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

廖心文  云阿云智库•统一大业

导读：中共中央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逐步影响到台湾内部，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严重不安。为达到继续占有台湾的目的，美国政府加紧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但这项政策不仅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也遭到蒋介石集团的反对。国共两党在台湾问题上一致坚持的民族大义，成为周恩来对蒋介石集团的上层进一步开展工作的政治基础。

来源：《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作者：廖心文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总编辑采访，谈到台湾问题时曾说：“我们一直主张通过和谈实现中国统一，这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愿。”事实正是这样。四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其中，周恩来付出的心血特别多。他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方针的确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直接领导开创的对台工作，为今天海峡两岸关系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推动中美谈判，为和平统一祖国创造条件

1950年，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同时，美国军事力量进驻中国领土台湾。这使原本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国际化、复杂化了。当时，由于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中共中央不可能以更多力量来处理台湾问题。直到1953年朝鲜停战后，特别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后，台湾问题才郑重地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日内瓦会议后，美国加紧对台湾的控制。它一面积极策划订立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一面积极拼凑包括台湾在内的太平洋反共军事集团，对中国大陆形成威胁。1954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日内瓦会议后的形势。中央认为，如果美蒋阴谋得逞，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将会长期紧张下去，“更难寻求缓和与转弯的余地。”因此，中央决定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解放台湾的运动，从政治上揭露美国的意图。当时，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尚在国外，中共中央致信周恩来通报了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和斗争的方针。信中写道：“在朝鲜停战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请周恩来考虑回国后以外交部长名义发一个声明。8月1日，周恩来回到北京，第二天即发表了一篇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严正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容许他人干涉。”11日，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33次会议上的报告重申了这一立场。同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

然而，美国政府不顾中国人民的警告，于12月2日同台湾订立了“共同防御条约”。对此，中国政府进行了两方面斗争，12月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企图利用这个条约来使它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并以台湾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和准备新战争。”这是外交上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军事上作解放台湾的准备。

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主张和缓紧张局势的呼声甚高。中共中央决定加紧开展外交活动，进一步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当时，面临的外交局势十分复杂，虽然许多国家都主张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但不同的国家出于不同的目的，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因此，周恩来在同各国的接触中指出：谈和缓远东局势，首先要研究紧张局势从何而来，这是一个是非问题。美国同蒋介石策划共同防御条约目的是要霸占台湾和沿海岛屿，第二步就要发动新的战争。因此，台湾问题的中心是要美国放弃侵略。对苏、印、缅等国提出召开国际性会议的主张，周恩来表示需要确定两个原则：一，蒋介石集团不能参加；二，联合国无权过问。周恩来还提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坐下来谈，我们也是不会拒绝的。这些都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在同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的谈话中，周恩来批评了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公正态度。周恩来的外交活动，打破了美国的舆论封锁，增进了世界各国人民对台湾问题的认识，也增进了中立国对中国的支持与同情。

1955年2月，印度提出在召开国际性会议之前进行一些外交试探，可由苏联、英国、印度来进行，目的是在中美之间寻找一些初步的共同点。周恩来同意在会议前进行不公开的外交接触。这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到印尼参加万隆会议。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锡兰七国代表团团长专门找周恩来谈了台湾问题。除个别接触外，4月23日周恩来同七国代表团团长进行会谈，全面介绍了台湾问题的历史背景和中国人民的严正立场。根据与会国的要求和在国内确定的“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的精神，周恩来临时决定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提出：“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就使中国政府在政治上完全处于主动，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也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政策。

会后，苏联、英国、印度等国加紧在中美之间斡旋。周恩来回国后，从5月13日至20日短短的几天中仅同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就进行了六次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说：谈判的关键问题是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从而使中国人民可以和平解放台湾。谈判的原则是必须严格区别两种性质的谈判。中美之间进行的是国际性谈判，为的是要美国放弃干涉。中国政府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谈判属于内政性质。台湾问题可以用武力解决，也可以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周恩来的谈话很重要，对澄清某些人的错误认识很有帮助。

这时，国际舆论也影响到美国国内舆论的变化，许多有识之士呼吁美国政府应对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采取一个现实的作法。7月，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向中国政府转交了美国关于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晤的建议。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正式举行，中美之间终于踏上漫长而艰巨的谈判道路。虽然，在较长的时间内中美谈判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甚至几经波折，但是，中美两国政府毕竟开始了正式的外交接触，为扫除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障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抓住有利时机，促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方针的确定和发展

中美会谈开始后，周恩来抓住有利时机，逐步开展促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

实际上，日内瓦会议结束后，这项工作就已经开始。当时，工作的重点放在政治宣传上。1954年8月12日，周恩来在统战部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提出：“凡愿从台湾回到祖国的，我们是既往不咎”。他说：“大家都有朋友在台湾，可以向他们做宣传工作，经济上要加强建设，从而加强解放台湾的物质力量。”15日，他在宴请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强调了这一精神：“跑到台湾去的人是愿意回来的”，他们“如果回来，我们都将以宽大政策对待他们”。9月25日，中央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宣传方针明确提出：任何人都允许弃暗投明，回到大陆来与家属团聚。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访问缅甸，在与吴努总理会谈中，吴努表示想调解中共与蒋介石的关系。吴努的兴趣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如何和平解放台湾，特别是我们会怎样对待蒋介石；二是和平解放台湾后，中国是否愿意同美国签订友好条约并接受美援。周恩来回答说：“台湾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大陆)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这是国内问题；另一方面是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这是国际问题，二者不应混淆起来，中国(大陆)同蒋介石集团间的战争是内战的继续，过去没有，现在也不容许外来干涉。如果美军撤退，我们是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如蒋介石接受，我们欢迎他派代表来北京谈判。”“只要蒋介石同意中国的和平和统一，同意和平解放台湾，并且派代表来北京谈判，我们相信即使蒋介石本人，中国人民也可以宽恕他。但蒋介石必须承认中央人民政府，不能自称代表中国。”后来，周恩来在外交场合谈到台湾问题时，继续强调中国人民有权用一切方法解放台湾问题，包括和平解放的方法，作为中央政府不仅不拒绝而毋宁是提议同蒋介石集团进行谈判。7月30日，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周恩来在会上明确了这一方针。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但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中央政府同地方当局之间的协商”。

1956年，中国即将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不仅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而且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进来。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对台湾的政策相应地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并且愿意同蒋介石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更加明确起来。这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凡是能够团结的，愿意站在我们队伍里的人都要团结起来”。不管他过去是做什么的，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对台方针和政策。他强调：“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到大陆参观学习的也都可以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少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他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上跑到台湾的人员，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此后，对台政策的突出变化是不仅将蒋介石集团包括在团结之列，而且明确了解放台湾的方式要力争和平解决。这一方针为中共八大所肯定。

为将中共和谈的愿望传递到台湾，3月16日，周恩来在会见即将赴台的有关人士时，请他传话给蒋介石：“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谈的，既然我们说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周恩来还强调：“蒋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

这年6月，中共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又有新的发展。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他重申了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对台政策。最后，他还表示：“祖国的大门对所有爱国分子都永远是敞开的。”这是周恩来在公开场合第一次正式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真诚愿望。至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从一般号召进入具体寻求接触和协商的阶段。

中共对台湾的和平呼吁得到国内外广大爱国人士的拥护，许多人主动提出愿从中斡旋，推进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会见一些朋友时对国共和谈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设想与办法。1956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有关人士，毛泽东在谈话中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秘密来。”毛泽东还说：台湾只要与美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就这个问题，周恩来还做了具体的说明：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陈诚、蒋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陈诚如果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周恩来还真诚地表示，如果目前台湾方面有难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也拿出诚意来。当场，周恩来指示中央对台办公室负责同志通知有关方面，对蒋介石、陈诚等人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尚在大陆的亲属注意照顾。

中共中央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逐步影响到台湾内部，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严重不安。为达到继续占有台湾的目的，美国政府加紧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但这项政策不仅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也遭到蒋介石集团的反对。国共两党在台湾问题上一致坚持的民族大义，成为周恩来对蒋介石集团的上层进一步开展工作的政治基础。

以民族利益为重，发展海峡两岸关系

1960年初，美国对华政策有所变化，它一方面继续从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台湾，力图借此打开缺口，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另一方面设法增加与中国大陆的接触，寻找新的折衷方案。美国的做法加深了美蒋之间的矛盾，这种局面十分有利于中共开展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5月2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周恩来与毛泽东商讨后确定对台湾问题的总方针是：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中央认为，对蒋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要蒋现在过来也有困难，问题是要有这个想法，逐步地创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为推动这项工作的发展，提出了更为宽松的四点具体意见：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系委于蒋；二，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系由中央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一候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四，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为把中共的诚意传递到台湾，促进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周恩来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办法开展工作。具体作法如下：

(一)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台湾当权派深有影响的张治中、傅作义多次致信蒋氏父子和陈诚，转达中共对台的方针和政策。每一封信写好后，周恩来都要认真阅读。这些信对国民党当局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动以感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宽阔胸怀。

(二)抓住机会做国民党元老的工作。1961年4月，周恩来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女婿、中共党员屈武写信并准备了礼物。周恩来自己也准备了一些礼物，请人转交于右任。他还请于右任的挚友邵力子给于右任写信，并关照统战部门要照顾好居住在西安的于右任前妻的生活。

(三)通过海内外朋友向台湾当局传话的方式促进相互的了解。他希望与台湾有联系的朋友多做工作。但接触中不要太急，不要挖苦，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工作从长计议。此外，周恩来还请有关人士将“奉化庐墓依然，溪口花草无恙”的照片寄往台湾；请统战部门安排住在上海的蒋介石的内兄毛懋卿做浙江省政协委员，并要他们照顾蒋介石在浙江奉化的亲属和陈诚在浙江青田的姐姐。

周恩来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对台湾方面产生了影响，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有了相当的发展。据有关人士透露，台湾当局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曾表示：他们不再派人到大陆“进行扰乱公共安宁和破坏地方秩序的事”。并说：“进一步派人到大陆去谈谈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

1961年下半年，美国邀请陈诚访美，企图在是否从金门、马祖撤退的问题上离间蒋氏父子和陈诚之间的关系，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实现他们搞“两个中国”的目的。周恩来决定以促进他们之间的团结来击破美国“拉陈抑蒋”的阴谋。章士钊曾经说：“现在真正支持蒋介石的是北京。”周恩来表示：“我们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他认为陈诚“还有些民族气节，看来不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陈诚赴美前，周恩来请人提醒台湾当局要加强内部团结，即蒋、陈、蒋的团结，把军队抓在手里，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周恩来申明：只要他们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过这条界。8月，陈诚访美。美国国务院将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拿给他看，想以此进行拉拢。陈诚看后对人说：“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而坚持美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作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陈诚还表示，他们也要向历史做交代。

鉴于陈诚思想的发展，周恩来进一步抓紧了争取台湾的工作。1963年初，周恩来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阐明台湾的处境与前途。信中对比台湾对美之关系和台湾对大陆之关系，说明今日反台者并非中共实为美国，而支持台湾者并非美国实为中共。中共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之不可侵犯性。谈到对台湾的政策时，信中除重述过去对台湾回归祖国后的建议外，并做了更具体的说明。概括起来就是毛泽东提出并由周恩来归纳的“一纲四目”。“一纲”，用张治中等的话来说，就是：只要台湾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一，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不久，周恩来又请有关人士转告陈诚：台湾归还祖国以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权利，除外交以外，军队、人事均可由台湾朋友自己来管。周恩来表示过去送去的信件虽然是一些朋友个人写的，但政府是支持的，我们个人在政府中担负的工作可以变更，但对台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这个时期，周恩来代表中共表达的和谈诚意和提出的具体建议对台湾当局深有影响。他们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决不会接受“两个中国”。

1963年7月，周恩来获悉陈诚提出辞职的消息后，于9日约见张治中、傅作义商议此事。周恩来分析陈诚辞职不外三个原因：美国压力、内部矛盾或真的有病。他说：“不管台湾形势如何，我们的政策是要老小合作。”年底，周恩来出访十四国期间绕道广东，会见准备去台的有关人士，希望他转告陈诚及台湾当局，美国正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要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单位。而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我们不会因自己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有困难而拿原则做交易。如果单从我们方面看，台湾归还祖国固然好，既然暂缺那也无损于祖国的强大地位。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出发，是从祖国统一大业出发。今天祖国的四周边界问题已解决，唯独东南一隅尚未完满，这个统一大业应该共同来完成。

1965年3月。陈诚病逝。他留下的遗言中既没有提“反共”，也没有提“反攻”。他向蒋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这表明，对陈诚所做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不负周恩来的一片苦心。台湾的国民党右派想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的内容，陈诚夫人不同意；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这说明，蒋介石当时的态度也是耐人寻味的。

陈诚去世后，周恩来继续坚持不懈地对台进行争取工作，他不止一次讲道：对台工作急是无用的，今后可能会拖下去，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祖国统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

争取李宗仁回国，十年心血见成效

1965年7月，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回到祖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确定后，富有成效和影响的一件事。周恩来为此花了十年心血。

1955年6月11日，李宗仁在纽约公开发表“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中国人之间如假以时日，没有不能解决的事。经过一段和平共处的时间，就可召开一个全国会议，由自由中国人与中国共产党试行解决他们之间的一切问题”。这份建议尽管包含李宗仁极其复杂的个人考虑，但反映出他在政治立场上的重要转变。8月14日，李克农向中央的报告中分析，李宗仁转变的原因有两层：第一，受到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呼吁中美两国坐下谈判的声明，及国际主张和平解决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舆论的影响；第二，中国政府对台湾的和平攻势及这年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海外归来的影响。李克农提出：鉴于此种情况，加上我方的争取工作，“李宗仁靠拢新中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周恩来对这个建议也给予中肯的评价，认为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向祖国的表现”，并希望李宗仁在他方便时回来看看。

从此，争取李宗仁回国的工作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作为争取和平统一祖国，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秘密而稳步地开展起来。

1959年，李宗仁通过程思远第一次向中共表示“落叶归根”的愿望，周恩来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强调“时机尚未成熟”。周恩来的考虑很有道理：“第一，当时国内形势比较复杂，国民经济已出现困难；第二，从李宗仁的处境来讲，一直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稍有不慎，会危及他的生命安全；第三，李宗仁有了归国的意向，但思想准备不充分，还受到美国、台湾、第三势力和中美关系的影响。针对上述情况，从1959年至1965年六年时间内，周恩来主要做了两方面工作：

一、在政治上帮助李宗仁摆脱上述四方面关系的影响。周恩来在同程思远的多次交谈中要求他转告李宗仁，必须坚持两点原则：一是不要在中美之间做文章；二是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美国插手。

二、精心部署，巧妙安排李宗仁安全离美返国。由于李宗仁的行动受到美、蒋方面的监视，1959年，周恩来建议李宗仁先到欧洲与程思远会面，然后立即返美。1963年李宗仁按照周恩来的部署飞往欧洲。这次欧洲之行，保证了他在1965年再次提出赴欧旅游时不再受到美、蒋方面怀疑。这时，许多人才体会到周恩来深谋远虑的用心和聪明才智。

1963年，李宗仁第一次到欧洲后即下决心回国。这是周恩来苦心工作的结果。李宗仁对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女记者谈话中承认，自己同蒋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说：“作为个人说来，我自己已无关紧要，我们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它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这段话反映出他对新中国已心悦诚服。从这以后，李宗仁积极着手回国准备。1964年中法建交时，李宗仁投书美报，希望美国政府追随法国同中国建交，但在信中断言朝鲜战争是中国发动的。不过，他很快承认错误，得到中共谅解。1965年2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李宗仁的动态上批道：“似应欢迎李宗仁回国，去年向美报投书问题，无关大局，不加批评，因他自己认错了。”毛泽东的关怀加速了李宗仁回国计划的实施。这年3月，李宗仁致信程思远，表示急于回国的心情。周恩来得到报告后，果断决定“李宗仁先生多年的宿愿可以如愿以偿了”。这时候，陈诚刚刚去世，台湾工作出现拖的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时欢迎李宗仁回来也是对台湾工作的一个促动。

1965年7月19日，李宗仁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周恩来同他第一次长谈，言词恳切，诚挚坦率。关于中美关系，周恩来指出十年来，中共从不拿原则作交易，这一点连陈诚都动容。关于台湾问题，周恩来指出，在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同蒋介石的接触中，他“不以仁义待人”，然而，“蒋虽不可信，但台湾仍保留在蒋手里还是比让美国占去好。”关于第三势力，周恩来指出是没有前途的。程思远体会，“周恩来关心的不是李宗仁个人，而是祖国统一大业。”

对李宗仁的争取工作是成功的。1969年，李宗仁去世前在病榻上口授一封致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恩来称这封信是一个“历史文件”，它包含了周恩来争取李宗仁回国的全部意义。

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了对台工作。在那艰难的十年，周恩来为祖国的统一事业依然尽着最大的努力。他所保护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朋友为今天继续开展对台工作留下了“火种”；他不失时机推动中国进入联合国，促成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为进一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减少了来自国际方面的阻力。今天，由于种种原因，周恩来的遗愿尚未实现。但是，正如周恩来所允诺的，中共对台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构想——“一国两制”，已经受到海峡两岸广大人民的拥护与欢迎。中国的统一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