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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是穷人的武器

阶级斗争是穷人的武器

为了祖国强盛 · 2021-11-28 · 来源:作者投稿

导读:完全可以说,阶级斗争是穷人的武器,是穷人维护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的尊严的武器。也正是这个原因,无论地主资产阶级,还是不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修正主义走资派,他们都会害怕阶级斗争,畏惧阶级斗争,都会避讳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穷人的武器,是穷人维护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的尊严的武器。

阶级斗争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吗?显然不是。共产党最不怕阶级斗争,最喜欢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开篇就明确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毛主席更是告诫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完全可以说,阶级斗争是穷人的武器,是穷人维护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的尊严的武器。也正是这个原因,无论地主资产阶级,还是不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修正主义走资派,他们都会害怕阶级斗争,畏惧阶级斗争,都会避讳阶级斗争。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都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

中国历史上,穷人活不下去了,便会起来造反,反抗官僚富人阶级的统治。但是,他们一旦掌握了政权,成了富人以后,这个时候,他们就不喜欢阶级斗争了,就开始喜欢孔老二了,孔老二的那一套歪理邪说,便成为了为富人阶级服务的阶级统治的工具。

人民领袖毛主席是中外有史以来唯一一位在取得政权以后,仍然继续否定批判孔老二,仍然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仍然念念不忘进行自我革命和自我阶级斗争的伟人。

为什么会这样,根本的原因有两点,其一,毛主席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人民领袖,其二,毛主席是没有私心的人民领袖。

如果毛主席有私心,有打江山坐江山,自己和家人率先过上美好生活的思想意识,不愿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他就不可能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用阶级斗争的武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斗私批修,批判人们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批判人们头脑中的各种私心杂念,同时倡导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倡导学雷锋做好事。

伟大清明的毛主席时代,中国社会一派温馨祥和,基本没有贪污腐败,没有黄赌毒黑,没有假冒伪劣,没有坑蒙拐骗,没有杀人自杀,人民民风淳朴,勤劳善良,人心向善,社会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民的积极向上,勤奋好学,充满了理想,精神状况极其良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这些是无缘无故的吗?当然不是。它们是伟人倡导用阶级斗争的武器,斗私批修,自我革命,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彻底抛弃私心杂念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毛主席真的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治国理政的大师。

无可否认,毛主席利用阶级斗争的武器,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因为毛主席是真真正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真真正正的共产党人,真真正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理论家。如果不是这样,毛主席也许就是与许许多多的普普通通的领导人一样的领导人,他不会有很大的多么了不起的成就,不会使我们国家在短短的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在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医卫等等各方面都取得那么出色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灿烂与辉煌,更不会带给中国人民满满的满足感幸福感。那样,中国人民还会像今天这样,对他老人家念念不忘,心里始终在想着他,怀念他吗?不可能了。

因为毛主席从小就胸怀大志,深深同情人民的疾苦,所以,毛主席自从他成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就始终牢记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用他老人家的话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有了这个道理,于是就革命、就造反、就干社会主义。”毛主席正是用阶级斗争的武器,同国民党反动派斗,同小日本帝国主义斗,最终斗出了一个红彤彤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同样,又用阶级斗争的武器,治国理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双丰收。正是因为毛主席始终不忘阶级斗争,始终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所以,伟大的毛主席时代,才会成为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时代。

丢掉阶级斗争,丢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武器,必然会抛弃政治,一切经济第一,最终必然会滑向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搞阶级斗争熄灭论,搞全民党,全民国家(抛弃阶级斗争),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戈尔巴乔夫同样搞不要阶级斗争的“新思维”,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催生了一大批修正主义官僚买办分子,最终使得具有七十多年辉煌历史的苏联轰然倒塌。

毛主席说过,“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正确,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才能千秋万代,人民的富裕与幸福才不会失掉。苏联的教训不是太深刻了吗?2021.11.27

刘继明:柳传志们的底气从何而来?

刘继明 · 2021-11-28 · 来源:作家刘继明公众号

导读:如果仅仅盯着柳传志和联想们,根本不可能解开问题的“死结”,必须从四十多年来已成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新意识形态的改开本身去追问。两者之间仅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捅破这层纸,我们就知道柳传志的底气从何而来了。

近期,人称“左派第一名嘴”的司马南连发七期视频节目,对柳传志等一众联想高管,在企业严重亏损,“资不抵债”的情况下还拿上亿元的天价年薪和大比例分红,以及涉嫌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进行了持续的揭批。一时间,以司马南为标杆,在互联网上迅速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挺司者赞其为“英雄斗士”,挺柳者骂其为“极左”和“人间毒瘤”,在舆论场上引发了一场剧烈的震荡。

揭批联想和柳传志这件事其实并非始于司马南,而是近两年因举报方方别墅事件而名噪一时的“明德先生”,他在微博上连续发布了多条微博,最初盯的主要是柳传志和联想高管们拿高薪的问题,话题局限在新浪微博上,影响并不大,但随着司马南的加入,将联想从中科院剥离出去,“改制”成民营企业过程中国有股份占比渐渐稀释,实际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以及二十多名高管都是外国籍等问题,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直到前几天,柳传志授意其“高级女秘书”请司马南喝茶,意欲私了,在被其拒绝和曝光之后,联想方开始组织力量对司马南进行反击,才升级为一个全社会关注的公共事件。

这件事目前还处在发酵当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作出评价还为时过早,但就目前浮出水面的诸多迹象看,这并非一起孤立或偶然的“舆情”,而是当下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一种典型症候。例如前些时中央提出“警惕资本无序扩张”,并出重手整治以蚂蚁资本帝国为代表的金融领域乱象等一系列举措,甚至同前不久中央提出推进“共同富裕”决策之后,某些人故意解读和歪曲为“劫富济贫”“平均主义”的奇谈怪论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譬如有人高调评价柳传志是中国企业界的“教父”,素有公知范儿的央视名嘴白岩松煞有介事地说,“柳传志和他的老伙伴定义了‘中国企业家’。”联想团队还一边攻击司马南的人品如何如何差,一边指责他“迫害”企业界,“否定改开”,是“扣帽子”“打棍子”的文革遗风之类。这话术、这味儿十分眼熟,让我想起前些时的胡锡进和李光满之争,乃至一年前那场围绕方方日记引发的影响更大的公共事件,仿佛是一部戏剧换了个名字后重新上演……

随着素有“叼盘侠”之称的《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加入,这场大戏更好看了。胡就司马南炮轰联想事件写了一篇文章,其立场以及那套车轱辘似的骑墙话术,我从去年他对方方的明批暗保,到今年初挥舞大棒讨伐李光满时暴露出其作为精英和资本集团看门人嘴脸的一系列表演中,早已领教过,即使不看那篇文章,我也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和要说什么。我感兴趣的倒是李光满最近的一篇文章,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李光满在遭到胡锡进口诛笔伐后首次与胡直接交锋。

李光满认为,胡锡进的文章完全不提公众最关注且广受质疑的几大问题,一是联想为什么在5G标准投票时将票投给美国高通公司而不投给华为?二是联想为什么要向美军捐赠电脑等大量设备?出于何种目的?三是在将总部迁往美国后,联想还是一家中国公司吗?四是联想为何将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仅仅过了一个工作日就撤回?五是联想与滴滴到底是什么关系?六是联想是如何变成一个金融帝国的?到底有没有违规违法行为?七是最重要的,面对司马南拿出来的各种证据,胡锡进为何没有拿出证据否定司马南对“联想涉嫌国资流失”的质疑?以上关于公众对联想广泛关注的几大关键焦点问题,胡锡进完全没有提及,却说“倒过来追究联想是否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需要非常非常谨慎”,在“谨慎”之前加上了两个“非常”,到底是一种公允的态度还是有选择的有意回避?

李光满还指出,胡锡进在评价联想和柳传志时,提出“倒过来追究联想是否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需要非常非常谨慎”,将会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造成打击,增加他们的不安全感”时,表面看是在为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着想,其实是在反复替联想和柳传志辩护,完全没有考虑国家、人民可能在这一事件中遭受的重大损失,为什么胡锡进会与站在国家和人民立场上的司马南得出的结论南辕北辙,有着天壤之别?显然是立场不同所导致的。

李光满的这些观点击中了胡锡进的软肋,也触摸到了联想事件的实质,以及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评价以柳传志为代表的资本精英在四十多年改革开放中扮演的角色,他们是怎样从改开的弄潮儿和推动者蜕变成社会财富的蚕食者和掠夺者和“买 办”的?国企改制过程中出现侵吞国 有资产的“原罪”问题要不要进行清算?什么叫企业家精神?企业家乃至整个精英集团对国家和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是什么?

有一篇题为《向一切买办开炮》的文章,将联想事件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当下的共同富裕等议题联系起来:“在全社会提倡共同富裕的的今天,这场争论“堪称新时代真理标准大讨论”,具有划时代意义,事关人心向背!”用语稍嫌夸张,倒也切中肯綮。

刚读到郭松民的《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司马南质疑联想》一文,似乎表达了跟我相同的忧虑。郭文认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企改制”过程中,天文数字的国有资产,被一些人(主要是管理层)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成为许多今天的“民营企业家”的“第一桶金”,损害了亿万普通劳动者的利益,侵犯了人民最基本的公平感、正义感,也是以“教父”柳传志为代表的“新阶层”的“原罪”。它已经成了一道无法愈合的历史伤口,不解决,社会会因此不断地被撕裂。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不能以装聋作哑的方式搪塞过去。

郭文还提出了具体的“彻底的解决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有论述,列宁关于‘剥夺剥夺者’的论述则更加透彻和酣畅淋漓,新中国成立后,在‘一化三改造’总路线指引下所进行的成功实践,也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即便退一步说,承认新阶层(或‘新阶级’)在当下的历史阶段有存在的必要,他们也必须对历史和人民有所交代,主动采取措施,还清历史欠账,同时还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对中华民族复兴是有益,而不是有害的。”

我完全赞成郭松民的看法,但同时也觉得,在这场由联想引发的国有资产流失和企业家责任的问题的论争中,无论是司马南对联想和柳传志的质疑,还是郭松民对企业家责任的诘问,都忽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柳传志和中国的企业家(资本家)与改革开放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不搞清这个问题,就无法理解联想事件持续了这么长时间,为何还局限在自媒体,官方和所有的主流媒体一片沉寂,有的甚至力挺柳传志,跟一年前方方因日记遭到全民声讨后,绝大部分主流媒体和官方始终保持沉默的情形何其相似乃尔。力挺司马南的也都是分布于自媒体上的中低层民众,发文支持方方和柳传志的都集中在各大门户网站,不是资本精英就是知识精英——作为改开的最大受益者和定义者,他们显然是同一拨人。这些匪夷所思的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思索。

昨天,我在某微信群里看到一位网友的留言:“看了郭松民的文章,认为他只指出了两类应当对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方一一‘主流经济学家’和‘主流媒体’,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上面的‘两主’的功能是动嘴巴摇笔杆,造舆论,而真正动手的却是实权派之一 一一 各级国资委。比如当时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就是国有资产流失的大操盘手,他就主张‘管理层收购’、‘管理层占股’,其理由是:如果不给国企管理层足够高的经济利益,国企就留不住优秀的管理人才,都会跑到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去。这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相去不差十万八千里。李荣融们的思想实际上和贵州军阀王家烈部下的思想是一致的一一‘弟兄们,给我上!活捉G军的尝二两大烟土!’后来,在捍卫国企的网民的万炮齐轰下,李荣融第二个任期未满就被免职了。接着换了一个蒋洁敏接替李荣融,而蒋洁敏却是一个大贪官……”

这位网友虽然还没有把话说透,却点到了问题的要害。司马南们挖出的柳传志和联想的问题是改开以来所有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共同特征。他们之所以先富起来,一路攻城掠地,畅通无阻地走到今天,一面在主流语境中被捧成改革开放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如柳传志被推崇为企业家“教父”和被官方授予“改革先锋”),一面却越来越背离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日益买办化、寡头化,甚至拒绝偿还“先富带后富”的历史债务,这显然是无法用个人欲望乃至马克思曾经指出的所谓资本的贪婪去解释的。如果仅仅盯着柳传志和联想们,根本不可能解开问题的“死结”,必须从四十多年来已成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新意识形态的改开本身去追问。两者之间仅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捅破这层纸,我们就知道柳传志的底气从何而来了。

但这个话题过于敏感,也是我迟迟没有对联想事件发表意见的原因,这里只能点到为止。

有朋友希望我对这起事件的走向做一个预测。基于前面的分析,我觉得大概率会像方方日记事件那样不了了之、无疾而终。

但愿我是错的。惟愿我的遭遇不要在司马南身上重演。

那么,司马南们对柳传志们的揭批和斗争是不是毫无意义了呢?

当然不是。

还是那句话:左派的奋斗目标依然遥不可及,但其意义就在于斗争本身;斗争也许不可能在短期改变现实,却能防止社会完全被资本集团俘获,朝极端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为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2021.11.27

柳传志是个什么“教父”?

原创 申鹏 平原公子

导读:如果这就叫“中国企业家教父”,那么他教中国企业家干什么呢?教中国的企业家如何“把国有企业变成自己的”吗?如何资本运作以小博大吞掉国有资产吗?如何利益输送瞒天过海,掏空上市公司, 把债务留给公司,把风险留给社会和国家,把财富留给自己和自己人吗?

最近很多人给联想喊冤叫屈。

我看了一下,联想的支持者们就很搞笑,有关国有资产流失的事情一样都不回应,不拿数据和事实说话,天天搁那儿卖情怀,拉大旗做虎皮,口口声声吹什么“商业教父”、“企业家导师”、“XX先锋”,摆资格讲辈分。

似乎柳传志可以一辈子躺在功劳簿上千秋万载一样。

更何况,柳传志的“功绩”真的经得起推敲吗?他的功绩,难道就是靠蛇吞象侵吞国有资产、培养出一堆亿万富翁、打造出一个全球最大的电脑组装销售公司吗?

柳传志之所以是商业教父,正因为他创造了一种瞒天过海、暗度陈仓的模式,把国有的变成私有的,把集体的变成个人的。

1986年,柳传志当上了计算所公司总经理,并提出了“国有民营”战略,柳传志将联想的“民营化”正式摆上日程。1988年,柳传志找到了香港商人吕谭平,于是“香港联想”就诞生了。

1988年,“北京联想发展”(计算所公司)、中国技术转让公司(贸促会下属公司)和香港导远公司一起在香港成立了合资企业“香港联想”,此“香港联想”即为后来上市的“联想集团”前身。

香港联想成立以后,北京联想和中技转公司两家国企共持股67%,吕谭平等四名港商控制的导远公司持股33%,原始股本为90万港元,三家公司各出资30万港元。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中技转”公司的董事长,就是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

当时香港联想虽然仍然是国有控股,但是中技转公司由于是在香港注册所以按“外资”入股,吕谭平等人则按“外商”入股,实际上当时的香港联想已经是国有民营三分天下。香港联想成立以后,借着北京联想微机总代理的身份,以及中技转公司的巨额贷款,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而香港联想上市,更是个高端的玩法:

本来香港导远是没有能力买下联想的,根据联想集团在香港上市的招股书显示,1992年10月北京联想曾投入9890万港元,吕谭平等四名港商则投入10万港元对香港联想进行了增资扩股。此次增资后,香港联想上市发行的6.75亿股份中,北京联想得到了2.618亿股,吕谭平等人则得到了2.08亿股。

为何港商只投入了10万港元,竟然能换来2.08亿股的股份?后来柳传志在接受采访时公开透露,当年联想增资的9890万港元有4300万(552万美元)借给了港商,让其得以负债持股。

1993年6月28日,柳传志背着北京联想董事,将3000万美元专项贷款中的1270万元借给南明公司,再由南明公司将这1270万美元中的552.58万元借给导远,作为港商对香港联想的增资。1992年的增资扩股使香港联想股本金增至约11000万元。

1994年2月14日香港联想挂牌上市,总共发行6.75亿股,其中北京联想得到2.618亿股,港商得到2.08亿股,技转公司实投股本金和港商相同仅得0.15亿股。上市后的股份比例中方从67%变为40%左右。

靠着联想此次上市,吕谭平等人不仅还清了负债,而且实现了一夜暴富,香港联想也顺利实现了从一家国有控股企业到民营企业的转变。

上图就是当年联想子公司和香港导远之间的借贷文件。

讲白了,这件事就是港商“向联想借钱,买下了联想”。我可以从蚂蚁花呗借钱买下阿里巴巴吗?

在“国退民进”后,吕谭平等变成与北京联想并起并坐的大股东,香港联想破天荒地连续二年(1995年4月—1997年3月)出现巨额亏损,合计达二亿五千万港元,1996年公司财务无法周转,靠国家巨额贷款渡过难关,港商未出一分钱支持,未承担任何风险。由于香港联想的“AST总代理”业务因北京联想销售自有品牌PC而衰落,海外板卡业务因连续二年亏损而大伤元气,香港联想已无从恢复嬴利能力,变成“鸡肋”,1996年8月16日股票最低曾降到0.29港元。

其时,杨元庆领导联想微机取得了亚洲第一的业绩,再加上当时股市大势有利,北京联想具有极好的上市前景。但柳传志不采用北京联想单独上市,也不买壳上市,而是在港商负债持股的情况下,决定将北京联想注入香港联想,实行“整合”。1997年北京联想注入香港联想实行整合后,股价不断上升,2000年3月6日最高价曾升至70港元。由于港方已退出香港联想,可自由买卖股票,离开联想时,港方按每股1.33元抵债,化了0.32亿股,最后净剩1.76亿股(香港联想股票一分四后,相当于7.04亿股),所以这些股票套现后有可能得近百亿元港币。

讲白了,柳传志心心念念要保住的是自己“私有化”的成果,北京联想是国家的,但香港联想是他自己的。今天我们讲的“联想集团”,其实就是“香港联想”。

当年联想第二号人物,总工程师倪光南之所以离开联想,对外是称“贸工技”和“技工贸”之争,实际上就是因为倪光南在1994年举报香港联想上市,有侵吞国有资产的嫌疑,最后董事会开会决定,请倪总工离开,他走的时候,作为这个公司的二号人物,居然没有半点股份。

2000年,联想实行了一次股权改制,原本联想的股权分配如下:科学院占20%,计算机占45%,员工占35%。股改之后,科学院占65%,计算机所变成0。这个股权改制最大的问题,就是拿走了所有科研人员的股权,计算机公司的股权变成0,全部归到“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下面,这就去掉了计算机所所有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联想股改的最后结果——联想的高管们一夜暴富,而计算机所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一夜之间被剥夺。

最初的时候,柳传志作为联想的是总经理,股份是0%。但在联想股改后他的股权不断增加,以至于达到了15.9%,成为了中国科技产业顶级富豪,而联想的普通员工和科研人员,却没有得到股权激励。

联想当年的股改采取的MBO方式,由“员工持股会”,用所谓1.5亿未分配的利润,购买了国有资产。这里的问题在于,不但这1.5亿不足以买下35%的公司股份,而且这些利润本身也是国有资产,如何可以拿来购卖国有资产?

这个股权改制最大的问题,就是拿走了所有科研人员的股权,计算机公司的股权变成0,全部归到“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下面,这就去掉了计算机所所有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联想股改的最后结果——联想的高管们一夜暴富,而计算机所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一夜之间被剥夺。

但这样的股改,柳传志依然觉得不够,他要的是——联想彻底成为一家不受国资控制的企业。

为了进一步将身上的国有印记洗除,联想控股在2009年又进行了一次改制。此次改制过程中,中国泛海控股集团以27.55亿元买入了中科院挂牌转让的29%联想控股股份,成为第三大股东。

柳传志强调:“泛海加入以后,更能够从股份角度说明联想是一个全民营的企业,我相信从这个角度来讲,对‘lenovo’品牌在国际方面的业务是有好处的。”

有人说,当年国有资产流失是普遍问题,所以不能追究,这就是一句不服责任的屁话,照你这么说,当年那些人民的财富,都流进了少数人的口袋,就不用管了?那么曲婉婷她妈的操作是不是也无罪了?

今天来看,一点没错,柳传志、杨元庆、朱立南......哪个不是亿万富翁?联想集团的二十多名董事、高管及核心技术人员在2020年拿到的总薪酬是9.34亿元,人均超过3000万元(其中杨元庆的薪酬为2616.6万美元,约合1.7亿元人民币)……

从2011年开始,杨元庆连续三年蝉联福布斯“中国最贵CEO”薪酬榜,至今还以1.7亿元的年薪高居中国上市公司中“最贵CEO”,联想普通员工年薪大概20万左右,杨元庆一年的工资,能让联想的一名普通工人从南宋打工到现在。

联想高管中,其实杨元庆薪资还不是最高的,还有两个美国人,一人年薪1.95亿,另外一人年薪1.84亿。

2021年3月31日,联想集团的净资产只有237.3亿元,而资产负债率高达90%,比恒大还高。

联想集团2021年负债高达2259.22亿元。这一数据连续三年以高于10%的速度不断增加,2019年负债金额为1743.40亿元,2020年增长14%,至1988.71亿元,2021年继续增长13.6%,至2259.22亿元,其中流动负债高达1798.67亿元,占比79.6%;非流动负债460.55亿元。

联想的负债率越来越高,但公司高管的薪水却越来越高。3年报告期内,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在公司领取的税前薪酬为9.33亿元,这一数字去年是9.09亿元,在前年只有5.64亿元,也就是说,高管总薪酬在2年间上涨幅度超过65%。

“联想集团为独立董事每人提供的薪酬和股票奖励也十分不菲。比如2020年5月成为联想独立董事的前主持人杨澜,她获得的年度董事酬金为33万美元(约234万元人民币),包括现金10万美元及价值23万美元的股权权益。”

“杨澜是独董中得到酬金最少的,目前联想集团共有6名独董,其余5名独董的持股权益占比均在0.01%以上,最多的WilliamOttoGrabe拥388万股普通股和401万股奖励股份,约为人民币5754万元。”

我们想一想,如果这就叫“中国企业家教父”,那么他教中国企业家干什么呢?

教中国的企业家如何“把国有企业变成自己的”吗?如何资本运作以小博大吞掉国有资产吗?如何利益输送瞒天过海,掏空上市公司, 把债务留给公司,把风险留给社会和国家,把财富留给自己和自己人吗?

有人要问,国企和私企有区别吗?国有资产和私有资本有区别吗?

有的,区别很大!

国有资产的一切营收,都是为了扩大再生产,服务于整个社会,而私有资本只是为了资本家个人财富的增加。

国企会给我一个普通老百姓修铁路、修公路、发电、输电、保障我的生存和发展,柳传志们不会!

当年苏联解体后,那些苏共的高层、国企的领导们,摇身一变就成了俄罗斯的财阀寡头,但这些寡头,有为俄罗斯的繁荣富强、俄罗斯人民的生存发展做出一丝一毫的贡献吗?

网友精彩点评

夜的静

买办教父啊,对中国满门中劣,对美帝满门忠烈

郭熙

新时代买办教父,国有资产流失的教父

王京

柳传志是“贸工技”教主,柳家满门终裂,牛!

小百科

这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

乌拉乌拉乌拉

柳传志是地主型资本家的教父。

高众

所以他女儿那个什么滴滴,卖国也是有血统传承的,可笑还有一群人捧臭脚,所以说,舆论和文化的阵地,我们丢失了太久,需要尽快正本清源,肃清歪风。

成王败寇

那些为他鸣冤叫屈的大概都是一路人。

邹卫

无条件支持司马南

麦菜梗

教父,教你如何负债?拿着巨额高薪的联想高管们的最终目标就是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尽可能的掏空企业,压榨供应商,然后装满自己的口袋。联想去掉那些所谓的商标、专利等开不见摸不着的无形资产,基本已是资不抵债。大厦要倒了,最可怜的是那些中小供应商,辛辛苦苦一年利润还不如人家高管一个月工资的零头,还要被拖欠。这次能洗的白吗?

比蒙

美帝良心想!5G标准投票时已经彻底暴露了嘴脸。我信了他的邪!

天行者

为国为民的才能称之为“父”,一味的出卖国家利益中饱私囊的称之为“贼”!

赛博朋克

出来混还是要还的,做了丑事的最终一定要曝光,还要收到审判,最终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是小胡子呐

还有说把联想打倒了就便宜戴尔惠普这些外国电脑品牌了,我就奇怪啊,我们国内就没有其他电脑组装厂了?

李文兵

买办教父,资本吸血教父,贪得无厌教父!很多教父头衔的!

观自在

有多少下岗职工不清楚,我们这个城市化工、纺织、机器制造、钢铁厂国有大中企业几乎全军覆没。只要在工厂上班,几乎家家有下岗职工,甚至一家全部下岗。

汪亮明

买办阶级的教父

是谁掏空了联想?

原创 申鹏 平原公子

长久以来,联想一直没有正面回应社会上的质疑。

有人高高在上,精英气十足地批评普通网友,说他们:“不知过去,不念未来,目光短浅,不懂得柳传志重新定义了中国企业家,觉得吃第五个馒头饱了,就觉得前四个馒头毫无价值......第五个馒头才功勋卓著一样。”

这是何等傲慢无知的言论,简直让我气笑了,前四个馒头是被谁吃了?联想的柳传志、朱立南、杨元庆、香港股东、外籍高管们吃撑了肚子,普罗大众吃到馒头屑了没有?

是啊,我们现在远远没有吃饱,杨元庆一年1.7亿的工资收入,足够一个普通联想员工从南宋打工打到现在,那这是谁造成的?馒头都到哪里去了?

此外,你们把今天社会发展进步的成绩,都归功于柳传志这些“XX先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在那之前,有人真正为人民做出了前四个馒头?

我们从头说起吧!

联想的前身,是1984年中科院计算机所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注册资本130万元,是一家全民所有制的国企。有着国家资本和中科院的科研技术支持。

说到联想的历史,总绕不开一个人,这个人很重要,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当初的联想,然而这个人在中国IT和商业界,几十年间就像被遗忘了一样。现在大家都只知道“商业教父”柳传志,而忘了他的名字。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他是联想的创始人之一,是当年联想的总工程师。

当年计算所公司创业团队排序是:所长兼董事长曾朝茂副研究员,总经理王树和,总工程师倪光南副研究员,副总经理张祖祥,副总经理柳传志实习员。

倪光南当年所在的联想当年有多厉害?我简单说,他们在1985年,就设计研发出了“联想式汉卡”和微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且在1988年开始研发芯片,到1993就研发出五个ASIC芯片,实现了产业化。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关村如果只是靠做贸易中心就长久不了,硅谷不是贸易中心,硅谷是新技术的发源地。”

联想式汉卡的发明,让他帮助联想掘到了第一桶金,在前三年汉卡就为公司创造了1200多万元利润。在联想式汉卡的10年寿命期中,总共销售出16万套,利税上亿元。

背景资料:

早期的计算机使用中,因为计算机的处理能力有限,为了提高计算机的效率,减少在汉字输入过程中对存储器的频繁访问,研制了汉卡。使用汉卡可以有效的提高计算机的速度,尽可能的减少占用计算机内存空间。

联想汉卡,是一种软硬件结合的技术,用硬件芯片的方式,搭配专用软件,去解决汉字输入的问题。

联想汉卡硬件用来存储汉字字库并提供高速汉字显示功能,当使用者用键盘输入汉字的编码时,汉卡软件会自动将它们转换为汉字或词组,然后进入计算机进行处理,最后,包括汉字信息的处理结果可以在显示器上显示或打印出来。而联想式汉卡和其他汉卡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提供联想功能,就是利用中国文字的上下文关联性,方便了用户的使用。

《中国青年报》马役军这么描述到:“我看到操作人员打出一个‘记’字,屏幕会自动闪现出‘记者’、‘记录’、‘记分牌’等一连串联想出的词组。”这样的功能在现在来看并不算什么,因为现在有搜狗、有科大讯飞之类,但回到20多年前,这样的性能为联想式汉卡赢取了大量的市场。

从中科院计算所1968年参与研究汉字显示器开始,联想汉卡的设计师倪光南就开始了联想式汉字输入方法前期研制工作。而后来在1983年,采用Z80芯片开发出来的“LX-80汉字图形微型机”就具备了联想汉卡的基本功能。

“联想”这个公司名字的由来,就是来自于倪光南院士研发的“联想式汉卡”。

联想式汉卡硬件共八个型号,软件数十个版本,其核心技术是软件和芯片。1990年推出了采用自行设计的超大规模专用集成电路(就是上图中的ASIC)芯片的7型卡),性能价格比很高,成为各型号中销售量最大的一种。

这也让他成为当时IT界的风云人物,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当时的中科院奖励了他50万元人民币。

但是,倪光南院士把这50万捐了出来,他用这些钱,给中科院研究生院装电脑、为国家教委装配电子教室、建立其他奖项、奖励开发者.....科学家的思维,就是这么简单。

自1988年以来,联想自主研发了5个ASIC芯片并成功地应用于汉卡、微机和汉字激光打印机,一切都生机勃勃。

当年联想的ASIC芯片,无论是设计理念还是工艺上,都算得上先进。ASIC技术的7型卡,就是DLX9000芯片,集成了约6000个门,采用1.5微米工艺。ASIC的9型卡,采用TLX9200芯片,其上集成了21000个门,采用1微米工艺。ASIC芯片LXCG9000的联想激光打印卡,使打印汉字的速度提高十倍左右。在那个时候的时候,联想在自研芯片的产业化和应用上,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然而到了1994年,倪光南在联想领导层参与下又与复旦大学和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资建立芯片设计中心(“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的意向,准备大力发展集成电路芯片设计能力的时候,柳传志唱了反调。

他以一纸200字的便条,终结了倪光南的努力,使得芯片设计中心胎死腹中。

此后无论倪光南如何努力,如何分析芯片“产学研”结合的前景,甚至四处奔走,帮助筹措资金,还得到了国家经贸委1100万元的科研费和数千万元的贷款支持。但柳传志依旧不置可否,白白浪费了一次宝贵的机会。顺便还否决了倪光南刚刚起步的程控交换机项目。那时候,联想的程控交换机,其实比华为起步更早。

当年,自研芯片、程控交换机、其实都是联想《1995年发展规划》中的项目,规划中曾明确提出“建成专用芯片,ASIC开发设计中心,集团公司内设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发重点是高性能接口芯片,多媒体用芯片,全定制VLIC专用芯片,使联想集团在芯片设计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带动国内IC产业发展。”

可惜,柳传志亲手把一切,扼杀在萌芽状态。相比技术,柳传志更热衷于挣快钱,所以跟上了90年年代房地产的脚步,他从1992年开始,就在在烟台、福州买地,1993年柳传志更用8000万港元在惠阳买了大块地,后来成为“联想惠阳工业园”或“联想大亚湾科技园”。

如果1994年倪光南筹划的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公司能够顺利组建起来的话,凭借联想、复旦等的“产学研相结合”,在国内几乎没有竞争对手。

倪光南于1992年立项研发联想程控交换机。1994年7月,联想与华为同时取得了入网证。联想程控交换机已经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所在的中南海电话局采购使用,本来前景巨大。但随着倪光南在后来的内斗中被扫地出门,联想直接取消了程控交换机事业部,也就错过了ICT融合的战略时机。

作为国资背景的科技企业,有着中科院的技术、资金、人才支持,为了国家的高新产业搞研发、攻克核心技术,本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柳传志说:“那个时候搞核心技术,我们连饭都吃不上”。从这个时候开始,联想开始转型。

一般人所知道的“倪柳之争”,都被描写成路线之争,也就是“技工贸”和贸工技“之争。

大家读到的故事是这样的:

1994年,由于在研发路线上产生意见分歧,时任联想总工程师的倪光南与时任联想总裁的柳传志渐生不合。倪光南认为,联想应该对标英特尔“芯片”技术,希望全力开展“中国芯”工程,走技术路线。而柳传志则认为,联想应该发挥制造成本优势,芯片、操作系统造不如买。最终导致了倪光南被扫地出门。

这是一半事实,还有另外一半事实,大家都讳莫如深,那就是联想上市的问题。

1988年,“北京联想发展”(计算所公司)、中国技术转让公司(贸促会下属公司)和香港导远公司一起在香港成立了合资企业“香港联想”,此“香港联想”即为后来上市的“联想集团”前身。

香港联想成立以后,北京联想和中技转公司两家国企共持股67%,吕谭平等四名港商控制的导远公司持股33%,原始股本为90万港元,三家公司各出资30万港元。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中技转”公司的董事长,就是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

“中国技术转让公司”是中国贸促会下属的公司,技术转让公司是创建香港联想的中方股东之一,当时,港方吕谭平等四人是平民,北京联想(1988年创建香港联想时还叫计算所公司)规模也不大,在香港借不到钱,因此全靠贸促会方面提供成亿元的贷款,扮演了风险投资者的角色,柳的父亲柳谷书先生就是技术转让公司的领导。

当时香港联想虽然仍然是国有控股,但是中技转公司由于是在香港注册所以按“外资”入股,吕谭平等人则按“外商”入股,实际上当时的香港联想已经是国有民营三分天下。香港联想成立以后,借着北京联想微机总代理的身份,以及中技转公司的巨额贷款,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1993年6月28日,柳传志背着北京联想董事,将3000万美元专项贷款中的1270万元借给南明公司,再由南明公司将这1270万美元中的552.58万元借给导远,作为港商对香港联想的增资。

1994年2月14日香港联想挂牌上市,总共发行6.75亿股,其中北京联想得到2.618亿股,港商得到2.08亿股,技转公司实投股本金和港商相同仅得0.15亿股。上市后的股份比例中方从67%变为40%左右。

在“国退民进”后,吕谭平等变成与北京联想并起并坐的大股东,香港联想破天荒地连续二年(1995年4月—1997年3月)出现巨额亏损,合计达二亿五千万港元,1996年公司财务无法周转,靠国家巨额贷款渡过难关,港商未出一分钱支持,未承担任何风险。

由于香港联想的“AST总代理”业务因北京联想销售自有品牌PC而衰落,海外板卡业务因连续二年亏损而大伤元气,香港联想已无从恢复嬴利能力,变成“鸡肋”,1996年8月16日股票最低曾降到0.29港元。

其时,杨元庆领导联想微机取得了亚洲第一的业绩,再加上当时股市大势有利,北京联想具有极好的上市前景。但柳传志不采用北京联想单独上市,也不买壳上市,而是在港商负债持股的情况下,决定将北京联想注入香港联想,实行“整合”。

倪光南闻讯后实名向上级反映,希望立即纠正因“负债持股”造成港商侵占大量国有股的情况,认为“匆忙地再向香港联想注入巨资,势必造成国有资产的继续流失”。

1997年北京联想注入香港联想实行整合后,股价不断上升,2000年3月6日最高价曾升至70港元。由于港方已退出香港联想,可自由买卖股票,离开联想时,港方按每股1.33元抵债,化了0.32亿股,最后净剩1.76亿股(香港联想股票一分四后,相当于7.04亿股),所以这些股票套现后有可能得近百亿元港币。

“倪柳之争”的真相是,作为联想集团企业董事的倪光南发现大笔公款被挪用,按组织程序给董事长反映。

我简单解释一下,香港联想上市的时候,港商股东们没有钱,是负债持股的,而这时候,柳传志是让“港商从联想借钱,买下联想”,合并上市,最后让港商们风风光光套现走人,这就是倪光南后来一直说的——联想最大的贡献,就是造就了一批亿万富翁。

所以,倪光南在1994年向组织反应:联想香港上市的做法,有侵吞国有资产的嫌疑。然而他多次反映情况,最后换来了一纸中科院的文件,请他走人。其间,有八位院士联名上书支持倪光南,要求中科院调查联想股权事件,甚至还有全国人大代表联名上书......结果中科院的答复都非常强硬,“柳传志没有问题,倪光南必须离开”。

当年宣读这份文件的人,是计算所所长曾茂朝,多年之后,他也颇为坦诚地表示:倪光南的出局并非由于贸工技的路线出了问题。

曾茂朝曾经激动地对一个记者说,“你知道方正吗?你知道王选吗?你知道方正的总裁经常换吗?为什么经常换?换总裁的动力在哪里?王选是院士,倪光南也是院士。”

还有当事人说了一句更为贴近真相的话——90年代的中国,相比科学家,大家更喜欢企业家。

大家记住“曾茂朝”这个名字,实际上他才是整个中科院计算所的一把手,是柳传志的领导,也是联想的领导,此后的联想的变化,和他脱不了关系。

2009年9月,中科院旗下的国科控股将29%的联想控股股权以27.55亿元转让给泰山会会员卢志强的泛海控股。联想控股在2008年底的净资产为139.49亿元,29%的资产就是40.45亿元,国有资产被贱卖了12.90亿元。

2009年,在中科院为其量身打造的受让条件的护航下,名不经传的民营企业泛海集团以27.55亿元从中国科学院手中接过联想控股29%的股权,泛海集团成为联想控股第三大股东。联想控股总裁柳传志接替中科院的曾茂朝升任董事长,泛海集团董事长卢志强出任联想控股董事。

卢志强与柳传志是多年的老朋友,卢志强认为柳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杰出的企业家。除了卢志强与柳传志的个人友谊之外,联想也曾在2005年的时候帮过泛海,而泛海也如期偿还了联想的债务,这让柳传志对泛海的信誉赞不绝口。卢志强坦言:“经过十几年的磨合,联想基本上把泛海看透了,泛海也把联想看透了;柳总把我看透了,我也把柳总看透了。”

从此,柳传志正式成为了联想控股的掌舵人,有人要问,当年的国企老领导曾茂朝哪里去了?曾茂朝成了联持志远的股东,而联持志远,是联想的第二大股东,曾茂朝的妻子胡锡兰,赫然也在股东之列。

你以为,这29%的国有资产,真的是给泛海的吗?其实泛海和卢志强只是个“中转站”,2010年,柳传志、曾茂朝等人成立“联持志同”,然后以14家联持会为主体成立“联持志远”,用“联持志远”合并吸收联想职工持股会,联持志远持股35%。2011年12月,泛海控股以协议方式转让9.6%股权给柳传志3.4%、朱立南2.4%、陈绍鹏1%、唐旭东1%、宁旻1.8%;2012年2月,泛海控股以协议方式向联恒永信(联想控股员工持股平台,股东有杨元庆、曾茂朝等人)转让8.9%股权。

也就是说,通过泛海这一波兜兜转转,把国有资产,通过各种交叉持股、股权转让,变成了柳传志、曾茂朝等人自己的股权和资产。

在2011年,还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柳传志的得意门生杨元庆买下了联想8%的股权,杨元庆并没有那么多钱,当时他贷款31.5亿港元,买下了联想8%的股权,柳传志在电视节目中对此大加赞赏,甚至说:“我就放心了”。

31.5亿港元,不是个小数目,杨元庆作为个人,没有哪家银行敢贷给他这么多钱,这个套路大概还是老套路,“向联想借钱,买下联想”。

我们不妨猜想一下,柳传志之前担心什么?杨元庆买下8%股权之后,他又放心什么?杨元庆增持之后,他直接和间接所持有的股权为9.62%。

而2014年联想控股在香港上市之后,中国科学院的股权被稀释为29.05%,名义上还是联想第一大股东,而我们知道,联持志远是联想第二大股东,占股权20.37%,而柳传志是联持志远的第一大股东。中科院虽然名义上是联想集团的第一大股东,实际上所占股份少于三分之一,已经失去了投票权。

联想控股是“联想集团”的母公司,占联想集团股份33.34%,而这时候中科院占“联想集团”的股份经过穿透之后,只剩下9.71%。也就是说,中科院在联想集团的股份,和杨元庆个人差不多了。

当年就有人当面问过柳传志,这算不算“国有资产流失”?柳传志大方回答:“那时候都不提这个概念”........

从2011年开始,杨元庆连续三年蝉联福布斯“中国最贵CEO”薪酬榜,至今还以1.7亿元的年薪高居中国上市公司中“最贵CEO”。贷款几十亿买下联想股份,然后给自己开每年上亿的工资?

杨元庆在2012年至2021年,累积薪资高达1.96亿美元。以当前汇率计算,约12.6亿元。除了天价薪资,杨元庆每年还从联想拿走大量分红。举个例子,去年杨元庆从联想集团分红可以拿到3.46亿港元,约2.8亿元。加上1.77亿元的工资,杨元庆一年可以从联想拿走4.57亿元。

联想高管中,其实杨元庆薪资还不是最高的,还有两个美国人,一人年薪1.95亿,另外一人年薪1.84亿。

2021年3月31日,联想集团的净资产只有237.3亿元,而资产负债率高达90%,比恒大还高。

联想集团2021年负债高达2259.22亿元。这一数据连续三年以高于10%的速度不断增加,2019年负债金额为1743.40亿元,2020年增长14%,至1988.71亿元,2021年继续增长13.6%,至2259.22亿元,其中流动负债高达1798.67亿元,占比79.6%;非流动负债460.55亿元。

联想的负债率越来越高,但公司高管的薪水却越来越高。3年报告期内,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在公司领取的税前薪酬为9.33亿元,这一数字去年是9.09亿元,在前年只有5.64亿元,也就是说,高管总薪酬在2年间上涨幅度超过65%。

“联想集团为独立董事每人提供的薪酬和股票奖励也十分不菲。比如2020年5月成为联想独立董事的前主持人杨澜,她获得的年度董事酬金为33万美元(约234万元人民币),包括现金10万美元及价值23万美元的股权权益。”

“杨澜是独董中得到酬金最少的,目前联想集团共有6名独董,其余5名独董的持股权益占比均在0.01%以上,最多的WilliamOttoGrabe拥388万股普通股和401万股奖励股份,约为人民币5754万元。”

我不知道联想的这些“独立董事”对联想到底有什么贡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能拿到这么多的股权和分红?

自2006年以来,联想累计盈利是67.21亿美元,至今一共进行了16次现金分红,累计现金分红额为41.22亿美元,其平均分红率达到了61.33%。这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也就是说过去十几年联想所赚到的钱,一大半都拿去分红了,进了股东和高管的口袋,联想还有多少钱去搞科技研发?

从整个联想的历史来看,我们不由发出如下疑问?

1、联想还是一家国有企业吗?

2、创办联想,是为了中国的科技发展,还是为了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

3、他们搞了几十年,是为了做大做强企业?还是为了掏空联想?

有人经常讲:“不要翻历史的旧账”。

我认为偏要翻,因为真理不辩不明,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不搞清楚当年发生了什么,如何指导当代的工作?不拨乱反正,给大家一个交代,如何团结大众、安定人心?如果因为当年的历史局限性,就对问题一直避讳下去,那么问题就会不断发生,将来谁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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