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王朝为什么选择“与士大夫治天下”？

包伟民 吴铮强2020-10-09来源：《宋朝简史》

“与士大夫治天下”是宋朝政治的基本格局。唐末五代以来，武人跋扈，拥兵自重，割据地方，战乱不断。宋代统治者以史为鉴，建国后很快解除武人节度使的行政权与兵权，将中央和地方兵权收归到皇帝手中，形成了枢密院—三衙的统兵体制。

包伟民 |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吴铮强 | 浙江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导 读

近年来，宋史热在互联网世界逐步兴起。曾有人提问：你最想生活在中国哪个朝代？不少答主给出的答案是宋代。理由则是商业繁荣、市民文化发达、文人幸福指数高，等等。宋代文人文化、文官政治是一个颇值得挖掘的话题，下文即节选自新版《宋朝简史》：

【文/包伟民、吴铮强】

一、与士大夫治天下

皇帝与士大夫共同构成宋朝的统治阶层，两者之间形成特殊的政治文化关系。熙宁四年（1071），赵顼与王安石共同主持的变法运动进入第三年，文彦博反对变法，向赵顼抱怨“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赵顼困惑地问，变法对于“士大夫诚多不悦”，但对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纠正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一）言下之意，文彦博认为皇帝应该首先维护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从而与赵顼的观念产生了差距。

“与士大夫治天下”是宋朝政治的基本格局。唐末五代以来，武人跋扈，拥兵自重，割据地方，战乱不断。宋代统治者以史为鉴，建国后很快解除武人节度使的行政权与兵权，将中央和地方兵权收归到皇帝手中，形成了枢密院—三衙的统兵体制。作为禁军统领机构的三衙只有管理军队的职能，不得参政议政，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作为中枢机构、握调兵权的枢密院，长官一般由文臣担任。少有的几次例外，如宋仁宗时行伍出身的名将狄青进入主枢密院，遭欧阳修、文彦博等文臣极力反对与压制；南宋初年韩世忠、张俊和岳飞进入枢密院，成为赵构剥夺大将兵权的阴谋对象。赵宋王朝将长治久安的期望寄托于文臣，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大批文人充实官僚队伍，将武人排挤出权力核心，形成宋代政治所谓的“重文轻武”局面。

宋王朝选择“与士大夫治天下”，首先是因为文臣比武将容易控制。大量平民士人进入仕途，他们的权势完全依赖朝廷的提拔，除了依附皇权，别无政治资源可言，对赵宋王朝自然感恩戴德、誓死效忠。范仲淹倡言“是进亦忧，退亦忧”，既体现士大夫自负天下的精神，也是对“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反动，是宋代士大夫依附皇权的反映。

“与士大夫治天下”，还能有效限制后妃、外戚、宗室、宦官对皇权的威胁与侵蚀。后妃在生活上与皇帝最为亲近，在政治上最容易接近权力核心。宋朝号称消除女祸，但太后临朝称制或者裁决立嗣的现象持续不断，真宗皇后刘娥、仁宗皇后曹氏、英宗皇后高氏、神宗皇后向氏，分别在仁宗、英宗、哲宗、徽宗初年垂帘听政，神宗皇后向氏、高宗皇后吴氏、宁宗皇后杨氏，也在徽宗、宁宗、理宗的继统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

为防止后妃势力威胁皇权以及士大夫的统治，禁止后妃与外戚、大臣交结，宋朝建立后妃叙迁、俸禄、门荫的严密制度，更严格限制称制太后权力的膨胀，如仁宗初年太后刘娥称制，参知政事鲁宗道对刘娥评价说武则天“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反对立刘氏七庙，又以“夫死从子，妇人之道也”，反对太后辇乘先于皇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英宗朝赵曙因病不能理政，韩琦先请曹太后听政，赵曙病有好转，韩琦便强行撤帘，逼曹太后还政。

宋朝对外戚、宗室、宦官同样严加防范，一般只授予寄禄官或闲散官，不得任侍从与宰执，不准领兵。即便如此，宋朝仍有宦官王继恩、李宪、童贯领兵，外戚韩侂胄、贾似道与宗室赵汝愚拜相的情况出现。徽宗朝以来至于南宋，权相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相继出现，多数权相出自士大夫阶层，代理皇权而行专制，意味着“与士大夫治天下”体制出现变异并存在危机。毕竟赵宋政权本身出自武人集团，与士大夫阶层的社会基础并不重合，两者的联合统治主要是相互利用的关系。

二、独具特色的设官分职制度

宋朝通过极为复杂的职官制度管理文官武臣，以确保官僚系统为皇权服务。

宋朝职官制度形式上承袭晚唐五代旧制，实际上陆续有诸多重要变革。宋朝官员一般都有“官”和“差遣”两个头衔，有的官员还加有“职”衔，此外，还有一些荣誉性的虚衔。“官”指正官或本官，用以标识官员的官阶级别，又称“阶官”或“寄禄官”。宋初以唐朝三省六部等官称定品秩、俸禄、章服、序迁，如仆射、尚书、侍郎、大夫、郎中、员外郎等，这些官名与官员的实际职务无关，只表示他们的级别。“差遣”是官员的实际职务，又称“职事官”，常带判、知、权、直、试、管勾、提举、提点、签书、监等字，如知县、参知政事、直秘阁、判祠部事、提点刑狱公事，也有不带上述诸字的差遣，如县令、安抚使。阶官按年资升迁，如不担任差遣，一般不能领取俸禄，差遣则根据朝廷的需要和官员的才能进行调动与升降，决定官员实际职权的是差遣而非阶官。

宋神宗元丰时期，以《唐六典》为蓝图，重新设置官署以及官员的编制、职权、官阶，以使官称与实职统一，另以旧文散官的名称确定文臣25等官阶，徽宗时又有增设，北宋末年文臣的寄禄官共有37阶。“职”一般指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秘阁的职称，如大学士、学士、侍制等，又可作为高级文臣的兼带，称“贴职”。元丰改制，撤销三馆及秘阁馆职，另设秘书省职事官，自秘书监丞、著作郎以下，皆称馆职。

宋朝文官按官阶分为选人、京官和朝官三等。选人是低级文官的总称，北宋前期又称幕职州县官，官称比较混乱，徽宗崇宁年间改为选人七阶，即承直郎、儒林郎、文林郎、从事郎、通仕郎、登仕郎、将士郎，此后名称又有变化。选人经过考核（磨勘），有5位官员的推荐，并符合其他条件，才能升为京官、朝官。选人改京官、朝官，初任一般担任知县。京官比选人品级略高，未必在京师任职。朝官是可以朝见皇帝和参加宴坐的中高级官员的总称。武官官阶则分使臣、诸司使、横班三等。

宋朝官制又有爵、食封、食实封等虚衔。爵，从王至开国男12级；食封，从1万户到200户分14等；食实封，从1000户到100户分7等，可按实封1户每月领取钱25文。此外，又有勋官，自上柱国至武骑尉12级；功臣封号，有推忠、佐理等3类40种；检校官，有检校太师以下共19级；宪衔，有御史大夫以下共5级，等等。

过多的虚衔使宋朝的官称非常复杂，高级官员的官衔往往由寄禄官阶、散官阶、差遣、封爵、食封等按规定顺序组合而成，如《资治通鉴》第一百卷司马光的系衔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充集贤殿修撰、权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上柱国、河内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封四百户、赐金鱼袋”，分别是司马光的贴职、文散阶、寄禄官阶、馆职、差遣、勋、爵、食封、食实封、赐的官衔，其中只有差遣“权判西京留司御史台”是司马光的实际职务。

宋朝官员的除授有三种形式。最重要的官员由皇帝亲自任命，称为“特旨除授”，其对象包括宰执、台谏、侍从官，三司、三衙及开封府长官，在内诸司如内侍省、入内内侍省、皇城司的长官，以及一些重要监司、州府的长官等。高级文官由中书门下（政事堂）除授，称为“中书堂除”，主要“为官择人”。大量中低级官员则由吏部注拟差遣，称为“吏部差注”。此外，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始，允许川峡、广南、福建及荆湖南路等八路转运司比照吏部差注条法，自行除授本路州县幕职官，称“八路定差法”。有些事务繁杂的部门，也允许自行辟置职员，然后上报朝廷备案，称为“奏辟”或“辟差”。

宋代官员的俸禄，可以分为本俸、添支与其他。本俸包括俸料、衣赐与禄粟。俸料是月俸钱，又称料钱；衣赐是春冬衣料，每年一给；禄粟则是粮食，每月一给。添支是按差遣及贴职增添支给的钱和米、麦等，又称职钱、贴职钱。此外，在京差遣有餐钱，外任地方官有职田，无职田地方官有茶汤钱，各级机构有用作招待费的公用钱。

高级官员又有茶酒厨料、薪炭、盐、随从衣粮、马匹刍粟等。如宋仁宗朝，宰相、枢密使的俸禄包括：每月料钱300千，每年衣赐春、冬服绫各20匹、绢各30匹，冬绵100两，每月禄粟100石，随身衣粮70人，每年薪1200束，炭1600秤，盐7石，还每月提供纸、马料等。一个不满3000户县县令的俸禄则有每月本俸10千，无衣物，禄粟月给3石，职田4顷。

宋朝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官员退休制度，一般文臣年七十、武臣年八十便主动请求致仕，因此有宋真宗时知苏州孙冕官厅题诗：“人生七十鬼为邻，已觉风光属别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谋泉石养闲身。”（《湘山野录》卷上）官员致仕一般都升转一阶，致仕官员据此领取半份俸禄。

网友精彩点评

爱爱

水浒的社会大背景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商品经济大发展的市井社会，是一个密不透风的尘网。在这个尘网之中，除了最基本的情欲，以及满足情欲的精密计算（世故），已经没有一丝超越性的理想和浪漫了，这是一个历史终结的时代，让人气闷。这也是一个各行其事的，为利益相搏的，高度原子化的社会崩解的时代，是凶险江湖。在这个江湖中，没有了可以依赖的有序的组织，也失去了伦理教化，是赤裸裸的相砍相杀，危机四伏的丛林世界。是沉醉于情欲化的丛林世界的天荒地老，不知今夕是何年。水浒小说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而具有了伟大的悲剧感。谁懂得水浒（还有金瓶梅，三言二拍，红楼梦），谁就懂的宋以后一千年，弥漫于中国的精神内核的根本气质，生命失去了激情和对于美好的想象力，悲凉而无力。谁明白了这一点，谁就会知道，中国人的生命之流必然会指向共产主义，一扫这个宋以来的沉闷，衰老的时代。

威廉伯爵

按说文人掌权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文书能力、数理知识和统计学眼光都是调控经济和生产活动必须的东西，然后照理就应该是人手不够用之下建立义务教育了，完完全全的水到渠成之事，等走到这一步不说征服世界，至少把辽和吐蕃这两个还在游牧和半奴隶制之间游走的割据政权灭了不是什么难事了，金和蒙古更是连发家的机会都不要想有。

然而结果却完全不是这样。同样是少数集权官与巨量冗官集合成的官制，王莽把自己玩死了，赵宋却硬是能利用大量的冗官配合科举玩准入制分赃，把文人集团强行从社会中下层抽了出来，用抢状元之类的花活收割掉了其作为一个整体向上进步的生命力，这个只能说是反屠龙术玩得实在太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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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论汉武帝，谓：“孝武帝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资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吴裕垂《历朝史案》讽刺司马光说：“宋人竭中国之财力，纳币赂寇，偷安旦夕；致使生民左袒，肝脑涂地。退而渡江航海，竟以议和误国。则武帝所为，又岂宋人所能议乎?”

作家不若君

葬送明朝的不是特务机构，正是代表东南地主阶级利益的士大夫，削减东南商锐，摊派农业税，外战无能，大明在有特务机构的万历连赢三场大战，在废除特务机构的崇祯迅速崩盘，就是士大夫的功劳，所以崇祯临死时说“大臣皆可杀”

张123活着

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是灌溉农业的华夏文明与草原文明的斗争史。大唐早期，降水带就开始南移了，武则天时期的两京之一洛阳就是例证，这是大环境。这一时期，大唐在“武德充沛”中使得草原文明融入华夏的，即使是在大唐后的五代十国时，草原文明也是华夏文明自居，试图再次完成大一统，然而历经几百年的战乱到赵匡胤时，已然人伦崩溃，戾气十足。降水带南移下，宗室大族纷纷躲避战乱南下了，大一统后大宋修文没有错，这里也有融入华夏的草原民族，但是那时，大一统下没有民族之分。要知道整个中亚还是大草原，天灾来临时，窥伺中原那是常事，只有“武德充沛”干架才有大唐时期的局面，然而在降水带南移下，耕种面的已然缩水，蚕桑养殖本就是南方老本行却丝毫没有影响，也就这时，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了，换回来的是大量金银珠宝满足政治精英的穷奢极欲。所有普通老百姓成为挣金银珠宝的工具，“耕者有其田”成为泡影！至此华夏文明与草原文明的斗争成为政治集团内部的事情，直到蒙古崛起，大元开始了，元不是融入，而是把治理草原的方式移植到中央文明中，于是民不聊生，朱元璋问世了，可是大明还是政治集团主导结果是满清入关。有人大言不惭的说“华夏文明没有尚武精神”，本身就是一伪命题，否则华夏文明早都没了。上下五千年年来，政治精英集团始终坚守，民间刻进骨髓的生产方式。自信来自于丝绸之路回流的金银珠宝，然而正是这金银珠宝使得华夏的对外斗争成为政治集团的事情，而非“全民动员”。是丝绸之路禁锢了百姓的自由，从降水带南移开始。我们的丝绸之路掏空了世界的金银珠宝，从那时起，世界其他地方开启了没完没了的战争，只为得到中国的丝绸。上千年的火并为了杀人，于是兵器不断改进，直到鸦片战争，还是政治精英集团对外作战。准确的说，是战争催生了科学技术，而非“自由民主”，这是科学技术最原始的动力，当下的美军就是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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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宋想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是不得不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从商鞅、吴起变法到王安石变法，再到张居正变法，最大的阻力是谁，不是皇权，而是以贵族、门阀、士大夫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除了于外族之间的斗争外，一切斗争都是围绕皇权与贵族、门阀、士大夫的利益之争而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皇权与国家利益、老百姓的利益更一致，而贵族、门阀、士大夫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随时随地出卖和牺牲国家、民族利益！

这点，即使到了现今世界依然如此，比如现今的美国为什么让人感觉昏招连连，怪事不断，一副王朝末年的模样，无非是以大资本家为代表的的既得利益集团过于强大，国家利益需不断让步于大资本家利益，大资本家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之上而已！

就像赤壁之战时鲁肃劝孙权的那样，一个国家的消亡，损失的永远是国家、民族与人民的利益，而既得利益集团却可以随时随地投靠新主人，甚至在国家、民族的消亡中，在人民的苦难中谋取更大更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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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没有发展经济和生产力。也没有探索和征服周边区域的欲望。大量的人力物力耗费在现在俗称的内卷当中。导致军事实力反而有所下降。号称百万，八十万的军队在抵御外敌入侵的时候严重拉胯。南宋相对于北宋更加可悲，在创造和生产上没有任何成就，空有仁人志士却始终偏安一隅。抑武崇文本身没什么问题。封建王朝担心政权被武力颠覆自然会自发的对武人实行打压。但是文却不是代表科技和生产力，而是无休止的党同伐异和内部斗争。甚至可以说，没有那帮背后捣鬼的文人，北宋其实是可以以武解决边患的。未战先虑败，未败先虑合，甚至私下通敌卖国。文人的风骨何在？再加上后期政治腐败内忧外患。变法思变而未变，外敌环伺而未寇。所谓的士大夫阶级有数不尽的锅。

咸涩仙人

崇祯时期，官僚已经僵硬了，没得救了。明朝出现东厂西厂，就是开国朱元璋 朱棣不信任官僚集团，不想和士大夫共有天下，沿用元朝的特务机构，最后葬送了明朝。其实南明的经济相当不错，崇祯可以跑到南明。可惜崇祯多疑多变，恩薄严苛，士大夫都离心离德。

东厂西厂的作用其实和现在的反贪局是一个道理，监察百官，后期变成了皇帝的捞钱工具，说到底为什么李自成起兵，因为苛捐杂税收太狠了，因为连年兵败，李自成发现大明边军也就这鸟样，因为皇帝拿不出钱，或者钱发不下去镇灾，说到底不是上面和下面的问题，而是中间出了问题。苛捐杂税谁收的，当官的，皇帝的钱谁发下去，当官的，最后搞成这样谁的错，当官的。所以崇祯的朕不是亡国之君，尔等皆是亡国之臣，说的其实也没错。西厂东厂被裁撤之后，少了魏忠贤这种狠人，的确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再说回南明，皇帝跑到南明，那就是做傀儡，说到底他的兵和将都没了，兵和将都是听南明那帮东林党的人，钱再多，也是地主的，你看看北京被破的时候多少人拿钱了，你就能猜得出南京被破的时候多少人会拿钱的，万一崇祯真的没死，跑到南京去了，以他的性格会甘愿做傀儡，而且北京这个事情，崇祯肯定对东林党完全不信任了，说不定到时候东林党们还会上演一出请皇上归天的戏码。反正钱保住了就好，皇帝他们还真不在乎是谁，人人都是水太凉，就没水太凉了。

落雕都督

关键在于宋朝“得国不正”，因为“得国不正”中央朝廷缺乏足够的权威，就搞不来编户齐民。

编户齐民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全国的土地最大限度的集中在皇帝手中，全国只承认皇帝这一个大地主，皇帝之下的王侯将相都是间接获得分配利益的二地主，在这种土地所有制的安排下，皇帝以授田的方式将土地交给农民耕种，并收取赋税，授予农民耕种的田土不能自由买卖，或者只能少部分买卖，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耕者有其田”，保证了劳动力与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充分结合，国家财政收入得到根本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得到根本保证，对内对外都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然而，由于宋朝“得国不正”，无法把土地所有权从各地豪强地主（士大夫）集中到皇帝手里，因此宋朝的土地政策是“不抑兼并”，也就是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才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经济基础。因为全面放开土地自由买卖，宋朝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大部分被士大夫阶层截取，而国家财政并不充实，因此无论对外用兵还是对内救灾，都使不出力。黄河泛滥、辽金南下，实际上都是宋朝国家财政匮乏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后果。

不错，归一完全负责制就是中央为公集权制，维持住最关键最大的生产资料土地国有公有制，其他能打王朝至少初始是践行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送……一开始就是各种农民起义。

老子道德经归纳好的中华的归一中央集权为公的国体：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而以为正。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候王无以正，将恐蹶。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候王自称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故至誉无誉。是故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