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清政府与郑成功之间和战的得失

——与台湾历史学者商榷

陈在正  云阿云智库•统一大业

自一六四六年郑成功举兵海上至一六六二年收复台湾，这期间清郑双方处于敌对的战争状态，并出现过八次的和谈活动。本文把它分成前后两个时期来评述双方的得失，兼与台湾历史学者商榷。

来源：《中国史研究》1983年04期第125-135页

作者：陈在正

一、前期（一六四七年初至一六五四年十月）

自一六四七年郑成功举兵海上，前四年经历了进攻海澄、泉州、同安、云霄、诏安、潮阳、潮州诸战役，目的在招兵征饷，并取得金、厦作为抗清的主要基地。一六五一年五月以后，在争夺海澄、漳州战斗中，郑军屡败清军，久困漳州，连陷各属邑。一六五二年十月，清政府对郑成功实行了“招抚”策略，二年中先后进行了四次和谈活动。一六五四年和谈失败后，双方又展开了激烈的战争。

台湾历史学者对郑成功前期的和战关系及其得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成功“忸于坚守金厦基地，及其在漳属各地杀敌泄恨，乃采‘将计就计’、‘以挟还挟’之策，……致对李定国之迭请会师，均未及时实施。而中清廷各个击破之计，已伏下其以后在南京战败之征兆”（注：金成前：《郑成功南京战败与征台之役》，《台湾文献》第二五卷第一期。）。另一种意见认为，“无论清朝政府中央，或是福建一省的大吏，他们都了解成功的和议是一种手段，一种策略，但是他们却不敢主动的跟成功破裂和谈，只好双方迁就，甘心受其摆布。成功智慧之高，方法之妙，于此可见一斑”（注：陈三井总纂：《郑成功全传》第三章第四节，页九○，一九七九年六月台北出版。）。我认为要对这个时期和战关系的得失，特别是和谈的得失，作出较确切的评价，必须对和谈的背景，和谈的主要分歧及其破裂原因，以及和谈对双方战争所起的作用等等进行全面的探讨。

首先，从清廷提出和谈与郑接受和谈的背景来看：所谓清“受摆布说”，首先忽视了清政府在这个时期从战转和与从和转战中的主动作用及其真实意图。在芝龙降清时郑家各部拥兵海上并未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当时博洛要挟芝龙北上，芝龙说：“北上觐君，乃龙本愿。但子弟多不肖，今拥兵海上，倘有不测奈何？”博洛答：“此与你无与，亦非吾所患也”（注：林茧庵：《荷牐丛谈》卷四。）。翌年六月，清封博洛为多罗郡王时，宣布福建“八府一州五十八县地方悉皆平定”（注：《清世祖实录》顺治四年六月二十日。）。一六四九年靖南将军陈泰奏报恢复郑采所据福建州县后，又一次宣布“福建全省已定”（注：《清世祖实录》顺治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只是到了一六五一年下半年，由于成功在争夺海澄、漳州各战役中，屡败入闽援师，陈锦败死，才引起清廷震惊。在当时廷臣“密请区处海寇”的一个题本中，首先提出招抚成功的建议：

“海寇郑成功等连陷数县，围困漳州府。目下固山额真金砺等率大兵到彼，自应旦夕扫除。但虑兵至即逃，兵回复犯，留兵戍守，措饷实难。且该省土贼处处生发，分兵防剿，又苦单弱。臣等窃察明朝崇祯年间，郑成功父郑芝龙骚扰海上，官兵屡剿无功，后招抚芝龙，海患始息。今郑成功等较孙可旺等诸贼，根株局面，种种不同。宜敕督臣刘清泰星驰赴任，察彼情形，量我兵力，能剿即剿，当抚即抚。……成功等作贼既久，狼子野心，臣等非敢保其不叛，亦难必其就抚。但今湖南、川广处处用兵，力不暇及。且湖南之贼，或由江西，或由广东，皆可通闽。万一勾联狂逞，为祸愈大。故姑从招抚一策，先将此贼牢笼，息兵养民，察其动静，苟有反侧，仍即剪除”（注：密奏区处海寇稿，《明清史料》丁编页六六。）。

可以明显看出，清政府招抚郑成功的原因，首先，是由于郑军已在战争中不断壮大，虽没有象清吏所谎报的围攻漳州时“聚集二十七万之悍贼”（注：查报漳川解围功次残件，《明清史料》丁编页七五——七七。），但至少也有六、七万之多。这支抗清武装长于海战，一时实难歼灭，乃改剿为抚。其次，当时清朝主要兵力用于征剿中南及西南的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各部，调不出更多兵力对付东南的抗清武装。企图通过招抚郑成功，用于镇压其他山海抗清力量，实行“以海治海”（注：佟国器复郑成功书，见《从征实录》永历九年正月条。本文凡未注明出处之引文，均引自本书。）政策，并可破坏西南与东南抗清军的联合。打的是“一箭双雕”的如意算盘。正因为这样清廷才主动提出和谈。

至于郑成功方面，答应与清和谈，固然曾考虑到其父芝龙等一家生死之权操诸清廷之手，而虚与委蛇。但也不能忽视郑军当时在攻克漳属各县、围攻漳州的一系列紧张战斗之后，需要有补充兵源、军需、粮饷并加强训练的休整时间，为下一步的继续进攻作好必要的准备。据《从征实录》记载，当一六五三年八月李德等持芝龙信前来试探时，成功说：“清朝亦欲殆我乎？将计就计，权措粮饷以裕兵食也”。这是成功接受议和的更主要原因，因芝龙羁京而出于应付，则是次要的因素。在谈判中成功坚持原则立场，坚持对等地位，反对“招抚”。他说：“和则可矣，奈何曰抚”（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和谈虽由清方主动提出，但成功在具体谈判中同样有很大的主动性。所谓“中计说”，否认了谈判对成功实现“中兴”事业的必要性，以及在谈判中所得到的实际好处。

其次，从和谈的主要分歧及其破裂原因来看：和谈没有成功，终至决裂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有人根据成功在谈判中不断揭露清廷无诚意之言辞，断定和议不成的真正原因，是由于清朝根本不可信。认为当时成功反复认真考虑的并不是应不应降的问题，而是可不可降的问题。从而认为成功抗清的坚定性远较张煌言、李定国等人为逊色。这个意见也很难令人信服。对成功之评价也欠公允。认为他接受和谈是有降清的思想，更是与历史真实相径庭。众所周知，“战争是和平时期政治的继续，和平是战争时期政治的继续”（注：列宁：《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列宁选集》卷二。）。清郑双方在谋求实现和平的谈判中，对实现的是什么样的和平显然有不同的理解。应该说，和谈的政治目的不同才是双方最根本的分歧。可信不可信不是主要的。

就清方来说，对郑和议实际是其一贯的剿抚兼施政策的一种体现。至于议和时提出的具体条件，有的是实现目的的权宜策略，有的则完全是一种借口。前引枢臣建议对郑改用招抚政策时指出，考虑到成功“屡次犯顺，抚之无名”，建议在芝龙首先归顺，赏未酬功等问题上作文章，认为这样“庶为得体”。也考虑到要削夺成功兵权，“责令赴京归旗，料彼不能从命，不必起其疑惧”（注：密奏区处海寇稿，《明清史料》丁编页六六。）。故清廷在敕谕中堂皇地说：“若成功等来归，即可用之海上，何必赴京？”（注：《清世祖实录》顺治九年十月初九日。）刘清泰在对成功的劝和时也强调“如惧投戈为孤注，何妨拥其子弟而归？倘疑赴阙为畏途，何妨请命于桑土而守？”（注：刘清泰与郑成功书，见《从征实录》永历七年九月条。）清朝原只给泉州一府安插兵众，后又益以三府，做了一定的让步。为了实现招抚的政治目的，具体条件是可以变化的。如按清政府的要求实现和平，将使遥奉明永历年号的郑军所占领的地区，归入清朝版图，实现东南地区的统一，即实现在满汉地主阶级统治下的和平。

就郑方来说，在与清谈判中强调兵马繁多，非数省不足安插，“又比高丽，不剃发”（注：佟国器密奏疏稿，见《明清史料》丁编页一○六——一○七。《从征实录》永历八年二月条，记有“和则高丽、朝鲜，有例在焉”，《广阳杂记》卷二记有“请以安南、朝鲜之例，不废贡职”。），甚至在复芝龙信中说过“若清朝能信儿言，则为清人；果不信儿言，则为明臣而已”。给其弟世忠信中也说过相同的话（注：郑成功复郑芝龙书，与郑世忠书，均见《从征实录》永历八年九月条。）。有些条件或说法同样系出自权宜的策略或是一种借口。正如他给芝龙书中所说，“修禀聊述素志，和议实非初心”。但在坚持不薙发、坚持多给土地安插兵众，甚至“坚持不奉东西调遣”，“不受部院节制”（注：刘清泰揭帖，顺治十一年十月《明清史料》丁编页一○六——一○七。）等清方难以接受的条件中，也反映了成功为实现其“杀虏救民”、“恢复”“中兴”的政治目的。他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不甘偏安于一隅。战与和都是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的一种手段。所以，如按郑成功的条件实现和平，将是驱逐满族统治者，恢复以汉族地主阶级统治下的和平。

可见，和谈中的最根本分歧，在于双方竭力坚持的政治目的不同，争的是由谁来统一，由那个阶级进行统治的问题。是由满族统治者为首的满汉地主阶级实现统一，君临人民？还是由郑成功为代表的汉族地主阶级进行统一，实现“中兴”？当时双方都坚持各自的政治目标，彼此无法妥协，注定谈判的必然破裂。但双方又都想通过和谈为实现其政治目的服务，甚至想争得比战争所能得到的更多的东西。所以从双方主观意识方面来说，不存在单纯的谁受骗“中计”或谁受“摆布”的问题。

再次，从和谈过程双方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来看：本期清郑双方从战到和与从和转战的过程，可以明显看出剿抚两手或战和两手的具体关系。双方都是以剿（或战）为主，以抚（或和）佐剿（或战），或“寓剿于抚”（注：马国柱揭帖，顺治十一年五月，档案馆。）。在二年中进行的四次议和活动过程，双方都运用剿抚或战和两手，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从清方来看，早在一六五二年十月给刘清泰的敕谕中提出招抚郑成功的同时，就已指出，“如执迷不悟，尔即进剿”。当时金砺尚陈兵海澄城下，继派吴汝阶、额黑里、吴库里统率的满洲大兵及乌金超哈客兵，也于一六五三年三月初四日开抵福州，企图会合金砺等“同心戮力，恢复澄邑，期擒渠魁，廓清疆宇”（注：张学圣揭帖，顺治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档案馆。）。果于第二次和谈开始前的五月初，两路数万满汉大军发动了对海澄的进攻。奉招抚专命的浙闽总督刘清泰也使用劝诱威胁两手来迫使成功就范。在其一六五三年九月给郑鸿逵书中一面说，“兼程入境，意欲早定海上之事，……以早结足下一门兄弟忠孝之局”，表示了和谈的诚意。同时，又以“固山之兵，露刃于漳滨，南至之师，立马于泉界，有不能顷刻待者”相威胁。在翌年七月给清帝的报告中提出，“职以为抚局之变，不可不防，则剿局之备，不可不早”。要求皇上“特遣固山额真一人，统领满洲大兵，移镇闽浙之间，抚局可成，既可阴销其叵测，一不成而呼吸援应，犹不至孤危隔绝。如前督臣江东桥一战之往事也”（注：刘清泰揭帖，顺治十一年七月，《明清史料》甲编页五四四。）。到第四次谈判破裂，一六五四年十月闽抚佟国器在密奏中指出，“以浙、闽、东粤近海各郡与其安插，并支粮饷，则是付东南半壁于跋扈不臣之手，将谁欺乎”，主张“非示之以威，则何知有恩？非迫之以剿，则何肯就抚？此不易之定理也”。刘清泰更明确指出，“成功之终不受抚，与终不可抚，已不待再计而决矣。倘于此而皇上不大张问罪之师，亟易抚局而为剿，不但人心日听其摇惑，并且地方日受其侵凌，全闽之事，有从此不可问者矣”（注：刘清泰揭帖，顺治十一年十月《明清史料》丁编页一○六——一○七。）。同年十月十八日，清廷就决心“发兵扑剿”了。以上这些事实，与清政府在和谈中完全受郑成功“摆布”的说法，显然是有出入的。

再从郑方来看，成功在谈判过程始终坚持加强武装、扩大土地、充实粮饷、不肯薙发等基本条件，而且善于利用战和两手在和谈期间壮大自己的力量。当一六五三年正月获悉清朝欲来议和后，即于三月遣定西侯张名振、忠靖伯陈辉率水师进入长江作战，并做好迎战金砺的准备。在保卫海澄的激烈战斗中，背水一战，一举击败清军的进攻。五月十日清封成功为海澄公，并派硕色赍敕印来进行和谈，在诏使未到前的六月，成功又督师南下，攻打瓯汀寨，并入揭阳，征输行粮，至八月始回。见到李德得知清朝欲赐地求和后，决定“将计就计，权措粮饷以裕兵食”。在第二次与第三次和谈的空隙，利用“和议未就，征派四出”。据《从征实录》记载，自一六五三年九月至十二月，先后在晋南、云霄、龙岩、惠安、仙游等地征饷七十五万，一六五四年又在泉属各县征饷七十五万。闽抚佟国器也报告，在一六五三年至一六五四年的二年和谈期间，成功“分布各伪镇，率兵十万，蚕食索饷”。“大县不下十万，中县不下五万，福属兴、漳、泉焚掠无余”（注：刘清泰揭帖，顺治十一年十月《明清史料》丁编页一○六——一○七。）。同时，成功在谈判中提出一府不够安插，要求四府之地，清朝同意增给四府后，又提出三省的要求，并坚持不薙发。针对清廷的剿抚两手开展了斗争，争取了主动。他在一六五四年九月底给芝龙信中明确指出：“前日刘部院与金固山一和一攻，今日叶、阿与清兵一剃一挟，前后同一辙也。儿此时惟有秣厉以待，他何言哉！”（注：郑成功复郑芝龙书，与郑世忠书，均见《从征实录》永历八年九月条。）在和谈的同时，已积极做好迎战的准备。这些事实也与成功完全中了清朝和谈之计的说法有出入。

最后，谈谈对本期和战得失的管见：我们评价本期清郑双方和战的得失，不应单纯看其主观的动机，应联系动机，着重考察其客观效果。综观本期和战的全过程，清朝在战和的转化上均处于主动地位。但由于成功坚持原则立场，讲究斗争策略。在具体的谈判中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变被动为主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迫得地方官吏手足无措，“剿之，既恐有激变之名；而听之，则各有疏防之责”。浙闽总督承认到任二年，“其日夜焦劳，寐食俱废者，惟此抚海一事”（注：刘清泰题本，顺治十一年四月十五日，《明清史料》甲编页三二九。）。如和谈期间成功遣水师北征，“越温台宁绍，攻掠崇明，冲犯京口，往来金、焦、孟、渎之间，如入无人之境”（注：孙珀龄题本，顺治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档案馆。）。“横肆狂逞，突入无忌”（注：噶达洪题本，顺治十一年三月七日，档案馆。），“焚毁盐船二百二十余只”（注：刘昌题本，顺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档案馆。），另遣顾忠入天津，焚夺运粮船百余艘，使清廷大为震惧。对清军起了一定的牵制作用。同时，利用和谈在闽南各地征饷，经过二年多的休整补充，兵力已超过十万，比谈判前大为增强。和谈末期浙闽总督刘清泰向清廷报告说：“职揣今日之情形事势，与当日据海澄而围漳者大不侔矣。岂一闽之力与职标孤军可制其命者”（注：刘清泰揭帖，顺治十一年七月，《明清史料》甲编页五四四。）。他承认自己不是日益强大起来的郑军的对手，要求增派援兵。二年的和谈为郑军向清军发动主动进攻做好了较充分的准备。但清朝利用和谈的二年期间，缓和了东南对郑的战争，能够集中更大兵力投入西南战场。一六五二年七月李定国攻陷桂林，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自杀，十一月再攻衡州，杀敬谨亲王尼堪，本来这时西南战场已经出现了转机，可是郑成功由于对清和谈未能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他为了“示信于清朝”，遂“按兵不动”，对于西南的孙可望、李定国在军事上没有予以有力的牵制和配合。一六五四年五月李定国进攻粤东，二度要求成功会师，因与叶、阿的谈判正在进行，遂“以虏使在泉，令差暂住金门”。待谈判破裂，推迟到十月十九日才遣林察、周瑞率舟师数万南下，加上诸将畏缩观望，至十二月定国自新会败退后，郑军才到达粤海，不遇而还。以后李定国败退云南，旋被消灭，失去会师的最后一次良机。同时，二年的和谈也推迟了成功的北征时间，到西南抗清军被击溃后再大举北伐，变成孤军深入，清廷也易于集中对付，胜利的指望当然大大减少了。

总之，清郑双方在和谈中各有得有失。从和谈局部来看，成功得多失少。而从双方战争的整个战略地位来看，清朝是小失大得。战争的结局对清朝更为有利。但这并非受谁摆布或中谁之计问题，双方主观上都坚持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但历史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最后的得失是由斗争双方的客观形势及各种因素的综合平衡决定的。我们既不能以单纯主观动机来评价他们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也不能不把动机与后果联系起来考察，而单纯地以成败论英雄。

二、后期（一六五四年十一月至一六六二年五月）

一六五四年清郑之间第四次和谈破裂后，双方又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这个时期郑成功处于主动进攻地位，展开南征北战，但以北伐为主攻方向。多次兴师北征，攻闽安，克台州、舟山，陷瓜镇，围南京。清军也在被动中力争主动，除前后二次大举进攻厦门外，其间还组织了对舟山、闽安、澄海、揭阳、白沙的反攻，构成清郑之间进攻与反攻的高潮。为了配合军事的进攻，这个期间双方又进行了四次的和谈活动。在本期的进攻战中，郑军虽取得较大的胜利，但一六五九年最后一次关键性的围攻南京战役却失败了。这是一次严重的挫折，此后郑军已无力北征。一六六○年清军乘胜进捣厦门的战役也以失败告终，暂时也无力剿海。之后郑成功转向驱荷复台的对外战争，直至一六六二年五月郑成功逝世，双方出现了和平休战时期。

对后期清郑和战历史的评价，特别是对成功数次北征的得失，台湾史学界也存在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自一六五四年至一六五九年的五、六年间，郑军“固执于沿海进取，成功本人及各将领均奔波于闽、浙、粤沿海各地，疲敝不堪，徒劳无功。除原有的金、厦、铜山、南澳外，实一无所取”，因而提出“恋战沿海之失策”，是成功抗清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注：金成前：《郑成功南京战败与征台之役》，《台湾文献》第二五卷第一期。）。另一些学者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有的提出一六五五年前后，成功“为清算他十年来的沿海经略，决意与清兵一决雌雄”，“决意远征南京”，在“战略上已经有重大的改变”（注：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台湾文献》第一五卷第二期。）。有的同意《小腆纪年》一书指出的，成功北征是“违众独断，孤注一掷”（注：陈三并总纂：《郑成功全传》第三章第五节，页一二四。）。如何正确评价成功这个时期的北征得失，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与“恋战沿海之失策”说商榷　郑军以金厦等沿海为基地，以海战为主，使清军难以对付，这是他们的一大特点，也是一个突出的优点。这在一六五九年一月浙抚陈应泰的密疏中描述得十分详晰：

“郑成功……频年以来，江浙闽粤横肆突逞，……止恃其党类繁多，凭依水穴，飘忽劫掠，岁无巳时，遂为东南一巨寇。乃年来经{K23C191.JPG}，措饷筹兵，征调络绎，虽时有俘馘焚夺，然不得即?{缚逆首，净绝根株者，则以敌我之情形迥别，而守御之与进剿各有宜也。……夫贼之难于遽行扑剿者，缘彼以海为窟，以船为家。惟视风潮，瞬息千里。……贼众则以十数万计，船则以数千计。兼有叛将马信等为之煽惑构引，在我沿海各汛处处可登?。……是我之兵力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分。我既备多而力分，贼乃以十数万全力之势，如风雨骤至，乘间窥其一域。……我之援兵无阻（？）无船，辄若望洋，是以我兵跋涉崎岖于崇山峻岭旬日之间者，贼{K23C192.JPG}挂船，旦夕可至。我之士马未获与贼决战，而先已疲于奔命矣”（注：陈应泰揭帖，顺治十六年一月二十日，档案馆。）。

由上引揭帖可以看出郑军的特点和优点是：

(1)“以海为窟，以船为家”或“凭海为巢，倚船为窟”。即以金厦为中心的沿海岛屿为基地，建设海上武装，长于海战，使清军“无插翅飞堵之能”（注：陈锦揭帖，顺治八年十一月六日，档案馆。）。即使以后也加强了水师，但也是“小舰难敌大舰”（注：马国柱揭帖，顺治十一年五月，档案馆。）。郑军可以自由奔驶于海上。是故成功十分重视海上基地的巩固，与发展，初期专力向金厦南北周围发展，即为巩固基地而斗争。为了确保基地，成功有时不惜采取逆风侵剿。即“春夏南风，则往潮惠劫掠，秋冬北风，则往福兴劫掠。彼恐中左有急，好顺风救护巢穴”（注：李率泰揭帖，顺治十三年十二月，《明清史料》甲编页四○六。）。

(2)由于郑军“恃舟楫之长技，乘风涛之便利”，惯用“飘忽靡常”的突击战术（注：陈锦揭帖，顺治八年十一月六日，档案馆。），常使清方感到“出我不意，攻我不备”（注：敷陈坐困郑成功计议揭帖，顺治十四年十月十六日，档案馆。）。如攻闽安、攻台州，都是清军援军未到而城已先陷。使清军“疲于奔命”。

(3)郑军在战役上经常集中超过清军数倍的优势兵力，以多胜少。陈应泰在前疏中曾举浙江为例：浙省额兵“三万有奇”，加上“五省调防之兵一万”，兵力“似为不少”。但“分派于沿海郡县卫所五十余城，并内地要隘及山魈湖寇出没之处，又未见其多”。如“宁台温郡城存兵不过二千余人，其县邑多者千余人，少仅数百人，卫所止一二百人，而险要之地无城郭者，不过数十人、十数人，以备传报”。浙省如此，其他闽粤江南沿海沿江情形也不例外。如当时一个吏部官吏看到自南昌登舟溯江而下江宁，“舟泊各处，止见有兵丁一、二名者，甚有空堡而无兵丁者。自安庆以下更寥寥不可问矣”。就是江宁府城，在演武场操点水师，“兵丁不过二百余，人皆老弱不堪，如同儿戏。且战舰狭小”，他慨叹道“如此形状，安望其对垒破敌，决胜于江海之上？”所以“海寇狂逞，如入无人之境”（注：郭一鄂揭帖，顺治十二年四月，档案馆。）。这应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也是清军的一大弱点。

郑军由于具备上述种种特点及长处，被永历帝誉为“作砥柱于东南”。清方也承认其为“东南一巨寇”。能够坚持抗清最久，与这些特点密切攸关。但郑军“以海为长城”也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陆战就较清军逊色，虽可主动攻略闽浙粤各省沿海地方，但旋得旋失。没有一支强大的陆师，无法占领广大的腹地。据清方报告，郑军“以船为命，及至登陆，一见骑兵冲击，遂望风披靡”（注：佟国器揭帖，顺治十六年五月六日，档案馆。）。同时以海岛为基地，“远离巢穴，势不能久”（注：乌赫等题本，《明清史料》己编页五二三——五二四。）。南京战败，与此有关。南京被围，燕都震惊，而熟悉郑军情况的海澄降将苏明即已指出：“海兵不能持久，不数日当有捷音”。果然，后三日，“而江宁捷报至”（注：阮旻锡：《海上见闻录》顺治十六年七月条。）。

应当指出，以海岛为基地，以海战为主的郑军作战方法，是当时客观条件决定的。时清已统一大陆大部地区，成功起兵于海上，继承芝龙海师基础，部众多漳泉沿海之人，军饷的重要来源之一是靠经商海上，客观条件造成其十分重视海上基地，并在实战中不断成长为一支以海战为主的武装。郑成功只能依靠这些客观条件，实践他的“中兴”抱负。历史事实证明成功已很好地利用了这些客观条件，怎能以失策责之？至于与西南李定国等会师不果，主要原因也不是由于“恋海作战”的结果。

与“孤注一掷”说商榷　郑成功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他起兵抗清的奋斗目标，从见诸《从征实录》所收存的文告、书信中有：“北伐丑虏，肃清中原，以建大业”，“共凑恢复之大业，而享无疆之福泽”，“刻期恢复，上报国恩，下救苍生”，“实为杀虏救民，恢复大事起见”，“总从报国救民起见，亦为勋名富贵后来子孙计”，“中兴之大事已定，我将士之勋名富贵在此一举”，“大家俱上为千古勋名，下为身家显荣”，“本藩数十年苦心，生聚教诲，……总皆从恢复起见”等等。可以看出，他虽遥奉明永历年号，但并没有正式提出“抗清复明”的口号，只笼统地提“恢复大事”、“恢复大业”。他虽有复明思想，但特别强调的是“中兴”，即推翻满族统治，恢复以汉族地主为统治的政权，实现“中兴之大业”。让成功与起兵将领做“中兴”名臣，本身及子孙得到“勋名富贵”。同时也可看出，他虽有“上报国恩”的忠君思想，但特别强调的是“下救苍生”的“爱民”思想。成功在北征的布告中反复强调“民为邦本”，并说“自古做大事以得民为本”，重视“收拾民心”。告示中严禁抢掠财物，奸淫妇女，特别对“江南效顺百姓”，严令“敢有擅动民间一草一木者，本犯枭示，大小将领连罪不贷”，并指出虽不得已要“就地方取粮”，但要求“虽取民之中，必存爱民之意”。当然不容疑义，成功的“爱民”思想的性质是统治阶级的“收拾民心”，是对被统治的顺民的保护。台湾学者的文章中普遍强调成功的“抗清复明”和“忠君报国”思想，对其志在“中兴”、“救民”的主导思想重视不够。对其“上为千古勋名，下为身家显荣”的封建的荣宗耀祖思想，更讳而不提了。

郑成功“北伐丑虏，肃清中原，以建大业”的远大抱负，是他多年来的“苦心”，早在举兵海上时就下了决心，在他拒绝清廷及芝龙劝降时，与其弟世忠书中表明，“不特利害不能以动其心，即斧刃加吾颈，亦不能移吾志”。抗清恢复的意志是十分坚定的。但要实现他的“中兴”大业，必须分步骤进行。初期以巩固金厦基地为中心的攻打闽南、粤东沿悔，是实现“中兴”的第一步。他在一六五一年五月攻打海澄、漳浦时说过：“欲图进取，先从漳起手，此番杀他一阵，则漳虏慑服，集兵裕饷，恢复有基矣。”一六五三年三月为了粉碎金砺的进攻，同意张名振派舟师直入长江的建议：“捣其心腹，虏无暇南顾，藩主得以恢复闽省，会师浙直，可指日待也”。可见第一步是先“恢复闽省”，接着再“会师浙直”。一六五四年十月遣师南下勤王的同时，发水师北征长江。在其给李定国书中解释说：“水陆并进，规复金陵”。可见恢复浙、直，攻克南京，是实现“中兴”的第二步。期望金陵破则“闽粤浙楚以及黔蜀之豪杰志士悉响应矣”（注：江日升：《台湾外纪》顺治十四年四月。），以实现东南、西南抗清军的大联合，恢复半壁河山。一六五六年复李定国书中又指出：“现提水陆精锐，收恢闽浙，熏风盛发，指日北向。……立洗腥膻之穴。然后扫清官阙，〔会〕盟畿辅，岂不大符夙愿哉”（注：郑成功一六五四年、一六五六年二次与李定国书，均载《从征实录》，前书记在永历八年十月条，后书误排在永历八年二月条下。）。可见当时计划攻克南京后，就要会师北京，推翻清王朝，恢复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是他实现“中兴”的第三步。而且明确的说这是“夙愿”。后来由于南京战败，随着实现战略的转移，挥师东征，收复台湾。进兵北京的计划没有实现。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北征长江是实现成功起兵时的“中兴”抱负的一个步骤，不是清算了十年来沿海经略之失策后突然提出来的新战略。北征是郑军力量发展壮大的必然结果，不能因其进攻南京失败而认为是“孤注一掷”。因此朱希祖先生的批评：“成功专取下策，不能高瞻远嘱，以赴时期。昧定国之良图，弃全斌之上算，往往欲为孤注之掷”（注：朱希祖：明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序。）。也是脱离当时客观现实的可能性，而妄责或苛责于古人。郑成功比他同时代的抗清将领高出一筹，正是他能“高瞻远嘱”，有远大抱负，而且坚贞不屈地为之奋斗终生。

战略地位的变化对北征失败的决定影响　成功北征南京的失败，“中兴”计划的破产，与个人指挥错误当然也有关系。特别是一六五九年北征初期，攻无不克，如入无人之境，取得战役的接连胜利后，严重滋长了胜而骄的轻敌思想，不听诸将速攻南京城的多次进谏，竟采取“待援虏齐集，必扑一战，邀而杀之”的长期围困的战略，以致清军援师云集，郑军反被击败。同时，这与成功“凡事独行独断，不与人商量”（注：郎廷佐揭帖，顺治十七年正月十四日到，《明清史料》己编页五二九——五三一。）的自负个性也有关系。战败后成功自己承认“是我欺敌之过，轻信余新所致也”。

但应该看到，北征之役先胜后败，更加根本的原因是受全国抗清斗争总形势的制约。起兵初期清军主要兵力是在对付西南抗清主力军，这为成功在东南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有利形势。至二六五四年最后一次南下勤王不成，李定国败退南宁，西南抗清形势已起了不利的变化，东西会师已经不可能了。一六五七年孙可望与李定国“兴兵相攻”（注：《清世祖实录》顺治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一月孙可望降清后抗清力量又大为削弱。清廷于十二月命平西王吴三桂、征南将军赵布泰、宁南靖寇将军罗托分别由四川、广西、湖南三路进攻贵州，一六五八年五月，三路大军已先后进入贵州境内，大批抗清军降清，西南抗清事业已分崩离析，一蹶不振。同月郑成功开始的北征，虽攻下平阳、瑞安等地，“全浙震动”（注：《清世祖实录》顺治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对挽救西南颓势起了一定的牵制作用。但因八月羊山遇风，耽误八个多月的时间，至第二年四月才组织再次北征南京。这时云南已被平定，罗托等官兵已开始撤回，清军可以集中更大兵力对付郑军了。当成功由镇江进逼江宁时，贵州凯旋之官兵有的已驰抵江宁，参加了南京战役。据江南总督郎廷佐奏报：“侮寇自陷镇江，势愈猖獗。于六月二十六日逼犯江宁，城大兵单，难于守御。幸贵州凯旋梅勒章京噶褚哈、马尔赛等统满兵从荆州乘船回京，闻贼犯江宁，星夜疾抵江宁。臣同驻防昂邦章京喀喀木、梅勒章京噶褚哈等密商，乘贼船尚未齐集，当先击其先到之船。喀喀木、噶褚哈等发满兵船八十艘，于六月三十日两路出剿，击败贼众，斩级颇多，获船二十艘，印二颗”（注：《清世祖实录》顺治十六年八月初一日。）。五十八年以后康熙帝在回顾此事时，犹说郑成功“进围江宁时，满兵甚少。值贵州回军之副都统噶褚哈等至，同江宁将军喀喀木合军出东门，于明太祖陵南诱贼进三十里，大败之，歼其众”（注：《清圣祖实录》康熙五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可见西南平定，清军回师援宁起了重要的作用。八月七日，安南将军明安达里凯旋之军也抵安徽荻港，迎战杨文英等于南京上游的扬子江港口（注：《清世祖实录》顺治十六年八月十二日。）。可以预测，即使成功顺利攻克南京，也将会被先后赶到的各路援军反包围，变成孤军深入内地，从事陆战为主，同样有覆灭的危险。所以，成功北征失败起决定性影响的不是个人指挥上的失策，而是战略地位的不利变化。当时成功不顾张煌言的忠告，罗子木的哭谏，大踏步地撤兵还厦，保存实力，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不愧为才能卓越的指挥官。

战争胜负的最根本因素在于人心的向背　毛泽东指出，在战争中“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注：《毛泽东选集》卷四页一二四六。）。郑成功前期抗清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是与人民的积极支持分不开的。成功起兵时，福建正处在“义兵所在蜂起”的人民抗清高潮。一六四七年围攻泉州时，“山海遍发，四面蜂起”，“民心欣叛”（注：赵国祚揭帖，顺治五年八月六日，档案馆。）。一六五一年攻漳浦、云霄时，“寨堡村民，举家裹红入伙”，“遍地皆贼”（注：硕子等题本，《明清史料》丁编页五四——五六。）。一六五四年十二月占领漳州后，“旬日之间，一郡十一县相继沦失。”“实起于濒海一带刁民绅衿，暗通线索，揭竿附会，遥相煽惑，遂使撄城将吏，咸无固志，望风纳款”（注：兵部题本，《明清史料》己编页二四六。）。除得到沿海广大人民积极支持外，还得到部分地主绅衿的支持。至本期攻打闽粤浙沿海时，仍有人民响应，出现“山海交讧”局面。虽规模与范围已不如前。如一六五六年攻打闽安进逼省城之时，“宁化、清流、归化等处诸贼，亦即同时并起”。清朝地方官认为“闽中山贼在在窃发，随剿随起，皆由海逆郑成功元凶未殄，招纳四方亡命，密布上游，以为内应”。或说“山寇窃发，皆由郑成功暗地号召，牵制我兵，得以恣其虐焰，所以山寇趁时而蜂起”（注：陈应泰揭帖，顺治十五年七月十九日，档案馆。）。这些举义皆由成功组织号召的说法未必尽然，应该说多半还是自发的响应。一六五八年成功大举北征后，坚持在闽西的抗清武装，自称总督提调水陆兵马都督大元帅、镇闽侯温丹初“率党千余”，“号召闽粤不轨之徒，响应海逆，以为声援”（注：成性揭帖，顺治十五年八月，档案馆。）。时有成功部将萧拱成之弟萧拱平密书相通，故“温逆与郑逆勾连，山海贼情，呼吸相通”（注：佟国器揭帖，顺治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档案馆。）。这时闽北也有林文等“外结海寇，内通奸宄”（注：李率泰揭帖，顺治十六年六月，档案馆。）。成功攻浙东沿海时，也出现有“勾煽山贼，伪牌伪票，四出纷纭”（注：赵国祚揭帖，顺治十六年二月，《明清史料》甲编页四四三——四四四。）的现象。一六五九年成功进入长江后，“土贼乘机哄起”（注：苏弘祖揭帖，顺治十七年二月，档案馆。）。出现上游四府三州二十四县闻风归附的可喜局面。但多属局部、个别现象，有的是郑军攻打后才直接激起的。东南人民抗清高潮早已逐渐削弱。

除直接响应外，沿海人民也在物资上对郑军积极支持。有的“领本贩运，以资贼饷”（注：成性揭帖，顺治十五年十月，《明清史料》己编页四三六——四三八。）；有的“潜运麻、油、钉、铁等项，以建郑孽”（注：佟代题本，顺治十二年十月十五日，《明清史料》己编页二四九——二五○。）。郑军能够坚持斗争，并取得重大胜利，正是由于得到人民各种形式的支持的结果。

随着各地抗清武装的先后被镇压，清政府进一步统一全国，越来越多的汉族地主归附清朝，满汉地主阶级进一步结合，加强了对人民的统治，同时清廷开始改变初入东南时的大规模屠杀无辜的暴虐政策。如一六五六年后在敕谕东南、西南地方督抚中，公开谴责“本朝开创之初，睿王摄政，攻下江浙闽广等处，有来降者多被诛戮，以致遐方士民疑畏窜匿，从海逆郑成功者实繁有徒”。乃改取广布招徕，实行“恩威并用，讨贰怀服”的统治政策（注：《清世祖实录》顺治十三年六月十六日，七月二十四日。）。抗清力量因而日益瓦解，抗清思想也日益淡薄。而连年战乱，民不聊生，随着人民厌战情绪的增加，对抗清战争的支持也就不断削弱。李率泰先后三次入闽，目击民情日益凋敝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指出：“顺治三年间（公元1646年），职随征开闽时，窃喜地方殷盛，甲于东南。比顺治五年，职领兵恢闽，视三年时已减其半。今则五年更十不存一矣。……是以计里则百家无一户之存，计户则百人无十人之活。……不意极殷盛之名疆，遂成极凋敝之危地”（注：李率泰揭帖，顺治十三年十二月，档案馆。）。

还应指出，郑成功当时是拥有一支一、二十万的武装队伍，长年征派四出。对不服征输的“逆寨”、“逆民”更焚杀无遗。在清统治区作战时掠夺财物、妇女等现象也时有发生，有的是成功在文告中公开允许的。这样，作为地主阶级武装的郑军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不能不日益加深。必然会逐渐失去人民对它的支持。随着后期郑军反民族屠杀、压迫的进步色彩的日益减退，而汉族地主阶级与得到部分汉族地主拥护的满洲统治者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的性质日益突出，人民对郑军的支持也逐渐削弱，渴望和平、统一的思想开始日占上风。南京惨败，从军事上说对郑军还不是致命的打击，但当时政治上拥护全国统一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注定了郑成功的抗清前途必然暗淡无光。

尽管如此，郑成功初期的抗清是正义的，有进步意义的。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政治家，杰出的军事家，有很强组建军队、指挥作战的能力，打了不少胜仗，军事指挥一般也是正确的。北征与抗清的最后失败，主要不是成功个人指挥失策造成的。历史从来不是按某一个人或某个集团的意志随心所欲创造的，而是由客观的斗争形势与历史发展的趋向决定的。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一页六○三。）。郑成功在当时客观环境所允许下，为实现“中兴”事业已发挥了很大的个人主观能动性。他始终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南京虽战败，仍没有丝毫动摇自己的信念。但越到后来“恢复”的愿望越成为主观的空想，越与人民要求统一的趋向背道而驰。使他在十七世纪四十、五十年代的政治舞台上，充当了抗清悲剧的一个主角。正当他处在危亡时刻，能当机立断，毅然转向东征，实行战略性的转移，实现驱逐荷兰侵略者，完成收复祖国神圣领土台湾的伟大历史使命，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杰出的民族英雄。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光辉业迹，永远值得中国人民的敬仰和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