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与“台湾因素”

张建华  云阿云智库•统一大业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3期

作者：张建华

【摘要】自甲午战争后，台湾问题始入中俄关系视野，在新中国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中更存在着明显的“台湾因素”。在苏联存在的69年内，苏联政府始终坚持了“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但是在利用“台湾因素”方面却几欲诡诈，为已所用。

【关键词】中苏关系；台湾问题；台湾因素

【作者简介】张建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史研究中心主任，专业研究方向为俄国(苏联)思想文化史，中俄(苏)关系史(北京　100875)。

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重要一页，也是最复杂的的一对双边关系。政党与国家的双重关系，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的多元内容，文字论战与军事冲突的多样形式，杂陈于在这一双边关系之中。在谈及中苏关系史时，不能忽视冷战和美苏争霸的国际大背景以及相关国家和地区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时隐时现的“台湾问题”和“台湾因素”。

本文所谓“台湾问题”专指苏联对台湾的历史状况、文化传统、政权性质、国别归属和国际地位的认识;“台湾因素”专指中苏关系各相关国家和地区处理与台湾关系的方式以及台湾当局的外交活动对中苏关系产生的影响。概观地讲，在苏联存在的69年内，苏联政府始终坚持了“一个中国”的立场，但是在“台湾因素”上却几欲诡诈，为已所用。

本文利用俄罗斯部分解密资料，试图描绘出中苏关系背后的“台湾因素”之梗概。

一、初入俄国—苏联视野的台湾与台湾问题

1895年甲午战争清廷战败后，与日本签订《中日马关条约》，被迫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银二亿两。随后又发生了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事件。自此，台湾作为中国境内的岛屿，第一次进入列强争霸的战略视野之中。台湾(福摩萨，Формоз)也正是自此时为俄国人和沙皇政府所识知。1895年5月15日，俄国外交大臣罗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Лобанов-Ростовский)通报沙皇尼古拉二世:“福摩萨居民通过清政府表达了愿意处于俄国控制之下的愿望。”[1]然而，日本政府给俄国政府正式照会表示:“日本承认福摩萨海峡作为大国际海上通道的意义，因此这个海峡处于日本特别监督和利用范围之外。日本天皇陛下政府保证不将澎湖列岛(Пескадорскиеостровы)和福摩萨割让给任何强国。”[2]1895年10月18日，俄国驻日公使照会日本外务省，表明沙皇尼古拉二世对日本这一解释完全满意。

1895年至1915年是日本统治台湾的“始治时期”[3]。日本殖民者允许恢复或重建在 台湾的外国使馆。1896年俄国驻台湾领事馆建立，首任领事是德国人保罗·舒伯特(ПаульШаберт， Paul Shabert)。

台湾各地各族居民发起了英勇的抗日运动，日本殖民当局苦不堪言，也遭致国际上的嘲笑。因此曾经在1897年的日本国会中出现“是否要将台湾以一亿元卖给法国”的讨论，称为“台湾卖却论”。[4]

在台湾抗日运动中，出现了台湾加入俄国的呼声。林里琴(ЛиньЛи-чен)是台湾抗日运动的一个领导人，在台湾宣布成立共和国之后，他在给华俄道德银行总经理乌赫托姆斯基公爵[5]的信中表达自己的愿望，希望沙皇政府“派兵并且永远接纳台湾人加入俄国国籍。”[6]但是这封辗转寄到华俄道德银行驻华上海总部的信没有起到实际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台湾成为日本侵华和在太平洋地区实施军事行动的主要基地。1937-1942年，苏联援助国民政府122·5万美元，向蒋介石军队派出了4000名军事顾问、专家和飞行员。苏联顾问团团长保罗·雷恰戈夫(ПавелРычагов)、安德列·雷托夫(АндрейРытов)与苏联驻华武官保罗·日加列夫(ПавелЖигарев)[7]、驻华航空师师长米哈伊尔·德拉文(МихаилДратвин)获取在台北附近建有日军空军基地的情报后，决定派费多尔·波里宁(ФедорПолынин)上校率12架轰炸机在1938年2月23日苏军建军20周年纪念日对台北实施空中打击。事后，已成为苏联空军上将的波里宁回忆:“这一天飞行员起床并不是像过节一样，因为时间太早了。必须再一次检查飞机，调整误差，装填炸弹，确定航线和目标，雷恰戈夫才允许起飞。应该特别地指出，飞行航线是极其机密的，任何一个中国地勤人员都不知道。我们伴着朝阳来到了波光鳞鳞的台湾岛上空。氧气已经没有，我们几乎窒息，但是不能降低高度，因为丢了高度，也就失去了安全距离，这一点谁都知道”;“日本人把飞机看成他们自己的了，因此高射炮沉默着，空中没有任何不利于我们的情况。我们散开并且在平静状况下按事先计划开始了有目的的轰炸。炸弹落在日本飞机上，停有军事运输船的港口上。飞机场被烟雾笼罩着。”[8]这场战斗，苏联空军摧毁日本战斗机40架和3年的燃油储备。1938年11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波里宁上校苏联英雄称号[9]。第二天，南京报纸报道:“年轻的中国空军在外国飞行员的指挥下对设在台湾岛的日本空军基地实施了飞行行动。”因为没有点出外国飞行员的名字，很多人猜测是在国民党空军中任军事顾问的美国人施米特(В·Шмитт)。1938年4月4日，日本政府通过驻苏大使重光葵(Сигемицу)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М·М·Литвинов)抗议苏联直接给予中国军事援助的行为[10]。

应该指出，从19世纪末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台湾与台湾问题，在俄国和苏联政府的视野中，因其特殊的殖民地历史(早期为荷兰占领，后期为日本占领)，并未直接将其归结为与中国历史和中国主权相关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台湾与台湾问题在苏联政府和苏联人的视野中发生了根本变化。

二、1949-1966年:中苏共同利益背景下的“台湾问题”与“台湾因素”

1949年7-8月，刘少奇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秘密谈判。刘少奇表示中共将“撕 破上海防线并且占领福摩萨”[11]。为此请求苏联在6个月至1年内为中共训练1000名飞行员、300名机械师，并出售给中共100-200架战斗机， 40-80架轰炸机，帮助中共建立一支远洋舰队。刘少奇表示中共计划在1950年下半年完成占领台湾的行动。但是，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极大的谨慎并回避立即作出答复，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决定将给予美国人干涉中国事务以口实。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访问苏联时再次请求苏联给予中共解放台湾以帮助。毛泽东说明了1950年解放台湾的计划，并且表示由于岛内居民的起义和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将很容易地取得胜利。然而，斯大林再一次回避毛泽东提出的问题，他担心违反《雅尔塔协定》有关远东格局的规定而触怒美国。对于中共领袖提出的“为加速占领福摩萨派出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的请求，斯大林表示:“不排除给予援助，但是援助的形式值得认真考虑……至于说到军事工作人员和教官，我们可以随时提供。剩余的需要考虑一下。”[12]斯大林进一步向毛泽东建议从前国民党陆战队中寻找愿意帮助中共的志愿人员，依靠他们在台湾岛上组织秘密起义。毛泽东不满意苏联领导人的暗示，他坚持苏联要促成建立专门海军。随后苏联方面表示:“中国海军舰队干部可以在阿尔都港口(Порт-Артур)得到培训。你们提供人，我们提供军舰。受过培训的中国海军干部将乘这些军舰返回中国。”[13]对于苏方的回答，中共是不满意的。周恩来在1950年2月访问苏联时第三次重提台湾问题。2月4日，周恩来与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Н·А·Булганин)元帅和瓦西里耶夫斯基(Васильевский)元帅、施坚梅科(С·Штеменко)将军和斯拉文(Славин)将军进行了会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和驻苏使馆军事随员张斌(БяньЧжан)在场。在中国领导人请求苏联支持中共占领台湾的行动时，布尔加宁的回答极其明确:“至于说到福摩萨，我们将考虑你们的计划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我们不能直接参加这一行动。我们痛骂并且还将痛骂美国人干涉中国内部事务。我们不想自己陷入那种地步。如果我们直接参与这一行动，这将被看成是直接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而这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好处。我们的参与仅能体现在提供教官、物资和自己的委员会的住所方面。或许这也是你们所希望的。”[14]周恩来没有放弃努力，他表示：“苏联不应该直接参加解放福摩萨的行动，但是似乎能够在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军事服役人员中找到军事志愿者。”布尔加宁立即拒绝：“这种可能性绝对没有。我们可以向航空学校和海军学校派出教官，以培养你们的干部和提供部分的物资，如果这是必须的。从人民民主国家中同样不允许招募志愿军。我想，这将为反对上述国家以及反对中国的人所利用，并且这将是美国人加强对国民党军事援助的借口。需要尽快地培训中国的干部。”[15]至此，苏联在台湾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多多少少得到了表明。

几乎与此同时朝鲜北部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45年8月15日，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军配合苏军，解放了北纬38度线以北的领土。1948年8月15日，美国支持的李承晚集团宣布成立大韩民国。朝鲜劳动党在1948年9月9日建立了金日成领导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共多次要求解放台湾统一中国的愿望未得支持的事实相反，金日成从1949年5月起就从苏联那里获得了“向半岛南部进攻”的坚强支持，通过武装途径统一朝鲜[16]。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1950年6月25日，双方同意苏联部长会议向中国提供防备国民党空军从台湾起飞袭击上海的防空体系，尽快派出以巴维尔·巴基茨基(ПавелБатицкий)中将为首的为数4000人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到中国。其中有106歼击机航空师(其中配有米格-15)，歼击机的第29航空团，配有拉-15歼击机的第351航空团，配有图-2轰炸机和伊尔-10强击机的第829航空团，以及配有利-2飞机的运输航空团，第52高射炮师团和其他物资装备。很快苏联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和专家人数增至3600人。从1950年2月20日至10月20日，苏军飞行员和苏联高射炮兵在中国上空击落国民党军队的轰炸机3架，歼击机4架。苏军飞行员的参战区域受到严格限制，即不能超过上海东北70公里的范围。参战飞机上的苏军标识一律涂掉，苏军飞行员不许配戴身份标牌，不许穿苏联军服，只能穿中国空军服装，空中联系时不许讲俄语，只能讲汉语或英语。1950年5月16日至18日，苏军驻华总指挥部保障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战区解放国民党占领的丘山岛[17]。

据第351航空机械师成员尼·巴拉夫科夫(НиколайБоровков)回忆，他们为登陆台湾准备了许多必需的物资，如各种漂浮装置，包括渔民的小船。6月初，苏联军事专家登上长山列岛，评估设在那里的工程设施，获得了一些战利品，其中包括国民党1950年4月所发情报通告。1950年5月21日，驻上海防空大队总指挥部长官维索茨基(Высоцкий)上校根据苏联空军空中侦察员和中国人提供的情报和资料制作了详细的台湾地图，上面标有空降兵可能着陆的桥梁和军舰登陆地点，地图被秘送莫斯科。收到这份资料后，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部对“中国军队登陆福摩萨”的计划作了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在苏联陆军中将施坚梅科与解放军空军司令刘亚楼的会晤中多次被谈及。登陆台湾计划的实施被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所打断，中国政府暂时放弃这一考虑而投入抗美援朝。[18]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杜鲁门政府在对华政策上转向强硬。美国政府试图利用朝鲜战争的时机，以“台湾地位未定论”为借口重新介入中国内政。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宣布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 合国的考虑才能达成。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1年1月17日通过了NSC101/1号文件，宣布对中国实施全面遏制，其主要内容有：阻挠中国取得联合国席位;纠集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禁运;阻挠西藏和平解放;加强对国民党军事和政治的支持。1951年5月17日，美国国会通过《美国在亚洲的目标、政策和行动方针》，将美国对台湾政策规定为:继续执行第七舰队的任务，向台湾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阻止台湾陷落”，提高国民党的威望和影响[19]。1953年下半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多次讨论对台政策，10月28日通过的NSC146/1号文件， 11月7日通过的NSC146/2号文件，都强调台湾在美国对华外交中的重要性，认为台湾是美国对中国长期实施遏制政策的重要工具。因此要“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甚至不惜冒着打一场总体战争的严重危险把台湾及澎湖列岛包括在美国远东的防御体系之中”。同年10月19日、11月6日，美国国家委员会又通过了NSC166和NSC/1号文件，全面论述了美国的远东政策。这两个文件强调：“一个强大的、有着严密纪律的、革命的共产主义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远东的权力结构”，大大地扩展了苏联的影响，缩小了美国的影响。因此，“美国远东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对付这种由于一个强大的敌对的共产党中国的存在及共产党中国与苏联的结盟所引起的权力结构的变化”[20]。

1954年7月23日，台湾海岸防卫队捕获了原计划由奥德萨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苏联石油运输船“陶普斯”号，42名船员同时被扣押[21]。由此在苏联与台湾之间发生一场外交危机，而台湾当局背后的推手自然是美国。

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以及对苏联在亚洲势力的挤压反而促进了中苏两党两国的结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中苏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致性。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离世。1953年至1955年，苏共党内高层展开路线和权力之争，赫鲁晓夫获胜。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是赫鲁晓夫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一支持的获得即来自于赫鲁晓夫1954年的北京之行。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率领苏共代表团(包括国防部长布尔加宁)抵达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祝活动。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苏军从旅顺全部撤走，苏联向中国提供长期贷款，苏联增加援助中国项目、中苏间铁路新项目等一系列协议。赫鲁晓夫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两岛也表示公开支持。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针对美国所谓的苏联不及时制止中共行动的指责，回答说不担心这一局部冲突转变成世界大战[22]。

1958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恢复对金门、马祖的炮击。如果说1954年台湾危机时，苏联驻华外交官只能利用中国媒体的情报的话，而这一次则开始直接分析来自台湾和香港期刊上的报道和情报。1958年9月5日出版的《真理报》上有文章强调，任何国家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动都将被看成是对苏联的冒犯并将遭到报复。

在此阶段，苏联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提出了有别于中共的解决台海问题的方法，即政治的而非军事的主张，并且试图影响中共领导人。苏中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也是影响50年代末两国两党关系的原因之一。

三、1966-1991:中苏失和后的“台湾问题”与“台湾因素”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都产生极大的影响，也极大地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影响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华政策。

在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和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中共党内的异常即为各国所关注。同年6月25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埃德蒙·赖斯(Edmund Rice)向华盛顿报告:“中国正在上演的危机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包括意识形态上的整肃，政治上的争论和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23]

苏联也几乎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第一时间对文革有了直接感受。1966年8月20日，在北京发生了红卫兵冲击苏联驻华外交官事件。随后发生了一系列的红卫兵冲击苏联和东欧国家驻华使馆事件。1967年1月25日， 69名从法国和芬兰途径莫斯科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在苏联红场列宁墓前与苏联警察及当地居民发生激烈冲突。

20世纪50年代，台湾在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计划中位居第二(日本第一)， 60年代美国对台湾的财政援助大大缩减。这一变化是有原因的。首先，为了削弱苏联，美国开始深入研究中国，力图加深中苏这两个曾经的意识形态同盟者之间的矛盾。其次，为了摆脱越南战争的困境，美国转向与中国接触的战略，目的在于促使中国作为美国与北越共产党政权和谈的中间人。第三，台湾狭小的市场无法与巨大的中国的大陆市场相比较，而这是美国企业家们梦寐以求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与中国政府签署《上海公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政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中苏军事和政治同盟关系破裂，文化大革命导致国内大规模动乱，给台湾当局以错觉，时任“行政院长”和“国防部长”的蒋经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次表示反攻大陆的有利时机已到。然而美国不想加剧它在亚洲的外交和军事困境，其目的仍然是继续促进台湾与大陆的对话。1966年9月，美国驻台湾大使麦克·康纳利(Michael Connery)在同蒋经国的谈话时表示:“美国传统的对华政策是不使用武力对抗大陆政权，到目前这一政策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为“美国还不确定大陆政权正面临崩溃，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仍完全掌握着局势。”[24]

自50年代中期的中苏两党之争逐渐扩大为两国之争。1966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长篇公报重申中共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拒绝在越南问题上与苏共合作。这份公报被西方观察家看作是中国党与苏联党关系彻底破裂的标志[25]。苏共中央在1966年12月12日至13日的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谴责“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决议，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彻底破裂。

在冷战日益加剧的国际背景下，在中美苏三国在亚太地区外交博弈的区域背景之下，在中苏关系破坏的特殊背景之下，台湾成为了苏联对付中国、牵制美国、染指亚洲的特殊对象。原本因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阵营分野几无可能接触的苏联与台湾从60年代末开始了试探性的秘密外交。台湾希望借此阻碍中美关系，苏联则希望借台湾问题来牵制中共并将此影响折射至美国。

1968年9月至1975年6月，神秘人物维克多·路易斯往来苏联与台湾之间事件即是此时期苏联与台湾秘密外交的一个典型事例。

维克多·路易斯(ВикторЛуис，又写ВикторЛуи)，他的另一个标准俄罗斯姓名是维达里·叶夫根尼耶维奇·路易(ВиталийЕвгеньевичЛуи)，但这并不一定是他的真实姓名。他于1928年2月5日生于斯大林斯克(Сталинск，后称诺沃库茨涅茨克Новокузнецк)，两岁时父母双亡，寄居当地孤儿院，后来祖母将他带到莫斯科。15岁时他成了“梅特罗波里”(Метрополь)宾馆的厨师助手，后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因参与政治活动被苏联政府关进劳改营，服刑直至赫鲁晓夫的“解冻”时代。维克多·路易斯聪明好学，在劳改营里学会了英语和土耳其语。他曾在巴西、新西兰驻莫斯科大使馆任职， 1956年起出国担任NBC及《纽约时报》记者，后来成为苏联著名的英 文记者，常驻欧美国家，为伦敦和华盛顿几家英文报纸工作。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曾请维克多·路易斯担任英文翻译。他是第一个将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通知西方的苏联记者。60-70年代的《美国之音》关于苏联的报道经常以“从独立的莫斯科记者维克多·路易斯那里得到消息”开头。他在70年代曾多次在国外采访包括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里卢耶娃在内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他曾两次申请到北京采访，但均未获中方批准。他在20世纪60年代至苏联解体前是享有盛名的“创作知识分子”的代表。西方和俄罗斯媒体称维克多·路易斯是苏联克格勃的将军、苏共中 央国际部的秘密官员，直接接受苏共和克格勃高层的命令。然而他的真实姓名、真实身份以及他与台湾接触的特殊使命至今未见俄罗斯官方资料证实。有俄罗斯学者称他在20世纪70-80年代苏联外交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主力中锋角色”[26]。

维克多·路易斯身高5英尺10英寸，仪表堂堂，娶英国女子珍妮弗为妻。80年代回国后，他和妻子在莫斯科开办一家出版专供外国人使用的指南和电话名录的出版社。维克多·路易斯过着“帝王”般的生活，苏联政府奖励给他二层楼的别墅，他像勃列日涅夫一样喜欢收集各国著名轿车，并且扬言“在我这里，汽车要比勃列日涅夫多得多”[27]。维克多·路易斯否认自己是克格勃工作人员，他曾对英国作家表示:“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老是说我是克格勃的上校呢?”[28]然而，俄罗斯记者推断，如此奢侈的生活，“要么是克格勃的将军，要么是苏共中央国际部的秘密助手，要么两个都是”[29]。80年代中期后他明星般的声望逐渐暗淡。1989年他在英国一家医院做了肝癌手术，1992年7月19日在英国克伦威尔医院做第二次手术时死亡。他的遗体在英国火化并埋葬在英国的瓦岗尼科夫墓地。

关于维克多·路易斯充当苏联与台湾之间的密使之事的种种猜测，早已见诸同时期的日本和欧美报刊。1995年5月21日至25日，台湾《联合报》全文连载了事件当事人、台湾前“新闻局长”魏景蒙日记《王平档案》(“王平”即维克多·路易斯的化名)，首次详细披露了这些秘闻。后来，李健在《王平档案》基础上完成了两卷本的《台湾与前苏联交往秘录》(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后来又有宋凤英的《冷战时期台湾与苏联秘密交往始末》(《党史纵横》2005年第4期)、《台湾与苏联的几次惊世骇俗的秘密接触》(《百年潮》2000年第2期)等。本文不再详细介绍史实过程，而是结合俄文资料述其梗概。

1968年9月，自称是《伦敦晚报》记者、持苏联护照的维克多·路易斯携妻子珍妮•弗在东京外国记者俱乐部“偶遇”台湾驻日本使馆的新闻参事卢为，他直接表示想去台湾游历并希望能与台湾高层会面。卢深感事关重大，立即报告台湾驻日大使陈之迈。陈立即向台湾当局新闻局长魏景蒙请示。台湾特务机构调查，维克多·路易斯曾因政治原因被囚西伯利亚劳改营10年。他不是苏共党员。熟识俄文和俄罗斯文化的蒋经国推断“路易斯”是少见的俄国贵族的姓氏。

蒋介石、蒋经国批准了维克多·路易斯的访台请求，委托魏景蒙具体负责，指示绝不能走漏风声。从10月22日中午化名“王平”(ВанПин)的维克多·路易斯乘华航班机抵台北到31日离台，维克多·路易斯与台湾当局高层官员包括新闻局长魏景蒙、新闻局联络室副主任罗启、经济部长陶声洋、国防部情报局长叶翔之等人举行了多次政治会晤。10月29日维克多·路易斯与蒋经国通过英语翻译进行会谈，目的是为免于美国人日后怪罪和怀疑。路易斯表示:“希望与台湾建立直接联系，并把联系位阶提高到大使级的层次。建议台北和莫斯科互设新闻处。希望台湾在短期内对大陆采取行动，苏联会在这件事上保持中立态度，不会帮中共。”蒋经国强调莫斯科应该支持国民党，他说:“当今中国大陆没有人可以继承毛，毛的接班人没有一个胆敢不反苏。毛泽东垮台后唯 一能够治中国的，就是国民党……果然如此，当我们在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时，莫斯科就会保持中立”;“我们的看法是，既然国民党是社会主义党，毛下台后，苏联干嘛不和我们合作”[30]。

1969年5月初路易斯从罗马打电话给台湾的魏景蒙，要求双方在上次会谈的基础上进一步商讨合作事宜。蒋经国批准魏景蒙为特使去维也纳会晤路易斯。行前，魏景蒙在蒋经国陪同下见蒋介石，蒋介石指示此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对方“以具体措词谈如何合作，以及应采何种步骤推翻毛政权”。5月14日，魏景蒙抵达维也纳，直至16日秘密会晤五次。

维克多·路易斯转达意见：“不论由台湾或任何中国之一部发生任何形式之争执，苏联认为是纯为中国之内政，与苏联无关，如形成内战时，苏联决不支持毛泽东。”[31]两人还商议下次见面可能的时间和地点，但均未定。5月27日，魏景蒙回到台北之后，向蒋介石汇报苏联方面急于举行高层会谈。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冲突逐步升级。但9月11日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长达190分钟会谈引起美国和台湾的猜测。9月14日，维克多·路易斯致电魏景蒙要求会面，双方约定10月2日或7日在罗马会面。行前，蒋介石指示魏景蒙转达他的意见:“在目前情形之下，中苏两国已经到了应作进一步增进双边友好关系。乙方如派员来台面商进行步骤及提出具体的建议，则双方就可切实合作，积极进行。”[32]然而当魏景蒙按时到达罗马时，维克多·路易斯爽约未见。事后，维克多·路易斯解释原因是上级担心会面将不合时宜，因为中苏边界谈判将于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

1970年10月30日至31日，魏景蒙和维克多·路易斯在维也纳再度会面。两人会谈两次，共8个小时。会谈主要集中在两大问题上:一，要求台湾为苏鹰派势力提供证据，说明毛泽东及其以后的中共都不可能与苏和好，以配合鹰派对华采取强硬立场。二，进一步探讨双方军事合作的途径，推动台湾加快反攻大陆的步伐。维克多·路易斯再次表示一旦国共交战，苏联将不支持中共。魏景蒙回台后照例向蒋介石和蒋经国将此行细节一一汇报，他对此次维克多·路易斯表现评价是“其态度堪称积极，惟有时表示作双方之掮客口吻”[33]。此后，两人停止会面。

三年多来，维克多·路易斯与魏景蒙每次见面均相当小心。魏景蒙晚年告诉女儿，他经常“先到一个旅馆，搭巴士，穿过小巷，再经过一个小餐馆，搭上另一路巴士，到了一个公园，身佩一朵花，手拿一本书，就这样才和对方见到面”[34]。维克多·路易斯每次也是化名“王平”，数次变换住处和电话号码之后才与魏景蒙见面。正如此时的苏联与台湾的关系一样，两人各怀鬼胎，唯恐事泄。然而，还是露出蛛丝马迹。1968年10月维克多·路易斯第一次秘密赴台后，东京的《现代亚洲》曾评价：“台湾与莫斯科的蜜月即将开始!”11月4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就刊登出“俄记者出现台北”的消息，报道:“路易斯是斯大林之女所写回忆录的穿线人，系在东京取得中华民国签证。除了台北以外，并访问了金边。路易斯离台时，拟顺道进入香港，但为港府所拒绝，理由是香港不欢迎任何苏联记者”[35]。

1969年3月5日，新华社就此事专发长篇电文揭露苏台之间的秘密外交:“苏修叛徒集团同七亿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匪帮正在加紧进行反革命勾结。不久以前，苏修叛徒集团派出一名‘记者’到蒋匪帮窃踞的我国领土台湾省登门朝拜，阴谋策划反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罪恶勾当。这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无耻挑衅。”电文还揭露：“1963年，他们公然让蒋匪帮作一个‘主权国家’在臭名昭著的所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报刊上把蒋匪帮窃踞的我国领土台湾省称作‘国家’，把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称为‘总统’。他们多次在刊物上刊印蒋匪帮的旗子。他们还无数次同蒋匪帮的‘代表’坐在一条板凳上开各种国际会议。现在苏修叛徒集团竟然派人到台湾省同蒋匪帮勾结，这是他们反华阴谋活动的一个新的罪证。”[36]然而迄今为止，无论是苏联政府还是俄罗斯联邦官方，均未公开承认或否认维克多·路易斯访台之事。

在此期间，苏联与台湾其他方面的接触也加强了。1969年苏联政府代表会晤了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张国英。在1969年5月保加利亚的国际旅游大会上，苏联代表会晤了台湾“旅游事业部部长”。苏联利用1973年和1974年分别在东京和莫斯科举行“亚洲和平与安全保障”讨论会的机会，同“日华民族文化协会”的头目久住忠男、末次一郎、小谷秀二郎等人频繁接触，并邀请东京大学教授卫藤沈吉赴苏讨论台湾问题。据香港《星岛晚报》透露，苏联诗人叶夫图申科于1973年6月在香港同“台湾代表”进行过一次“不留记录的秘密会谈”。苏联还通过驻泰国使馆人员，同盘踞在泰国北部的原国民党第93师残部进行了秘密接触。

1971年维克多·路易斯还向卢为转交了蒋经国夫人蒋方良姐姐托转的家信。1974年12月和1975年上半年，路易斯又先后两次赴台。因未有资料，不知其内容。日本的《现代亚洲》推断，维克多·路易斯1975年去台，是想了解蒋介石死后台湾的政局。

1973年2月17日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国民党人将把他们的一个或数个沿海岛屿，诸如佩斯卡多尔列岛(即澎湖列岛)，租借给苏联做海军基地，作为同莫斯科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交换条件。”台湾“国防部”发言人李长浩不得不于当晚发表“辟谣”声明。然而，同年5月12日(星期六)，苏联太平洋舰队的一支分舰队顺利穿过台湾海峡。5月14日，合众国际社记者评论说:“一支3到5艘战舰组成的苏联舰队，上星期六驶过台湾海峡，显然是致力于侦察中共的海岸防卫。”5月15日，台湾“国防部”发言人李长浩承认:“苏俄军舰曾于上星期六通过台湾海峡，但其航行位置是在公海上。”5月21日，新加坡《星岛日报》刊登了题为《北极熊何事来台峡?》的文章。

尽管在1975年6月下旬蒋经国曾表示“绝不与中共和谈，绝不与俄帝来往”，但台湾为与苏联增进“友谊”，特意释放了曾被指控为苏联间谍的法新社华籍记者袁锦涛，并再次提议与苏联开展直接贸易。

1979年1月1日，中美关系完成了艰难的正常化历程，台湾当局试图结束外交上对美国的依赖，希望扩大与苏联的经贸文化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在进行外交接触时，苏联与台湾都采取了谨慎的做法。苏联自70年代通过香港、日本、西德以及东欧国家与台湾进行了贸易活动。尽管中苏关系破裂，但苏联仍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每当台湾当局建议展开直接的经济往来时，苏联总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予以拒绝或回避。当然，台湾当局也担心与苏联关系过密将导致美国的不满，并影响到其他西方国家的财政援助。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