迫使这些光辉灿烂的理论体系不得不做大幅度的整容，以便在新的语境下能够自圆其说；

二是一些中国人的精神情感遭遇沉重的打击，比如那些高度西化的精英人士，同美国及西方有密切联系的现代资产阶级等，他们的精神寄托和人生理想本来是实现中国与西方的和谐与同归，但残酷的现实却恰恰是较量与决裂，这怎样不令他们肝肠寸断而充满绝望呢？

因此，中美战争危机将吓倒乃至吓死一些中国人，而另外相当一些中国人则将在空前的恐惧之下，选择躲避、逃跑与投降，更还有人将卖身投靠、为虎作伥，就像当年的汉奸一样。中国社会的这种分化分裂是一种必然，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此抱有不切实际的理想期待。

但真正的冲击并不在此，战争危机所带来真正的冲击在于，中国将不得不再一次遂行全民族保家卫国的战略任务。

坦率地说，在此之前的四十年间，中国社会并未有这样的任务。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对全世界战略形势的估计相当严峻，认为新的世界大战危险性空前，因而必须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做好准备。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全球形势作出新的战略判断，即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中国应抓住机会，把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准备打仗放在次要的位置，这是当代中国一次十分重要的战略转型，这个转型一直持续到现在，尽管期间提出有关“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理论，但就基本战略形态而言，并没有发生大的转变。

现如今的情形则越来越大相径庭了。在霸权的威逼之下，现如今中国面临着越来越紧迫的战争危机，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无法躲开美国的打击，他们也无法搬家移民，更不能卖身投靠，所以只能立足于发起一场新的反对霸权战争讹诈与战争危机的抗战，我们姑且将其称之为当代中国的“新抗战”。

这场“新抗战”的规模、烈度以及破坏性究竟有多大，现如今中国根本无从把握，不管任何权威的“专家”、“学者”，也不管他们如何神吹胡侃，其实都不过是在盲人摸象，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蒙事儿”。因此，从底线思维出发，为着万全之计，当代中国要经得起战争危机的考验(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2011年文章《当代中国能否经得起战争的考验》，原文附后)，赢得这场 “新抗战”而不是像七十多年前那场旧抗战打得那样窝囊，就必须充分、全面、周密准备才行。

具体都应该做哪些准备呢?

具体的准备事项可谓千头万绪，历史欠账与现实的短板实在都太多太多了，这里只能就原则问题进行一点儿大致上的描述。

其一，仅仅军事准备不够，还要进行政治、经济等准备

法国著名政治家克莱蒙梭曾经说过，战争这事儿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把它交给军人们。笔者以为，这句话十分生动地描述了军事同政治的关系。古今中外的经验证明，面对战争危机，任何单纯军事路线的行为无不以失败而告终。有关战争的准备工作也是这样，也必须把军事准备同政治准备、经济准备有机结合起来，政治准备和经济准备要先于和高于军事准备，从而把军事准备建立在雄厚的政治经济准备的基础上。

就今天的中国而言，政治准备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在国内国际建立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牢牢掌握反霸斗争的政治大方向。在中国国内，要同那些如影随形、几乎无处不在的买办、亲美势力划清界限，清除暗藏在社会内部的第五纵队与汉奸势力，首先打赢反对霸权的政治战争，在这个前提下去从事抗击霸权战争威胁的准备工作，否则，奢谈什么“新抗战”，简直就是水中捞月了。经济准备就是建立起强大有持续发展能力的自力更生的工农业经济体系(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2012年文章《自力更生，中国面向未来的战略底线》)否则，像现在这样，今天被人家揪住了耳朵，明天被人家薅住了辫子，还奢谈什么“新抗战”，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其二，仅仅物质准备不够，还要进行精神准备

尽人皆知，战争是物质的运动，没有相应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能从事战争活动，所以，任何战争准备在直观层面都表现为大量的物质技术准备。但同样尽人皆知的是，战争又不仅仅是物质的运动，因为物质具体怎样运动是在人的精神意志支配下进行的，这就是同样的条件下具体的战争类型却大相径庭的原因。对当今中国而言，物质准备层面最急迫的任务是补上各种高技术关键技术的短板，从“物”与“术”层面解决被人家“卡脖子”的问题。

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当代中国在精神层面被人家“卡脖子”的问题更大更严峻，“新抗战”的精神准备其实比物质准备更加重要。对今天的中国而言，精神准备的根本任务是思想上要拨乱反正，在全社会全民族树立同霸权斗争的思想观念，没有这样的思想观念做基本支撑，奢谈什么反对霸权主义的“新抗战”，就简直连放屁都不如。

其三，仅仅部分准备不够，还必须做全面、全程、全方位的准备

有些人天真地以为，即便战争危机迫近中国，即便中国需要为此做相应准备，但让军队以及相关部门、相关地方做点准备就够了，其它人该干什么还该干什么，过去干什么还继续干什么，不影响全局，不影响大局，更不具有促使整个中国发生转型转变的意义。

我们说，这是最惊人的片面抗战，是比当年蒋介石片面抗战路线还更浅薄、更恶劣的消极抗战，任何人只要眼睛不瞎，看看我们的敌手美国霸权在怎样广泛发动、深入动员、全面组织这场“战略竞争”，中国难道还有什么可掉以轻心、不以为然的理由根据吗？比中国实力强大的对手都如此认真严肃，中国人还有什么可以嬉戏应对、轻松为之心情吗？

中国面对的是全球有史以来最大号、最猖狂的霸权帝国，面对这个帝国所发起的全面战争挑衅，危机是如此严重，需要中国最大限度的调动与激发全民族的力量、意志和勇气，需要动员全民力量，动员人民大众，而不能让这项工作成为少数精英的专利，也不能允许任何一个爱国中国人当看客。当代中国的 “新抗战”要成为新时代更伟大的全民抗战。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有一个姓袁的前外交官员，大造所谓“外交不能被民意所绑架”的舆论。这个袁某人借用被他自己所改造了的诸般“历史”为证据，极力证明外交被民意绑架的恶果，鼓噪今日中国外交务必不要理会中国老百姓的声音与诉求，借此抹杀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否定中国人民反抗霸凌的积极性，用心极其恶毒。

事实上，把外交与民意对立起来，捏造出一个“外交被民意绑架”的题目，本身就是荒唐透顶的伪命题，不过是在为妥协绥靖乃至屈膝投降制造理论根据而已。外交活动是国家利益、国家意志的具体表达，人民群众的意志、决心与勇气恰恰是国家利益国家意志集中性的体现，二者从来不对立，也根本不对立，任何时候都不存在绑架与被绑架的关系，只有那些背离人民利益，视人民为寇仇的人，才将这二者对立起来。

强大的民意呼声是外交活动的力量基础与思想源泉，这是人民外交的根本属性。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是人民的外交而不是少数精英人士的外交，中国人需要牢记这一点，中国的外交官更需要牢记这一点。

外交是战争先声，外交工作是应对战争危机准备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上述事例说明，中国外交在应对战争危机准备方面还差距巨大，还远没有转变到为中国“新抗战”服务的轨道上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缺陷，也说明中国“新抗战”准备工作之不足。

人类历史上因为对战争危机准备不足而遭受挫折的事例比比皆是，这样的国家实在不能称之为有实力的国家，因为一个国家战略实力如何，关键看它应对战争危机的水平与能力，可以说，战争是检验国家实力的唯一标准(参阅笔者2017年文章《战争是检验国家实力的唯一标准》)，譬如鸦片战争前的清王朝，不管有人怎样宣扬这个王朝的富足与繁荣，但在殖民侵略者面前不堪一击，足以充分证明其麻木、衰败、腐朽和没落。这样的历史教训可谓十分深刻和惨痛。

现在，战争危机又一次迫近中国，我们相信中国能够经得起这场大考，但需要全力以赴做好相应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