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构建中国特色环境政治学的意义

曹峰旗  云阿云智库•学界

作者：曹峰旗，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6期

[摘 要]中国环境政治学的出场具有两个使命：一是令人信服地描述与解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发展的现实与前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政治话语权，二是对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阐释，使环境政治学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前沿领域与生态文化培育高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文明研究的新范式，指明了生态文明发展的新趋势，对构建中国特色环境政治学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其形成与发展是中国环境政治学发展的新阶段，极大丰富发展了环境政治学研究的内容，为中国特色环境政治学研究明确了社会主义的价值性选择。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国特色环境政治学；意义

环境政治学兼具政治学与环境学的双重视野，在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人们对这一应时而生的学科寄予了更多期待，学科建设的迫切性与重要性更为凸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也是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在中国实践基础上交融的最新成果，对中国特色环境政治学的成长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中国环境政治学作为未来与希望之学出场

环境政治学是政治学与生态学或环境学携手的产物，源于人们对生态环境危机的忧虑与反思，对生态危机根源与政治关联性认识的加深。从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到1972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的发表及零增长概念的提出；从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发表到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问世；从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再到2016年175个国家签署《巴黎协定》；等等，这些标志性的重大事件表明，人类社会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对生态危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自觉到行动的过程。在实践中，环境保护运动经历了由自发到组织的演变，环境保护主体也经历了由个体到非政府组织、由绿党到政府的过程，绿色运动的范围分布也由局部个体国家扩展到全球。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环境政治学作为一个新兴交叉学科初现雏形。从现实层面看，随着对生态环境危机认识程度的加深，人们认识到生态环境危机的解决越来越超出个体可控能力，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也越来越呈现出强烈的政治性，而对环境危机的关注也越来越成为普遍的政治诉求，生态环境危机可能的解决路径也越来越指向政治方法。从理论层面看，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知识领域掀起的对生态危机根源解释与反思的绿色思潮，逐渐席卷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哲学方面，美国科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奥尔多·利奥波德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土地伦理》与《沙乡日记》所追求的生态中心主义，把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拓展到人与自然之间，再次得到重视与认同。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在1973年则提出了著名的“深层生态哲学”，提倡人类与自然的平等共生、共在共容的关系。人类学与历史学方面，生态视角开始融入对人类历史的解释，展现出很强的解释力。经济学方面，增长概念逐渐被发展概念取代并获得广泛认可，发展内涵明确吸纳了生态与社会因素，可持续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目标。社会学方面，新生态研究范式在社会学领域的运用直接导致社会学与环境的联姻——产生了环境社会学。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普遍出现的绿化转型，不仅意味着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定位，而且意味着生态环境理论的融入导致一个“绿化”新学科群落产生，环境政治学的合法性出场成为必然。

有学者把环境政治学在西方的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环境抗议阶段、绿色运动阶段、公民环境治理阶段。“环境政治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已经有着40多年的历史，环境政治学作为一门政治学分支学科或环境人文社科学科也已有着2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萌芽期，环境政治学终于开始破茧成蝶。在中国，按照北京大学郇庆治教授的观点，“我国环境政治研究的主要阶段性进展或提升，是环境政治学同时作为一个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和比较政治分支学科的事实性确立”。同时，他认为：“环境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未来成长与发展，还将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挑战与困难。”除了他所提出的体制认同问题与人才培养问题，笔者认为至少还应有两点考量：一是环境政治学在理论层面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在概念内涵、基本理论、研究内容与基本框架以及学科边界等方面尚缺乏共识。二是在实践层面对各国环境政治经验的探讨还鲜有共性结论，环境政治实践与绿色政治理念之间存在巨大张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政治实践层面缺少有效的互鉴。

在中国，环境政治学的起步明显晚于西方国家，“中国的环境政治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中后期，最初主要围绕着个别性议题领域比如西方绿色政治/社会运动（包括绿党）和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生态思想)，而且主要以翻译评介的方式为主”。到了20世纪90年代，环境政治学研究才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水平不断提升，成为一个新兴学科，在中国落地生根。一些高校陆续开设环境政治学相关课程，相应的学术研究机构从无到有，不断增多增强。

当前，在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语境下，环境政治学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蕴聚着巨大的潜力与广阔的空间。人们认识到，生态环境与政治之关系如此紧密，几乎所有生态危机都与政治相关。当前中国环境政治学被赋予两个重要使命，第一，中国环境政治学不管是学术研究还是学科构建从一开始就受到西方学术话语的牵制甚至主导，处在西方环境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巨影之中，由此，中国环境政治学当前要承担起令人信服地描述与解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发展的现实与前景，形成中国的世界性学术力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政治话语权的任务。第二，必须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与中国环境政治理论研究之间存在差距与张力，目前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远远没有满足时代发展需求，如何通过环境政治学的科教创新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如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阐释，使环境政治学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前沿领域与生态文化培育高地，是环境政治学责无旁贷的任务。正是在此背景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构建中国特色环境政治学意义重大。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构建中国特色环境政治学意义重大

任何一门完整的学科在知识结构上都包含方法论，环境政治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的社会学科，就必须要有与本学科特点相契合的方法论。方法论是环境政治学的重要学科支点，主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是环境政治学研究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秉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闪烁着哲学思考的光辉，体现着系统性思维、辩证性思维、历史性思维、底线思维与问题导向的特点，有着鲜明而坚实的方法论特质，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文明研究的新范式，指明了生态文明发展的新趋势，对中国环境政治学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在研究范式上为环境政治学构建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非人类中心主义亦称生态中心主义，一直是西方环境政治学的主要研究范式，认为应该把人类的价值道德判断从动物界拓展到整个生物界甚至整个自然界，赋予整个自然界以伦理价值的意义。显然，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于反思主客二分的生态哲学与工具理性泛滥对生态造成的影响有着积极意义，对于日益普遍的生态危机有着较强的解释力与批判力，由此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认同甚至坚持，成为广泛运用的研究范式之一。然而，非人类中心主义有着明显的先天理论缺陷，主要表现在：把整个生态系统人格化并赋予其与人类平等的伦理意义之后，在理论逻辑上就难以自洽，在很大程度上否认了人类的主体性，使人类与自然分裂，也从理论上否定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动力，无法解决处处存在的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矛盾。

弱人类中心主义是西方环境政治学另一种主要的研究范式，是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互相攻讦与调和的结果。这种研究范式既承认人类利益的正当性与自然的内在价值，同时又重视人类的需要。弱人类中心主义范式意识到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不足，既关注人类的地位又思考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主张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共同发展。这一范式在形式上似乎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冲突与争辩，人类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似乎得以缓解，但是它依然存在同样的理论与实践困境，即不能对人类社会制度对自然的影响做出分析，也不可能在当前找出驯服资本逐利本性控制与伤害自然的现实解决之道。

以上两种西方环境政治的研究范式有着共同的理论缺陷，却都把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价值观的错位，没有看到价值观之下深层次的特定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的重要影响，也没有看到“以人和自然关系为中介的人和人在自然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的危机”，有着明显的“生态乌托邦”倾向。由此可以看出，这种超越现实社会基础的分析框架没有找到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也不可能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切实出路。

只有在唯物史观视野里，这两种研究范式的缺陷才能得到彻底纠正。唯物史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转换是人类社会存续的前提，也是人类生活的现实内容，这一过程表现为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了社会制度对于人类物质生产资料的制约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科学地解释了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的根本原因。他们不但指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才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危机与冲突的原因，而且还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有赖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只有在共产主义那里才能真正达到“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而且这种生态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跨越了非人类中心主义与弱人类中心主义将人或自然孤立起来的狭隘视界，唯物史观为环境政治学研究提供了科学而坚实的方法论。可以说，任何脱离唯物史观的环境政治学研究都不可能切中当代环境危机之肯綮。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典范，赋予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以新的时代内涵，在方法论上实现了对西方环境政治学的超越。根据唯物史观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了“生命共同体论”；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与经验的角度出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了“生态文明兴衰论”；根据唯物史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了“生态生产力”的理论；根据唯物史观人的现实需求与群众观理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了“生态民生福祉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闪烁着唯物史观方法论的光辉，也大大拓展了唯物史观研究的生态新视域，正在也必将最终成为中国环境政治学研究的根本范式，为构建中国特色环境政治学提供基本方法论。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极大丰富发展了环境政治学研究的内容

问题研究是一门学科构成的结构主体与内容主题。如果从当前环境政治学四个主要研究领域即环境政治理论、环境政党与运动、政府环境政策、国际环境治理与合作来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内容方面系统而全面，涵盖了上述四个议题，并增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元素。

第一，在环境政治理论层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丰富了环境政治学的内容、夯实了环境政治学的理论基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深化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把生态环境纳入生产力范畴，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环境政治理论增添了鲜活内容，夯实了环境政治学的理论基础，起到了对生态政治理论正本源的作用，实现了对西方环境政治学理论基础的超越。习近平在2018年5月18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总体性梳理，内容丰富、完整，切实而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与行动指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必将助推中国环境政治学走向自主性研究的新阶段。

第二，在环境运动与政党层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成果。

生态文明的理念已经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意识形态内容。中国共产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者，党的领导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前提与政治优势。只有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才能真正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所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凸显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与世界环境形势清醒认识和理论自觉的表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与世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责任担当。这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绿党政治有着明显区别，生态文明建设不是竞选理念，也不是竞选手段，而是体现了党的宗旨。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与地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各级政府的环境治理创新努力、速度与成效，理应成为中国环境政治学研究新的生长点。

第三，在环境管治与公共政策层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在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推动了地方生态文明建设。

由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全民生态文明建设格局正在形成，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也正处于探索发展阶段，生态文明理念已经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的依据。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建构有解释力、有权威性的话语体系，才能形成生态文明的共同认识，走进实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之所以能够走进满足人民的幸福生活需要、构建民族地区的生态家园、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实践，不断落实于各项制度与政府治理过程之中并取得显著成效，就是因为其价值旨归是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形成了强有力的政治话语体系，有力诠释了政治对于生态文明的推动作用与意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为环境政治学提供了翔实有力的内容素材。理论的生命力在于指导实践，环境政治学应时而生，绝不应成为纯理论的学科，只有丰富的政治实践才能赋予本学科以鲜活的生命力。

第四，在国际环境政治层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中国特色环境政治学开拓了全球视野，强化了中国环境政治学的中国话语权。

2015年，习近平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所做的《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讲话中就申明：“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如果抱着功利主义思维，希望多占点便宜、少承担点责任，最终将是损人不利己。巴黎大会应该摈弃‘零和博弈’的狭隘思维，推动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多一点共享、多一点担当，实现互惠共赢。”在2018年5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2021年4月22日，习近平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演讲，再次呼吁共同为推进全球环境治理而努力，宣布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进一步指出这是中国基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国正在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中国在许多案例中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治理的典范，正在成为全球生态治理的主角。生命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得到广泛认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国际话语体系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致力于国际环保工作，积极推动《巴黎协定》生效，就实施涉及问题准备“中国方案”，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早在2016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就专门发布题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的报告，充分认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举措和成果。环境政治学的构建理应对中国经验给予关照，同时也不能忽视中国对全球生态治理的贡献。

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中国特色环境政治学研究明确了社会主义的价值性选择

一般说来，任何一个学科作为一种知识体系，至少包含方法、问题与价值等要素。价值性知识也是任何学科都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研究都是带有一定价值观的行为活动与现象，离开价值观要素，就会失去本学科的灵魂。一般说来，一个学科往往具有特定的目标与利益取向，表面上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并不能消除其深层内含的特定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由此，环境政治学也并非与价值无涉。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所以不能解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能、不愿也不敢触及社会制度，借口价值中立来掩饰问题的实质，不但是徒劳的，而且往往使环境政治学应有的学科功能退化而沦为一门“伪科学”。

环境政治学既与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又有学科自身的逻辑。对于环境政治学研究者来说，重要的不是否认政治环境理论所蕴含的价值取向，而是应正确对待中国语境之下环境政治学科特有的价值属性。一个好的环境政治学者不仅应认识到学科这种内蕴价值观的必然性，还应该申明自己的价值旨趣与学术研究出发点，只有这样才能推进学术的真正交流，实现环境政治学的学科使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一方面体现了对自然本身与自然规律的尊重，另一方面又高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体现着意识形态与科学性的辩证统一，为构建中国环境政治学的发展明确了价值选择，保证了其学科发展的正确方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坚持以人民中心的价值导向。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以人民为中心并不是把人置于自然之上，而是要在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回归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应然关系。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生态环境上升到了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高度，“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群众主体地位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更能激发人民群众生态意识的自觉与追求，充分发挥人民主体的作用，使其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之源。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旨归，也应成为中国环境政治学的基本立场。

第二，不能脱离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语境。中国环境政治学脱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理解，就不可能认识中国生态文明的真谛。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就意味着对中国共产党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是生态文明原则、理念和目标的提出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亦被写入党章。一方面，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府才能承担起生态文明建设的职责，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需要才能得到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才能得到保障。中国共产党充当着决策人的角色，也充当着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各共建和共治发起者、召集人和监督者的角色，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方社会力量才能有效地凝聚起来，形成生态文明建设齐抓共管的局面。另一方面，正是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满足人民群众生态环境需要、维护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权益的政治立场才能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以民为本、改善生态的民生观以及全民共享、环境公正的正义观才能充分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强调：“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离开这一点，中国环境政治学就不会有说服力。

第三，必须立足于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汲取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理念，更总结与升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资本主义生态文明是一种共时性关系，又是一种历时性关系。从历时性关系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对资本主义生态文明的超越与替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人类生态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概括地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公正）与生态学（可持续性）的一种有机结合，并指向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态及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历史性替代。”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生态建设与社会主义制度内在融合与统一的产物，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发展之路才能真正开辟，真正做到恩格斯所说的“两个和解”。虽然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资本主义生态文明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相互借鉴与协同进步的状态，但中国环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显然应有更高的站位即鲜明的社会主义立场。中国环境政治学不能脱离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其根本性发展必然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的厚土。

以上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构建环境政治学意义的讨论，仅是从一门学科三方面的知识要素即方法论、问题与价值的角度分析，应该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环境政治学指明了值得期待的前景。然而，我们更加期待的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能够起到号召效应，增进人们对构建环境政治学迫切性与重要性的认识，进而化解环境政治学体制上合法性的问题，加快推进环境政治学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使这门希望与未来之学早日成为一门“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