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高官“通共”与美国政军关系

于滨  云阿云智库

导读：争取预算和打仗是两回事；所以美国军人拼命夸大中国的威胁争取预算，同时又在一线小心翼翼控制与中国对抗的紧张程度，避免引发引爆中美战争，尤其是核战争，这才是美国军方关键人员的行为逻辑。

尽管美军是中国的敌人，但是敌我双方在特定的周期是可以有共同利益——这个共同利益就是尽量推迟战争和避免战争——因此在遏制特朗普对华战争冒险的过程中，中美军方有共同的利益。正因为如此，目前美国极右翼才气急败坏的声称美国军方私下通共，因为他们唯恐天下不乱！

初秋的华府，注定是多事之都。8月底美军溃退阿富汗的硝烟未散，美军高官又被曝“通共”，一时间，美国政要与军头之间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又被推上风口浪尖。

9月中，水门事件爆红的美国记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在其新著《危险》（Peril）中，称参联会主席米利（Mark Milley）在2020年大选前后，两次与中国军方通话，向中方保证美国不会攻击中国。米利的行为，在美国政坛引起轩然大波，保守派群起而攻之，强烈要求米利坦白交代，必要时绳之以法。

9月28-29日，美国参院就阿富汗问题和中美军方通话举行听证会，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参联会主席米利，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Frank McKenzie）出席。两天的听证会上，军方无论在阿富汗撤军还是中美通话问题上，都坚持自身的专业化和程序的正当性，力图与阿富汗灾难性的撤军和政坛的各类过客划清界限。三位军头均坚持曾向拜登进言，建议在阿富汗保留2500名美军，以避免阿富汗政府崩溃及塔利班重新掌权。

米利在证词中强调他与中方沟通均依据美国的相关程序和法规，意在稳定中美两军关系；他还表示会尽心尽力，支持美国宪法，反对国内外的一切敌人，坚信文官对军队的控制是这个国家必不可少的基本原则，致力于确保军队不受国内政治的影响。

两天听证会信息量巨大。然而无论米利本人的说词，还是众多的提问者，以及数周来的媒体炒作，似乎都在就事论事，周旋在“是”与“否”、“对”与“错”、“通敌”与“爱国”这样极简的和政治化的语境之中，有意无意忽略了特朗普制下宪政危机和美国军事化的对外政策的深层致因。

有鉴于此，本文借用美国政治中政军关系（civil-military relations）这一近乎永恒的议题，梳理、比较和分析特朗普治下政军关系与内外政策的互动方式，及其与冷战和后冷战的政军关系模式的异同，并以此展望近、中期（1至3年）美国政治和政军关系的走向。

一个初步的观察是，二战以后，美军作为多元政治的机构之一，其本身的建构、实力和利益诉求，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危机环境中与其他利益集团互动、竞争和博弈，至少呈现了三个不尽相同的阶段：即冷战期间的军事（军工集团）的政治化；后冷战期间的文官军事化；以及特朗普治下深度政治和社会危机中军方日益强化的作用。

拜登当选后，党派、贫富、种族、疫情等多重危机仍在继续困扰和撕裂美国社会；2024年特朗普二进宫，亦非痴人说梦。美国新保守主义巨头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9月23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万字长文，预示美国的“至暗时刻”即将到来，节点是特朗普再度出山的2024大选之年。[1]处于如此极化政治环境中的美军如何“独善其身”，仍是一个巨大的变数。

特朗普最后一搏：内乱到外战？

特朗普与军头们势不两立，直接的导火索是2020年5月25日黑人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跪杀引发的全国性抗议和骚乱，美国陷入自越战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6月1日，已经数次进入白宫地下工事“视察”的特朗普，[2]声称要援引1807年的《叛乱法案》，在各地部署美军平暴。[3]特朗普欲引兵平“暴”，军界为之哗然。防长和众多退役将领纷纷表态护宪，反对总统以美军“平乱”的“公器私用”行为。

回头看，早在2020年6月美国宪政危机高峰期，拜登竞选团队就与军方做成交易：如果特朗普在11月败选后赖着不走，就会被军方“扫地出门”（escort from the White House），对此，拜登有“绝对把握”（absolutely convinced）。[4]尽管如此，选战前夜的美国，处于高度亢奋和扑朔迷离状态，民主党虽民调领先，但鹿死谁手，仍属未定之天。毕竟，2016年大选时民调也一直看好希拉里。一向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无事也会生非，何况还有新冠疫情这个全新的因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米利10月30日（投票日11月3日）与中国军方通电，告知中方美国政局“稳定”，不会对中国发动攻击。

然而事态的发展，尤其是特朗普败选后为推翻选举结果无所不用其极，远远超出拜登团队的预想。2021年1月6日，特朗普的支持者暴力闯入国会大厦，在长达数小时的混乱之中，5人死亡，140余人受伤，一度中断了国会的唱票程序。此前，特朗普本人一直用极具煽动性的语言推波助澜，要其支持者“奋勇战斗”（fight like hell），“永不认输”（never concede）。[5]美国政权交替能否和平过渡？困兽犹斗的特朗普是否会铤而走险，利用手中的军权引发国际冲突甚至核战争，借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惊魂未定的建制派眼中，一切都是可能的了。

1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外召集了众多支持者们一同举行集会，宣称大选结果存在虚假性。

2月8日，参联会主席米利与中国军方再次通电后，即刻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各位军头联系，重申核武器使用权限和程序；伍德沃德书中还说，米利对军方掌控核程序的官员设立临时硬性规定：非米利本人同意，不得启动使用核武器的程序。[6]

如果伍德沃德的描述属实，米利快刀乱麻，拥核自重，在美国政军关系史上绝无仅有。然而事出有因：日益恶化的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执政最后时刻，正滑向直接军事对抗的境地，直接导火索是台湾问题。

2月7日国会山暴乱次日，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将于1月13-15日访问台湾，再次践踏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红线，中方反应激烈。有报道称，中方通过军事管线告知美方，克拉夫特访台损及中国主权无法容忍，在美国专机抵近台湾时，中国战机也会跟随进入台湾领空，宣示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台湾军机若予以阻挡“将不排除发生径行开火等后果”。

华盛顿时间1月12日下午，克拉夫特赴台专机升空后在空中盘旋数小时后落地，美方宣布取消国务院一切外访计划。[7]上述媒体报道尚未有官方评述。但美方在台湾问题上从孤注一掷到不了了之的急转弯表明，特朗普政府与拜登团队之间显然在幕后剧烈博弈，而涉台三方均已箭在弦上，米利此时与中国军方再次沟通，显然是为风险巨大的台海局势减压降温。

美国政军精英齐心反对特朗普对内对外用兵，不仅在美国历史上罕见，也对美国的政军关系甚至民主体制的运作提出了众多问题和挑战。然而特朗普与军方的博弈虽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但如果认为特朗普以前的美军一向不干政务、专心习武，不免有失偏颇。虽然美国宪法第一、二两条明文规范了美国文官政府与美军的从属关系，[8]美军与多元且相互制衡的政府部门（行政、立法、司法），以及分权的联邦制之间的关系，其“政治中立”的内涵和外延，一直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

冷战初期，武盛文衰

美国的政军关系作为一个“问题”的生成是在二战以后。美军凭借强大的技术优势和投送能力，在全球设点布局，成为美国霸业的矛与盾，美军也顺势成为外交、防务政策的制定和操作的重要参与者甚至主导方。美军职能的全球化，使其与文官政府之间出现了一个“结构性”问题，即美军操作环境的“不对称”性：美军在世界各地通行无阻、无拘无束；而在国内却受制于文职官员，且必须与其他利益集团“公平竞争”，分享有限资源，这反而使美军在国内多元环境中颇为“水土不服”。

此间，美国军人抗命和犯上的例子屡见不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当年麦克阿瑟将军坐镇日本，在朝鲜战争初期我行我素，使美军遭受重大损失，又执意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并对杜鲁门总统不屑一顾，大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势，迫使杜鲁门中途换将。

朝战以后，美国军方的开支和规模进一步扩大，又与政界和商界打造盘根错节、无孔不入的军工集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空军为了扩充战略空军的实力，把艾森豪威尔总统本来以减少军费为主旨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变成空军的摇钱树。为此，空军不惜谎报军情、肆意夸大苏军事实力。五十年代初，美国战略空军挑选了前苏联境内的70个目标作为其打击对象；到1956年，战略空军的打击目标已多达2997个，1957年达3261个，1959年战略空军估计，美国的核打击目标在1963和1970年将分别达到8400和10400个。此间，美军的核弹头储备已从1953年的1169枚增加到1960年的18638枚。原本是为了节约军费而制定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在军方的肆意篡改中已面目全非，美国为之付出巨大的战略资源。[9]

面对“武盛文衰”的大势，美国政治学泰斗亨廷顿在其成名作《士兵与国家》中，提出所谓“客观控制”概念（objective control），即美国文官政府应允许军界在专业化领域拥有相当自主权，以换取军方对国家利益和文官政府的认可和服从；文官政府则不必时时处处插手军务。[10]

然而这种文官掌权、武将听命；军人习武、不干其政的理想模式，在艾森豪威尔离任时已告破产。这位行伍出身的二战英雄在1961年1月17日的卸任演说中，刻意提醒美国各界，要警惕军工集团对美国政治和社会无孔不入的影响力。[11]60年之后，军工集团已不仅局限于军界和军火集团，而是繁衍成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军界-军工-石油-政界-好莱坞-学术-媒体组成的庞大联合体（complex），深度嵌入美国政治、社会的日常运作。[12]

肯尼迪：从军工宠儿到枪下冤魂？

肯尼迪政府给人以朝气蓬勃、“出类拔萃”的形象。[13]然而在肯尼迪政府光鲜的表象背后，是美国军工集团挥之不去的阴影。事实上，在1960年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肯尼迪和约翰逊就在军工集团纵容下（保罗·尼茨是背后主谋），攻击共和党扩军、“尚武”不力，使美国的战略导弹数量大大低于苏联，编造了所谓“导弹差距”问题。[14]

肯尼迪虽然以“拥军”之举入主白宫，但军界对肯尼迪内阁中的“书生们”不屑一顾。他们中包括国安助理、前哈佛大学教务长邦迪（Bundy），被认为是“数学神童”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等。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参联会置文官的指令于不顾，坚持以军方的“标准行动条令（Standard Operational Procedure）”拦截苏联船只，即以舰炮对甲板上载有弹道导弹的苏联货船上空发炮警告，而这在麦克纳马拉看来无疑是在拿核战当儿戏。事实上，美国军方一直在伺机扩大事态，以实现其军事上入侵古巴的最终目的，这与肯尼迪尽量控制、最终化解危机的设想南辕北辙。

其实，军方在肯尼迪就职前就酝酿入侵古巴，而此时中情局也在秘密训练古巴流亡分子，并在肯尼迪上任后不久即呈报入侵方案。美官方解密档案表明，肯尼迪对中情局的方案犹豫不决，[15]请参联会主席莱姆尼泽将军对该方案加以评估。而莱姆尼泽明知中情局的计划漏洞百出，风险极大，却予以放行，从而导致1961年“猪湾事件”的惨败，令就职不足百日的肯尼迪政府尴尬万分。

而军方的真正目的则是期待中情局的行动失败，军方即可“名正言顺”地大举入侵古巴。肯尼迪事后大有上当受骗之感，然而悔之晚矣。[16]此后肯尼迪本人对中情局和军方均不信任，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启用其任司法部长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通过克格勃在纽约的线人，直接与苏方高层单线联系，最终化解危机。[17]

古巴导弹危机一年后肯尼迪遇刺身亡，而人们推测的肯氏被刺的真正原因，不仅是由于其在导弹危机中对苏、古“妥协”、危机后提出与苏联共建世界和平的倡议[18]影响了军工集团的生意，更在于肯尼迪于1963年10月签署了《第263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NSAM-263），计划美军于1963年底开始从越南撤军，两年内全部撤离（美军当时在南越有19,000名“军事顾问”）。人们至今仍在争论谁是刺杀肯尼迪的凶手，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把矛头指向军工集团及其在政界的代理人副总统约翰逊。[19]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萨克斯（Jeffrey Sachs）2017年初指出，“肯尼迪1963年的和平动议也许是结束冷战的最佳机遇，由此双方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有人认为，右翼势力视肯尼迪的和平动议为大逆不道，肯氏被刺在所难免。现在看来这确实言之有理”。[20]肯尼迪下葬次日，新任总统约翰逊即签署《第273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恢复向越南增兵。[21]

越战：文官好战的拐点

肯尼迪遇刺后，美国政军关系开始由“军人尚武”，逐步向“文官好战”转化，其拐点是越战。

1964年，约翰逊政府一手策划了北部湾事件，开启了长达11年的“有限战争”（limited war）。此间美军投入了除原子弹以外几乎所有的现代化武器，仍无法挽回颓势。尽管如此，美国高层文官一开始就大事化小，把本来就是一场残酷的战争说成是“警察行动”（police action），官方和媒体一道报喜不报忧，美国民众当然无从知晓真相，也逐步习惯了这一遥远的战事。直到1968年的“春季攻势”（美方称之为Ted Offensive），越方在南越100多处同时发起大规模攻击，对美方震动极大，美国内反战示威迭起，麦氏引咎辞职，约翰逊也放弃竞选连任，越战败局已定。[22]

由此可见，肯尼迪-约翰逊时期开始扭曲的政军关系，最大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军人不服文官的问题。由于五十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和冷战体系的形成，美国国内政治生态日渐意识形态化和军事化。到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的文官群体不仅难以独善其身，更有身不由己或与军工集团同流合污的倾向。越战决策过程和最终失败表明，文官比之军方更热衷于穷兵黩武；一个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自制的文官政府，比之舞枪弄炮的军人，对美国政体和国际安全的危害更大。

美军在越战中以巨大代价和最后失败换来的教训，构成了1984年发表的“温伯格主义”的核心[23]，并在冷战结束后由“鲍威尔主义”（Powell Doctrine）进一步加以肯定。[24]“温伯格-鲍威尔主义”[25]的意义有二：首先，它对美国未来使用武力制定了严格的先决条件，即必须涉及美国的重大国家利益，必须具有明确的政治和战略目标，必须事先得到公众和国会支持，以及必须作为最后手段。第二，一旦文官政府决定动武，军方应有权决定如何操作。[26]可以说，温伯格-鲍威尔主义的制定是汲取了越战教训，事实上是代表军方，将亨廷顿的“客观控制”蓝本反向操作，重新界定美国的政军关系。

文官尚武，一发不可收

海湾战争美军大获全胜，冷战戛然而止，处于“单极瞬间”的美国[27]已无敌手，美国则顺势将美国战略重点转向以人道干涉为目标的所谓“克林顿主义”。虽然参联会主席鲍威尔力主审慎用兵，但克林顿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却积极“请战”，《时代周刊》因此称波黑战争为“奥尔布赖特的战争”（“Albright's War”）。[28]在信奉“自由-干涉主义”（liberal interventionism）的文职高官的敦促下，美军在索马里、海地、波黑以及其他“麻烦地区”频频用兵，乐此不疲。

2000年大选中，以人道主义为由到处用武的“克林顿主义”开始遇到强烈的反对。赖斯在2000年8月1日的共和党大会上宣称，美军“不是国际警察，不是世界的911”。[29]布什对前任的“自由-干涉主义”不感兴趣，意在将美国的战略资源用于应对中俄两个大国的挑战。然而9·11恐袭发生，布什政府被迫改弦更张，步入以“反恐”为名的对外用兵的不归之路。

在军事战略层面，阿富汗战事未了，布什即令美军进兵伊拉克，塔利班残部得以喘息，最终卷土重来，军方至今对此耿耿于怀。伊拉克方面，美军高层主张以数十万大军对伊构成数量和质量上的绝对优势；但副国防部长、新保守主义干将沃夫威茨却认为如此重兵“过于离谱”（wildly off the mark）。[30]此后，美军虽速战速决，却由于政策失误和兵员匮乏难以对伊进行有效占领和管制。布什政府与军界矛盾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以新保守主义为干将的布什外交-军事政策团队，对军队的专业技术领域和操作层面，成功地进行直接控制和干预，这在越战以后尚属首次。

希拉里是位不折不扣的鹰派，支持、参与或主导了后冷战期间美国所有的对外用兵。

美国军方在布什执政期间忍气吞声，并为此付出相当代价。2009年奥巴马上任，白宫的新人新政，又将政军关系带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境地。一方面，奥巴马本人奢谈无核世界、与穆斯林世界和解、多边合作等高大上的主义，入主白宫9个月即出人意外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但在政策层面，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却放纵“自由-干涉主义”，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包括北非在内的“大中东”地区推行颜色革命、政权更迭，造就了大批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间接直接地成就了极端的伊斯兰国，由此产生的海量难民，直接引发西方反移民、反有色人种的民粹主义的崛起。甚至自由派的《纽约时报》在2016年大选期间也发文称，希拉里是位不折不扣的鹰派；从第一夫人、参议员、到国务卿，有志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的希拉里，支持、参与或主导了后冷战期间美国所有的对外用兵。[31]

特朗普与军头：非一日之寒

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美国第一”竞选纲领的矛头所向，直指希拉里在世界各地孜孜不倦推行的“自由-干涉主义”。[32]然而这位誓誓旦旦要与二战以来美国的全球主义彻底切割的政治素人，直接挑战了主导美国外交战略的建制派。即便没有弗洛伊德之死和特朗普在疫情和种族问题上的懒政和烂政，军方在叙利亚撤军、库尔德问题、与欧洲和亚洲盟友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对我行我素、不计后果的总统已经忍无可忍。2019年底，军中人脉深厚、德高望重的前防长马蒂斯因叙利亚问题愤而辞职。至此，特朗普与军方关系已亮红灯。[33]

平心而论，以反体制为己任的特朗普入主白宫，对军方相当宽厚，不仅在选战中誓言增加军费、重建美军，还延揽多位将领入阁，组建了美国历史上最为“军事化”总统班底。不仅如此，特朗普时期美国军事预算节节拔高，基本扭转了奥巴马时期军费连年下降的走势。而2020年的国防开支比2019年又增加200亿美元。[34]

然而，军头们与特朗普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蜜月”。2019年底防长马蒂斯辞职之前，国安助理、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McMaster）和白宫办公厅主任、退役陆战队上将凯利（John Kelly）先后去职。特朗普不仅与将军们不和，内阁其他官员也频繁轮换，不论是温和的国务卿蒂勒森（Tillerson），还是极右鹰派的国安助理博尔顿（Bolton），似乎都难以适应特朗普反复无常、桀骜不驯的秉性。在政策层面，特朗普对美国精英经营多年的全球体制有意无意的破坏，已使建制派寝食不安。米利等军界高层在美国宪政危机时刻对特朗普采取的预防性举措，也许在预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

结束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60年前，行伍出身的艾森豪威尔离任前警告美国军工集团坐大。如今，这一集团的触角和影响深入美国各界，其利益代言人也遍布政府各阶层各部门。在军工集团撒下的“大网”中，几乎没有哪个政客可以“漏网”，且不分左右，民主共和两党通吃。

更为重要的是，如今的政军关系，已远非艾森豪威尔时期相对简单的“军方好战”、“文官求和”的模式可以套用的了。在美国对外政策中，文人好战甚于军人的例子比比皆是，信奉自由干涉主义的女性高官（奥尔布莱特和希拉里）更不让须眉；波黑、伊战、利比亚、叙利亚问题上都是如此。而特朗普极为任性和高度个人化的政策取向，更使政军关系充满变数。相比之下，不少军方人士倒是相对现实。

然而近期政军关系的最大变数，却是美军在美国政治转型中日益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不仅表现在特朗普在竞选、执政和危难期间对军方的倚重（尽管有时不能如愿），也表现在特朗普的反对派对军方日益提升的期望。早在特朗普当选前，民主党就放言，如果特朗普当选有违宪行为，或做出有损美国的荒唐决定，军人有责任抗命造反，以政变方式一了百了地解决“特朗普问题”。[35]

甚至在疫情之前，民主党就在谈论2021年如果处置败选但拒绝离任的特朗普，指望美军为白宫的改朝换代有所作为。[36]正是如此，也就有了本文开始提到的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所称，他“绝对相信军方会将拒绝离任的特朗普赶出白宫”。[37]

至此，乱局中的各派势力对军人干政均乐见其成。对于打遍世界的美国职业军人来说，美国本土成为美军必须打理的最后一块是非之地，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更为匪夷所思的是，伍德沃德书中所描述的美军高官在宪政危机中的“义举”，也并非空穴来风。早在冷战刚刚结束、美国国力军力如日中天之时，就有人斗胆预测美军有朝一日会接管政府。1992年，美国空军军官小查尔斯∙邓莱普（Charles Dunlap，Jr.）就读华府的美国战争学院时，撰写了一篇题为《2012年美国军事政变的根源》（“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Military Coup of 2012”）的作文，登载于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学术杂志《参数》（Parameters）。邓莱普的想定是，九十年代初，美国一口气打赢两场战争，即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冷战。此后，美国政坛日益腐败、官吏无能、毒品泛滥、犯罪猖獗、民不聊生，美国上下唯一尚能有所作为的就剩下军队了。从此，世间已无敌手的美军一步步接管了美国政府的各种职能：治安、医疗、教育、环保、民航、甚至各类土木工程。美军深深介入民事的同时，也蔑视以至敌视贫苦潦倒的民众和无为无能的官员。终于在2012年的某一天美国总统“病逝”之际，军方顺水推舟地“接管”了白宫。[38]

邓莱普本人希望其大胆的想定永远停留在纸面上。然而对于21世纪的美国来说，重要的不是邓莱普预测的对错；在纯粹技术层面，邓莱普已经错了。2012年的美国歌舞升平，奥巴马连任成功，美国历史性的“颜色革命”（黑人入主白宫）又得以延续4年。刚刚走出2008年大萧条阴影的美国，在鹰派女性国务卿的引导下，正自信满满地致力于世界各地新一轮的颜色革命。

然而因果循环，祸福相依。摆脱了两级体制制约的自由-干涉主义任意折腾世界的同时，美国内政与外交也日益右倾化、意识形态化和军事化。美军在世界范围的征战，不仅造就了大批失败国家，也损耗了美国的巨额经济、军事和外交资源，忽略了国内的民生和软硬件建设。邓莱普笔下的美国社会乱象和积怨，最终汇成反体制、反精英、反智反理性、反多元化的民粹狂潮，将特不靠谱的“巨婴”式人物推入白宫。此公不仅对突发的疫情束手无策，又在积怨深重的族裔问题火上浇油；而军方护宪不护主的立场，又使特朗普更为倚重遍布美国、装备精良的白人民兵组织为其连任保驾护航。[39]美国成为一个“失败国家”，[40]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可能，而是一个程度问题（matter of degree）。

至此，美国的政军关系经历了从冷战初期军人政治化、到后冷战以来的文官军事化之后，社会问题以及危机处理的军事化，已初见端倪。至于邓莱普的“2012狂想曲”是否会应验，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如果美军真能排难解纷，除恶平乱，实现从“扰外”到“安内”功能性转变，对美国和世界，也许是一个不坏的选项。

2024，美国会堕入至暗时刻，还是有幸涅槃重生？让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略

网友精彩点评

网友：面朝大海

细思极恐——特朗普执政末期中国曾经面临核战争风险！

最新披露的特朗普在执政末期对华战略上表现出的疯狂事态、包括试图对华发动核战争是有真实事实基础的；大量的证据表明特朗普当时确实考虑过对华发动战争，美国参联会主席马克.米利对美国军事情报内幕要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各种证据显示他至少亲耳听到特朗普试下用各种最恶毒语言诅咒中国，包括信口狂言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美国军方流传已久的一个版本是美军准备对中国南海黄岩岛进行核攻击，并预测中国不会为黄岩岛遭受核攻击而进行核报复。这是美国在特朗普周期中最疯狂的惊天战略核赌注。

因此如果美国军事指挥链中最高军事将领马克.米利都开始担心特朗普对华发动战争袭击、包括核突袭，并且开始在美军指挥链中进行秘密部署、拒绝执行特朗普在疯狂状态下达的核攻击指令，他的焦虑一定有真实的事实背景和他自己所知道的内幕情报。又一次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又一次遭遇美国的核威慑；我们其实与核战争的魔鬼擦肩而过！

某种意义上在特朗普执政末期，当特朗普发动对华科技战争和对华贸易战争时，中美战争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这一次战争是以总体战的形式出现，即战争不一定直接在军事领域首先爆发冲突，而是在国家其他领域开始爆发冲突。现阶段中美在科技战、经贸战和疫情溯源污名战诸多领域都在发生最尖锐的对抗，中美之间已经是事实上的战争状态；中国遭遇美国背信弃义的攻击，而中方出于维护中美战略稳定的原因而有意控制自己的对抗强度。现阶段美国在台湾海峡和南海区域对中国的军事挑衅已经是事实上的临战状态；中美两军在对峙过程中任何疏忽和意外都可能导致擦枪走火，引发战争爆发。

美国军事产业复合体在和平周期为了争取预算，可以信口雌黄、无限度夸大中国的威胁，而一旦要与中国爆发真正的常规或核战争，最直接将付出代价的就是这些军人们，因此美国军人将成为中美战争第一受害者。争取预算和打仗是两回事；所以美国军人拼命夸大中国的威胁争取预算，同时又在一线小心翼翼控制与中国对抗的紧张程度，避免引发引爆中美战争，尤其是核战争，这才是美国军方关键人员的行为逻辑。

尽管美军是中国的敌人，但是敌我双方在特定的周期是可以有共同利益——这个共同利益就是尽量推迟战争和避免战争——因此在遏制特朗普对华战争冒险的过程中，中美军方有共同的利益。正因为如此，目前美国极右翼才气急败坏的声称美国军方私下通共，因为他们唯恐天下不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