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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崇拜的终结与中国企业家的质变 |
GDP崇拜的终结与中国企业家的质变 秦朔 智纲智库 历经40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如今我们的时代正在发生深刻的“范式变化”,企业成长与发展的基点也从财富驱动转向价值创造。用市场化和创新的方式从商业维度上为社会带来真善美,以及生活福祉的持续改善,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潮流。一个人们更愿意为“好”而买单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今天的创业者和企业家都有必要静下心来,思考企业存续的根本,思考如何真正成为有价值的企业? 作者:秦朔 来源: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1 只有走得稳才能走得有力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在朋友圈看到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今年3月30日的一篇讲话,有几句令我心有戚戚。 1.要办好短期内不一定实现GDP增长,但有利于构筑长远竞争力的事。如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人才培养、教育根源; 2.要办好当前有阵痛,但未来发展必须做的事。如碳中和; 3.要办好眼前看似不急迫,但不解决会越拖越严重的事。如老龄化。 我在2003年写过《告别GDP崇拜》的文章,后来还出了一本书,一直关注这方面的动向。就我所知,省委书记公开提出“不一定实现GDP增长”,尽管有不少限定词,还是很少见的。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去年GDP增长2.3%、大部分机构都预计今年会增长8.5%~9.5%的情况下,把增速定为6%以上。总理在记者会上说,希望把预期引导到巩固经济恢复增长基础,推动高质量发展,保持可持续性。“一时走得快不一定走得稳,只有走得稳才能走得有力。” 如果再看一下“‘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会发现:20个指标中,约束性指标有8个,占40%,如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降低,以及空气、水、森林覆盖率等要求。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指标如同给马套上缰绳。 一般说,只要有潜力,增速总是越高越好。为什么中国开始淡化增速了呢? 我觉得不是不想增长,而是越来越多的现实约束,让高增长变得不可能。这些约束至少包括:环境压力、债务压力、人口压力等。 除了这些资源层面的压力,还有增长方式的压力。有一次我在深圳、广州出差,和一位建筑领域的朋友交流,聊起深圳赛格大厦的晃动问题。 他说:“当年的一些建筑,因为工期要求紧,抢速度,边设计边施工、边施工边改设计、设计图还没完善就已开工等情况并不少见。有些建筑发现了问题,但由于木已成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只好在保证不出大事、保证基本质量的前提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打补丁”解决。最近20年是中国城市化建设和房地产的高峰期,有些隐患陆续开始暴露。 从5月21日零时起,赛格大厦已经暂停所有业主、商户、租户进出,以确保检测工作的进行。 过去的增长,就是今天停下来的原因,就是今天和明天的障碍。虽然增长很重要,但有些增长——再这么下去就有翻车之虞的增长、再怎么刺激也刺激不起来了的增长、所得超过所付代价的增长——该慢就慢,当止就止吧。 2 为什么正确的往往是难的呢? “有些路终究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难而正确的路。”这句话是受到今年5月20日因病不幸去世的企业家左晖先生的启发。他是链家和贝壳找房创始人。贝壳上市前,在给投资人的信中,他说: 我们坚定地选择长期利益,选择做“正确”的事情而不是快速成功的事情,我们对走捷径有天然的反感。做难而正确的事,是我们理解并相信的成功之道。 我们更关注长期能力的培养和建设,哪怕这些能力得到财务的回报很漫长,我们甚至对越困难和越漫长的回报越有兴趣。 我们会不断思考5年后的b点,并排除掉到达这个b点最容易的那些路径,来倒逼组织成长。 左晖看到的是,中国有很多行业,有着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增长速度,在短期的“大”机会的巨大诱惑下,不对效率和体验做任何改善,也能获得可观的增长。而“正确”的事情往往比较艰难,因为需要长期对行业基础设施进行改造,从而提升效率和消费者体验,再获得商业的长期回报。 左晖说:“最困难的就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往往带来的不是收益的增长而是下降,当然这种下降是阶段性的,过了这个阶段自然会进入长期增长的通道,但是就是这个下降的阶段使得组织面对大量的考验,我们称为‘无产出期’。” 左晖已去,精神长存。而我想说的是,左晖这样的思维和追求,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并非孤例,可以说“吾道不孤”。这一点,是我们在观察当代中国商业社会时往往会忽略的,也是我这篇文章的重点。 3 用市场化和创新的方式带动企业“质变” 在最近几年的大量调研中,我清楚地看到,中国已经有相当一批企业走在正道、大道之上——有的基于改变世界的理想;有的基于“我心光明”的对生命、事业的透彻理解;有的基于朴素的本分;有的基于对企业兴衰规律的认识;有的基于“容易但错误”之后的深刻反省与补课;有的基于唯美的偏执,个性化的追求,纯粹的兴趣与热爱······ 所有这些,我都可以立即举出很多实例。 当然,做企业是很实在的事情,必须时刻考虑竞争因素、投资回报率等等。做企业家的基本驱动力是成就驱动,也少不了名利。但我也看到,那些真正优秀、义利并举、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都能够穿越这些,不滞于此,有更深的思考和行动,而不是流俗。 从宏观到微观,我想说:我们的时代正在发生深刻的“范式变化”,企业成长与发展的基点也从财富驱动转向价值创造。尽管我们的商业社会还有相当多的野蛮、粗放、透支、欺压、坑蒙拐骗割韭菜,可以说是“商业强盗主义”和“商业流氓习性”,但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可持续的价值创造、对利益相关者的负责、用创新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潮流,也将从整体上带动企业家群体的“质变”——即用市场化和创新的方式,从商业维度上为社会带来真善美,以及生活福祉的持续改善。 这就是好的市场经济和好的企业家。 这一趋势也将受到年轻一代消费者的加持。他们反对low的东西、反对虚伪、反对一成不变,追求酷、追求美、追求环保和安全。之前,我和一家世界级服装品牌的CMO交流,他们所做的消费者调查表明:越是年轻的消费者越关注环保,比如一条裤子在生产过程中有多少耗水量和碳排放?如果能从面料和工艺角度,节水减碳,消费者愿意支付更多一点的价格。 一个人们更愿意为“好”而买单的时代,已经到来。 4 几个关于“质变”的感受 更具体地来说,如何感受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的质变呢?不想长篇大论,只说几个特别明显的感受。 过去去过一些老板的办公室,像篮球场、羽毛球场一样大,哪怕企业高管来了也毕恭毕敬,很紧张地说话,中基层员工几乎和老板没有直接交流,有的老板出去买个首饰、剪个发也要先清场以待。现在一些企业家没有独立办公室(特别是互联网公司),或者办公室就是会议室,主要用于开各种会议,办公室的面积普遍都很小,创始人的办公室基本和其他高管一样大,企业家在办公室进出时,和员工的样子并无二致,并非一个特殊的存在。 去的办公室多了,我产生了一个猜想:企业的竞争力和企业领导人办公室的面积成反比。 当然,不同企业不能一概而论,但那种外显的、讲排场的老板风格越来越不受社会待见,则是肯定的。我到各地调研,在不止一个地方都听负责招商引资的领导说:“某某来一次就是私人飞机,专门给我们打电话调整航线,架势大的不得了。某某来了是轻车简从,来去我们都不知道。但年底算账,前者往往一塌糊涂不兑现,后者则给地方交了厚厚的税。” 和银行的朋友交流,虽然他们有时不得不受到地方政府的协调压力,但什么样的企业主要靠“负债依赖型的资产扩张”、靠“领导打招呼救急”、靠左手倒右手“充大”,什么样的企业有技术、有市场、有能力,基本不需要银行,只是为了建立常态关系才稍微贷点款,也帮银行完成任务,他们心里头门清。 和媒体的朋友交流,大家对于什么样的企业是守信的、言行一致的,什么样的企业是虚胖的、充满隐患的,也清楚的很。 资深财经媒体人马红漫曾经找我做一个节目,说他发现80、90后一些新锐企业家特别低调,很难邀请到他们接受采访。我说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在社交化的移动互联网年代,“产品即广告”,你有好产品、好服务,就会有口碑,被用户自发分享到社交空间。所以专注于打造精品就是最好的广告之道。他们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媒体宣传。反而某些按照传统模式宣传,动不动就是一堆夸耀大词的企业,吹的越厉害,用户越是从反向去理解。 5 做正确的事,真正成为有价值的企业 历经40多年改革开放,身处百年未遇之大变局,面对社会分化、技术双刃剑等诸多新挑战,今天的创业者和企业家都有必要静下心来,问自己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 你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有没有真正为市场、为社会创造价值?有你无你,市场和社会会不会有一些差别,而且是朝向更好方向的差别? ● 追求财富天经地义,但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增加社会成本?如果增加了,有没有想方设法加以弥补? ● 追求财富天经地义,但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增加社会成本?如果增加了,有没有想方设法加以弥补? 我认为,这些问题才是企业存续的根本。把这些问题想透了,真正成为有价值的企业,商业回报也是自然的事,就像刘永行先生为东方希望订立的价值观中的一句话:“在其中,随其后,随之而来”。 要做正确的事,就要遵循国际社会的商业文明通则。宁高宁先生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当他们(指优秀的跨国化工公司)在讲ESG的时候,我们还在讲工厂会不会爆炸、工厂会不会出事。我觉得和他们差很远,未来我们需要更多的科学、理性地、全面地国际对标。不光是对盈利、回报率、规模的对标,还要对标过程,包括员工、创新、新产品所占销售比例、周转速度、国际化程度、市场份额稳定程度,还有各类技术指标。” 要做正确的事,就要奉行长远主义,忍得住一时的艰苦和寂寞。海尔总裁周云杰先生前不久给我分享了一组数字:海尔1991年开始以自有品牌出口,踏上国际化之路,25年亏损,2016当年才打平,但目前在美国的业务已经有接近5%的净利润率。当年很多企业做冰箱,做的就是冰箱,而海尔冰箱做的是海尔。这就是追求。对这种追求的坚持,定义了企业的区别。如今,很多做冰箱的企业都不见了,坚持做品牌的海尔则成为这个领域的世界第一。 要做正确的事,就要勇于向高处行、向难处行。TCL在2004年前后收购了法国汤姆逊的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的手机业务,因消化不良遭遇重大挫折,李东生本人在2007年甚至被《福布斯》中文版评为“中国上市公司最差老板”,在“十差”中排第六。 但他并未屈服,而是在2009年决定投资“高投入、长周期、重资产”的液晶面板行业,创立了华星光电,十余年艰苦奋战,苦练内功,TCL华星已经成为液晶面板行业最具竞争力、没有一年亏损过的强者,并在2020年收购了曾是行业标杆的三星苏州面板工厂。 李东生告诉我:“当年那一轮收购的最大教训,本质是我们的能力还不行,华星十年磨一剑,把核心能力建立起来了。当然,我们还只是在液晶面板领域实现了领先,在大屏和小屏OLED领域还落后于三星和LG,一点都不能放松。” 在中国经济的新时代、大时代,我们需要更多的企业和企业家,进行拉升自己境界的深度思考,实现自我的超越、升级和再造。 和博世、西门子、英特尔等跨国公司交流,了解他们的成长历程,我发现,中国企业要赶上和这些世界级企业还存在的差距,最主要的就是需要时间。绕不过去,没有任何捷径。就是时间,以及耐心和恒心。 财富如烟云,价值才恒久。有些路终究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难而正确的路。然而想透了,这也是最为易行的路,就如王阳明所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随心而行,不是最通常和简单的路吗? “我们这个时代企业经营者的宿命,就是要去干烟花背后的真正提升基础服务品质的苦活、累活。干难的活、干累的活、干慢的活。”相信左晖的话,在真正的企业家群体中,必能共鸣。(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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