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中国的能源安全与可行战略

张文木 云阿云智库•能源安全

导读：2017 年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2018 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天然气进口国。2018 年中国进口原油 4.6 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 70.9%，天然气进口量 1254 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升至 45.3%。

对能源消费大国而言，能源安全概念直接与能源供给的程度相联系。一国的能源安全程度将直接由该国能源供给对能源需求的满足程度来确定。自近代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问题，更多的是能源问题。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每次能源危机过后，接踵而来的就是经济危机。

长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在相当的程度上受到能源供求关系的制约。1993年我国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1996年中国原油进出口逆差出现。此后中国开始意识到能源安全问题。

2004年是中国政府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国家发展目标的一年，也是国际能源出现危机的一年。伊拉克战争后，国际能源形势骤然恶化，国际油价创历史最高水平。与此同时，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对外依存度及相应风险也持续飙升。这不可避免地要影响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发展目标的实施。为此，未雨绸缪，加强中国能源安全的研究并制定可行能源发展战略，将直接关系到国家发展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一、中国能源安全的基本矛盾

（一）经济多极化发展引起的能源消费与需求不平衡运动是当前国际能源体系的基本矛盾

资源问题本质上就是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永是围绕着人类基本的生存问题。“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紧张程度往往是国际资源紧缺程度的反映。

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占据高势能经济地位的优势国家对全球或地区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控制和汲取的过程。在中世纪，农业是占优势地位的生产方式。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资源，人口是生产的基本动力。地多粮就多，人多税赋来源和兵源就广。兵多粮多，国家就强大。因此，这时国家崛起和帝国扩张的过程基本都是掠夺土地资源的过程。近代资本大国崛起和资本帝国的扩张，在不同的时期对资源有不同的需求。在资本主义早期，市场是资本国家崛起的稀缺资源，于是就有了资本中心国家用血与火开辟殖民市场的历史。这一时期，国家力量的大小是以殖民市场的拥有量为标志的。在当时各资本主义大国中，英国是领土最小，而拥有殖民市场最大的国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维持几百年的日不落大不列颠帝国。为此世界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70年代，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并成立了主权国家。80至90年代，这些独立国家，尤其是以中国经济为主动力的亚洲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并在这种发展中为西方资本中心国家提供了拥有巨大潜力的新兴市场。由此造成生产力在北美、欧洲，特别是亚洲的巨大发展，这使国际资源需求由市场转向常规矿物资源。这样，常规矿物资源，尤其是其中可作动力燃料的能源，便成了这一时期国际间激烈争夺的稀缺资源。

从1990-2000年间，世界能源生产总量大于消费总量，这说明，世界能源生产与消费在总量上不存在短缺性矛盾。从另一面看，世界能源消费与需求发展的不平衡日益突出，消费重心与需求重心日渐出现分离。消费增速较高的地区，大多都不是消费总量较大的地区。原来欧美为世界能源消费大户的同时也是需求大户，到20世纪末欧美仍保持消费大户的同时，亚洲已成为能源需求力最旺盛的地区，亚洲地区生产和消费总量1990年至2000年间分别增长37.3%和45%；欧洲分别为111.1%和49.4%；北美地区分别为8.2%和17.3%。其中，欧洲、亚洲能源生产消费增速最快，亚洲能源消费增长远远快于能源生产的增长，而北美地区在保持能源消费大户地位的同时，能源生产缓慢，远远跟不上消费总量的增长。世界能源需求中心正在从欧美地区向亚洲地区转移。而在能源消费构成中，即以原油的液体能源消费最快，其中亚洲液体能源消费增速远远高于北美、欧洲两大地区。

这种国际能源消费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尤其是亚洲地区能源需求的持续走高的趋势，使美国在克林顿后期日益将能源问题列入国家战略议题。2000年下半年美国加州发生数次局部轮流大停电，使美国政府对能源问题的紧迫感愈发强烈，2001年至2003年小布什借“9·11”事件，发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军事力量直插世界石油储量最丰富的中亚中东地区。

“9·11”事件，是南北关系冷战后严重激化的重要标志。它进一步证实了邓小平同志的基本判断：“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冷战后南北问题进一步激化的根源在于目前世界资源即包括能源在内的世界常规矿物资源总量的严重短缺，以及目前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资源配置体系的严重不合理。这在美国军事力量深深插入中亚之后，对海外能源供给依赖日益严重而海外利益的自保能力严重不足的中国将造成巨大的能源安全的政治压力。

（二）中国国内能源安全面临的主要是结构性矛盾

能源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21世纪初中国能源安全的基本形势是供需总量大体平衡，但结构性矛盾突出。具体表现为：

1．能源平衡差额负增长持续扩大，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受能源供给和需求变化的制约。但在不同时期，能源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方面是不同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能源安全形势，发生了两大转变。1980～1990年的十年间，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能源因素是：能源消费不足，除1987～1988年经济过热及1989～1990年经济调整特殊时期外，中国能源生产总量大体高于能源消费总量，出口量远远大于进口量。而每次经济下滑，都与能源消费增长不足有关，而与能源供给不足无关。可以说，这10年中我国的能源形势基本是安全的。但从1990年起，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保持7%以上的增长的同时，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开始接近生产总量，能源进口量大幅上升。到1992年能源生产总量已略低于国内能源消费需求总量，2000年能源生产与消费总量缺口迅速拉大，从1992年的-1914万吨扩大到-23309万吨。2001年起，中国能源生产增长加快，到2003年已近能源消费总量。但能源进口已从1990年的1310万吨扩大到2002年的15769万吨，出口从5875万吨扩大到11017万吨，进出口分别增长1103.7%和87.5%。同时能源平衡差额负增长持续扩大：从1990年的-2565万吨标准煤增长到2002年的-3903万吨标准煤。这说明，中国能源在供消总量大体平衡的同时，总消费已大于总供给，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年进口量占年消费量的比例）迅速增大。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已亮起红灯。

2．清洁能源需求增大，结构性矛盾突出。中国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扩大的原因在于其内部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目前，在我国使用量最大的煤、石油、天然气和水电常规能源中，产需矛盾比较突出的主要集中在清洁高效能源品种，尤其是石油品种生产的增长不能满足迅速扩大的国内需求。

1981年～2003年，原煤始终是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的主体，也是中国能源结构中最稳定的部分。在1980年到2003年的能源生产消费结构的变化中，煤炭、天然气、水电供需比重大体平衡。在清洁能源中，原油生产和消费比重严重失衡：从1980年到2003年，石油生产在能源生产总量中的比重从23.8%下降到15.2%，而石油消费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从20.7%上升到22.7%，而在前两年即2001年曾达到24.3%。时至2016年，中国原煤生产和消费均大幅下降，在清洁能源中，天然气、水电（2016年这部分被统称为“一次性电力及其他能源”）两项均呈平衡中上升的态势，而原油的生产和消费在大幅下降的同时，其生产和消费的比重却严重失衡，二者之间的差值高达10.1%。这样大的差额显然是通过扩大原油进口来弥补的。从这些比重关系的变动中可知，清洁能源需求增大，及由此引发的结构性矛盾是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矛盾，而石油短缺是我国国内能源安全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

尽管近20年来我国石油产量有很大的提高，从1980年的10594.6万吨增长到2002年的16700万吨，但从1994年起石油生产开始不能满足石油消费的需求，1993年起进口量开始大于出口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按年均9.7%的速度增长，原油消费按年均5.8%的速度增加，而同期国内原油供应增长速度仅为1.67%。1993年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此后进口量逐年增大，尤其是“九五”期间，石油进口量从1996年的4536.9万吨增加到2002年的10269.3万吨，进出口逆差从-1840.9万吨扩大到-8130.1万吨，增长了341.8%。2015年中国进口原油达到39748.6万吨，出口5128.2，进出口逆差-34620.4，与2002年比，进出口逆差扩大了3.26倍，生产和消费平衡差额扩大了3.17倍。我国石油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加大。

另外，我国石油储量和产能接替的难度尚未缓解。据国家石油工业“十五”规划提供的数字和结论显示，尽管我国第二轮资源评价表现出“我国石油储量开始进入稳定增长期”，但随着勘探程度不断提高，新发现的油田规模总体呈变小趋势，而且新增探明储量中低渗透与稠油储量所占比例逐年加大，储量品质变差，新增及剩余储量可动用性较差。全国剩余可采储量为23.8亿吨，储采比为14.8，已开发油区储采比只有10.9。根据开发油田的一般规律，在这样的储采比配置下，稳产处于临界状态，上产难度较大。同时，在役油田稳产难度加大。主要产油区目前已进入中后期开发阶段，主力老油田进入高采出程度、高含水率双高开采阶段，主力油田挖潜效果减弱，稳产难度加大，采油成本上升。

2003年初中国地质科学院发表报告指出﹐除了煤之外，后20年中国实现现代化，石油、天然气资源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前储量的2至5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主要油田都已接近生产结束期。到2020年﹐中国需要进口5亿吨原油和1000亿立方米天然气﹐分别占国内消费量的70%和50%。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我国现有海外影响和外交控制力不变的情况下，在中国石油需求对外依存度增大的同时，我国石油安全风险也相应增大。

由上分析可以得出三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结论，目前中国能源安全现状明显表现为如下递进式矛盾结构：一是国内清洁能源，特别是石油的需求大于供给，供求矛盾呈刚性上升。二是中国能源安全问题并不主要是供给总量与需求总量的矛盾，而是由清洁能源供给不足引发的结构性矛盾，这是中国能源安全问题中的主要矛盾。三是石油又是中国清洁能源中需求增长最快而供给能力日益严重不足的品种，因此，石油短缺是我国国内能源安全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

二、中国石油安全环境严重恶化

（一）世界石油产需总量平衡，石油需求中心与消费重心不平衡发展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2004年国际石油陷入危机是国际石油需求，尤其是亚洲石油需求大规模增长所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和全国石油委员会委员，并担任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的能源市场经济学家菲利普·弗勒格（Philip Verlger）就当前的石油危机发表看法，他说：2004年世界上出现了两个新的主要角色，影响到全球的能源需求，这就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90年代，这两个国家的能源消耗只有每天350万桶，占全球石油消耗的5%。但是13年后，也就是2003年，这两个国家的石油消耗量翻了一番，在全球石油消耗中所占的比例超过了10%。显然，弗勒格将当前石油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和印度的石油消费的大规模增长。

但近十多年的世界石油产需总量数据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1993年世界石油生产和消费量分别为3187.0百万吨标准油和3139.3百万吨标准油，产需平衡差额为48百万吨标准油；

2003年世界石油生产和消费量分别为3697.0百万吨标准油和3636.6百万吨标准油，产需平衡差额为60.4百万吨标准油。10年间，世界石油生产总量和消费总量保持着产量略大于消费总量的大体平衡。

这说明两点：

1．亚洲能源消费并没有造成世界石油的生产与消费总量的失衡，当然也就谈不上是亚洲能源消费增长造成当前的世界石油危机。

2．2004年底高居50美元左右的石油价格，并不是所谓世界石油总供给与总消费失衡所致，更不是所谓亚洲消费量增大而致，而是由于世界石油资源在确定的国际配置体系中以亚洲为主动力的石油需求中心与以西欧、北美为主的消费重心相分离所致。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能源“需求中心”与“消费重心”统一于欧美国家并摆动于欧美之间。20世纪90年代后，亚洲崛起造成亚洲能源需求强劲增长，并使世界“需求中心”与“消费重心”相分离。这正如饥饿的人有巨量需求但不一定有巨量消费。这种需求与消费的分离，而不一定非得是粮食供给不足，也能造成粮食价格上涨，进而造成饥荒——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得出的重要结论。目前在世界石油供给总量仍大于需求总量的情况下，人口最多、石油需求最旺盛的亚洲地区却不拥有更不能控制相应的可用于消费的石油存量。这种有需求而无相应消费供给量的现实，是当前石油价格上涨的深层原因，而产生亚洲国家这种能源需求与消费相分离从而消费“权利失败”的根源，恰恰是由北方国家不惜通过战争强力垄断的不平均的国际能源配置体制。

（二）石油需求中心向亚太转移，中国在获取海外份额油方面遇到更激烈的竞争。

由于高沸点、高能量和低污染的品质，石油日益成为支配世界能源消费的重要部分，在未来20年内石油仍将在世界能源消费中处于领先地位。1991至2001年间，世界石油生产与消费迅速上升且大体平衡，但地区不平衡性十分突出。

北美洲一直是世界石油消费第一大户，但10年间，其消费总量在世界石油消费总量中的比重只上升了0.2％，同期石油生产比重却下降了2.3％。亚太地区能源生产和消费是世界增长最快的地区，10年间该地区能源产量占世界生产总量的比重下降了0.4%，但其消费总量却增长了4.7%，其增速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成为世界石油消费第一增长大户。中国和印度是亚太地区石油生产和消费大国。

亚太地区这种石油产量比重增长滞后，消费比重却大幅上升的反差现象，预示着该地区石油供给短缺及由此引起的对外依存度将持续扩大。这是中国能源安全不可回避的矛盾。

能源自给能力及其需求对外依存度，是评估一国能源安全环境的两个关键标志。从1993年开始，中国的石油消费、生产、进口和进口依存度（年进口量占年消费量的比例）逐年增大，其间中国将在获取海外份额油方面遇到更激烈的竞争。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预测还是比较保守的。2018年中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2018 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的数据披露：“2018 年中国进口原油 4.6 亿吨，对外依存度升至 70.9%。”

（三）美国石油生产滞后，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将持续增高。

美国石油消费占全球石油消费的1/4强，而美国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则超过50%。因此美国石油供给形势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能源安全环境。美国石油产量和消费总量近10年来出现较大缺口，并且储量也大幅下降：1991- 2001年美国石油产量从4.22亿吨下降到3.49亿吨，下降了17.3%，而同期石油消费则从7.66亿吨上升到8.96亿吨，上升了17%，占2001年全球消费总量的25.5%；1989～1999年美国已探明石油储量从336亿桶降为286亿桶。在已过去的10年里，美国在石油产量大幅下降的同时，石油消费量大幅上升，这使增加石油供给成为美国外交重要议题。1990年美国借伊拉克战争在沙特、科威特获得常驻基地；此后美国军事力量随美国外交日益向中亚地区汇聚。1998年美国用“战斧”巡航导弹打击阿富汗境内目标，1999年美国肢解南联盟，2001年美国大兵强入阿富汗，2003年美国以“莫须有”的理由入侵并占领伊拉克，导致伊拉克形势严重动荡，油价一路飙升，国际能源环境进一步恶化。

三．经济全球化挑战中国能源安全

（一）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石化工业压力增大

石油化工工业是我国重要的支柱产业。近年来我国石油化工工业发展速度较快，主要产品产量已居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加入WTO将使中国的石油市场及我国石化工业面临巨大的冲击和压力。

我国石油化工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虽大、品种虽全，但投资和技术水平、生产成本、质量均不理想，精细化工产品对进口的依赖性大。我国国产成油中高档润滑油仅占总量的10%，质量和品种均与国际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加工汽油中的硫、芳烃、苯含量不能完全满足国际市场要求；高附加值产品比重低，如国外合成纤维差别化率为30%至40%，我国只有10%。我国目前化学工业中，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精细化工产品所占比重仅为35%以上，而传统基础化工产品所占比重在50%以上，国内相关行业升级换代所需高档化工产品大量依靠进口。我国乙烯装置平均规模为21万吨，最大为45万吨，远低于国外先进水平。

中国加入WTO后，外商进入成品油分销市场，国内石油石化产品市场饱和乃至过剩局面更趋严峻，一般石油化工产品投资回报率下降趋势不可逆转。这将使我国石油化工工业投入资金的回收周期延长，投资风险增大。另外，外商拥有贸易权和分销权后，将直接在中国国内设立贸易机构和分销网络，这不仅可以降低进口产品的经营成本，而且依靠其高质量的服务和管理优势与我国石油化工企业进行技术人才和管理全方位的竞争，使我国国内企业在一段时间里处于更为不利的经营地位。另一方面我国国内也存在着优质能源天生不足的问题。我国国内原油“以重油居多，含蜡量高，提取轻油的技术要求高于世界其他一些富油国”。国际上对发动机燃料提出越来越严格的环保要求。这将迫使我国在一段时间里对国外精炼产品技术及其产品有较大的依赖，并使中国石化工业面临十分严峻的竞争。

造成上述我国能源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原因，是国际环保压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清洁能源的需求持续增大。但与国际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能源结构中清洁能源所占比重还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说明中国对清洁能源的需求趋势十分强劲。

数据显示，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能源消费结构正好呈反向变化。表中发达国家能源消费结构均以清洁能源消费为先。在石油、天然气、原煤三大能源品种中，前二者是美、法、英能源消费的主体部分，即使在煤炭资源丰富而石油资源不足的德国，石油消费也是处于绝对优先的主体地位。中国消费结构正好相反，其原煤消费远远高于本国其他一次性能源消费量，居于绝对优先的地位。1997年后，我国煤炭生产总量开始下滑，其原因是洁净能源供给和需求增大。这说明，环境保护的压力是能源产业面临的基本压力，也是促使我国能源结构发生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而国家计委和原地矿部曾联合牵头组织各有关工业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的对我国主要矿产资源对2010年国民经济建设保证程度论证工作后得出结论认为，到2010年我国煤炭资源可以保证需求并且有出口潜力，而石油、天然气则不能满足国内需求，需靠进口补缺。2017 年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2018 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天然气进口国。2018 年中国进口原油 4.6 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 70.9%，天然气进口量 1254 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升至 45.3%。

（二）“入世”给其他常规能源供给带来新压力

1．世界煤炭工业迅速发展已使我国煤炭生产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支撑，目前约占一次能源构成的67%以上，远高于国际24.37%的平均水平。但同时我国煤炭生产仍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组织结构不合理。2000年全国矿井平均每处产煤只有3万多吨，国有重点煤矿平均年生产能力80万吨，市场占有率不到0.5%。没有形成产、运、销一体化综合经营体系，经营效益受外部条件严重制约。二是技术和装备水平低。全国煤矿非机械化采煤占60%，大中型矿井生产设备老化，中型煤矿生产技术水平极低，生产工艺落后，破坏和浪费现象严重。三是产品单一。2008年，中国采煤机械化程度仅为45%，远低于世界主要产煤国家80%～100%的先进水平，煤炭科技进步对煤炭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4%左右。2000年全国原煤入选比重只有35%，大量原煤未经加工直接燃烧，洁净煤技术开发利用进展缓慢。煤炭产业链短，高附加值产品少。四是国有煤炭企业受煤炭市场价格下滑影响，处境困难。国有重点煤矿整体亏损，煤款拖欠严重。自1996年起我国原煤产量大幅下滑，从1996年的13.96亿吨跌至2000年9.98亿吨，回到12年前即1988年的水平。2002年中国煤炭产量才勉强接近1996年水平，达13.8亿吨。

另一方面，世界煤炭工业迅速发展已使我国煤炭生产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近年来世界煤炭工业通过兼并联合和跨国经营，竞争力增强。主要产煤国家中，前三四家煤炭企业市场的占有率提高到40%以上。德国矿井平均生产规模达到280万吨，英国180万吨，煤炭生产技术向遥控和自动化发展，煤炭工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目前日本、美国及欧盟国家开发洁净煤技术已先后进入工业化应用阶段。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能源供应将在一个更加开放的体系中配置，国外优质低价能源进入我国市场，将对我国技术和管理及与发达国家比尚不具备竞争优势的煤炭企业发展形成相当大的压力。

2．天然气在我国勘探和开发利用都相对落后

目前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远低于24%的世界平均水平和8.8%的亚洲平均水平。2002年中国天然气产量在能源生产总量中仅占2.6%，天然气消费在能源消费总量中却占2.2%；2016年，中国天然气生产总量占能源生产总量中的比例提高到5.3% ，消费在能源总消费中的比例提高到6.4%。2017 年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之后，2018 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天然气进口国，并且这一趋势还将继续。2018 年进口原油 4.6 亿吨，对外依存度升至 70.9%，天然气进口量 1254 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升至 45.3%。我国天然气预计可采储量7万至10万亿立方米，可开采95年。但同时我国天然气工业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绝大多数天然气产区地质条件复杂。如产层薄、含气丰度低和埋深大、地表条件恶劣，这使得上游成本投入高。另一方面，我国集中于西部的天然气产区和集中于东部的消费区相距较远，管输费用高，占气价比例较大。这使得我国天然气价格偏高。其次我国天然气消费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天然气主要用于化工、油气田开采和发电等工业部门。它们天然气消费所占比例在87%以上，但天然气作为工业燃料的气价承受力差，而气价承受力最大的居民却在天然气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不到11%。目前全国有配气管网的城市少，新建和改扩的资金用量大且难以保证，这无形中加重了天然气工业压力。

3．中国电力生产使用清洁燃料的成本将不可避免地大幅提高

目前我国电力生产主体部分是火电，而原煤是其燃料构成中的主体部分。在清洁能源中的水电与核电生产量在一次电力生产总量中的比重在大幅提高：2002年，我国水电产量与核电产量在一次电力生产总产量中仅占2.4%与0.2%，到2015年水电产量与核电产量占当年一次电力总产量中的比重分别提高到4.2%和0.6%。其中，中国只在水电方面居于世界的前例，核电则远远落后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这可从世界主要国家的总装机容量及核电在其中的比重比较中可以看出。

2000年中国电力总装机容量及水电装机容量及热电、水电、核电各项在其中的比重，与1998年的美、加、法、英、德几个发达国家相比，热电和水电均居第二，但核电装机容量则远远落在其他发达国家后面，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发展核电在中国具有相当大的开发空间和潜力。鉴于中国热能生产以高污染的煤炭为主要原料，而石油和天然气又不可能大规模进口被用于电力生产，因此，未来中国电力生产中，用于煤炭洁净技术的及发展其他清洁发电燃料的成本将不可避免地大幅提高。

4．中国海外能源依存度增大的同时，对海外能源运输安全保障的能力却严重不足

能源安全，说到底是国家能源的对外依存度与国家对国际事务的政治、军事参与和控制能力之间的比例关系。对能源供给短缺国家而言，国家石油安全系数与国家对世界事务的外交和军事参与及控制能力成正比，而与该国能源需求的对外依存度成反比。一国能源对外依存度越大，对外军事外交参与能力越小，则该国石油安全系数就越低，不安全的风险就越大。

对于现代国家而言，国家参与和控制世界事务的能力，就其核心部分而言，是海军在世界范围自由行动的能力。目前在世界各大国中，中国海上政治军事参与控制能力相对较弱，与此相应，在同等对外能源依存度的国家中，中国能源安全系数也较低。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大大高于中国，但美国对世界事务的外交和军事控制能力居世界各国之首，因此，美国能源安全风险系数大大低于中国。

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目标，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必将加快，石油需求将继续呈强劲增长态势。如不采取积极有效的能源战略，我们就不能保障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已达70.9%和45.3%海外能源进口安全。目前，国际石油主要出口地区是中东，以10万吨位级的油轮从海路运输到中国，在国际矛盾紧张的时候，是否可以顺利地通过已经极为繁忙的马六甲海峡都是疑问。显然，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的增长以及中国对海外能源利益的强力维护手段不足等现实，将增大中国能源安全的风险及化解这些风险的资本支出。

中国加入WTO，对中国能源而言，意味着其生产与消费参与全球能源配置体系，其安全也融入国际安全体系。目前中国的能源供需已融入世界。2001年中国原油进口来源地区及份额分别为：中东地区 56.2%，非洲地区22.5% ，亚太地区14.4%， 欧洲中亚地区 6.9% 。这说明，中国能源安全已成为世界能源安全体系中的一部分，中国能源安全与国际能源形势的变化发生着互动关系。据估计国际油价每提高1倍，美国国内的GDP就会下降2.5%左右；每桶石油价格上升10美元，每年将给美国经济造成500亿美元的损失，经济增长率将减少约0.5%，美国国际石油政策基本上所依靠的是维持自由获取中东与波斯湾石油的机会和波斯湾地区的出口自由地进入世界市场的机会。它对世界能源丰富的地区及由此运输到美国的海上交通线有绝对的政治军事控制力，而“目前中国海军还不能够确保海上能源交通线的安全，过分依赖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石油和单一的海上运输路线使得中国石油进口的脆弱性比较明显。如果遇上特殊情况，正常的石油进口可能无法得到保证，国内的人民生活、经济运行乃至国防都会受到重大影响”。鉴于中国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对国际能源提出的巨大需求，以及中国海军严重滞后于中国能源海外依存度扩大的不平衡态势，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中国能源安全在国际能源安全体系中将是极其脆弱的，在世界各大国中，中国面临的能源安全将是最缺少保障和最没有底线的。

四、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能源安全政策

中国能源安全形势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就开始由80年代的总量平衡的矛盾转化为主要是由环保压力引发的结构性的矛盾，尽管其他能源品种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类矛盾，但中国石油需求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与中国海外利益军事保护手段严重滞后，是当前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基本特点。

对此专家们提出加大参与国际石油市场竞争力度，大量增加海外份额油的方案，以及与之相对的 “我国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不能采取依靠进口石油的政策”方案，另外还有诸如提高天然气消费比重、节约能源、建立石油储备基地、加快西气东输工程、大力发展如风能、太阳能等再生能源的方案。但总的说来，这些只是一种补充性的方案，并不能解决我国能源的基本安全问题。

这里的关键性问题是，中国能源安全政策可否选择欧美大量依靠海外进口的模式，尽管这是一个最好的模式。对此，笔者认为是不可以的。这是因为欧美解决能源问题的前提是强大的制海权，而这恰恰是中国短期无法扭转的弱项。马汉说：“商业影响需要通过在各地部署海军来得以存在。”这话对我们理解欧美能源与海军关系以及破除将能源问题理解为纯经济行为的误判，是绝对有帮助的。

在国际能源运输方面，与世界其他大国相比，中国是绝对依赖海上运输的国家。

在国际能源运输中，只有中国是绝对依赖海上运输的国家。尽管中国对能源的需求潜力远高于其他国家，但在海上运输通道控制方面，中国却几乎没有控制力，而美国又是拥有绝对控制力的国家。这表明中国在国际海上能源安全体系中今后较长时期内，将不得不处于依附性地位。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如果选择欧美大量依靠海外进口的方法来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那无异于将自己的发展命运托付给一个没有安全保障的世界，这将使中国的能源安全更加脆弱。

另一方面，如果退回煤动力时代也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造成高昂的环保成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火电发展迅猛。1979年全国火电装机容量为4390万千瓦，1998年全国火电装机容量为20988万千瓦，2008年底，全国火电装机容量由1998年的20988万千瓦猛增至60132万千瓦，约占总容量的75.87%，作为清洁能源的水电17152万千瓦，仅占总容量的21.64%。[41]我国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1999年为1857万吨，到2003年则猛增至2159万吨。工业废气排放量从1999年的126807亿标立方米，到2003年已增至198906亿标立方米。使用清洁能源以阻止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我国新型能源开发的现状是，除原油外，我国开发技术较为成熟的和用量较大的有原煤、天然气和水电。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核能。我国风能和太阳能资源虽丰富，但大规模开发仍受诸多自然条件的限制。比较这诸多能源品种，原油、天然气属高热值、方便和洁净能源，但国内自给能力严重不足。随着消费量的持续上升，大规模进口引起的国家能源安全对外依存度不断增高，这将使我国经济承受如油价变动、地区冲突、国际突发事件乃至霸权国家对我国可能实施的经济制裁等风险的能力更加脆弱。中国水电开发技术较好，发电量和装机容量也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开发具有相当潜力，但它与风能和太阳能一样，受天气、水文、季节、地质及生态等自然因素制约较多，自然风险也不可忽视。

鉴于目前我国对世界能源丰富的地区的实际控制力及海上能源运输线路的军事自卫能力非常有限，而采用英美石油安全模式，将我国能源安全建立在提高海外依存度的方法又不可能，因此将能源对外依存度保持在合理的范围，立足于科学利用本国现有能源优势，尽力提高能源自给率，从中近期看来，是降低中国能源安全风险的可靠方法。

科学的能源安全政策应是对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科学总结的结果。我国石油消费在能源总消费中的比重从1962年的6.6%增长到1978年的22.7%；煤炭消费比重则从1962年的89.2%下降到1978年的70.7%。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发生两次石油危机，各国政府开始关注能源安全问题，纷纷调整其能源政策，降低石油消费；我国于1977年提出压缩烧油的政策。1978年到1988年我国石油消费在能源总消费中的比重从22.7%下降到17%，煤炭消费则从70%上升到76.2%；1989年中国经济进入紧缩调整阶段，1990年石油消费比重下降至16.6%，此后国际国内环保呼声日高，石油消费比重持续上升，到2003年我国石油消费比重再次达到1978年22.7%的水平，而同期煤炭消费比重则从1990年的76.2%下降到67.1%。[45]此间，特别是1993年中国首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人们又旧话重提，中国能源安全又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石油替代成了中国制定能源安全政策时考虑的重点和制定外交政策时的重要议题。

历史的经验表明，符合中国国情的能源安全政策应是安全和环保原则的统一，洁净、安全和高效应是中国能源政策的目标，而独立自主应是我国能源政策的立足点。从中近期看，具体政策选择有如下三点。

首先，立足本国优势能源，开发和推广清洁煤技术。中国地矿富煤贫油的特点，决定煤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是中国能源的支柱产业。尽管煤炭是一种高污染的能源品种，但与20世纪90年代初即煤炭再次受到冷落的情况不同，目前洁净煤技术比如水煤浆技术、煤气化技术及其他洁净煤技术在我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家能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十五”规划已提出未来国家推广洁净煤技术，重点发展大型、先进的煤炭洗选加工技术、煤炭液化技术、大型煤气化技术、水煤浆制备和应用一体化技术、大型循环流化床技术、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IGCC）技术、高效低污染燃煤发电技术等，随着我国洁净煤技术日臻成熟及其产业化程度的提高，煤炭将仍是保证我国能源供应安全的支柱产业。

其次，大幅度提高核能消费比重。从更长远的能源安全政策考虑，在不断替换的能源链条上，仅仅将煤炭作为降低中国能源供给风险的唯一战略资源还是不够的。洁净煤技术只能减少而不能消除粉尘和二氧化硫的排放，况且煤炭超度开采也会影响到产地的地质结构和生态环境。鉴于此，根据发达国家能源发展经验，发展核能是今后应当考虑的重点选择之一。核电是一种不排放任何温室气体的高效和耐久能源。有几种核电堆型，如压水堆、沸水堆、重水堆都是比较安全可靠的。世界核电发展的经验证明，发展核电是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选择。2004年全球核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16%，而主要工业发达国家核电比重更大。法国核电已占全国电力生产总量的78.1%，日本占29.3%，英国占19.4%，美国占19.9%以上。而中国仅占2.2%（2003年）。中国有丰富的核能资源，天然铀及其加工能力已初具规模。核燃料循环工业的各个环节相互配套。中国已能够自主设计制造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的成套设备。1991年12月，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主建设的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成功，结束了中国无核电的历史。“九五”期间，中国开工建设的核电机组就有八套，2002年，秦山二期一号机组并网发电；广东岭澳核电站一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秦山三期（重水堆）核电站一号机组成功并网发电。预计这八套机组全部建成后，中国的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900万千瓦，约占全国总发电能力的3%，并形成浙江秦山、广东大亚湾、江苏田湾三大核电基地。尽管如此，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核电还有很大的距离，同时这也说明中国核电发展具有很大的潜力和空间。火力发电是我国用煤第一大户，适当加快我国核电发展，对于我国在按照洁净、安全、高效的原则推进能源替代战略，大幅提高能源自给率，减少对外依存度带来的风险，确保我国能源供应持续安全的供给，具有深远意义。

最后，加快海军建设，扩大国际合作。历史表明，生存资源的稀缺到什么程度，大国关系就会紧张到什么程度，而海军是国家对世界产生实际影响力并由此分享国际资源份额的决定性的因素。因此，一国的能源安全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它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的解决多是以军事为后盾的。现代海军是伴随国际贸易而同时出现的，而海军先行又是英美国家扩展国际贸易的基本路线。根据历史经验，未来中国在国际能源体系所拥有的相应份额，最终并不以商业谈判技巧而是以海上军事力量的大小为保证。目前中国扩大国际能源市场的步伐较快，而由此产生的维护中国已获取的国际能源利益的军事自卫手段却严重滞后。根据自科索沃战争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没有海军保障的国家海外利益增长，随时都有被海上军事强国强行中断乃至终断的可能。从近代西班牙、荷兰与英国，英国与早期美国，乃至与中国清王朝冲突的经验看，军事，特别是海上军事较量是大国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终极手段。阿富汗战争后，北约力量大幅进入与中国能源进口关系密切的中亚地区，美国沿中国周边意在封锁中国海权扩展的链条日益收紧，这对中国未来的能源进口安全将形成巨大的制约，对此要早作准备，不然我国通过正常的国际经济活动而迅速扩大了的包括能源利益在内的经济利益，将会在因海军力量不足而大面积地丧失。

五、简单的结论

第一，中国能源的稳定增长是其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而90年代以来中国能源出现的基本矛盾并不主要是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而主要是由以石油天然气为主的清洁能源需求增长而引发的结构性的矛盾。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并不主要是这些年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日益严重的国际国内的环保压力。造成这些环保压力的也并不直接是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生态问题造成的日益巨大的环保成本对经济发展造成的间接压力。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迄今持续增长的中国能源需求正在突破中国国内能源供需平衡基点，随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的推进，中国能源供需国内平衡将被打破并对国际能源进口由相对依赖关系转为绝对依赖关系。由此，保证持续增长的中国能源需求将是未来中国外交政策长期不能回避的重要议题。

第二，如前分析，不惜通过战争强力维持的不合理的国际能源分配制度是造成目前居高不下的石油价格的根本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能源需求中心与消费重心统一于欧美地区，其间能源需求中心与消费重心不平衡变化导致70至8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石油价格刚性上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国家崛起，在目前世界石油供给总量仍大于需求总量的情况下，人口最多、发展最快、油气资源贮量最丰富并对世界财富增长贡献越来越大，从而石油需求最旺盛的亚洲地区却不拥有可满足其消费的石油存量。在目前北方国家强力维护的不平均分配的能源格局不改变的情况下，世界，尤其是亚洲地区能源需求的持续增长，将使大国关系持续紧张。

第三，2004年的能源价格飙升将使国际非石油能源需求及新能源投资增大。长期以来，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在原煤、原油之间此消彼长。从1957年到1980年中国石油生产和消费占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比重从2.1%和4.6%增至23.8%和20.7%，原煤生产和消费则从94.9%和92.3%降到69.4%和72.2%。此后中国原油生产和消费一路下滑，到1995年降至16.6%和17.5%，而原煤生产和消费则增至75.3%和74.6。

造成这种油降煤增现象的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世界石油危机。1995年后，国际油价日趋稳定，中国石油生产和消费再次飙升，并于2000年接近1980年水平；与此同时，原煤生产和消费则降至66.6%和66.1%。2004年国际石油危机再次出现，据历史经验，今后世界能源生产消费将再次向非石油产品倾斜，中国开发核能及其他非石油清洁能源的投资应大幅增加。

注 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