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程

孙占元  云阿云智库•伟大斗争

导读：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中华民族为探索救亡图存之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和不懈奋斗，变法图强、反帝爱国、振兴中华的疾呼，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的声浪，既延缓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也推进了近代中国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来源：《河北学刊》(石家庄)2015年第20154期

作者：孙占元

作者简介：孙占元，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 济南 250103 孙占元(1958- )，男，山东省文登市人，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主要从事晚清史研究。

内容提要：近代以降，中华民族的复兴与认同经历了多种路向和选择。孙占元认为，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中华民族为探索救亡图存之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和不懈奋斗，变法图强、反帝爱国、振兴中华的疾呼，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的声浪，既延缓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也推进了近代中国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李帆认为，辛亥革命前后，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关键时期。“政治民族”认同与“文化民族”认同，是考量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点。由此而言，辛亥革命前“中华民族”并未得到普遍认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建立，才使得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起来，中华民族认同终得实现。俞祖华认为，在近代中国，“民族精神”概念与民族复兴观念几乎是同步生成的。民族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厚积淀，但其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通过摄取时代精神才能实现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进而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民族认同；甲午战争；辛亥革命；民族精神

标题注释：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研究》(14AZS013)。

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给近代中国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华民族为探索救亡图存之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奋斗。有感于甲午战败的危局，康有为发出“外患乃以兴邦”的呼声，维新派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把维新变法与救亡图存有机结合起来；孙中山率先打出“振兴中华”的旗号，发动革命运动，倡导三民主义，致力于革命救国以谋求民族的复兴；义和团运动提出“扶清灭洋”口号，抵抗八国联军的侵略，为延缓中国被列强瓜分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甲午战后的十余年间，这三支爱国救亡力量或先后、或交织地活跃于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舞台，在近代中国民族复兴的历程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外患乃以兴邦”：维新变法与救亡图存

“中国维新之萌蘖，自中日战争生。”[1](P42)“变法之说，发端于甲午，实行于戊戌。”[2]时人的评价，充分说明了维新运动之兴起与甲午战争的关系。

甲午战前的许多仁人志士已意识到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危机，积极寻求救国的方略。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提出仿造外国新式船炮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开近代中国海防思潮之先河。19世纪六七十年代，冯桂芬提出“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3](卷下，《制洋器议》)的“自强”之道；薛福成等提出“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则外洋少获一分之利，而吾民得一分之利，夺外利以润吾民，无逾此者矣”[4](P543)的“求富”主张；洋务派先后创办了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尤其是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引发的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其中心内容是如何防日，即“揣度日本情势未能一日忘我，不能不豫为之备，于是有海防之议”[5](P337)。洋务派以变局观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认为唯有整顿海防、变法用人，方有所期。1879年日本用武力吞并琉球事件和1884年爆发的中法马尾海战后，清政府定下了“以精练海军为第一要务”及“拟请先从北洋开办精练水师一支”的调子。1888年5月，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洋务派以“求强”“求富”相标榜，但甲午战败和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表明只注重器物层面变革的洋务运动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着力从制度层面寻求复兴道路。

对于甲午战争所产生的影响，恩格斯在1894年11月曾指出：“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了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6](P674)甲午战败的创巨痛深，进一步唤醒了中华民族的群体意识。1895年5月，为阻止中日《马关条约》的换约，康有为联络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发动公车上书，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强调“穷则变，变则通”，“与其以二万万偿日本，何如以二万万外修战备，内变法度哉”[7](P123)。紧接着，康有为写下《上清帝第三书》，呈递到光绪帝手中，其中指出：“夫以中国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比于日本，过之十倍，而为小夷嫚侮，若刲羊缚豕，坐受剥割，耻既甚矣。”“此圣清二百余年未有之大辱，天下臣民所发愤痛心者也。”“然殷忧所以启圣，外患乃以兴邦。”他提出汰冗兵而和营勇、广学堂而练将才、厚海军以威海外的六条变法建议，认为“邓世昌捐躯报国，若加激励，岂患乏人”[7](P139-144)。9月，他与文廷式、陈炽等组织强学会，在《京师强学会序》中大声疾呼：“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海水沸腾，耳中梦中，炮声隆隆，凡百君子，岂能无沦胥非类之悲乎!”[7](P165-166)就甲午战争对民族觉醒的程度而言，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8](P1)何启、胡礼垣在《新政始基》指出：“未之战也，千人醉而一人醒，则其醒者亦将哺糟啜醴，宜其醉醒无时也”，但是“一战而人皆醒矣，一战而人皆明矣”[9](P183)。陈炽在《上清帝万言书》中也说：“以倭奴蕞尔小邦，遂能力制中朝。受此亘古未有之奇辱，使我中国之人，自上达下，稍有人心者，无不摧心失志，怀愤含羞，痛哭呼天，不能自己。”①

维新志士们奔走呼号，越出康乾以来厉禁知识分子干政的成规。在甲午战争中曾一向主战的光绪帝和许多朝廷官员也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及残酷。光绪帝在《马关条约》签订前曾愤然说：“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10](P550)在战后的“上谕”中又表示：“宵旰彷惶，临朝痛哭……此中万分为难情事，乃言章奏者所未详，而天下臣民皆应共谅者也。”同时宣誓中外：“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空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②翁同龢阅读了陈炽的《庸书》、汤震的《危言》等变法著作，以及与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等讨论过聘请西人、采用西法进行改革的问题。

维新派既痛陈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又主张向西方学习。在那个年代，“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他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化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11](P1470)。1895年6月，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指出：“日本蕞尔三岛，土地人民不能当中国之十一，近者其皇睦仁与其相三条实美改纪其政，国日富强，乃能灭我琉球，割我辽台。以土之大，不更化则削弱如此；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7](P153)1898年1月，有感于德国侵占胶州湾，康有为心怀“胶东之耻”赶写了《上清帝第五书》，其中指出，“自东师辱后，泰西茂视”，“诸国眈眈，采颐已外”，因此必须“下发愤之诏”，以激励“人心之志气，然后训练军队，大购铁舰，沿海数十艘而习以海战”。他向光绪帝建议，“择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是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认为非采法俄、日，“不能为天下雄也”[7](P202-203)。随后，他又第六次向清帝上书，即《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其中再次申述变法的重要性，并批驳顽固派对变法维新的种种责难。他指出，世界各国皆以变法而强，中国要想救亡图存，必须全面变法。现在朝廷虽有变法的用意，但“皇上行之，而大臣挠之；才士言之，而旧僚攻之；不以为用夷变夏，则以为变乱祖制，谣谤并起，水火相攻”。故应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之始”，当务之急是采取三项措施：“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12](卷1)这是康有为首次受皇帝之命提出的变法维新统筹全局的具体措施。此外，康有为还在北京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中间进行活动，于4月建立起保国会，参加者有在京官员和各省举人200多人。保国会以救亡图存相号召，其宗旨是“保国、保种、保教”。经过康有为等人不断催促，还有帝党官员的积极活动，光绪帝决定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实行变法。6月11日，光绪帝召见全体军机大臣，决定“下诏定国是”进行变法，于是有百日维新。

这是近代中国采法俄、日以“为天下雄”的一次展示，也是以君主立宪制来取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初步尝试，将近代中国变革从物质技术层面推进到政治制度层面。百日维新虽然时间短，成效甚微，但终为以往所未曾有过的事情。“今日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13](P567)。维新派对封建制度的种种批判，动摇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和政治基础，传播了资产阶级的新思想，冲击了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观念。特别是维新派通过办学会，开学堂，冲破清政府例禁，初步形成国人议论时政的新风气，使中国传统社会“智慧骤开，如万流潏沸，不可遏抑”[15](P156)。正如当时《字林西报》所描述的那样，国人“对国事漠不关心的时代过去了”，大批仁人志士均怀着“改革一日不完成”便“不会一日休止”[14](P493)的热望。同时，戊戌变法的失败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维新派以火热的爱国热情，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变法维新，结果却是：“戊戌六君子”血染京师，光绪帝被困于瀛台，康有为、梁启超出走海外。

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第二年，梁启超有鉴于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写了《爱国论》。他指出，“甲午以前，吾国之士夫，忧国难、谈国事者，几绝焉。自中东一役，我师败绩，割地偿款，创巨痛深，于是慷慨忧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非今优于昔也，昔者不自知其为国，今见败于他国，乃始自知其为国也”[15](P65-66)。1900年，他发表《中国少年说》，强调“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16](P12)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首次提出“中国民族”概念，并把中国民族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一是“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二是“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三是“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处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17](P11-12)1902年，梁启超著《新民说》，着意论述了“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维新派思想家把救亡与启蒙结合起来，仍在为民族复兴作出新的努力。当然，在此时和稍后革命与改良的论争中，革命思想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二、“振兴中华”：革命救国与国家的复兴

在近代中国，正式提出“振兴中华”的是孙中山。他正是由于甲午战争的影响而率先发出这一呐喊，成为时代强音，并由此完成了由主张改良到革命的转变。于是，“中国之革命，发轫于甲午以后，盛于庚子，而成于辛亥”[18](P114)。

甲午战争爆发前的一个月，孙中山经过数月的酝酿，于1894年6月到天津向李鸿章上书，陈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治国大计，并以日本为例进行对比，他指出，“试观日本一国，与西人通商后于我，仿效西方也后于我，其维新之政为日几何，而今成效已大有可观，以能举其四大纲而举国行之，而无一人阻之”；反观中国，“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者”[19](P15)。李鸿章则以“甲书旁午”为由，婉拒了孙中山的上书。7月25日，日本挑起丰岛海战，甲午战争爆发。从天津来到北京的孙中山，所见所闻是京师正忙于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可谓边海烽火告警，京师宴安升平。

有鉴于此，孙中山深刻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既“日本命将遗师，侵入吾土，除宅居战地之人民外，罕有知中日开衅之举者”。而“中国睡梦之深，至于此极”[19](P52)。他本想通过上书以“冀九重之或一垂听”，但事与愿违。于是，他于1894年11月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檀香山兴中会章程》指出：“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涂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因此，“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19](P19)。从此，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振兴中华”的旗帜下，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清朝的腐败统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895年2月，香港兴中会成立。《香港兴中会章程》较之《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加进了“乃以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和设立该会以“讲求兴中良法，讨论当今时事，考究各国政治，各抒己见，互勉进益”等不少文字，尤其是规定接收会员以“心地光明，确具忠义，有心爱戴中国，肯为其父母邦竭力，维护中国以臻强盛之地”为条件，并“必要当众自承其甘愿入会，一心一德，矢信矢忠，共挽中国危局”[19](P21-22)。是年10月，孙中山策动广州起义，与清廷公开对立。1900年发动惠州起义，惜未成功。孙中山曾回顾说，在广州起义失败时，人们还视其为“乱臣贼子”，而到惠州起义失败后，“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表明“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20](P235)。这样，随着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和先后侵占天津、北京，义和团运动也以失败而告结束，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并向列强表明清政府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样，由于外国资本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扩张、掠夺和控制，民族矛盾进一步深化，使得以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的革命运动得到了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正如1902年曾师从康有为求学于万木草堂后又倾向革命的欧榘甲在《新广东》中所指出的，“自中日战争以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他指斥清廷：“所谓朝廷政府者，日食吾民之毛，日践吾民之土，我民之深仁厚泽，谅既洽入其心矣，宜何如激发天良，感恩图报，以致我国之富强，以报我民于万一。乃不惟尸位无能，不称其职，而且忘恩背义，卖国卖民，则我中国四万万之股东，其默尔而息乎。”[21](P279-280)

1904年，是农历甲辰年，爆发了为争夺中国领土而进行的日俄战争。孙中山指出，日俄战争实际上是这两个国家在争夺亚洲的霸权，中国之所以成为列强利益纠纷的场所，其根源在于清政府的衰弱与腐败，强调必须防止欧洲列强趁机掠夺中国。孙中山说：“全世界的注意力，现在都集中在远东，这不仅是由于俄国与日本间正在进行着的战争，而且也由于这样的事实，即：中国终究要成为那些争夺亚洲霸权的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场所。欧洲人在非洲的属地——迄今为止，这一直是欧洲列强之间斗争的焦点——现在大体上已经划定了，因而必须寻找一块新的地方，以供增大领土和扩展殖民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东亚病夫’的中国，自然而然地就成了这样一块用以满足欧洲野心的地方。”孙中山批驳了西方流行的所谓“黄祸论”论调，即“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与丰厚的资源，如果它觉醒起来并采用西方方式与思想，就会是对全世界的一个威胁”。他明确指出，这种论调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只有当中国人被某一外国加以适当训练并被利用来作为满足该国本身野心的工具时，中国人才会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他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19](P248-253)。

孙中山在奔走革命的过程中，既呼吁中国必须改变现存的专制制度而实行民主共和政体，同时还阐发了赶上西方强国以实现民族复兴的思想。1905年8月，他在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指出，中国通过向西方学习，不仅“足以突驾日本”，而且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希望“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19](P283)。10月，他在《〈民报〉发刊词》中阐发其三民主义思想：“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同时，孙中山还表达了振兴中华民族的情感：“翳我祖国，以最大之民族，聪明强力，超绝等伦，而沉梦不起，万事堕坏；幸为风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间，奋发振强，励精不已，则半事倍功，良非夸嫂。”[19](P288-289)这表明中国同盟会以三民主义的政纲来“奋发振强”，是对兴中会振兴中华思想的升华。随后，孙中山又在给外国友人的信中进一步指出，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的复兴，将是全人类的福音”[19](P319)。这非常清楚地表明：“振兴中华”与“国家的复兴”是内在统一的。

因而，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孙中山等革命派所倡导民族主义，其核心内容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那么如何来认识这种“反满革命”问题引起世人的关注。对此，孙中山曾作出非常明确的回答，“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们并不是限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同时，他还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种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试想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他的政治却不过依然同汉唐宋相近”。因此，“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19](P325)。此后，章太炎于1908年在《排满平议》中也指出：“排满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若夫列为编氓，相从耕牧，是满人者，则岂欲傅刃其腹哉？”“吾侪所执守者，非排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满人，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而今之政府，为满洲所窃据，人所共知，不烦别为标目，故简略言之，则曰排满云尔。”[22](P51)在三民主义的召唤下，人们愈来愈觉悟到，无论是为了延长清王朝的命运进行一些改革，或是通过“种族革命”以恢复汉族帝国的统治，还是在不推翻清王朝的前提下搞君主立宪，都不可能挽救国家危亡的命运和走上文明进步的道路。

中国的历史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11年12月30日，孙中山有感于武昌起义后全国响应，“风云泱动，天下昭苏”的情形，充满激情地写道：“昆仓之山，为黄河之源，浑浑万里，东入于海，中有伟大民族，代产英杰，以维其邦国；吾党义烈之士，对兹山河，雄心勃郁，其亦为任艰巨，以光吾国而发挥其种性乎!”[19](P579)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申明：“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同时，孙中山还就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和财政之统一作了阐述。他强调：“满清时代借立宪之名，行敛财之实，杂捐苛细，民不聊生。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23](P2)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第一章总纲强调：“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仅三个月便让位于袁世凯。由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迫使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只能以“愈挫愈奋”战斗精神发动二次革命、三次(护国)以至四次(护法)革命。尽管辛亥革命未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它毕竟开启了思想解放、政治变迁、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闸门，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推进了民族复兴的进程。

三、“扶清灭洋”：义和团运动延缓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

19世纪末兴起的义和团运动，与甲午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华北民众所受的困境直接相关。它是甲午战后西方列强加紧侵略和瓜分中国的产物，也是中国人民奋起挽救民族危机的必然结果。

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攫得巨额赔款、土地等权益后，其他列强纷至沓来，大肆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1897年，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侵占胶州湾，是甲午战争之后发生的严重事件。如果说1894年孙中山所痛陈的瓜分豆剖还处于“实堪虑于目前”的状况，1895年康有为所指出的中国处于强邻之中已是岌岌可危，那么甲午战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与德国侵占胶州湾事件则开启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在甲午战前，德皇威廉二世就提出“要及时地在中国沿海占领一个坚固的据点”的图谋。他的这个愿望在德国参加的三国干涉还辽时进一步暴露出来，就是由此“可以从心怀感激的中国得到一块地方作为海军基地和加煤站之用。”③当然，德国毕竟还是使用武力于1897年11月强占了胶州湾，1898年3月逼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以“租借”为名强租中国港湾，把山东变为其势力范围。紧接着，俄国军舰强占旅顺口和大连湾，把东北变为其势力范围。英国不仅强租威海卫，还与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并强逼清政府同意其在长江流域的特权。法国则通过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等活动，把两广与云南作为其势力范围。同时，清政府为筹集对日战争赔款，三次向俄、法、英、德银行团借款，并加紧对国内的搜刮。外国教会势力也乘列强瓜分中国之机，加紧进行宗教渗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山东爆发了义和团运动。

山东在甲午战争中受到日本侵略军的进攻，饱受战祸的苦难。尤其山东是遭受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和宗教渗透较严重的省区，民教冲突异常尖锐。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在山东活动猖獗，到甲午战争后全省108个州、县中，有72个州、县建立了教会活动的据点，共有大小教堂1300余处，传教士150余人，仅天主教徒就有8万人。面对教会势力的横行不法，广大群众始乃抱怨，继而为仇，先后在曹县、巨野、沂水、平度、威海、临清、即墨、冠县等地掀起反洋教斗争，教案迭起。每次教案后，教会势力便要挟清政府镇压群众，勒索赔款，进一步激起山东人民和地方官的不满④。山东巡抚张汝梅曾就德占胶州湾后“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的情形奏报清廷，认为“民气遏抑太久”，有“川壅则溃之势”[24](P13)。于是，长期以来聚积在群众中仇视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通过义和团运动爆发出来。1898年3月，山东冠县的义和拳众闻“来有洋兵”，于是聚众“亮拳”。10月，赵三多、阎书勤在冠县梨园屯(今属河北威县)蒋家庄率拳民起义，打起“顺清灭洋”旗号，揭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随后，义和团在直隶不断发展，并进入京、津地区，直接威胁着列强在华的侵略利益。对于这段历史，严复曾这样描述，“中国自甲午中东一役，而情实露，自庚子内讧，而情实愈益露”；“中国近二三十年，教案之起，不绝于时，而以乙未山东、庚子直隶二者为最大。乙未一案，德人乘便以夺吾胶州之军港，俄英尤而效之，旅顺、威海，相随已去。盖中国北方，从此无门户。”[25](P115、191)

因此，从中国民众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逐步发展为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加紧瓜分中国的斗争，正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必然历史逻辑。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能够初步意识到正是外国的侵略造成了“祸乱中华”的状况，即“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并表示他们“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26 (P112)。虽然义和团的反侵略意识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维新派相比有些简朴，但认识的基点和指向是一致的，均在不同层面上体现出挽救民族危机的迫切要求。因而，在当时就有人对义和团的反侵略之举作了较为客观的评述。如柳堂《宰惠纪略》云：“中国受外国凌侮，平民受教民欺压，人人衔恨，无以制之。一旦传闻义和拳烧洋楼毁电杆之奇技，明知非正，未始不足称快。”[26](P403)义和团运动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顺乎民意，合乎民心。正如一位御史在奏折中所说：“方今天下强邻虎视，中土已成积弱之形，人心愤激久矣。每言及中东一役，愚父老莫不怆然泣下，是以拳民倡议，先得人和，争为投钱输粟。倡始山东，盛于直隶，现传及各省。所至之处，人多羸粮景从。父老莫可拴束，妻子不阻挽，独悻悻以杀敌致果为心。”[24](P178)

义和团以“坛”或“场”为基层组织，在各坛口或场口门旁一般红底三角形大旗，书有“顺清灭洋”、“助清灭洋”、“兴清灭洋”、“保清灭洋”、“扶清灭洋”等字。特别是1900年春，当帝国主义试图派兵入侵中国和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招抚政策日益占上风的时候，“扶清灭洋”的旗帜不胫而走，成为各地义和团的主要口号。虽然这一口号并不是义和团通过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后提出来的，但它却反映了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扶清灭洋”的口号对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曾吸引了广泛的群众，并使一些地主官僚也卷了进去，扩大了反帝斗争的基础。但它也不免有一定消极因素。如提出“扶清”，虽然具有保国的含义，却又将“中国”与“大清”等概念相混同，表明义和团在主观上并不反对清政府，也不反对封建制度；它提出“灭洋”，固然接触到了救亡的时代主题，却又对洋人、洋教和西方思想统统排斥，具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这一口号，模糊了清朝专制统治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后来成为清王朝得以利用、控制、甚至蒙蔽和欺骗一部分义和团的重要原因。同时，不少义和团组织规定了“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违朝廷法，灭洋人，杀赃官”[27](P142)的戒条，因此得到了广大劳苦群众的支持，使其队伍迅速发展和壮大。

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严重威胁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利益。1990年4月，美、英、法、德四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限“两月以内，悉将义和团匪一律剿除，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剿平”[28](P169)。6月10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八国拼凑了二千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的率领下，乘火车由天津向北京进犯，开始了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与此同时，列强已经策划了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各国增兵大沽口。6月17日，联军攻占大沽炮台，从大沽登陆，打开了进攻天津和北京的门户，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21日，清政府发布宣战上谕，随后又在电旨中说，“此次事变，事机杂出，均非意料所及，朝廷慎重邦交，从不肯轻于挑衅”，令驻外使节向各国解释宣战出于被迫的苦衷，并保证“现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24](P186、203)。可见，清政府在宣战后，虽然曾命令团民与清军共同防御京、津，但它也为自己的投降留了一条后路。这表明，由慈禧把持的清政府宣战的实质只不过是利用义和团，借以发泄对列强在废立大阿哥问题和以武力威胁问题上的不满情绪，并伺机镇压义和团。面对八国联军的侵略，义和团和部分清军一起顽强抵抗。8月14日，联军攻占北京，为争夺在华权益进行争斗。沙俄要挟清政府以承认它独占东北为条件，表示承认李鸿章为全权议和代表，支持慈禧太后继续执政，主张立即从北京撤出各国军队，进行议和。英国则主张扶植光绪帝，不承认李鸿章为议和代表，反对联军从北京撤兵。德国仍继续派遣军队来华，计划攻占烟台，进而独霸山东，提出惩办慈禧，以此恫吓清政府，赚取更多的权益，反对立即议和与撤兵。日本因与沙俄争夺中国东北有矛盾，支持英国的主张。法国为了阻止英国在广东、广西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俄国的建议。美国提出第二次“门户开放”的通牒，主张“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维持现存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实际上要达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共管，从而夺得更多的权益。从1900年10月至12月底，经过列强之间长时间的反复协商、争斗、妥协，最后英、德、日接受了俄、法、美的建议，承认“皇太后为合例”，同意李鸿章为议和代表，条件是清政府须接受各国的全部要求，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的照会，由李鸿章电告慈禧太后。慈禧亡命西安，“以首祸当议已，常悁栗不自安；及见约无之，喜过望，诏报奕邼、鸿章尽如约”[26](P34)。于是，列强又强加给中国一个严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它的签订更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

尽管义和团运动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失败了，但迫使列强改变了侵华的手段，并不得不从义和团的顽强反抗精神中认识到，“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28](P86)的中国。美国《纽约新西报》刊发《论中国不可瓜分》一文指出，“今日为各国计，惟有扶其四万万人所戴之皇帝，使之复辟，再行亲政，则义和团不平而自平”[29](卷17)。列强在义和团运动之后采取了“以华制华”的所谓“保全主义”政策。对此，梁启超深刻分析了列强为何从热议瓜分中国，而又迅速变为“保全支那”的原因所在。他引述了英人赫德《中国实测论》的论点：“义和团之运动，实由其爱国之心所发，以强中国、拒外人为目的者也。”若“自此以往此种精神必更加深入人心，弥浸全国”，因此要放弃瓜分，使中国人“渐忘其军事思想，而倾服于我欧人，如果则将来所谓‘黄祸’者，可以烟消烬灭矣”。梁启超明确指出：“此虽赫德一人之私言，而实不啻欧洲各国之公言矣。”并进一步揭露，“凡言保全支那者，必继之以开放门户”的实质是进一步侵略中国，“使吾民之欲谋衣食者，愈不得不仰息于彼族”[17](P43-46)。从当时国内外的各种议论来分析，可以说正是义和团运动延缓了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

“殷忧所以启圣，外患乃以兴邦。”[7](P139-140)近代中国有识之士有鉴于甲午战败发出的这一醒世之言，折射出国人应对民族危机积极心态。振兴中华、变法自强、反帝爱国的疾呼，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的声浪，既延缓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也在近代中国走向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甲午战争二十年后，1915年6月李大钊发表题为《国民之薪胆》一文指出，“吾国对日关系之痛史，宜镌骨铭心纪其深仇大辱者，有三事焉：曰甲午，曰甲辰，曰甲寅”，其中“甲午之役，丧师割地，东亚霸权，拱手以让诸日本”，“此三甲纪念，实吾民没齿不忘者也”[30](P297)。此后，新文化运动兴起，并以心理层面的深化，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新路。

参考资料及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