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打捞失传的“屠龙秘诀”

——从《十里店》的群众动员看管理权的公共化

老田 · 2021-10-03 · 来源：人民食物主权网站

克鲁克夫妇关于土改的名著《十里店》，记录了1930年代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乡村凝聚力量，革新乡村的管理权。在成为八路军根据地之前，十里店由地主富农等旧统治者掌握村庄权力。共产党的方法是：深入群众和动员群众，联合起来去批判坏人坏事，不仅夺取坏人的影响力和权力，还能够造就新的规则和新的领导权，确立新的规矩。

导 语

与管理权力相关的事务，在西方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社会中间，往往被划归私人领域，服从私法调节——遵从“意思自治”原则，还有经济合同的“等价有偿”原则等等。这往往导致管理的“封建化”或者重新私人化。因为涉及管理权事务的利害关系边界很难精准界定，保留证据也相当困难，所以个体反抗要付出极大成本——多数以毁坏自己的职业生涯为代价，还往往难于得到司法救济，只能够向公众呼吁，期待获得舆论支持。

如何改造管理权，使之重新公共化？如何开放管理权给群众参与？这可以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实践中找到范例。

克鲁克夫妇关于土改的名著《十里店》，记录了1930年代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乡村凝聚力量，革新乡村的管理权。在成为八路军根据地之前，十里店由地主富农等旧统治者掌握村庄权力。共产党的方法是：深入群众和动员群众，联合起来去批判坏人坏事，不仅夺取坏人的影响力和权力，还能够造就新的规则和新的领导权，确立新的规矩——大多数时期，新规矩是与群众中间久已存在的正义标准吻合的，依托群众的觉悟和自愿支持，能够快速而有效排除各种阻力，实现重大革新。

正 文

在十里店的群众运动中间，工作队进入之后，“极端充分地”开发土改复查的机会，去吸引群众的高度参与，既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和评议干部，同时也认真思考有效地保护干部（珍惜那种有缺点的群众性政治的管理人力资本），竭力促成干部与群众积极互动的管理公共领域，创造性地构建了一个有活力的政治形态：由群众的积极参与监督和评议草根管理者，以一个有活力的“公共领域”替代和终结了旧时代乡村权力“私人化”状态。

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得益于工作队强有力的引导，在十里店构建出一个有活力的公共领域，去执掌村子里的管理事务，形成了一个兼具低成本和高执行力的乡村政权组织。而共产党的根据地建设中间，正是得益于这样的政治建设过程，不仅克服了国民党政权建设的“内卷化”困境，还更为充分地动员了乡村民众对于革命和战争的支持力量，由此取得了“以弱击强”的惊人胜利。在短时间内，十里店的村级政权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同时也显著地改变群众对于政治和管理事务的冷漠，这个改变集中地体现了土共革命的最核心秘诀——充分动员群众的自愿支持去实现竞争胜负手的转换，这个政治建设对于提振群众对共产党和革命的支持度，至关重要，堪称是土共的“屠龙秘诀”。

同样是工作队下村去引导群众运动，在十里店是重建了有活力的公共领域，但是1964年的桃园经验中间，却是一种后来指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运动群众”，这个显著的差别，揭示了“屠龙秘诀”失传，有其“内在必然性”。“党领导”是否能够体现为激活和经营干群互动的“公共领域”，在共产党内部也属于最核心的政见分歧所在，而否定革命时期那份“私人领域公共化”经验，在毛教员看来这是一种背叛革命路线的路径，同时还是承载和具体体现了共产党组织的“内在否定性”（此即所谓的“变修、走资、复辟”）。

1

私人领域公共化及其操作平台

十里店的群众运动进程

在十里店成为八路军根据地之前，是地主富农等旧统治者掌握村庄权力，在皇权不下县的乡村是“绅权”主导的，此种权力往往与个体富足的经济地位相关。1938年之后，武安县逐步成为根据地，经历过八路军地方工作团引导下的群众运动，旧式权力以及掌权者都边缘化了，新的权力是党员干部与村民的结合。而1946-1947年的土改，就是在那批新干部主导下完成的。而克鲁克的书中，描写的则是土改之后的复查运动——这除了要重新查证土地分配公平性之外，还同步进行了“开门整党”——让党员和干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还要接受群众的公开质疑和批评。

克鲁克记录的这一场群众运动，在工作队的指导下，让新的权力结构接受群众的公开质询和问难，还伴随着动员群众起来行使的“反向批评权”，由此更为明晰地确立一种新型的干群互动模式。

在村庄管理或者政治过程中间，专业性不够（文盲众多）是普遍特色，往往以充分的群众性去弥补——最充分和深入的群众动员，工作队指导下确立起干部与群众积极互动的有活力的公共领域，接管从前的私人领域和权力，并刻意地以“群众的反向批评权”潜在地威慑干部，使其不敢滥用权力。

这所有的事情，其发生和发展，都有一个平台——乡村熟人社会的舆论评价网络。批评和自我批评，乃至于极端形态的斗争会，这些都能改写储存在“群众记忆中间的个人评分”。比较而言，规范的行政与法律惩处，其效果反而靠后。

透过发动群众，进行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敦促干部改正错误；在这个过程中间，不管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意味着管理事务的公开化，意味着管理者向被管理者汇报工作——特别是公开检讨其工作缺点和错误，然后，在熟人社会的舆论网络中间给予评判，给出处分或者表扬（表扬不太常见，如表彰劳模等），然后“不那么严谨地记录在案”——保留在全部与会群众的记忆里。相应地，规范的刑罚或者物质处罚也不常见，最终被改动的是“存储在群众记忆和评价体系内的扣分或者加分”，这些源自“公共领域的干预手段”多属于无形的，但同时也是非常有效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效果是近乎全部成员都参与存储、读取和修改相关干部履职状况的评分信息，结果，就会有一种促进共识形成的效果，同时群众性参与，还有一种为共识得到履行作保证（积极发言的人）和见证（不爱发言的人）的味道。

最极端情况下，会选择斗争会的方式，去批判最拔尖的坏人或坏事，以此促进“破除最坏旧规矩、确立新规矩”的共同努力，权力运用的否定清单往往是这样确立的：例如斗地主（确立剥削和压迫绝对不合法的新规矩），斗坏干部（权力为私人目标而滥用）。毛时代，农村大队级别就可以决定斗争谁（彼时主要是处理一些严重越界和轻微犯罪的社员，有个老书记说那时大队干部说大队比公安局权力还大，就是具体指代有强烈而有效的干预手段而言）。这个方式一定程度上损害名誉权和人格权（有时包括一定程度的人身强制例如捆绑，这些都不符合资产阶级法律），但是，对于被斗争对象而言，也不见得完全是坏事，可以在斗争会之后，豁免其应负的刑责。就这样，斗争对象的遭遇，及其经历的诸种“无形损害”，就储存在熟人社会的记忆里，作为一种“否定清单”对所有人都会起到警示作用，足以提醒所有人去自觉规范其行为。

共产党早期之所以特别有力量，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能够深入群众和动员群众，联合起来去批判坏人坏事，不仅夺取坏人的影响力和权力，还能够造就新的规则和新的领导权，确立新的规矩——大多数时期新规矩是与群众中间久已存在的正义标准吻合，依托群众的觉悟和自愿支持，能够快速而有效排除各种阻力，实现重大变革或者革新。

群众性的参与和斗争，是一个破旧立新过程，是以新的领导权，即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取代旧有的领导权来实现的。而管理权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化，则是此种领导权得以正常运作的体现。故，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与管理领域的公共化，互为表里，领导权是“里”，而公共化和群众参与则是“表”。

斗争会这样一种强烈地改变规则和掌权人的变革模式，最初肇源于湖南农民运动时期，农会成立之后，对于劣绅采取各种强有力的干预模式，小的质问，大的游乡，还有时拿在手上不落下（施加强大的心理压力），这些都是在“熟人社会的集体记忆中间改变个体得分”的手法。

新旧领导权的替换，会短期内快速改变乡村社会空间内部的主导性政治和经济关系，呈现出“社会关系总和”的快速变革。在十里店的土改复查运动期间，除了工作队所体现的党领导之外，群众的深度参与、积极思考和负责任的批评意见，都是不可或缺的，破旧立新的力量来源于“对面子的关注”那种传统——斗争会或者批评压力，都是着手改变“群众集体记忆中间的个体得分”，这个过程中间，不仅惩处坏人坏事，还确立了新规矩和新的干群互动模式——双方在一个良性互动的公共领域中间共同处理管理事务，这样的工作也还留有各种“回味”——其中最重要的是告诉干部：垄断和滥用权力最终还会遭遇到下一次的群众运动的清算，这样，就内在地构建了一个“基于集体记忆而进行周期群众运动清算”的有效威慑，这一威慑是透过群众的“反向批评权”而确立的，而这样的监督机制对于干部来说，就是真实可信和有效的。

2

农民的政治主体性

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框架的问题

而公共领域的良好运作，离不开群众的积极参与和认真思考，还需要超越传统私人领域的各种扭曲（例如十里店的宗族房头势力、派性和投机分子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群众大多数的觉醒和参与，各种放大的“小团体主义”和圈子分内外的特色，都将消融于此。

为此，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诱因，去激励群众参与的广泛性和深入性，所以“分田分地”或者“减租减息”就非常需要——例如划成分、分土地或者算租佃利息的合理比率等。不管是什么样的激励因素，只要是能够诱导群众实现了深度参与和认真思考，并对自己所熟悉的传统私人领域有所反思或超越，新的领导权建设以及公共领域的合理运作，才算是有了稳固的基础。

土改的分田分地很重要，根据地时期的“减租减息”也很重要，重要性在于：如果没有很强有力的诱因或者利益方面的激励因素，群众可能会选择“吃瓜”而非积极参与。所以，土改或者减租减息这一类“经济因素”，在政治建设或者公共领域形成之初，重要性在于其能够起到极为充分的政治动员效果。

这样一种新形成的群众广泛参与的新型领导权，及其干群密切互动的公共领域得到实现的方式，有人解释为国家行政权力下沉或者被操纵的结果，运用了各自操纵效果极佳的技术例如“诉苦”，而且还是少数人操纵去结合乡村中间的投机分子或勇敢分子之后形成的，例如郭于华对于所谓“共产主义新文明”的解释，就是建基于少数人操纵、诉苦技术以及二发子等投机分子的相互结合等等。显然，这样“看问题”舍弃了具体空间内部的公共领域建设及其效果，“刻意选择”了自以为最有力的解释因子。

托马斯·库恩在其“范式革命论”中间，提出过一个“不同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的命题，经历过范式革命之后，“从前的鸭子现在变成了兔子”，范式改变对于认识的影响是全面的——从事实认定、推理过程到认识结果，均被改变。斯塔夫里阿诺斯（编注：《全球通史》作者）说：“历史是历史学家的个人自传”，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至少人们在处理海量的历史资料时，不得不有所选择，他看到什么，认识到什么最重要，然后选择怎样的材料和逻辑去构建出他的历史叙述，肯定不可能是“纯客观”的，认识要反映出执笔者自身的认识和坚守。

显然，如何想象群众的力量及其形成原理，在不同范式之间差别极大，近乎不可通约。群众到底是被忽悠的，还是自身就有其主体性以及“稳定的释放方向”，这中间区别大了去了。郭于华等人对于群众运动的呈现方式，不管其主管意愿如何，但是，这种叙述方式提出了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真问题：群众运动及其力量，到底源于少数人的忽悠，还是激发了多数人心目中间的执着和坚守？毛教员所说的人民创造历史，到底是归功于少数精英的合理操纵，还是多数人原本就有内在的努力方向，一句话，被一些人视为消极愚昧的农民群众，到底有没有其内在的政治主体性？显然，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并不是不言自明的。

从十里店的案例去看，工作队确实是上级派下来的，但对于群众的政治主体性而言，他们也只是“发掘者”而非创造者或者操纵者，他们动员农民中间的积极分子，还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此期间同样是挖掘了乡村传统中间既有的部分思想资源——对于乡村传统的思想资源的取舍当然是有选择性的——肯定一部分需要的同时还强硬地否定了一部分最不需要的，然后在群众广泛参与和有组织斗争的基础上，引导出新的规则或者共识，从而实现了破旧立新。这个领导权的形成和运作模式，都是高度群众化的，或者说是高度社会化的，更符合社会力量的作用方式，而非专家的“学术想象力”。

在一定程度上，少数人想要强硬干预大多数人的思想和行动选择，即便不是不可能，其操纵成本也会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不管什么人，都很难找到足够的资源和力量，去硬扛大多数人的习惯认知和正义标准，哪怕是蒋介石选择过的“保甲连坐”的这样的极端方式，也不太可能全面生效；毋庸危言，只要是涉及到大多数人，要根本改变其全部认知状况和道义标准，就近乎不可能。如果硬是把这个过程，狭隘地想象为完全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化操纵”模式，显然，要经过很充分的书面想象力过滤和改写。

实际上，在没有共产党组织有领导的阶级斗争之前，世界各地的阶级社会里，就已经有了很多“自发阶级力量的博弈”状况，并产生出相应的效果，还会由此引导出相应的规则和正义标准，例如所谓农民的平均主义问题。对此，不同的学者都有发现和阐述，斯科特为此发现了“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据他观察，东南亚的农民中间，会认为村庄的有限资源，要能够保证所有人活下去，损害在生存边缘线附近挣扎的人的生存机会，是一种违犯“道义经济学”的极端行为，在村子里无法得到认可。所以，村庄内部稀缺资源的流动及其分配方式，要把所有人都能活作为目标，这样，在生产力水平很低，人均经济剩余很少的农业社会，平均占有土地和生存资源的主张，就自带道义色彩且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波兰尼则在19世纪英国这样的早期发达国家看到，纯粹的市场经济和价格分配功能是一个新近的“人造物”，传统社会里，各种经济活动都要受到社会惯习的制约，呈现出一种“经济嵌入社会”的景观。显然，这两个发现不可能只是“穷人”的想法，这些如果得不到富人的支持（包括非自愿支持），就不会成为现实社会的规则和普遍现象。

旧时代中国，由于人多地少、生存资源匮乏，由此带来的争夺也相当激烈。在共产党产生之前，各种自发的阶级斗争也高频次出现。安源煤矿在毛教员第一次到访之前，已经发生了7次会党领导的自发反抗。而各地农村每到荒年，穷人组织起来“吃大户”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当时的富人，很难从空间上摆脱与大多数穷人近距离共处的现实，也无法组织起足以对抗大多数穷鬼的武装力量（显然富人进行有效的武装自卫，其成本过分高昂），借用政府的镇压力量很难及时周到不说，成本也不会低，在这样的“共处环境条件下”，对穷鬼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包括进行某种程度的“合法性构建”，都属于“理性选择”，这样，斯科特与波兰尼所见才会成为现实——那是因为有优势的富人，基于武装自卫成本过高，不得不“主动”放弃优势最大化的部分努力，然后与穷人共同构建“经济优势不会完全兑现”的状况。

在中国的后革命阶段，很多人出来批判的“农民的平均主义”，显然是一种扭曲的纯粹想象——这是把毛时代并未完全消灭差别和不平等的现实，以“农民的平均主义”进行裁减，然后再说这就是“农民平均主义”产生的坏影响，展开对想象中间的那种“过度平均”坏影响进行批判，目的当然是为了追求一个不平等程度继续扩大的“新社会”了。

旧时代，在自发阶级斗争的威慑之下，富人也不得不明智地放弃部分“优势最大化”的努力，自发地向“农民的平均主义”做过不彻底的妥协，这才呈现出经济嵌入社会的景观。显然，在共产党组织农民革命之后，乡村社会现在存在着组织起来的贫下中农，那么，旧时代富人的“有限妥协”，及其支撑的旧有的均衡，就已经不符合新的力量对比了，那么，曾经只是作为正义标准的“道义经济学”想象力，现在就有了条件继续向前推进了——现在当然会更有利于组织起来的穷人了。

旧统治阶级中间，各个不同的阶层对于“经济嵌入社会”的响应程度，是不同的。在十里店，一些新中农反而执着于“优势最大化”，例如傅高林的行为。这种情况也不是个例，毛教员在《寻乌调查》中间就发现：新发户子的剥削特别残酷，完全不响应社会力量的各种制约，例如大地主放高利贷就很有节制，“加三的没有”，更不必说“捡新谷钱”“捡新油钱”了，这些很恶的高利贷，均出于“新发户子”（多属于富裕中农）。而毛教员自己的父亲也是一个这样的人——在1903年无情地买断嫡亲堂兄家（共一个祖父）的7亩水田，而不管其家人如何维生。毛教员还从这样的调查中间发现：在旧制度中间处于上升通道的中下层，最拥护旧制度（富裕中农最为典型），而处于下降通道中间的中上层（例如破落地主家庭），反而有一定的革命性；同时，在乡村舆论中间，风评最差的一群，也是旧制度下居于上升通道的群体，近乎是民众自发批判的第一对象。

农民的平均主义，这个在后革命中国饱受笪罚的命题，其实在前革命阶段就已经广泛存在过，它曾经是乡村社会富人与穷人达成的某种程度的“共识”，也部分地存在于经济资源分配的规则中。这是自发阶级斗争条件下达成的博弈均衡——富人还保有其经济优势，但不能够依托经济优势追求最大化实现而走极端，侵害穷人的最后生存机会。

共产党搞土地革命，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也并不是一种全新的创造，而是援引了曾经在自发阶级斗争中间，富人也曾经部分接受过的“老传统”而已。共产党努力的真正成果，是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形成舆论和力量优势，由此形成了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这个领导权的出现显著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力量对比，这个新的力量格局直接就有能力创造新的利益格局，乃至于思想格局，本身就足以彻底终结了富人的各种经济优势地位。利益分配会“自动地”跟随力量对比而变化，这个应该不算是“凭空的设计”。

共产党基于政治建设所做的事情，是促进了乡村社会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与最大化，然后就自然地破坏了旧均衡，实现了符合新的力量对比现实的新均衡。在此同时，工作队对于极左口号“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否定（据WG时期LSQ同事李菁玉的回顾：此口号为刘所提，刘薄等人还曾经提出过“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的极左口号），避免了在另外一个方向走极端——完全有利于穷人而彻底剥夺旧富人，这个目标在新的力量对比条件下具有可能性。而对这样的极左政策进行纠偏，恰好就是避免新的优势力量的过度运用——排斥中农同时过度打击富农地主。

土改后，一些劳力弱和缺工具的家庭虽然有分田分地，还是没有经济出路。很显然，不可能靠不断再分配土地和财富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要通过不断扩大生产去提升。而土地的充分利用，及其生产率的提升，依靠在个人和家庭范围内部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这个过分弱小的农业生产平台，甚至连保证土地充分利用的最低目标都无法实现，所以需要互助组在各个家庭之间进行劳力和工具方面的调剂和互助。后续合作化运动从互助组开始，经过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制度变革，最后是在特定地域的土地与劳动力之间实现了制度性的稳定结合，开展集体的过密化努力——在集体组织下有序投入越来越大的活劳动，去改变耕地的水土肥条件，提升耕地的生产率，促进作物光合作用而增产。　　

3

防止运动过火

保护稀缺的“管理人力资本”以及相关的积累

在十里店，群众起来批评干部之后，会出现过火，例如全盘否定党员和干部的一切，甚至还有投机分子想要清洗现有的全部干部，自己爬上去等等。工作队此时，就开始转过来做思想工作，例如说有些事情过粗过急，是出于上级的责任，因为任务下达太快，时间太短，来不及充分酝酿等。这样的努力，不是出于“官官相护”，或者亲厚党员干部这个小群体本身，而是在村庄范围内，适合担任管理职务的人才，本就不多。一些人可能办事公正，正直正派，但是，缺乏与人顺利交往的能力，也没有起码的文化知识，难于担任这样的管理责任。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先前的党员的干部群体，大体上已经搜罗了村庄内部最适合担任管理职务的人，如果把这批人打下去之后，一时真可能难于找到替代人选。而且，即便是能够找到替代人选，也相当于是要从零开始，去培训这些新人当干部，重新从零开始积累“管理人力资本”，从而导致前期的训练投入和干部自身积累的管理经验，都白白浪费了。

保护前期积累的“管理人力资本”，显然是一个刻意的安排，从管理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出发，去保护这群人；同时也以批评压力敦促他们更加公道和正直地履职，这会对村庄内所有人有利。在经历过开门整风和群众性的公共领域锻打之后，对于滥用职权的监督机制，就相对有效了；那么，在能够保证管理权行使公正性的前提下，应该对已有的“管理人力资本”充分节约，在可能的情况下，当然要尽力避免从零开始的“再积累过程”。

这样来对照的话，四清期间王光美的“桃园经验”的错误，就很明显了。她主张搞秘密串联，大兵团作战，工作队包打天下，对近乎全部干部搞“洗脸洗澡、上楼下楼”，后来被批评为“脱离群众”和“对干部的单纯惩办主义”；同时，还竭力推广“秘密的扎根串连”，在群众中间找一些揭发材料，这就不是把群众提升了公共领域参与者角色，而是降低为一个纯粹的信息提供者，甚至还利用干群矛盾去鼓励不公正的“告密者”，目的是要找到“黑材料”快速实现给干部定罪的目标。其主要缺点有二：一是没有建设群众性的公共领域，使其发展成为监督力量，而是主要依赖搞秘密串联，依赖于工作队员（近乎秘密地）“扎根子”搜集信息，这近似于“警察破案”，没有把政策教给群众，让群众参与到公共领域中间来，以群众性的“反向的批评权”去对前期的干部错误进行纠偏，为以后管理权行使的公正性造就监督和保证力量，这是一种标准的“去政治化”设计；二是没有珍惜有缺点干部身上承载的“管理人力资本”，这些有经验的干部被彻底打下去之后，一时难以找到顺利接掌管理事务的新人，对于生产和其他管理事务的正常履行，带来了不利影响。

而一些地方的执行中间，更加放大了桃园经验的错误，例如《创业史》所记录的陕西省长安县，在四清期间就执行过很过火的桃园经验，蒲忠智和王家斌等经过考验还很受群众信赖的模范干部，都被工作队视为“三类或四类干部”（其中四类干部属于敌我矛盾），受到不公正的审查和批判。大寨的陈永贵，也被工作队以桃园经验为依据狠批，工作队提出一个口号“有枣没枣打三竿”（不管枣树上有木有枣子，先打几竹竿试试看），搞“有罪推定”进行严厉审查，结果没有查到问题不说，还离间了干群关系。这些极左做法，在两个方面与十里店的经验不一：，一是没有推动群众性的公共领域形成去监督管理权行使，二是不珍惜稀缺的管理人力资本及其很有限的存量。

更为可笑的是，号称是自由派第二代掌门人的何家栋，竟然写文章吹捧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是“真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实践”（大意，不是原话）。这里可以看到，在谄媚权势方面，中国一些“大自由派”是绝对不甘后人的（只要有好处），同时，这里也揭示出他们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真正的法治理念，当然他们也理解不了群众运动和“大民主”的内在逻辑。

王光美的经历和背景，使得她本人对于共产党的一套革命经验，很是隔膜，这个不奇怪，问题LSQ自己也到处推销“桃园经验”，丧失了老资格共产党人应有的判断力。而各地大量跟风的大员，都有着丰富的革命时代领导群众斗争经验，这时也都“选择性遗忘”了。问题不是一般的严重，据李尔重老同志回忆：1966年春天在武汉东湖宾馆，一堆中南局大干部围着毛教员汇报四清工作，时间不长，毛教员就挥挥手制止了他们说下去；李老很鲜明地回忆说：他看到毛教员用右手扳开左手的拳头，一次扳开一个手指头，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看来不行”。

对革命路线的遗忘，或者某种程度的告别，在文革之前的四清运动期间，已经形成了一股潮流，这是党内高层分歧激化和文革发起的部分原因。当然，文革初期官场流行的机会主义实践——工作组普遍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则是另一次大规模的检验，如同毛教员所言“每次遇到同样的情况，就爆发出来。”

至少可以有把握地说，原先最娴熟操作群众性公共领域建设的党内高级干部群体，现在有了新的追求和想法，并非“三十老娘倒绷孩儿”（编注：指一时失手、一时犯错）。这是不为，而非不能或不会。所以，教育提高乃至于党内整风，这样的温和方式，对于一群“装睡的人”来说，是唤不醒他们的。文革时期狠批过“背叛毛主席革命路线”，针对性还是蛮高的。　　

4

斗争会到生活会

舆论监督与压力下的保证机制

以斗争会为核心的群众组织和动员路径，深刻地揭示了干群互动以及新规则输入的逻辑，应该说，这个方法是中共特有的方法，苏共就很反感群众运动，以及各种群众性的干预力量。

1946年中苏两党干部首次在旅大相遇（现称大连市），双方由此相互看不顺眼，其中政见分歧最大的一项：就是土共搞民兵维护秩序和群众斗争（对汉奸的批斗会和游街），苏军看到就严厉制止，后应苏军要求搞了大盖帽警察上街，彼时从山东渡海去东北的大干部很多，他们狠批说：“三光（韩光，柳运光，吴子光）搞了个四不象”。由此可见，对于曾经的土共高层来说，群众运动及其对正规化镇压力量的替代，是非常深入人心的，尤其是，那时离延安整风运动大力推广“群众路线”，在时间上还很近。

在内部矛盾处理上，毛时代的党内生活会，也很近似于斗争会了：每次都是一群人对一两个人集中提意见，而且绝对不许反驳和声辩，这个心理压力在力度上是很大的，党支部或党小组内部轮流，人人有份一个不少，特殊情况下还可以制定对某人开生活会，所以有很大的保证和监督作用。

据一个老大学生党员回忆：哈军工文革前夕，学生辅导员自己也开组织生活会，还自己当靶子，请学生和党员提意见。有学生党员说：辅导员谁谁生活意志衰退，上班闲逛、饭前去食堂不是帮厨，看见他用手挑菜里的肉片吃，此时辅导员绝对不能够出声，看见他满头大汗后来棉袄都穿不住，脱下来抱在手上。还说到，他们学校困难时期刚过，春节时候聚餐，领导到每一桌敬酒，就光喝两杯酒，绝对不动筷子吃菜——似乎吃了菜就占了学生的便宜。这位大学生还说，当时共产党的老传统还在，也还有一些高干群众观念强，对于各种特殊和特权有自觉的警惕。但是，特权的趋势还是在向下走，根本挡不住，特权表现也不少，所以，文革起来的时候，相当一批大学生起来响应，他们都有很具体的批判意识。在哈军工也不例外，虽然哈军工高干子弟多，但是，很短一段时间后，造反派就占据了绝对舆论优势，这说明了多数人都是有同感的。

当然，批评和自我批评还是有具体目标和界限的，目的当然是要维护公共领域及其政治活力，越过了这个目标，就会起反作用。1966年12月底，决定王任重调离文革小组，毛教员要求开一个生活会对他提意见，彼时中南局文革运动中间，资反路线严重，陶铸当然有份错误，这个会上旗手同志狠批陶铸，不留余地，把陶铸往对立面推了很远，没有表达恰当的团结愿望。毛教员后来批评说：说旗手同志要是有武则天那两下子就好了，连慈禧太后都不如。具体指代的就是：没有把握好批评的分寸，不是与人为善地批评错误，没有在批评错误的同时肯定成绩，如果有困难，应该如何克服和共同努力，来给人以出路和强有力的引导，单纯的批判和否定，很容易把人推到对立面去。这样的批评，即便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其效果和后果也是破坏性的，不利于打造团队推进事业，往往会得罪人过多，陷入孤家寡人。

5

今日中国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殷切需求

小资白领阶层的“政治贫困化”体验以及公知的舆论市场

今天管理的“封建化”或者重新私人化的管理权，首先是给小资白领阶层造成很大的困扰，其人格权在管理权面前，得不到尊重。有老资格媒体人在台湾的《批判与再造》发文，说官方媒体内部，要混到主任记者地位（中层）才有人权（得到领导一定程度的尊重），混到编委层次有特权，在官媒机构内部存在着基于人格权的两极分化——其中一部分人对于另外一部分的人格权具有事实上的压制作用。

新民主主义论与新型领导权，对于密切共处的管理权的公共化及其公正化，非常重要。福柯所称的那种弥散性的权力概念，揭示出现代社会人的处境——在组织权力眼皮底下学习与工作的个体，在权力那里会得到何种待遇和评判？

因为司法救济难于顺利引入被“封建化”的管理权内部，改善个体处境，所以这就格外需要内部管理权的公共化和有效的反向监督，才能够有效地保障个体的人格权。群众运动的管理权公共化进程，对于这一类弥散性权力的监督，特别有效，甚至还可能是“唯一有效”的解毒剂。而土共所称的民主集中制，其民主就是指代这样的“管理权公共化”过程，这个很有利于驱散或者改进“政治贫困化”体验。

近些年一些敏感事件和舆情，在网络传播中间得到格外放大和关注，实际上就与此种小资白领阶层人格权得不到尊重的普遍经验有关。类似的事件之所以特别招人反感，例如焦作的耳光书记，航天公司的书记打人，都属于同一类得到普遍“共情”加持的舆论事件。这一类“疼痛感”很容易被激发出来，每一个类似事件都获得很高的关注度。基于“政治贫困化”的体验在小资白领阶层尤其突出，这样一种特殊阶层的特殊“政治势能”，同样会激发标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要求，把这个视为“反封建”当然有点道理——毕竟资本主义法律反对人身依附和保护人格权，但这种封建化的基础和核心，却是管理权垄断造就的新的政治不平等。

与管理权力有关的不平等和事务，在西方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社会中间，往往被划归私人领域，服从私法调节——遵从“意思自治”原则，还有经济合同的“等价有偿”原则等等，这部分事务的利害关系边界很难精准界定，保留证据也相当困难，个体反抗要付出极大成本——多数以毁坏自己的职业生涯为代价，还往往难于得到司法救济，只能够向公众呼吁，期待获得舆论支持。

小资白领阶层，之所以格外受到管理权归入“私人领域”的伤害，原因主要在于：其工作领域所涉及到的“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这一方面会带来职业生涯的经验积累和进步，同时也会带来极高的“退出成本”（准租金），而管理权可以据以进行“敲竹杠”——管理权“有权”把积累下来的“专用性资产”贬值为零（例如调薪调岗），以此去逼迫下级的不合理让步，榨取“准租金”。也就是说，资产专用性越强，退出成本越高，其受到横暴管理权“敲竹杠”的潜在基础就越大，这就是为什么小资白领阶层更容易受到管理权的损害。实际上，基于管理权属于“私人领域”的性质，这一类损害还很难于援用司法救济去解决。相比较而言，一个挖沟的农民，其体力活具有很高的通用性，所以，受到此类机会主义损害，概率就要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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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屠龙秘诀的未来

在革命战争期间，共产党的上层很用心地引导群众参与，既充分地动员群众的政治热情，同时还认真地保护干部，在构建积极互动的公共领域方面着力甚多，经验丰富。自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后，从前的老革命们把过往积累下来的经验，都遗忘了，转而拥抱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以一种“警察抓小偷”的思路，去“运动群众”并“往死里整基层干部”，所谓的“大兵团作战”、“扎根和秘密串连”、“大多数农村支部都烂透了”等等。在这样的政治运动模式中间，群众被贬低为一个纯粹的“信息提供者”（或者告密者），而干部则下降为一个纯粹的“挨整对象”，悠关公共领域建设的各项关键内容，都被删去了。意外的倒是，这样的悖谬逻辑却在LSQ的推广之下，得到官场绝大多数的接受，这在反面说明了一个事实：在“忧患时期”积累下来的老经验，在“安乐时期”有条件被“普遍遗忘”了。

回顾在1960年代前期，毛教员曾经采取过好几个重大举措步骤，试图“修复”有关党群关系上的公共领域，都没有成功，不得不最后走向文革——甩开既有的官僚体系去直接地动员群众中间所蕴含的批判性。毛教员试图复辟“公共领域”企图的步骤，主要有三：一是在中苏两党论战的背景下重申革命经验，二是试图在产业管理部门重新引入政治工作——所谓“学习解放军”和普遍地建立政治工作部门（因为建国后军内的政治工作部门还相对完整和有效），三是在四清期间一再派出工作队并要求工作队要公开进行其工作（特别是1965年初的“二十三条”），当然，这些努力都没有奏效，尤其是在官场中间没有奏效。

1955-56年，毛教员都强调革命时代的经验，对于建设依然有效，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中间，强调“相信群众相信党”——期待革命时代那个有活力的公共领域还会得到再现。但是，到了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至少是看到1958年“共产风”期间高级干部的机会主义表现普遍化问题之后，对此显然有了很大疑问。等到1965-66年不止一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问题，显然，此时似乎不再期待那个潜心经营“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党内高层了。1966年在《五七指示》中间，毛教员不得不转而期待工农商学兵的再一次觉悟及其批判性了，期待“工农商学兵”“也要批判资产阶级”那个新的觉悟过程了。

在共产党自己对革命经验和政策的正式表达中间，与群众运动相关的公共领域创建和维护事务，往往是在反封建（斗地主）或者民主革命等框架内给予呈现的，概念的关键内涵，重点在于阶段性的革命任务。等到1980年代前后，就开始了有计划地批判“屠龙秘诀”，从经济方向狠批屠龙秘诀的，肇源于王小强的《农业社会主义批判》，把土改与革命时期所确立的群众性政治，“缩小”为农民的平均主义取向进行批判；在政治和管理方面狠批屠龙秘诀的，可能浓缩于胡乔木的《中国为什么犯了二十年极左错误》，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是把群众运动（或参与），看做一个“束缚思想的禁锢力”，是妨碍管理专业化与现代化的关键因素。

有一个相当大的意外是：在1980年代初期，整个儿的知识精英阶层，受到强有力的引导，追捧和喜欢与“专业化”相关的“公共领域私人化”表达，尤其偏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口号对于“文化资本”的高估，显属对于在中国重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技术和行政管理（统治）有好感；但是，等到这个转化真正完成之时，受到管理权私人化损害最大的阶层，体验到最强烈“政治贫困化”经验的，反而是在社会的中上层。这一类不满的表达，往往转向各种取义于西方民主自由话语的表达，但是，其真实内涵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本真要求”——要终结政治贫困化，同时改造管理权促使其回归公共领域。这倒未必是一件坏事，至少，在认真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和政治经验之后，有可能实现一定程度的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的主动结合。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一日初稿

二〇二一年十月一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