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洋务运动为什么失败？这又要说到李鸿章们了

作者：傅正  来源：观视频工作室

导读：所以包括李鸿章在内的这些清王朝的夷务工作者或者洋务工作者，往往习惯于用处理官场人际关系那套做法去搞外交。我不敢说这套做法百分之百没有用，但这种旁门左道的东西是不可能真正用来维护国家主权的。

大家好，我是傅正。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舰队覆灭，洋务运动失败了。据说李鸿章曾讲：“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洋务运动为什么搞不成？它有哪些缺陷？

其实这个问题是老生常谈了，大家轻而易举就能找到很多总结。我在这里给大家补充三个方面的重要原因：

第一个是关于物质基础的原因。晚清时期在财政分配方面出现了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对于现代化改革造成了什么致命影响？

第二个是外交方面的原因。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外交有哪些缺陷？以夷制夷为什么搞不成？

第三个是外部势力干涉的原因。赫德、威妥玛这些英国人顾问或者外交官到底对于晚清的现代化改革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像一些人赞扬的那样人畜无害吗？

先看第一个方面，晚清时期的财政分配出现了哪些新变化，存在哪些问题？

大清走到咸丰朝，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南有太平天国，北有捻军，大西北又乱成一锅粥，西方列强还要开着军舰上门物理催收。这个处境比崇祯皇帝也好不到哪里去，按照以往的剧本，大清王朝可以关门歇业了。

但奇迹的是，大清居然摇摇晃晃挺过来了，还创造了一个所谓的“同光中兴”，这是怎么做到的？其实跟它的财政制度变革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注意，明清的财政制度是一种非常落后的制度。它的税种比较单一，主要依赖地丁银，占总收入的80%以上，再辅之以盐税、茶税等等，以及非常有限的关税。

税种的单一化带来的问题是很大的。首先，中国人多地少，人地关系紧张，能够榨出多少农业税来？明清统治者为了保证农民不造反，不得不采取低税率，这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非常有限，根本不可能扩张国家机器。

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摊丁入亩”，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在乾隆时期达到了一个比较固定的数值，岁入4000万两白银左右。对于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而言，这个收入实际上是很少的。

那么清政府也就不得不把财政支出限制在了官奉、兵饷、皇室开支等几个十分有限的项目上，这造成了清政府在国家能力上的严重不足。你想想，如果碰到大规模自然灾害怎么办？碰到大规模叛乱怎么办？道光朝平定张格尔叛乱、应对鸦片战争，皇帝最纠结的就是钱的问题。

其次，国家在工商业中获利很小，为保证其财政收入的稳定，政府一直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工商业非但得不到国家的扶持，反而还常常受到限制。

再次，缺乏对工商业合法规范的税收制度，一方面给各级官吏对商人非法摊派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商人又不得不结交官府，以减少对自己的摊派，并谋取超经济优势。这样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工商业秩序。

总而言之，农民靠天吃饭收入微薄，却不得不承担起维系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责任。工商业利润丰富却始终得不到有效管理。

这些因素严重弱化了清帝国的经济基础，限制了清帝国处理重大事件的能力。

但该来的总会到来，太平天国势如破竹，英法联军上门敲诈，清帝国的财政已经负担不起了。怎么办？

咸丰皇帝和朝臣用来用去主要是三板斧：

一、节省的开支。官员减俸禄，士兵减粮饷，于是他们又把这一切全部转嫁到农民头上，抓紧盘剥农民，搞得官兵不如土匪，四处抢劫，杀良冒功。

公正地说，太平天国在广西作战的时候，军事纪律还是不错的，后来打到湖南，大量三合会等无业游民加入进来，才导致军事纪律明显下降，但就这也比清军好得多。

二、大开捐例，卖官鬻爵。这种东西是不可持续的，一开始卖知县顶戴，再后来卖知府顶戴，但事实上哪有这么多实缺？

你花了两三千两买了个七品知县顶戴，感觉自己牛得不得了，可以跟县太爷平起平坐了，结果发现本县这样的候补知县还有好几个，你这种顶戴买来有什么意义呢？

三、铸大钱、发银票、印宝钞。搞乱货币体系，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总之，这些措施都是饮鸩止渴。

就在这种看似无解的困局当中，一个叫作钱江的小人物改变了一切。这个人是刑部侍郎雷以諴（咸）的幕僚。1853年，雷以諴奉旨帮办扬州江北大营军务时，钱江给他出了两招：第一招，派官兵到各水陆要冲设关卡，对过往货物按其估价强行派捐；第二招，派官兵对各地开店销售货物的商人按照销售额强行派捐。

雷以諴一看，哎，这个主意好，就这么干。在咸丰皇帝的允许下，这种做法很快在南方各省推广开来，进而在全国各地推广开来，它就构成了后来的厘金。上面所说的两招分别称为行厘和坐厘。厘金实际上是一种商业税。

当时谁都没有想到，厘金的征收为清政府增加了一大笔财政收入。就相当于你在残血快挂了的时候，突然捡到了一个大血瓶。这个大血瓶构成了“同光中兴”的财政基础，也构成了洋务运动的财政基础。

直到太平天国覆亡，清政府削减厘金的情况下，它还能占到岁入的20%以上，再加上关税收入的扩大，两者加起来接近清政府财政岁入的50%，超过了农业税收入。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业税不占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

所以我们就知道，洋务运动为什么能搞起来了。这个东西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不是像电视剧里虚构的那样，好像出了一个特别牛逼的恭亲王奕䜣和一个更加牛逼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进行一通思想解放，洋务运动就成了。不是这样的。

在我看来，没有厘金，洋务运动搞不起来，但洋务运动最大的缺陷恰恰就在厘金头上。

厘金制度至少有两个先天不足。第一，我们看一下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其中第二十八款明确规定：英国商品进入内地只需要一次性缴纳2.5%的子口税，而可以免去其他一切捐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缴纳不到2.5%。

这一规定经由片面最惠国待遇扩展到了一切洋货头上，也就是说，洋货可以不用缴纳厘金，而国货必须缴纳厘金。什么是不平等条约，这不就是不平等条约吗？仅从这个例子大家就能明白，为什么有一部打着“普及历史知识”旗号的纪录片会被全网下架了。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厘金直接被各省督抚截留，它不需要上缴中央，不需要经由户部统一调配。这直接颠倒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造成了清帝国头重脚轻、头足倒置的局面，地方督抚权力越来越大。

因此我们看到，那些洋务派封疆大吏可以在自己的辖区内建兵工厂、建船政局、建招商局，似乎有模有样、有声有色，但一碰到跨地区的系统性公共工程时，比如铁路，就搞不起来了。举个例子，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要大兴铁路建设，比如向美国人借款修筑粤汉铁路，结果搞成一团浆糊。按照杨度的说法，这条铁路经过广东、湖南、湖北三省，结果三省铁道宽窄不一，车皮价格、煤炭价格、火车票价争来争去，根本统一不了。

所以洋务运动并没有让中国变得更凝聚，反而让中国变得更松散，哪怕某个督抚能力再强，搞得再好，又能怎么样呢？

上面是关于财政分配问题的简要介绍，我们接下来看二个方面，李鸿章这些人办外交有什么特点？为什么《清史稿》说他“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但很多人说他卖国贼呢？

我们先看一下李鸿章是怎么干上外交工作的。请恕我澄清一个网络谣言，某些学者通过计算得出，太平天国运动使中国减少了足足一亿人口。当然也有学者说7000万，其他诸如说5000万、3000万、2000万的人都有。

这个数据科不科学姑且不论，我们就当它是真实的。网上有好多人拿它说明太平天国有多么多么残暴，居然害死了一亿人。

这个评价显然是错误的，以自然生长率为参照，减少了一亿人，不代表死亡了一亿人。这些真正死亡的人当中，有多少是太平军造成的？又有多少是清军造成的？这个问题你不讲清楚，怎么能一股脑推到太平军头上呢？

有一个鲜明对比值得大家重视：太平天国对于清军俘虏大体上而言还是比较宽容的，但湘军淮军对于太平军俘虏，那就截然相反了。

这是因为清政府面临一个现实困难，这些太平军的降卒该怎么处理？发回原籍是不可能的，就地遣散，但没有多余的土地可以分给他们。明日你大军一走，这些失地农民重新聚众造反，僧格林沁就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大亏。

曾国藩、李鸿章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十分简单粗暴：决不了人的问题，就解决人。所以我们看到，湘军、淮军屠杀太平军降将降卒的事情屡见不鲜。曾剃头名不虚传。

农民土地问题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也复杂的问题，这里没法讨论。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等人是等级观念非常重的人，对于士君子，他们可以温文尔雅，表现出极高修养，但对于所谓“刁民”，那就是截然相反的一副面孔。

正是戴着这两幅面孔，曾国藩处理了天津教案。他也知道“曲在洋人”，是法国领事丰大业开枪滋事在先。但迫于西方军事威胁，曾国藩仍然决定“严拿凶手，以惩煽乱之徒；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可以说，他对所谓的刁民是毫不留情的，处决16人，缓刑4人，流放25人，将相关官员革职充军，赔偿各国白银50万两，并派遣崇厚率团前往法国谢罪。

这个姿态已经非常非常低了，然而对于法兰西第二帝国这种流氓国家而言，并没有什么卵用，拿破仑三世早就在等一个借口了，不狠狠宰你一刀誓不罢休，怎么可能因为你姿态低就随随便便算了？

可以说，曾国藩对于天津教案的处理是两头不讨好，既违背民意，又满足不了洋人。清政府为了避免谈判破裂，改派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继续交涉。结果他刚刚走马上任，普法战争爆发，法国人哪里还顾得上天津教案这种小事，匆匆忙忙结案了事。

清廷朝野哪里知道这个国际形势的变化？都以为曾国藩搞不定的事情，李鸿章轻轻松松就搞定了，都以为还是李鸿章擅长外交。我不知道这个天下掉下来的馅饼对于李鸿章而言是幸运呢？还是不幸？总之，这成为了李鸿章外交生涯的起点。

讲到这里，必须插播辱法一则，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就特别瞧不起法国人，曾经这样评价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外交，他说：

英国外部虽纯尚权谲，然场面铺排甚属光润，几使人无隙可乘。俄外部已不如英，然犹远胜于法。盖民主之国各部尚书、侍郎，皆有市井驵侩之习，讆言遁词，出口不惭，初不虑质证之无根也。

这个话大概意思是，英国外交部虽然狡猾得不得了，但在场面上做足功夫，使人挑不出毛病，俄国人外交工作虽然比不过英国，但比法国人好得不知道哪里去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外交官就一群流氓无赖，今天说东明天说西，撒泼打滚，出尔反尔。

所以曾纪泽特别看不起法国人，镇南关大捷之后，他就强烈反对李鸿章乘胜求和的主张，要和谈也多赢一些再和谈啊，对于法国人你这么急急忙忙见好就收干什么？

不仅如此，前几年披露了一些新材料，基本实锤李鸿章要为中法越南开战负很大责任。关于他令人叹为观止的骚操作，以后我会专门安排一个系列：曾纪泽与中法越南交涉，专门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回来，总体评价一下李鸿章的外交风格。从乾隆时期接待过马戛尔尼使团的封疆大吏松筠，到鸦片战争时期跟义律私下签订《穿鼻草约》的琦善，到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伊里布、牛鉴，再到李鸿章这代人。他们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官。

用我的话说，他们的角色更像是一个“中间人”，但你也可以说得难听点，像个皮条客。李鸿章体现了清代外交一般特点，他们首要考虑的问题不是像我们今天外交官那样，怎么去传达国家的意志，怎么去维护国家利益，而是怎么在朝廷和洋人之间和稀泥，怎么才能既满足朝廷的面子，又体面地打发洋人。

所以包括李鸿章在内的这些清王朝的夷务工作者或者洋务工作者，往往习惯于用处理官场人际关系那套做法去搞外交。我不敢说这套做法百分之百没有用，但这种旁门左道的东西是不可能真正用来维护国家主权的。

李鸿章以夷制夷为什么搞不成？两个原因很重要：第一，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里头有一个“片面最惠国待遇”，经济特权一体均沾。西方列强之间再怎么吵得不可开交，到了清政府这里往往能矛头一致，为什么？一体均沾，帮你争取好处就是帮我自己争取好处啊。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利用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前提是既要充分了解国际关系，又要充分了解国家主权边界和自身的利益诉求。李鸿章们哪个能力都不具备，既不了解西方国家政治，又不了解国家主权为何物，觉得只要不割地赔款就是胜利。不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就不错了，还想以夷制夷？

清代外交不是没有振作的苗头，比方说《中俄伊犁改订条约》，曾纪泽和总理衙门还偶尔表现出一些近代外交的样子，可惜昙花一现。

在这里，我顺带谈一谈我对梁启超《李鸿章传》的看法，提两点：第一，尽管梁启超显得很同情李鸿章，似乎很体谅李鸿章的不容易，然而一涉及到具体问题，梁启超基本是持否定态度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这种笔法大家要读得出来。

第二，写《李鸿章传》时的梁启超受日本人影响非常大。大量文章直接剽窃日本人，他抽象肯定李鸿章的那些观点也主要采自日本人。我不是说日本人讲的就一定不对，不是说日本人就一定包藏祸心，我还是有求生欲的。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一点，当时那些日本人，不管是脱亚派还是兴亚派，都会想尽各种办法论证中华文明已经腐朽不堪，亚洲文明的中心是在日本而不是在中国。这是他们立论的前提，对于评价李鸿章也不例外。

大家如果有兴趣，回去再翻翻梁启超的《李鸿章传》，看看我讲的对不对。

接下来讨论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怎么评价那些跟李鸿章打交道的外国人，比如赫德、威妥玛？

提到洋务运动，有些外国人的名字总是绕不开，比如长期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这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人物。《赫德传：大清爱尔兰重臣步上位高权重之路》的作者马克·奥尼尔就这样评价赫德：“他玉成中国现代化海军、海军船厂和军工业的创立。……大清海关不断扩展，以及随之而来、在广阔的中国沿海加建不少灯塔、铺设不少海底电缆，以及建立一套可供东亚各国共用的气候预报系统。”

言下之意，赫德是一个对中国现代化贡献极大的人，是一个中国人应该感谢的人。又比如剑桥大学的方德万教授就强调，赫德是一个英国人，也是中国人的雇员，他既爱英国，也爱中国。这句话怎么样都让我想起有个渣男对你说：我爱的是你，但我要跟他结婚。世界上哪有这么多何书桓？

一个明显的例子，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同样是孟加拉王公的雇员、是莫卧儿王朝的雇员、是锡克帝国的雇员，它也很爱印度啊，结果如何呢？雇着雇着不都成它的了吗？关于东印度公司，我以后一定会专门给大家好好扒一扒它，好好扒一扒英国殖民者的自由贸易神话。

不管我们怎么评价赫德，不管我们承不承认赫德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海关管理的现代化，都要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史视野。而且这种世界史视野恰恰是过去竭力鼓吹“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史观所遮蔽的。

捷连季耶夫在《征服中亚史》中曾披露了这样一段史实，当时俄国人正在征服一个叫作浩罕的中亚小国，这时美国驻俄大使馆秘书斯凯勒就给沙皇俄国献过一条妙计。让俄国人采用英国的方式征服浩罕，“不声不响而又体面”。什么是所谓的“英国的方式”？捷连季耶夫记载道：

向浩罕派遣俄国驻扎官，并有哥萨克负责警卫，其经费由俄国政府或者浩罕政府承担。这样，俄国商人便会自然而然地聚集在驻扎官的周围，浩罕人熟悉了俄国人，就再也不敢欺负和排挤他们了。浩罕政府本身也会通过总督代表慢慢地养成服从总督意志的习惯。这样的政策执行若干年以后，当汗王去世（或者更早一些），一旦情况需要，便能顺利地使浩罕并入帝国。

你看总结得多么到位，果然还是美国人了解他们的撒克逊表亲。

所以带英搞政变不搞则已，一搞就成，各种顾问都是他们的人啊。通过顾问、外交官操纵当事国的内政外交就是带英殖民者的拿手好戏。了解一下带英是怎么吞并锡克帝国的，是怎么操纵埃及的政治经济，是怎么控制苏伊士运河的，你就会发现斯凯勒的话完全没有错。

有人说，这体现了带英殖民者较为文明的一面，我说错，这恰恰体现了他们野蛮的一面。一个真正的统治者是要考虑维护自己统治根基的，是不可能不顾老百姓死活的。但像东印度公司这种雇员就不同，他们一方面控制了老板，可以借着老板的名义随心所欲地可持续性竭泽而渔，另一方面又不用承担社会治理的责任。

这造成了英国殖民者处理问题的特殊方式，这种方式按我们中国人的政治伦理是打死都没法理解的。如果风调雨顺还好，万一出现灾荒，英国殖民者首先想到的不是怎么救灾，而是怎么保证我的财政收入不下降。也就是说，越灾荒，他们掠夺越狠。带英帝国这种令人发指的骚操作，以后我会带大家好好见识见识。

言归正传，我们在评价赫德、威妥玛这类人时，一定要有这样的大视野，一定要学会参照带英帝国攫取殖民地的各种方式，一定要会思考所谓的英国顾问在殖民统治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否则你对他的评价就一定是片面。

那部叫作《通往北京的道路》的纪录片，最大的问题就是完全忽略了这一点。它就抓住了片面的几个点，吹捧赫德等人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了多么多么大的贡献。这是混淆是非呀。

你说外国雇员能不能对中国的现代化有贡献？其实这取决于我们中国人自己。如果我们能真正做到独立自主，那我们当然可以邀请西方人来协助我们改革治理技术。但如果我们连国家主权是什么都搞不清楚，那么对不起，就只能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公正地说，晚清洋务派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是非常糟糕的。

既然提到《通往北京的道路》，我还想再谈一个老掉牙的问题：西方殖民主义能不能传播现代化，或者说传播什么样的现代化？现代化是不是要感谢西方殖民者？

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大家看看亚非拉国家今天是什么样子不就明白了吗？

西方殖民者带来的现代化只是极少数腐败寡头的现代化，而不是大多数群众的现代化。大多数群众的现代化只能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才可能出现，只能产生于独立自主和平等交往这个前提之下。

就好比仅凭瘟疫不可能带来医疗水平和社会管理的进步，医疗水平和社会管理的进步是在人们积极防范瘟疫、与瘟疫作斗争的过程中取得的。你都躺平了你还怎么进步？

中国是今天世界上几乎唯一一个翻身的前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为我们是几乎唯一一个主要凭借自己力量获得民族解放，并真正走上独立自主道路的前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严肃地说，在我看来，还有一个国家也基本做到了这一点。它也的的确确在地理条件并不优越的情况下一度创造了外交、经济、军事、文化、体育等多个方面的繁荣，它独立自主的外交风格甚至一度成为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值得学习的对象。它的名字叫作“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