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统一台湾的战略策略及其得失

作者：佚名  云阿云智库•统一大业

导读：“因剿寓抚”这一战略方针是清朝杰出将领施琅早在康熙七年（1668年）给朝廷的上疏中提出来的。其核心是以战逼和，以军事手段促成台湾问题的政治解决，尽量避免在台湾本岛引发战争。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大量的史书和文献记载了中国人民早期开发台湾的经历。

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4 月21日，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率众进军台湾，至翌年二月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了被荷兰人侵占了38年的中国领土台湾。

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功绩是不可否认的。但此，以其子孙郑经、郑克爽为首的郑氏集团，将他们统治下的台湾变成同清政府长期对峙的独立王国，反对统一，使祖国大陆与台湾经历了长达22年的分裂时期，为结束分裂局面，消除东南沿海的长期威胁，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清政府对台湾郑氏集团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战略和策略。

这些战略策略随着两岸形势和关系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促使台湾郑氏集团放弃武力顽抗的企图，接受清政府的招抚，最终实现了对台湾的统一。

清政府统一台湾的战略策略凝聚了上自康熙皇帝，下至满汉军政大丞们的群体智慧和不懈努力。经过历史的检验，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不乏失败的教训，都能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迪。

一、和平解决途径的政治策略寻求

寻求政治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力争通过谈判方式实现统一，是清政府统一台湾的基本策略之一。从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在台湾逝世，郑经继位，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清政府就和平统一的问题，与台湾郑氏集团先后进行了10次和谈，前9 次都失败了，最后一次清政府使用了武力手段，大兵压境，以战逼和，使和谈取得成功。

1.清政府与台湾郑氏集团和谈的根本分歧

在清政府与台湾郑氏集团的一系列和谈中, 尽管有各式各样的讨价还价和利益冲突，但其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承认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这一原者问题。

“依朝鲜例，称臣纳贡”是郑氏集团在历次和谈中提出的首要条件，也是其和谈的基本立场。朝鲜是中国的邻邦，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处于国防的考虑，朝鲜要求中国政府给予保护，并向中国政府纳贡，成为中国的藩属国。郑氏集团坚持“依朝鲜例”，就是要清政府承认台湾为中国藩属国的地位，其目的在于将台湾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这当然是清政府所不能答应的。康熙皇帝针对郑氏的分裂立场明确指出：“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P272）表明了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的鲜明态度，也代表了清政府和谈的基本立场。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康熙皇帝为实现和平统一，也对台湾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同意了郑氏集团“不登岸”的条件，允许起世代留驻台湾，不触动起在台湾的统治地位。

为了达到分裂的目的，郑经还不断宣称台湾不是中国领土，为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制造舆论。在康熙六年（1667）的和谈中，郑经就声称台湾远在海外，“非属（中国）版图之中”（《康熙统一挡案史料选籍》P70 ）。在康熙八年（1669年）的和谈中，郑经又强调郑氏占据台湾是“于版图疆域之外，别立乾坤”，又说台湾“远在海外，与版图渺不相涉”（《台湾外志》第十五卷）。郑经的这些言论不但无视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的史实，而且也违背了其父郑成功的意志。郑成功当年率军东征，收复台湾，在给荷兰殖民者头目揆一的信中，义正辞严地指出：“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领土也。”（汤子炳《台湾史纲》引）由此可见，郑经的言行不仅是对中华民族的背叛，也是对其父辈事业的背叛。

2.台湾郑氏集团坚持分裂立场的原因

①海商集团特有的独立性是其分裂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

台海郑氏集团代表的是海上商业集团的利益。一方面，海商集团为谋取商业利益，积极要求向海外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封建中央政府的种种压迫和限制，在长期、复杂的斗争中，形成了一种本能的独立性。

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在东南沿海地区由于海上贸易的发展而形成了一种海上商业资本。自明代开始实行的海禁政策使海上商业资本只能在中央政府的禁令的压制下艰难地发展，海商集团就是在禁令的高压下派生出来的海商武装走私集团。官方禁令的压制使其对官府带有与生俱来的对抗心理。到郑经这一代，由于占据了远离大陆的台湾这样一个有利于发展海外贸易的稳固根据地，其民族意识便日渐淡薄，独立意识反日益滋长，因而不思统一，反求分裂。郑经曾说，台湾“东连日本，南蹴吕宋，人民辐辏，商贾流通。王侯之贵，固吾所自有，万世之基已立于不拔”（《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这段话比较清楚地反映出郑经的分裂心理。

②台湾经济的发展和逐步自立为其分裂的企图提供了经济基础

郑氏集团占据台湾后，把沿海数以万记的人民移入台湾从事垦殖，在台湾推行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又实行寓兵于农的屯田制度，与此同时，郑氏集团又与英国、葡萄牙、西班牙、日本、越南、写落暹罗、吕宋等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关系，从中获取大量军需物资和巨额利润。这样就使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赖性逐步减少，逐步走上自立自强的道路。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成为郑氏集团不肯与大陆统一的重要因素之一。郑经在给其舅董班的信中更明确表示，台湾“幅员数千里，粮食数十年，四夷效顺，百货流通，生聚教训，足以自强。又何幕于藩封？何羡于中土（大陆）哉？”（《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P69 ）。可见经济上的独立强化了郑氏的分裂意识。

③台湾海峡的阻隔和郑氏集团海上力量的优势使其在军事上有恃无恐 ?

台湾海峡这一天然的军事屏障，使郑氏集团产生了一种安全感。郑氏的水师久经战阵，熟悉海疆情况，有丰富的海战经验。这支部对经过郑氏三代的苦心经营，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一度成为中国东南海域无与匹敌的海上力量，即使荷兰舰队都对其畏惧三分。在长年和平对峙的时期里，清军对台湾没有采取任何积极主动的军事行动，这样就使郑氏集团更有恃无恐。

④清军某些前方将领在和谈中的让步促使郑氏的分裂野心不断膨胀

在郑氏集团乘“三藩之乱”进犯大陆东南沿海地区期间，以康亲王书杰为首的清军前方将领多次派人同郑经和谈。一些清军将领为及早结束久拖不决的战事，在和谈中对郑氏讲了些不负责任的话。如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七月的和谈中，康亲王向郑经许诺，如果郑军撤出沿海岛屿，退守台湾，就答应郑氏把台湾变为中国藩属国的要求，并与台湾“通商贸易，永无嫌猜”（《台湾外志》卷二十）。康熙十七年（1678年）再次和谈，清军将领赖塔在给郑经的信中竟说，如果郑经肯退守台湾，则“本朝何惜海外一弹丸之地”，郑氏可永远占据台湾，“从此不必登岸，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纳贡可也。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福之日本”（魏源《圣武记》卷八）。

清军前线将领的这些话，不但没有换来和平的局面，反而纵容了郑氏的分裂行为，使其分裂野心更加膨胀。

3.清政府和谈政治策略的得失

清政府在统一台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将以和谈方式统一作为对台基本策略，无论两岸在和平对峙时期，还是在双方兵戎相见的军事对抗时期，甚至在清军攻克澎湖、兵临台湾，在军事上有绝对取胜把握的最后阶段，清政府都没有放弃和谈，最后终于实现了对台湾本岛的和平统一。

同时不能不看到，清政府为和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显示了充分的诚意，也作出过重大让步，但前9 次和谈都失败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究其原因，除了郑氏集团的坚持分裂、反对统一的客观因素之外，从清政府主观上讲，主要失误在于其和谈策略缺乏足以对郑氏集团形成致使威胁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手段做后盾。清政府与郑氏集团之间的矛盾，是尖锐对立的对抗性矛盾。面对这样的对手，要实现统一，武力行动应置于主导地位。但清政府不但没有及早地、迅速地建立起一支占据优势地位、能够威胁郑氏集团生存的水师部队，反而一度在军事上采取消极保守的防御方针，裁撤水师、焚烧战船、收缩防线，搁置武力。在没有必要的军事压力和有效的军事打击能力的情况下，清政府寄希望于通过和谈使郑氏集团放弃对抗与分裂的立场，当然是达不到目的的。清郑双方的第10次和谈，是在清军强大的水陆两栖部队攻克澎湖，歼灭了郑氏水师主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才迫使郑氏集团接受了清政府的和谈条件，使和谈取得了圆满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在统一过程中，清政府针对郑氏集团高层决策者的和谈策略虽屡遭挫折。但其以郑氏集团中下层，尤其是郑军广大官兵为主要对象的招降措施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先后有二十万郑军官兵和文职人员向清政府投诚，分化了郑氏集团的内部关系，瓦解了其社会基础，削弱了其军事实力，并促使台湾的军心民心发生倾向清政府，倾向统一的变化，为最后的统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二、禁海迁界的经济封锁策略

1.清政府对台湾郑氏集团的经济封锁措施

清政府的经济封锁措施包括实施海禁和迁界移民，目的在于断绝郑氏集团粮饷和军用物资的供给，坐困郑氏集团，令其不战而降。所谓“禁海”，就是严禁一切船只出海贸易、捕鱼。清政府的禁海令规定，北自天津南至广东沿海岸线各省，严格禁止商民船只私自入海，用大陆产品货物进行海上贸易。这既包括中国与外国间的国际贸易，也包括大陆各港口间的国内贸易。清政府采取禁海措施的目的是通过断绝海上贸易往来，阻塞大路货物的出海渠道，使郑氏集团失去大陆货源和军品供应。“迁界移民”是“禁海”的扩大和补充，是更加彻底地切断海内外经济联系的封锁措施。其做法是，将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6 省沿海及各岛屿的居民内迁30——50里，在沿海一带形成一个无人区。清政府的目的就是利用这样一个隔离带来彻底隔断台湾郑氏集团与大陆的经济联系，使其既不能与大陆进行贸易活动，获取大陆的商品和军用物资，又无法向沿海居民征收粮饷，从而在经济上完全陷入困境。

2.清政府经济封锁策略的得失

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台湾郑氏集团的经济困难

清政府在采取政治、军事行动的同时，对郑氏集团实施经济封锁，力图从经济上削弱、打跨郑氏集团，迫其就范，实现统一，从战略上看是可取的。其实施的封锁措施也确实多次使郑氏集团陷入经济困境。一方面由于海上运输能力的限制，粮饷供应不能满足郑军需求，造成大批郑军降清或逃亡；另一方面这对台湾的经济也是一个巨大的消耗，为最后统一台湾创造了条件。

②单纯的陆上封锁策略使清政府的经济封锁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清政府认为郑氏集团以海岛为巢穴，在波涛中谋生计，其粮饷军需完全要仰仗大陆，只要在沿海实施坚壁清野，切断大陆物资的出海渠道，郑氏集团这些“岛上穷寇”就会“如婴儿断乳，立可饿毙矣”（王时胜《漫游记略》）。

但清政府的经济封锁策略与其军事防御方针一样，是消极保守的，单纯立足于陆地，忽视了在海上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没有构成对台湾的海陆联合封锁。因而也就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更何况其陆上封锁也并不彻底，连康熙皇帝也承认，经济封锁实施多年，“其私自贸易者何尝断绝？”大陆物资出海渠道事实上一直就没有彻底切断。

③禁海迁界也使清王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首先，禁海迁界沉重打击了沿海经济，③阻隔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清政府禁海迁界政策给予东南沿海地区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商品生产以沉重打击，窒息了我国曾一度比较发达的海外贸易，对我国沿海地区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严重后果，从而也严重阻隔了这些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濒海地区有良田万顷，土地肥沃，生产技术先进，已日益形成集约化生产。但迁界令一下，沿海30——50里地带转眼变为废墟，据史料记载，仅福建、广东两省废弃的田园耕地就达五百七十五万九千六百余亩。

我国海上贸易在明代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由于利润丰厚，明末沿海地区出现了“穷洋竟同闹市”的兴旺局面。清政府实行海禁特别是迁界政策后，不仅私人海上贸易被阻塞，就连福建官府直接控制的市舶贸易也一度完全停顿；不仅对外贸易中断20年之久（康熙元年到康熙二十年），而且国内各港口间的贸易也陷入了一片萧条，惜日频繁出海的巨型商船，闲泊朽败于断港荒岸之间。海内外贸易的长期停滞，缩小了国内外的销售市场，直接影响到沿海各省农业手工业的生产，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伤及沿海的资本主义萌芽。同时海运业也遭到摧残，无数船主破产，船工失业，海运业中孕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亦因此而夭折。其次，禁海迁界使沿海百姓背井离乡，失去生计，严重损害了当地人民的利益。

沿海百姓世代居住其地，以种田、捕雨、经商为业。清政府实施禁海迁界，又无妥善安置措施，使百姓流离失业，如同生机勃勃的草木突然被拔离故土，忍受烈日的曝晒，因道路颠沛或无法谋生，冻饿而死者以十万记。还有数十万流民因生计所迫，渡海赴台，反壮大了郑氏集团的实力。一些边海居民甚至铤而走险。或冒死偷运大陆货物卖给郑氏集团，或相聚为“盗”，走上武装反抗清政府的道路。

第三，禁海迁界使清政府赋税收入减少，使内地百姓负担加重。

由于大片土地抛荒，捕雨晒盐业停顿，海上贸易中断，使清政府的财政税收也因此减少。据史料记载，实施海禁迁界后，仅田赋一项，福建省每年就减少税收计白银20余万两，广东则高达30余万两。如果考虑到盐税、鱼税、商税等方面的减额，再加上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各省的数字，清政府每年在赋税方面的损失是相当大的。

顺治康熙年间，清政府由于连年用兵，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禁海迁界又造成巨额税收损失，对本已十分困难的财政状况无异于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采取了责令界内末迁居民摊赔的办法来弥补部分缺额，这样又加重了内地人民的经济负担。

从总的情况看，清政府对台湾郑氏集团的经济封锁失大于得，弊大于利，这是由于其在封锁策略和封锁措施两方面的失误造成的。在封锁策略上，清政府实行单纯的陆上封锁，没有采取任何海上封锁行动，以构成全面的海陆联合封锁，因而对以台湾岛为根据地，具有较强海上生存能力的郑氏集团所产生的封锁作用是有限的。从封锁措施来看，清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禁海迁界的措施，不考虑这些措施会给沿海经济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没有认真做好善后安置工作，以尽量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其短期后果是，清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在沿海百姓中失去民心；其深远影响是，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同时也成为使我国封建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因剿于抚”、武力统一台湾的军事策略

清政府的经济封锁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和谈攻势频频失利，郑氏集团又乘“三藩之乱”侵扰大陆，对东南沿海地区造成严重威胁，这就促使清朝统治者逐步认识到，以纯粹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要实现统一，必须诉诸武力。康熙二十年（1681年）4 月，清福建总督姚启圣向朝廷报告了郑经在台死去，郑氏集团因争权夺势发生内乱的情况。康熙皇帝认为武力统一台湾的时机已经到来，于当年六月果断作出了进军台湾、澎湖的战略策略。

1.清政府武力统一台湾的历史条件

康熙二十年郑氏集团的内讧，为清政府统一台湾提供了契机。此时清王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军事强大，已具备了统一台湾的主要条件。这些条件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清王朝多年努力的结果。

① 清除螯拜集团，巩固中央集权

康熙皇帝即位时只有9岁，按顺治皇帝的遗命，由索尼、苏克萨哈、螯拜四位重臣辅助幼帝，佐理朝政。但后来螯拜用阴谋手段排斥异己、培植党羽, 逐渐形成独揽朝政的局面。螯拜及其党羽擅权乱政、抗旨妄为，企图凌驾于康熙皇帝之上，严重削弱了皇权，破坏了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年仅 16 岁的康熙皇帝采取突然行动，迅速、彻底地清除了螯拜集团。此后，康熙皇帝实施恢复内三院为内阁等措施，以加强皇权。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下令设立“南书房”，其职责是秉承皇帝意志拟写谕旨、发布政令，这样就把中央权力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王公贵族手中夺回。

康熙皇帝在极短的时间里，一步步成功地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巩固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统一事业的。

②采取一系列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为统一台湾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明末清初以来，连年的战乱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破坏，清政府的财政也由于战争的巨大消耗而十分拮据，以至于入不敷出。为改变这一状况，康熙皇帝铲除螯拜集团后，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这些措施包括：实行“更名田”制度，还田于民，使许许多多无田佃农变成有地的自耕农；奖励垦荒，扩大农业种植面积；兴修水利，修治黄河、淮河和大运河，使“水归故道，漕运无阻”，苏北一带长期被水淹没的大片土地变成了可耕的肥沃良田。

康熙皇帝推行的这一些列经济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增加了社会财富，缓解了清初以来清政府财政的紧张状况，为统一台湾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③“三藩之乱”，大陆政治稳定，清政府可以集中全力解决台湾问题

康熙皇帝亲政后，深感吴三桂等“三藩”割据势力日益膨胀，已成为巩固和加强封建国家统一的严重障碍，决计予铲除，以免后患。平叛、撤藩之后，清政府将“三藩”把持的地方军政大权收归中央，消除了东南区域的重大隐患，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封建大帝国的统一，奠定了稳定的政治基础。这样，清政府的精力就可以集中到台湾问题上来，能够全力以赴地完成统一台湾的历史使命。

2.建立起强大的水师部队，具备了统一台湾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手段

要统一台湾，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师部队逐渐成为康熙皇帝和部分大臣的共识。康熙十六年（1677年），清政府恢了福建水师建制。康熙十八年（1679年），康熙皇帝任命熟悉海疆情况、骁勇善战的湖南岳州水师总兵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至康熙十八年年底，万正色所辖的福建水师已有战船240 艘，官兵28580名，经过万正色的精心组织和训练，成为一支精锐善战的水师劲旅。康熙十九年（1680年），在清军第二次收复东南沿海的作战中，清政府不再依赖荷兰舰队，而是使用福建水师从海上发起进攻，对郑军侧背形成极大威胁，导致郑军陆上防线全线溃退。尔后，清军水陆合击，迅速将郑军逐出东南沿海地区及岛屿。

清福建水师在收复东南沿海地区的作战中显示出来的实力和作用，增强了清朝统治者实施海上军事行动和武力统一台湾的信心。此后，清政府改变了以往放弃沿海、守卫内陆的消极防御方针，将水师部队分别部署在金门、厦门、铜山、海坛（今福建龙海县），随时准备对台湾郑氏集团采取军事行动。此时，清政府已具备了武力统一台湾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手段。

3.台湾郑氏集团发生内乱，实力削弱，为清政府统一台湾提供了良机

在清王朝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蒸蒸日上之际，台湾郑氏集团的处境却日趋恶化，已陷入难以自拔的衰败境地。政治上，其内部矛盾斗争逐步加剧。郑经自康熙十九年逃回台湾后，心灰意冷，终日沉湎酒色，不理政事，台湾的军政大事均由郑经的长子郑克臧处理。康熙二十年正月，郑经中风而死，在郑氏集团中势力很大的冯锡范和刘国轩联手发动政变，杀害了在台湾军民中有一定威望的郑克臧，拥立郑经次子年仅12岁的郑克爽继位，实际权利落入冯、刘二人手中。冯、刘二人由借机大开杀戒，迫害异己势力，使郑氏集团内部矛盾更加激化，人心涣散，出现动乱局面。在经济上，台湾已连续三年发生自然水旱灾害，粮食歉收，米价飞涨。多年战争的消耗，也使台湾府库空虚，财政拮据。为筹集粮饷，扩充军队，抵御清军的进攻，郑氏集团加强了对台湾各族人民的压榨和勒索，岛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时有发生。在军事上，郑军在大陆沿海地区的作战中损失惨重，最后仅剩千余人逃回台湾。此时台湾、澎湖两地的郑军尚有5 万余人，大小战船200 艘左右，但军心涣散，士气低落，不断有郑军官兵驾船投奔大陆，向清政府投诚。由此可见，郑氏集团的军事实力已远非昔日可比了。

从中国历史的走向来看，结束分裂、割据状态，实现祖国统一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但统一需要条件，不可强求，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统一就无法实现。条件、时机成熟了，如果举棋不定，犹豫彷徨，不及时采取行动，已获得的有利条件和良机也会丧失。清朝群臣经过多年努力，为统一创造了良好条件；在我方兴盛，敌方衰败，双方实力对比形成“以镒称铢”之势的最佳时机，康熙皇帝果断作出了武力统一台湾的历史性决策，把统一的条件变成统一的行动，这样就将统一台湾的进程大大向前推动一步。这时，指导行动的战略策略正确与否，就成为统一成败的决定因素。

4.清政府武力统一台湾的战略策略 -

①“因剿寓抚”以剿促抚的战略方针

“因剿寓抚”这一战略方针是清朝杰出将领施琅早在康熙七年（1668年）给朝廷的上疏中提出来的。其核心是以战逼和，以军事手段促成台湾问题的政治解决，尽量避免在台湾本岛引发战争。“因剿寓抚”的重点在于“剿”，军事进攻占主导地位，同时又努力寻找政治解决的可能性。二者的关系是先剿后抚、以剿促抚，也就是采取武力行动，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台湾郑氏集团接受和谈条件，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施琅还为这一战略方针制定了具体的行动方案。这一方案分为三个步骤实施：第一阶段，以清军水陆两栖部队攻占澎湖，消灭郑军的有生力量。澎湖是台湾的海上屏障，扼制着当时台湾与外界联系的主要海上通道。占领澎湖，大兵压境，使台湾门户洞开、贸易受阻，可形成威胁起生存的逼近威慑。第二阶段，清军占领澎湖后，引而不发，作好攻台准备。同时派使者赴台与郑氏集团和谈，迫其向清政府投诚，实现对台湾本岛的和平统一。若和谈失败，郑氏集团决定顽抗到底，就采取第三步行动，向台湾本岛发动军事进攻。以清军主力舰队直抵台湾政治中心承天府（今台湾省台南市）以西的安平港，实施正面牵制；同时派出两支精锐的快速舰队，一支向南封锁打狗港（今高雄港），一支向北封锁蚊港（今台南县西南），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在控制了台湾进出的主要港口水道后，对台湾实施围困，并派人进一步招降郑氏集团，或促使其内部发生激变，不战自溃。如乃不能达到目的，则对台湾实施登陆作战，先扫清城市以外、村落之间的郑军，在攻取郑军困守的孤城，最后武力夺取整个台湾岛，彻底消灭郑氏集团。

② 选择得力将领，赋予专征大权

“闻颦鼓而思良将”。康熙皇帝下定以武力统一台湾的决心之后，就开始考虑清军水师主将的人选问题。当时的清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虽然擅长海战，战功卓著，但他是武力统一台湾的坚决反对者，无法正确地贯彻康熙皇帝的战略思想，康熙果断地将其调离原职。这时福建总督姚启圣和内阁学士李光地向康熙推荐了曾担任过福建水师提督的施琅。康熙皇帝经过仔细斟酌，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八月作出决定，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担当率领清军进攻台湾的重任。

从施琅的自身条件来看，他的确是攻台清军主将的合适人选。首先，施琅生长在海边，自幼随父从事海上贸易活动，精通航海，对海疆的气候、地理等方面的情况了若指掌。从军后，转战东南沿海，有丰富的海战经验。其次，施琅通晓兵法、战阵，并一贯主张以武力统一台湾，所以多年来精心谋划对台用兵方略，提出“因剿寓抚”的战略方针及一整套实施方案，不但周密完备，而且是切实可行的。第三，施琅是从郑氏军营中反叛出来的，他熟悉台湾郑氏集团内情，他的智勇韬略也一向为郑军官兵所畏惧。他在郑氏集团中的故旧很多，为他争取内应和情报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第四，施琅不但是武力统一的坚决拥护者，而且对统一充满信心。他指出，清政府对郑氏集团有三个必胜条件，一是“新平三藩”，政治稳定；二是凭借“天下之财赋”，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三是“以我之众百倍于彼”，军事实力占压倒优势。这是很有见地的。

康熙皇帝不但起用施琅，而且授予他全权指挥攻占行动的“专征”大权，给予充分信任，保证了攻抬清军指挥系统的协调一致。康熙对自己不善海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说，我对陆上用兵可以做到筹划周密，但我不了解海上情况，不能盲目的遥控指挥。因而他一方面统筹全局，保证福建前线的各种需求；另一方面在作战指挥问题上十分尊重前方将领的意见，从不强行干涉其行动。

③施琅出色的指挥作战艺术

施琅的指挥艺术首先表现在他能够根据台湾海峡的气候特点，选择了正确的渡海时机和进攻路线。季风气候是台湾海峡最明显的气候特点。每年的冬季季风，风向偏北，风力强劲，海上风急浪高；夏季季风则风向偏南，风力较小，海面也较平缓，但夏季又是破坏力极强的台风的多发期。对于攻台的清军舰队来说，气候风向利用得当, 则可以海风为动力，为取胜创造有利条件；利用不当，判断失误，就可能遭到海风的袭击，重蹈康熙三、四年攻台失利的覆辙。因此，根据海峡季风气候规律来选择正确的渡海时机和进攻路线，对于清军攻台行动的成败至关重要。

施琅凭借多年海疆活动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对海峡季风规律的掌握，决定把渡海时机选在夏季的六月。施琅认为，冬季北风刚硬强劲，不利于船队的航行和停泊。澎湖之战，未必能一战而胜，一旦舰船被海风吹散，就很难迅速集结，发起二次进攻。夏季的西南季风则比较柔和，海上风轻浪平，清军船队可编队航行，官兵免除晕眩之苦，也有利于船队集中停泊，实施下一步作战行动。同时，由于夏季多台风，按常规此季节不宜渡海，所以敌人防备定然松懈。此时，发动攻击，可使敌猝不及防，取得兵法所说的“出不意，攻无备”的奇效。为避开台风袭击，施琅选定夏至前后20余日为最佳渡海和作战时机，他凭着多年的航海经验判断，这段时间中风浪最平和，台风发生的可能性较小。

在进攻路线的选择上，施琅根据风向和敌方防御情况的情报，决定清军船队从铜山（今福建东山岛）启航，乘六月的西南季风向东穿越台湾海峡，首先夺取地处澎湖主岛以南、郑军防守薄弱的八罩岛。这样就可获得船队的锚泊地和进攻的出发地，占据赏封上流的有利位置向澎湖发起攻击。攻下澎湖后，扼敌咽喉，然后兵锋直指台湾，可顺利实施“因剿寓抚”的战略方针。实战证明，施琅对渡海时机和进攻路线的选择都是正确的。

施琅的出色指挥艺术还表现在其战场指挥和战术运用方面。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六日，清军舰队向澎湖郑军发动第一次进攻，初战失利。施琅很快吸取教训，对下一步作战行动进行了周密筹划和部署。施琅将清军分为四部分：施琅亲率56只大型战船组成的主攻部队，正面进攻郑军主阵地娘妈宫；总兵陈蟒等率领由50只战船组成的东线攻击部队，从澎湖港口东侧突入鸡笼屿，作为奇兵，配合主攻部队夹击娘妈宫；总兵董义等率领另50只战船组成的西线攻击部队，从港口西侧进入牛心湾，进行佯动登陆，牵制西面的郑军；其余80只战船作为预备队，随主攻部队跟进。十八日，施琅先派战船攻取澎湖港外的虎井、桶盘二岛，扫清了外围。二十二日早七时，经过充分休整和准备的清军向澎湖郑军发起总攻。经过9小时激战，清军取得全面胜利，共毙伤郑军官兵一万二千人，俘获五千余人。击毁、缴获郑军战船150 余艘。郑军主将刘国轩乘小船从北面的吼门逃亡台湾。此役清军阵亡329 人，负伤1800余人。

澎湖海战是中国战争史上一次罕见的海岛攻防战役。从交战双方的对比看，清军在数量和质量上略占优势，郑军则是依托坚固防御阵地，以逸待劳，双方可谓各有所长，实力相当。结果是，清军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全歼郑军主力，攻占澎湖全境三十六岛的辉煌战绩，这与清军主将施琅正确的作战指挥是分不开的。

5.武力威慑与政治招抚并用，实现对台湾本岛的和平统一

澎湖海战结束后，清军对台湾郑氏集团已形成大兵压境的有利态势。这时，施琅为贯彻“因剿寓抚”的战略方针，下令暂停军事进攻，一面休整部队，补充弹药给养，作好进攻台湾的准备；一面采取措施，推动台湾问题向政治解决的方向发展。他在澎湖禁止杀戮，张榜安民；优待战俘，放其归台；向台湾军民发布《安抚输诚示》，宣扬清政府宽大投诚者的政策；又派原刘国轩的副将曾蜚赴台做刘国轩的工作，让刘劝说郑克爽等人向清政府投诚。施琅的父亲和弟弟曾被郑氏集团杀害，但体能摒弃家仇，以国事为重。施琅对刘国轩、冯锡范的部下郑重表示：“断不报仇！当日杀吾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吾亦不杀。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怨乎？”这对消除台湾军民的“恐施”、“恐清”心理起了很大作用，表现出施琅不仅是一个智勇双全的武将, 而且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卓越的政治才能。施琅的做法，符合康熙皇帝对台湾“抚之为善”的战略思想，康熙皇帝深表赞许，并及时向台湾郑氏集团颁布了赦罪诏书，严肃指出：郑氏集团割据台湾，人民包受其苦，这种局面应尽早结束。郑克爽等人若能真心归顺，不但以往罪过全部赦免，而且将得到清政府的优待。

在内外压力的逼迫下，以郑克爽为首的郑氏集团终于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七月五日完全接受了清政府的和谈条件，放弃抵抗企图，向清政府缴械投诚。十三日，施琅率清军在台湾登陆，接管台湾全境。从此，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